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兰亭奖”的前世今生

从书法“兰亭奖”说开去

作者 | 宋世宽

谈到“兰亭奖”，在此有必要说明一下他的历史产生。“兰亭奖”，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作为文艺界，各个艺术门类都有自己专业的“最高奖”，比如戏剧的“梅花奖”，文学的“鲁迅奖”，电影的“金鸡奖”等等。而书法则没有自己的“最高奖”，故而，在中国文联、中国书协的组织下，把“书圣”王羲之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的“兰亭”命名为象征着书法的“最高奖”。于是乎，“兰亭奖”便应运而生，并成功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1998年兰亭奖·牡丹杯全国书法作品展”（注：“牡丹杯”是当时一家企业赞助的冠名）。那时沈鹏还是主席，刘正成是副秘书长（实际上，刘从八十年代始到整个九十年代负责主事，尤其是他策划组织了影响较大的“中青展”，客观讲，该展览是“国”字号里水平最高的展览）。那次“兰亭奖”，二人均是评委，我有幸获了“优秀奖”。此次一等奖空缺，二等奖4件，三等奖8件，优秀奖20件，入展200多件。

关于98年的“兰亭奖”，后来书协个别领导有微辞，实质是新上任的“主事”对其包括已经成功举办了的八届“中青展”排斥，如“另起炉灶”把“中青展”变成“首届青年展”。对于“兰亭奖”，后来在河南郑州举办过一次（流产），但书协最终以2005年的那次为首届。

草木春心四言联 张海 纸本

136cm×34cm×2 2021年

说到这里，有必要简单在此梳理一下书坛几十年来的发展现状以及评审导向。笔者认为，有两大“主流”（导向），一种是客观遵循艺术规律，即既有传统又有个性的审美风向；二是视传统为至高无上的审美且倾向传统中“中庸”的书法比如只看好“二王”，对有艺术“灵性”、“个性”、“情调”的作品排斥。这两大主流，显然，第一类是符合艺术发展规律，而后者符合学习阶段的规律。那么，在整个八九十年代的书坛，基本上是属于第一类。而第二类是已故的刘炳森先生上台“主事”后，在他的“引领”下“拨乱反正”融入……后来，张海先生“主事”，主张对当下评审导向回归到遵循“艺术规律”，为此也付出了努力，评审导向也开始出现一些转向，但张海先生最终“回天乏术”，原因是他卸任后新上来的“主事”比他的“前任”有过之而不及甚至走向“极端”，把期间产生较大影响的王镛、石开、曾翔、王冬龄、刘颜湖、沃兴华、于明诠、白砥、程风子、何应辉等书家武断地定为“十大丑书”代表进行猛烈批判甚至说要终结，把所有充满“个性”与“情趣”的作品都视为丑书。客观讲，这“十丑”的传统功夫是极深的，他们的作品是充满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只是有些在探索中出现“过”的倾向，以“西方美学”价值取向视书法为纯线条艺术，把汉字过度变形甚至完全打破汉字结构重新“组合”的“伪书法”。这的确背离了书法的“特性”成为另类的“现代（符号)艺术”，但，除此之外，他们的作品无疑是富有艺术感染力的高质量作品。

王镛   题品收藏联

101cm×16cm×2

由于“主事”极端，书法审美以及评审基本上转向第二类，导致整个书坛面目转向，加之，由于近些年来受传统文化回归的大气候影响（注：传统回归是指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于书法而言，尊崇优秀传统绝不是照搬传统而排斥艺术灵性的创新），尤其是一些人荒谬地把不犯错误的讲“政治规矩”套用到书法的“规矩”创作上，从而窒息了书法拓展，违背了书法的客观规律。

事实上，自新世纪以来，整个评审导向转向，基本上与第一类审美决裂。

关于“兰亭奖”质量水平问题，一直引起关注，褒贬不一，作为主办方，自然是一片叫好，于旁观者或广大书法作者而言，更多的是批评甚至拍砖，说“最高奖”仅是“新人展”水平。当然，再好的展览都有人说不，以我个人的观点看，坦率说，除极少数水平的确令人称道外，而绝大部分很一般般，真如“新人展”水平。如此现象，责任不在作者，而在评审导向或者说评委眼光（水平）的问题驱致，使整个书坛倾向“平淡”、“平庸”，结字“四平八稳”，线条“乖巧”、“油滑”、“甜媚”，基本上没有艺术感染力可言，就连最能抒情的大草都没有一丝“感性”而处处“理性”，只注重所谓继承而忽视作者的“艺术灵性”，对有性格、有情调的作品加以排斥。

杜甫《赠李白》 沈鹏 纸本

68cm×69cm 1997年

客观地讲，八、九十年代是整个“文艺复兴”的时代，如音乐，期间产生了一批如《在希望的田野上》、《小白杨》、《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等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经典传唱至今，而进入新世纪以来能成为经典的歌曲几乎没有。这源于改革之初，人们被禁锢的思想一下获得“心灵自由”，便喷发出久违的艺术灵感与创作激情进而产生了至今具有生命力的作品。书法亦然，可谓名家辈出，如除前面谈到的“十丑”以外还有刘艺、刘正成、刘云泉、旭宇、周俊杰、何连仁、白煦、李木教、孙伯翔、周志高、蔡祥麟、魏哲、徐本一、张荣庆、陈振廉、胡抗美、刘文华、王友谊、曹宝麟、李刚田（篆刻）、马世晓、赵雁君、聂成文、孙晓云还有稍年轻一点的王登科、陈加林等等等等一大批书家，事实上还远不止这些，另外还有一些老一辈书家，如沈鹏（注：沈鹏是当代杰出的书法大家，我是以他的一些高质量作品以及综合学识素养作依据），笔者见过沈老早期的作品，实际上，他书法的“风格稳定”或者说鼎峰时期也就是在八九十年代。

孙晓云 登高长啸联 97cm×46cm

坦率说，那个时代是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书法作品各领风骚，很少如当下的“千人一面”。以上这些书家，无疑成为那个时代、现在、将来都是不可撼动的书法成就地位。

那么，从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年来，我们又产生多少有影响的书家呢，当然，我们可以举出一大批（上万）会员或上百个获奖书家，但真正有实力、作品有艺术感染力的不多，如影响较大的刘洪彪、张旭光（事实上这两位是介于“两代”之间即九十年代末新世纪初），其次有王厚祥、陈海良、管峻、李双阳、樊子阳、刘元堂、稽小军、钟显金、王金泉、钱玉清、龙开胜、刘元堂、刘洪洋、钱松君、宋旭安、武威等等，还有稍年轻的如徐右冰、吴勇、李茂江等。显然，从数量看也没有八九十年代多，就这些个在全国相对拔尖的，但有自己面目的不多，有些仅仅是临摹学习的高阶段或高手，对此，笔者曾针对以上某些作者（作品）现象撰写了一篇题为《国展，推出的是书家还是书奴》刊发。近二十年来，书坛整体水平不高，能真正打动观众的作品极少，且几乎是“千人一面”，这无疑是“书家贬值”或者说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书家。

武威 杜甫诗二首 136cm×60cm×2

诚然，“百花齐放”时代的书家的确也有些不足之处，如前面谈到的靠打破传统书法结构来重组“纯线条艺术”的“现代书法”等。然而，作为“中青展”的那批中坚力量以及评审，始终坚持遵循艺术规律，注重“艺术灵性”（注：这个灵性当然是建立在深厚的传统功夫身上）的“线条精神独白”与整个作品的思想情感表达等。这个导向，就是先贤刘熙载主导的：“书贵入神，而神有他神我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显然，“入我神者”的“我神”是书法的高境界状态，也最终是“书法美学”的至理。作为艺术书法，这个导向就是促进书法发展繁荣的康庄大道。

如今，兰亭奖已经办了“七届”，客观讲，感觉一届不如一届，前几天在微信群里看见一篇《“兰亭奖”死了》一文，读后诸多感慨，文中客观讲了兰亭奖获奖作品质量普遍不高的现状。笔者看了获奖作品和该文后身同感受（注：本人已是老中书协会员并多年没有参加任何展事，因此不存在某些人所说的得不到葡萄吃说葡萄酸，在此只是客观的个人看法）。

任何艺术的“美学”标准，不应该被时代（注：这里的“时代”有别于艺术的“时代感”）和环境左右，他的“标准”是亘古不变的，不能今天张三主事一个标准（导向），明天李四主事一个标准（导向），活生生的把书法“奴化”。如果因“主事者”左右审美风向，那是书法艺术的不幸与悲哀！

作为一名书法作者，要坚持自己正确的艺术审美观，不能受展览左右。作为评审组织者，要遵循艺术规律，遴选出有艺术风采的高质量作品，如此，方能促使推动书法事业的真正繁荣。

宋世宽  笔名浩然，1969年生于贵州遵义。曾任大学、职高书法老师，系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红花岗区书协副主席、遵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书法作品获98年兰亭奖（最高奖）“优秀奖”；获第三届中国民间艺术博览会“书法金奖”（中国文联主办）、贵州省政府“文艺奖”等以及在其他展赛（全国）中获奖入展数十次，入选《中国书协优秀会员作品集》。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收藏，应邀参加“齐文化节”个人作品展、“中韩国际艺术交流展”等等。文学作品在《书法报》、《书法导报》、《贵州政协报》、《遵义日报》、《遵义晚报》、《遵义文艺》、《中国城镇在线》、《今日头条》等等发表二十多万字，其中，评论文章在《书法报》等刊物上引起关注（讨论），散文《我的红花岗情结》获全国“优秀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