诸葛亮与刘备合作的基础是什么？

原创 至乐斋主人 至乐斋主人今天

诸葛亮与刘备合作的基础是什么？

不管是什么政体、什么制度，上下级间也不外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绝不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君臣格局下，君主和臣子的思想意识、个人修养、当时政治环境等诸因素的不同，也决定了君臣关系的不同。刘备可以三顾茅庐，诸葛亮感觉自己受到尊重，于是愿意为刘备效力，其他君主就不一定做得到，因而臣子也未必感受得到这种“知遇之恩”。这里就有一个人与人之间投缘与否的重要因素，即所谓的“知己”。

鲁迅先生曾经借一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来表达他与瞿秋白之间的友谊。这两位中国现代文坛上值得书写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友谊，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你来我往的泛泛之交，而是以文学为桥梁，以文人的心态走进对方内心世界中的精神之交。他们一生当中，虽然彼此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一个是文化上的斗士，一个是以书生意气指点江山的政治人物，但因为骨子里都散发出一股书卷气，所以两颗心就可以靠得很近。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但能够称得上“知己”的却是少之又少，尤其在政治领域更是如此。君臣之间能否成为“知己”，那是有条件的，而且君主的思想意识与行事风格是主要的因素。孟子对此有着入木三分的观察：“君主看待臣子如同自己的手足，臣子看待君主就会如同自己的腹心；君主看待臣子如同犬马，臣子看待君主就会如同路人；君主看待臣子如同泥土草芥，臣子看待君主就会如同强盗仇敌。”在君臣关系中，君是主导的方面。君主对臣子是什么态度，臣子对君主就会是什么态度。对于君主来说，与臣子成为“知己”，就意味着臣子是他的“腹心”。典型的例子就是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被后世称为“古今之盛轨，君臣之至公”。遗憾的是，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凤毛麟角，被后世津津乐道的仅仅这么一例。实际上，即使这么一例，也不是那么的纯粹，他们之间在合作共事的后期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裂痕。刘备为了给关羽和张飞报仇而执意与东吴开战，并没有听从诸葛亮这位“卧龙”的劝告，最后导致兵败身死，留下了深深的历史性遗憾。虽然刘备自己所说的与诸葛亮的“鱼水关系”并不具有普遍性，但作为个案研究，还是可以找到维系这种君臣关系的核心要素的。

政治基础

上级与下级必须思想一致、志同道合，这是双方共事的政治基础。唐代著名宰相裴度赞颂诸葛亮是兼有“事君之节”、“开国之才”、“立身之道”与“治人之术”的全才，“大名盖天下”的哲人。当汉末群雄并起之时，士人纷纷择主而行之际，诸葛亮却高卧隆中，以待明主。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成为千古盛传的佳话。在汉末军阀混战的年代里，各类智能之士选择什么样的人作为自己的君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密切相关，所以不能不认真对待。这就是所谓的“良禽择木而栖，忠臣择主而事”。诸葛亮为什么选中刘备作为自己终生辅佐的对象呢？这就与他们二人的政治观念有关了。

据《仙鉴》记载，诸葛亮在司马徽的引见下，到汝南灵山拜丰玖为师，学习兵法韬略。诸葛亮曾就自己今后的政治出路问题向丰玖请教：“曹操是国贼，孙权是窃命。我身处这样的乱世，只有退隐躬耕，养志乐道了。”丰玖对他说：“不能这样想。你有这样的才智而不去拯救百姓，就是没有仁者之心。不过，你出山时一定要选准方向，谨慎择主。刘备是汉室的后代，如果你去辅佐他，就可以建功立业。”

这个故事虽然属于民间传说，但也说明诸葛亮的政治观念并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慎重思考。《三国演义》中描述，刘备先后去了三次隆中才见到诸葛亮，而且做了极为生动的文学描述，历来被人所津津乐道。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刘备“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说明真有其事，除非诸葛亮对后主刘禅说了假话。刘备“三顾茅庐”的原因，一方面说明诸葛亮自视甚高，要考验一下刘备的诚意；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择主态度十分严肃。虽然他对刘备的大名早有所闻，而且自己对他也十分崇敬，但当刘备真的上门相请时，他不得不进行一番深刻的思考与比较，以确定自己今后的政治道路。

刘备是汉室宗亲，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在军阀混战中独树一帜，具有相当的号召力。正是刘备的这一政治形象和政治目标，才与诸葛亮的志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当他的好朋友孟公威要北归中原家乡时，诸葛亮曾劝他：“中原人才济济，成就大事何必一定要回故乡呢！”诸葛亮自己不投奔曹操的主要原因，倒不是因为中原人才济济，怕影响自己将来的“仕途”，而是他的正统观念很强，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视为“汉贼”，认为曹操的专权搞得汉朝的气数将尽，正是需要像自己这样的英雄豪杰出手拯救国家的时候。诸葛亮这种“兴微继绝”的宏远志向与政治观念，与刘备“兴复汉室”的政治目标是一致的，这是导致他们二人结合的根本原因。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说：“真正最知道当时情况的人（也就是活在当时的人），正是最看不出历史走向的人。”诸葛亮英才盖世，但北伐曹魏的大业无成，兴复汉室的壮志未酬，“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成为千古憾事。对于这件事，自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诸葛亮北伐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当时不具备灭掉曹魏的客观条件。首先，蜀魏战争是两个封建地方集团之间为了维护和扩大本集团的统治利益而进行的封建兼并战争，并不是“有道伐无道”，也就是说并不是什么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战争，因而也就得不到交战国双方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其次，当时蜀汉偏处益州一隅，人口不足百万；而曹魏占有十州之地，土地四倍于蜀，人口五倍于蜀，军队也远远多于蜀汉，而且众多的文臣武将更非蜀汉所能企及，双方综合力量对比，蜀汉明显处于劣势。再次，诸葛亮在战略战术的运用和人才的使用方面，也有一些不足和失误。比如，马谡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参谋长，并不适合做前敌总指挥，诸葛亮却反向行事，结果因马谡兵败而导致战略要地街亭失守，第一次北伐以失败而告终。最后，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军资物质难以得到及时供给，这也是北伐没有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这些因素，诸葛亮可能有的他看出来、意识到了，有些因素可能他根本不觉得，尤其是这个“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的虚幻性，是他当时的处境和身份所不能认识到、或者不愿意承认的。他在《后出师表》中承认“难平者，事也”，就是说许多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并且举了很多事例予以说明，最后总结道“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他本人只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诸葛亮与尤瓦尔·赫拉利虽然分别属于古今与中外的人物，但也算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曹操在诸葛亮眼里是“国贼”，而且千百年来在戏剧舞台上一直是“白脸奸臣”的形象，但当时乃至于以后的有识之士并不都这样认为。曹操年轻时就胸怀大志，力图改变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社会混乱的局面。他博览群书，特别喜欢钻研兵法，深受名士乔玄的赏识，对他说：“现在天下将乱，只有经邦济世之才方可扭转局面。安定天下，看来非您莫属了！”人物评论家、汝南名士许劭对他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对这个具有褒贬双重含义的评价，曹操本人听后很是得意。

东汉名臣李膺很善于识人，名望很高，但不轻易交接士人。当时的士人一旦被李膺所接纳会见，立刻就会声名鹊起，人们称此为“登龙门”。李膺的儿子李瓒后来官至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东）相，颇有其父识人的本领。在曹操地位低微时，李瓒就很看重他的才干，临终前嘱咐他的儿子李宣等人：“时局将大乱，而天下英雄没有能超过曹操的。你们以后不要跟别人，一定要归服曹操。”他的儿子们听从了他的话，投归曹操，果然在动乱中得以幸免。素有曹操阵营中第一谋士之称的程昱，对他也是极为佩服与敬重。他在劝范县县令靳允投靠曹操时说：“今天下大乱，英雄并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乱者，此智者所详择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被曹操称为自己的“奇佐”的谋士郭嘉，其谋略智慧足可与诸葛亮相媲美。郭嘉在择主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初投大名鼎鼎的袁绍，但与他略有交往，就透过其表面的强大和喧嚣的声誉，看到其致命的弱点。他对袁绍的两位谋臣辛评和郭图说：“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他认定袁绍不会有多大的出息，毅然弃暗投明，归顺曹操，表现出了深邃的政治眼光和果断的政治魄力。当他与曹操交谈后，庆幸自己遇到了雄才大略的明主，喜不自胜地说：“曹公真是我的理想之主。”曹操也对别人说：“使我成就大业的，必是此人。”郭嘉从此后为曹操呕心沥血地谋划军机，屡出奇谋，为曹操发展势力和统一北方做出了重要贡献，直到他38岁时英年早逝。曹操在赤壁大战失败后，曾感叹道：“郭奉孝（郭嘉字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曹操与程昱和郭嘉之间，如果没有政治目标的一致性，就不会有这种相得益彰的合作关系。

道德基础

上级对下级要任人为贤、不论亲疏，这是双方共事的道德基础。作为一个领导者，周围有一些自己信得过的人，对于搞好工作很有好处，大多数领导者都不希望自己的下属总是与自己拧着劲、对着干。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自己周围有几个所谓“刺儿头”，也不是什么坏事。老子就说过，善人可以作为恶人的老师，恶人也可以作为善人的借鉴。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说：“批评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因为他们指出了我们的错误。”由此可见，古今中外的所有贤哲都认同“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这个道理。

批评者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发现自己工作中的不足与错误，只要对这类人恰当使用，对他们的意见认真分析，虚心采纳，对工作反而有好处。同时，这也是一种宽宏大量的表现，更能赢得方方面面的敬重。如果领导者总是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或者搞亲亲疏疏、团团伙伙，必定会失去大多数人的信赖，最终会成为孤家寡人。刘备对诸葛亮的治政理事的才干非常欣赏，对他也放手使用，并且对自己的结拜兄弟关羽和张飞予以制约，告诫他们要尊重诸葛亮，支持他的工作。如果没有刘备的“尚方宝剑”，诸葛亮的本事再大，恐怕也难发挥作用，甚至连关羽和张飞这一关都很难过去。

感情基础

上级对下级要诚心相待、用人不疑，这是双方共事的感情基础。东吴大臣张昭将诸葛亮推荐给孙权，诸葛亮不肯留。孙权是三国时各路诸侯公认的贤能之主，对于这一点，诸葛亮也是承认的，但他认为自己在孙权手下不能尽情发挥作用。虽然诸葛亮带有推辞之意，但也表露了他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心态。事实表明，刘备确实使诸葛亮的才能与智慧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年仅27岁，比刘备整整小20岁，但刘备向他请教对天下大势的看法时，完全是一副学生拜见老师的姿态。当他发现诸葛亮见解不凡，“未出茅庐，便知天下三分”时，便以十分诚恳的态度，请诸葛亮辅佐自己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诸葛亮也被刘备的至诚所感，决心帮助刘备成就一番事业。

刘备对诸葛亮十分信任，一切军国机密大事都要和他商议决断，二人“情好日密”，这就引起关羽、张飞的不满。关、张二人是刘备的真正心腹，他们三人在涿州起兵时，就结下生死之交，平时起坐、吃饭都在一起，可以说休戚相关，甘苦与共。《三国演义》中说他们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表明他们之间的感情确实深厚。针对关、张的牢骚，刘备对他们说，他与诸葛亮之间是鱼水关系，请他们不要发牢骚、讲怪话。刘备采取断然措施，阻止了关、张对诸葛亮的议论。这种做法，值得后人效仿，否则，不负责任的市虎之言足以把一个杰出人才毁掉。

“犹鱼得水”确实是刘备的真心话。刘备待人诚恳宽厚，能礼贤下士。他在任平原（今山东省平原县）相时，有人派刺客行刺，由于他对待来客十分热情大方，刺客不忍心对他下手，交谈之后就离去了。刘备平时也注意对百姓施行德政，深得民心。徐州牧陶谦死后，诸葛亮家乡徐州人士主动推举刘备为徐州牧，就是认为他是“治乱之主”，可以使老百姓有一种归宿感。当时社会上对刘备的评价很高。傅干说他“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袁绍说他“弘雅有信义”；郭嘉等人说他“有雄才而甚得众心”。正因为刘备不是庸碌之辈，因此，就连曹操都不敢轻视他，与他“青梅煮酒论英雄”，认为“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刘备虽然有雄才大略，但自从公元184年与关、张一起随从校尉邹靖镇压黄巾军起事以来，经过十多年的颠沛留离，始终没有一处安身立命之地，直到公元201年9月在汝南（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被曹操打败后来到荆州，才稍微安定下来。他在荆州认真总结了以前的失败教训，痛定思痛，认识到要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必须要有一批智谋高明之士的辅佐。于是，他注意与荆襄地区有影响的士人接触，求得他们的支持，并在他们中间物色人才。刘备首先拜访了具有知人之能而被称之为“水镜先生”的经学家司马徽，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司马徽向他推荐了“卧龙”诸葛亮与“凤雏”庞统，认为他们是识时务的“俊杰”。后来，投奔刘备的徐庶再次向他推荐诸葛亮。于是，刘备偕关、张同赴隆中，“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相助。诸葛亮一席隆中策对，使刘备茅塞顿开，认定诸葛亮能帮助他成就大业。诸葛亮登上政治舞台后，其杰出的政治才能很快就表现出来了，刘备对他心服口服，不由得生出“犹鱼得水”之慨。另一方面，诸葛亮在刘备手下做事，也好像鱼儿得到水一样，可以尽情畅游，施展自己安邦济世的大才了。可以说，刘备的这一感慨道出了他们的共同心声。纵观二人合作的整个过程，都体现了这种彼此信赖、互为依存的鱼水之情。唐朝大诗人李白在一首诗中写道：“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这是他对刘备与诸葛亮结成鱼水之交，以及他们为实现“兴复汉室”大业而共同奋斗的雄心壮志所倾吐的由衷赞叹。

物质基础

上级对下级要善加体恤、褒奖提携，这是双方共事的物质基础。古人讲，乘人家车子的人，要给人家分担患难；穿人家衣服的人，要给人家解除忧虑；吃人家饭菜的人，要为人家卖命办事。这与今天人们常说的“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表面上意思相同，实际上完全是两码事，因为它们的出发点不同。前者是说本意并无所求或者碰到困难的人受了人家的恩惠，不能忘记，要时时想着报答，因而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应该发扬光大；后者是说有人对你有所求而行贿，你受了人家的好处，就不得不丧失原则为人家办事，因而是一种庸俗的行为，必须加以反对。

对于当政者来说，为了成就事业，必须注意招揽人才，有时就要给予对方一定的物质利益或名誉地位，一来是表达自己求贤若渴的真情实意，二来也是对那些怀有真才实学、并且为事业做出贡献的人才的合理奖赏。只讲一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那是招不来人才的；即使招来了人才，也留不住他的心，早晚必定远投他人。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每个人都存在于社会之中，所以就有七情六欲，也存在着某些方面的客观需要。中国古典小说中描写路上的强盗被抓住时，经常以“家中有八十老母需要赡养”作为求饶的理由。这就要求当政者必须体察下情，理解下属的心理状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解决他们的问题，满足他们的要求，从而换来下属的耿耿忠心，他们就会更加努力地工作，以报答领导的知遇之恩。应当说，这是一种人之常情。

无论古今中外，也无论各行各业，凡有成就的当政者，都懂得如何恰当运用物质利益和名誉地位来调动下属的积极性。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曾经劝他要“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其实就是建议他要注意满足下属的合理爵禄需求，激励他们贡献才能与智慧，以辅佐自己成就事业。

在现代社会中，激烈的商场竞争，说到底是一种人才的竞争，谁拥有更多的人才，谁就更有力量，在竞争中就能够处于主动与优势地位。人才是决定企业成败的核心因素，要想拥有人才，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照顾员工的切身利益。正确把握对待普通人才与特殊人才的分寸，是企业不断取得发展的有效途径。对于一般的人才，企业只要按照一般的方式对待就可以了；但对于一些特殊的人才，则必须采取特殊的措施，使他们能够全心全意为本企业服务。

上述四种基础，是臣子感受君主知遇之恩的因素，也反映了臣子对君主鞠躬尽瘁的报恩心态。

(《大国之治》（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