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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9月9日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太阳从草地的东边升起来了。红军的宿营地像往常一样平静，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红军战士照常在出操、整理内务，几天的休息和吃上了饱饭，过草地的疲劳逐渐得到了恢复。 毛泽东已经几天没有睡好觉了，长长的头发更衬托出疲倦的面容。这几天为了与徐向前、陈昌浩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与张闻天、博古等人就住在离前敌指挥部不远的一个小院子里。为了劝说张国焘回心转意，毛泽东、张闻天又给张国焘发了电报，作最后的努力： 国焘同志并致徐、陈：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迅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 9月9日 彭德怀不放心毛泽东的安全，天天往潘州村子里跑，活动于中央和前总之间，观察动静。这天上午他来到前总，见徐、陈还在商量北进的事。 但是“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这谁相信呢？全国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谈了。我没吭声，只是听了就是。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 。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并问毛主席，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进方针，一军团已前走了两天，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 主席想了一会，答曰：不可。 当时我难过：如强制三军团南进，一军团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一军团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扣押人质的意见是不对的，可是，我没有向第三者讲过，只是在处境危急的时刻，向毛主席提出供考虑，以便求得一个脱身之计'。 彭德怀的猜测没有错，张国焘9日夜里发来的一封电报，与中央作了完全不同的形势分析： 徐、陈并转恩、洛、博、泽、稼：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脚病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岷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路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9日24时 张国焘的电报列举了一大堆南下有利的理由，说明他南下决策的正确。我们今天来看，张国焘列举的理由似乎很实际。 四川是他们的老根据地，甘肃、陕北则是一个陌生的地区，凶吉未卜。相比之下，张国焘是不愿意冒险的。他在胆略和魄力上显然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在长征就要胜利在望时，他却要倒退回老路上去。但是这封电报拍发时，党中央和红三军团正在秘密向北开进，徐、陈正在熟睡之中，接到这封电报时，党中央与右路军已经分开了。 再说9日下午，陈昌浩去向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报告准备执行张总政委的南下命令时，对中央来说是一个极坏的消息。这就是说中央以前作的一切北上的决议，现在完全被张国焘推翻了。毛泽东很清楚：南下对一方面军来说，是死路一条。因此，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陈昌浩。陈昌浩是奉张国焘的命令，虽然一肚子委屈，也不敢发作，沉着脸走了。 陈昌浩的转向，使毛泽东不仅指挥不动右路军的四方面军部队，在左路军的五、九军团也被张国焘卡住过不来了。还有朱德、刘伯承等一大批干部，会是什么命运？ 正当毛泽东焦虑不安时，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秘密的报告，促使毛泽东下了单独北上的决心。 关于此事的经过，叶剑英本人的回忆说： 当时，我们到了巴西一带的一个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寺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意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止，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 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 我一看电报报头是给陈昌浩的，便递给了他，他讲话正在兴头上，没顾得上看，又顺手给了我。我一看，才知道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 我看到这个电报后，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 过了一个时候，我出去拉尿，就趁这个机会，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里来了。” 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当时彭德怀也在毛泽东那里，他回忆说： 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南进,毛主席亲到徐、陈处商谈行动方针。 陈谈,张总政委(国焘)来电要南进。毛主席即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 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王开会吧。”陈昌浩同意了，他们未想到是脱身之计。 我和叶剑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图和二局，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北进，叶示意想办法。 毛主席脱险来到三军团司令部，发了电给林、聂，说行动方针有变，叫一军团在原地等着。天明还未见到叶，我以为出了问题。正怀疑之际，叶率二局（局长曾希圣)连地图都拿来了。陈昌浩布置的监视，全被叶摆脱了，幸甚！ 就这样，中央和一方面军三军团与四方面军在9月9日夜里不辞而别，两大主力红军在会合两个多月后，便发生了如此令人痛心的分裂。 其责任主要在张国焘，其次是陈昌浩。 在当事人均已作古的今天，我们回头研究一下当时的情景，可能有些令人深思的地方。 首先，叶剑英拿给毛泽东的电报内容是什么？使得毛泽东如此紧张，感到中央和一方面军处在危急关头，非走不可。 据毛泽东在1937年3月30日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判张国焘的发言中说，电报上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话。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这份事关重大的“密电”原件，长征期间所有的往来电报都完好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尤其是1935年9月间的电报，每天都有明确的记录。 但是唯独没有找到这封9月9日张国焘致陈昌浩的“密电'。 其次，从上面引用的电报、回忆，我们很难指出陈昌浩搞了哪些阴谋。 张国焘来的每份电报，他都向中央作了汇报。所以，中央对张国焘的每一个变化，都是很了解的。即使是徐向前、陈昌浩表示同意南下决定，也是等待中央一起行动，并未以前敌总指挥部的名义向右路军各部队下达具体的行动命令。 得到叶剑英的报告之后，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对徐、陈做最后的争取。 傍晚时，毛泽东独自来到前敌指挥部。他没有进屋，在院子里问徐向前：“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 毛泽东没有再说别的，辞别徐向前走了。而徐向前则完全没有体会到毛泽东来访的含义，更不会想到夜里会发生什么大事。 这天晚上，党中央和三军团秘密而紧张地行动起来。我们看一看叶剑英元帅的回忆： 毛主席提议上三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临走的时候，张闻天和秦邦宪找到我，对我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 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直属队走后才能走。我对他们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 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我想起了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 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 首先是粮食准备。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 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二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先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大概七八个人。 我讲了这个事情，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会后，我回到喇嘛庙。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人住一个角落。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马灯睡觉的。 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睡过了两点就完了。我九点钟上的床，心里老在想着时间。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躺在床上不敢睡着，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就起来了。 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即吕黎平——作者注），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 命令突然到来，林老却无法把队伍集合起来。他懊恼地在日记上写道： “9月10日：晴。早三时半（得令）开行，先到阿西集中，是日行至拉界宿营，行八十里。行动前二、三日，将运输员全部调出割麦，临时未回。受训实非小。” 当时一方面军在外执行任务的同志，多数都没有接到紧急命令。 其中包括杨尚昆的夫人——红军战士剧团团长李伯钊。包座之战结束后，中央派李伯钊到4军、30军作巡回演出，慰问四方面军的战士们。李伯钊的舞蹈让四方面军将士看得如痴如醉，说什么也不肯放她回来。于是，李伯钊应邀在四方面军待一个月，为他们办文艺训练班。9日晚上，杨尚昆焦急万分，因为他无法把消息通知李伯钊，只好写了一封信托人送去，叫李伯钊马上请假回来。当李伯钊接到信与刘志坚等人赶回前敌总指挥部时，陈昌浩正在为中央的不辞而别大发雷霆。 听说剧团回来了，立即下令把他们统统缴械，关进一个小房子里。直到一年之后，她才与杨尚昆在陕北重逢。 这一夜，徐向前、陈昌浩一直在酣睡。身边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事变，他们居然丝毫未察觉。如果他们是在监视叶剑英和中央的举动，换句话说，如果陈昌浩真的有意危害中央，中央机关和三军团的大队人马，能否如此顺利地全部开走，是很难说的。 所以，关于四方面军“监视”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说法，事实证明不能成立。 9月10日早晨，徐向前、陈昌浩刚刚起床，部下就来报告：叶剑英参谋长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陈闻讯，都大吃一惊。接着，4军住在前面的部队打电话说：中央红军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红军大学负责人何畏匆匆坐着担架来报告：红大的人都走光了，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叫他们赶紧回来！顿时，前敌总指挥部乱成一团，打电话的、请示报告的。 徐向前回忆：“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 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轰轰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 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中央和三军团的突然北上，使四方面军上上下下都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4军战士宗国治回忆：“突然上级下来了紧急命令，叫部队马上出发。干什么去呢？也未听到动员。部队集合了，我们的营长在队前很简单的讲了几句话，只说我们要追！追什么？我们一点摸不着头脑，并说追回来就行，见到不要打枪。 我们走了几里路，就见到前面有部队，我们追得快他跑得也快。”到底没追上。前面的干部打电话问前敌总指挥部：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手拿着电话筒，转过来问徐向前。 徐向前果断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在这个重要关头，同意了徐向前的意见，下达了命令，避免了红军内部的一场流血冲突。 徐向前说：“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 陈昌浩气还没消，参谋送来刚收到的中央政治局发来的一份《指令》。全文如下： 指令——9月10日于阿西 徐、陈： (一)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其多方考虑之理由，已详历次决定及电文。 (二)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 (三)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 四、卅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 (四)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委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陈昌浩、徐向前同志 中央政治局 在情绪冲动的情况下，陈昌浩不但没有执行中央的指令，还把副参谋长李特喊来，要他率领一队骑兵去追赶中央，要把被他们带走的四方面军同志统统追回来。李特受领了任务，骑马疾驰而去。 10日上午，中央机关和三军团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来到阿西以北的一个小村庄。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一座喇嘛庙前休息，并与叶剑英、杨尚昆、李德一起商量北上的问题，突然，部队后面骚动起来，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和一队全副武装的骑兵赶来了。 李特在马上高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担任红三军团后卫的10团在团政委杨勇的指挥下，立刻进人戒备状态。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李特对红军大学的学员喊道：“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去！” 李德看不下去，用俄语训斥李特。李特这位留苏学生毫不示弱，也用俄语和李德大吵起来。还一边回过头来对红大学生喊：“你们跟外国人去，还是跟四方面军去？”这时，红军大学中原属四方面军的人，悄然走到李特身后，与一方面军形成了两条阵线。 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候，毛泽东和彭德怀等赶来了。他和蔼地劝李特到喇嘛庙里谈话，对李特解释北上是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李特根本不听，激动地斥责毛说：你们这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李特的态度激怒了一方面军的干部，当李特命令红军大学的人统统回去时，彭德怀大骂李特是“反革命”，要枪毙他。李特待要发作，李德以为他要掏枪，上去把他紧紧抱住。 李特挣不开李德那双有力的臂膀，呼呼出气。 这时，毛泽东表现得十分冷静，叫人放开李特，并对围观的四方面军干部说：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会有重新会合的机会。 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愿意北上的跟党中央走，愿意跟张国焘的可以回去。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的。” 一方面军干部要教训李特，给他点厉害尝尝。毛泽东劝阻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还会回来的。” 毛泽东说完了话，让部下拿来中央刚刚写好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分发给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们： 自从我们翻过了雪山，通过了草地之后，我们一到包座即打胜了仗，消灭了白军49师，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到群众完全逃跑的少数民族地区。两个月来，我们在川西北地区所身受的痛苦，是大家所知道的。而且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 同志们，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中央 9月10日 四方面军的人面面相觑，不知所以。对中央内部斗争，上级是严格保密的，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凭着几年来的直觉，他们只知道张国焘的命令是不敢违抗的。所以尽管有人心存疑虑，但没人敢站到一方面军的队伍里来。 在沉闷的气氛中，一、四方面军干部战士，默默地分手了。没有告别的话，更没有笑容，这支队伍在李特带领下，向南走去，逐渐消失在茫茫荒野中。这边，一方面军重整队伍，继续北上。 三军团政治部的炊事员、脚夫、勤杂人员都是四方面军的人，走得一个不剩。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只剩下一个饭碗，吃饭成了问题，只好加入中央纵队。伍修权的马夫也走了，他只好自己牵着牲口和部队一起北上。 本来就减员很多的三军团，此时更显得势单力薄。 毛泽东骑在马上，愤怒和忧伤交织于心。现在他手下只有一、三军团不足万人了，党中央孤军北上，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命运，谁也无法预料。想到这里，毛泽东越发感到肩膀压力的沉重。但是，他绝不是一个悲观绝望的人，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能把他压倒。相反，他把逆境当作一种挑战。他要集中精力和智慧，度过这个最艰难的时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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