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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仰天幕，璀璨两文星 ——从杨慎对苏轼道德文章的评价 审视二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成就和地位
保密宣传教育月
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天幕上，北宋苏轼、明代杨慎应是两颗璀璨的巨星。千百年来，文艺界对他们作品的欣赏分析，琳琅满目，层出不穷。这林林总总的作品中，作者各持己见，莫衷一是；谁最剀切大家本事则难成定论。中国文学史上，曾把对《文心雕龙》的学术研究称之为“文学”，把对《红楼梦》的学术研究称之为“红学”，现代学者们拟为苏轼学术体系建立“苏学”。那么，研究苏轼的学术文章如何具有学术性、权威性，这是著者应慎重思考的问题。苏轼、杨慎二人一生都饱经宦海沉浮，二人遭逢的不幸在某种程度上极其相似。就这个意义上说，以杨慎的切身感受对苏轼诗文的评价是最中肯綮、最具权威性的。本文拟从杨慎的文章中来探讨苏轼的学术体系，让世人对苏轼的道德文章有较为准确的了解和把握；从而也了解杨慎在文学艺术上的苦心孤诣。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苏洵次子，嘉祐二年进士。英宗时为直史馆；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知密州、徐州、湖州。因反对王安石新法，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谪黄州。哲宗时招还，任翰林学士、端明殿侍读学士。曾出知登州、杭州、颍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最后北还，病死常州，追谥“文忠”。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但也有些作品表现出保守的政治观点和消极情绪。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共称“宋四家”。能画竹，学文同，也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认为“论画与形似，见与儿童邻”；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著有《易传》《书传》《论语说》《仇池笔记》《东坡志林》等，后人辑其所作诗文奏牍等为《东坡七集》，计一百一十卷。存世书迹有《答谢民师论文帖》《祭黄幾道文》《前赤壁赋》《黄州寒食帖》等。画迹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 杨慎（1488——1559），明文学家，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间试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嘉靖时充经筵讲官。其父杨廷和为首辅，以议礼忤世宗，乞休去。杨慎执前议力谏，也被卷入议礼的政治斗争中，议礼就是议论明世宗生父的庙号和祭礼，表面上是封建礼教名分的争论和分歧，实际上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它集中表现了朱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重重矛盾，即皇权与阁权的矛盾、宦官与朝臣的矛盾、新进的反对政治改革的保守势力与大力推进政治改革的旧臣的矛盾，等等。在这场斗争中，杨慎继其父志，坚定地站在内阁派一边，同南都（南京）新来的保守派人物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坚持国家制度，奋抗暴君，痛击邪曲，表现了他“见义不敢后身”（见杨慎《自赞》）的正直勇敢精神。因直言极谏，得罪世宗，于嘉靖三年七月，两受廷杖处罚后，终身谪戍云南永昌卫。从嘉靖三年出贬到三十八年卒于永昌，一直在谪戍中痛苦地度过。出贬时，杨慎仅三十七岁；到七十岁时，谪戍者按明律本应例许归休，况且当时有人上奏请求赦免谪戍诸臣，但始终未能得到世宗和朝中佞臣的宽宥；对于杨慎，世宗更是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嘉靖三十八年（1559）七月六日，杨慎病逝于云南戍所，得年七十有二。他在病中曾有《感怀诗》：“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陵叟，重到翻为滇海囚。迁谪本非明主意，网罗巧中细人谋。故国先陇痴儿女，泉下伤心也泪流。”他抱恨而终，催人泪下。杨慎虽然废居云南边陲长达三十余年，却仍然坚持博览群籍，考辨断碑，扬榷往邃，勤奋著述。谪居多暇，书无所不览，好学穷理，老而弥笃。记诵之博，著作之富，为明代第一。论理学极诋陆九渊、王守仁；论经学极诋郑玄。著有《升庵集》八十一卷，外集一百卷，遗集二十六卷及杂著多种。其《丹铅杂录》《续录》《余录》等尤著称。其中《丹铅余录》十七卷，《续录》十二卷，《闰录》九卷。杨慎自为删薙，取名《摘录》。后其弟子梁佐又删同校异，裒合诸录为一编，删除重复，定为二十八类，署曰《丹铅总录》。又能文、词及散曲；对民间文学也颇重视；其论古考证之作，范围颇广。贬谪以后，特多感愤，寓于诗、词、曲中。后人辑其重要的为《升庵集》，散曲有《陶情乐府》。 杨慎与苏轼异代不同时，却因彼此不幸遭逢的相似，前人的道德文章引起后人心灵的共鸣，首先在诗中表现出来。这种感情是真挚的，由衷的，无做作的。《南中集钞》载：嘉靖十八年（1539），杨慎五次奉檄回川。十九年（1540）春夏间由新都去黔，途经眉山，瞻仰苏祠，感慨良多，欣然命笔作《苏祠怀古》诗一首。这首诗对苏轼的文章襟抱尊崇备至，比附宏伟，毫无虚美之词。请看：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杨慎对苏轼道德文章景仰之至，评价极高。诗的首联，作者直抒胸臆，他认为苏轼是与盛唐时具有“辅弼天下，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蔑视“权贵”、“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谪仙人”李白并骤齐驾的。 细读杨升庵的身世简介，我们可以知道，他与北宋同为蜀人的大学者、大文学家苏轼具有爱国民主思想、进步政治立场和身在江湖、心系庙堂的初衷极其相类；与苏轼屡遭党人构陷而下狱乌台、贬官州县、谪迁岭南、流放荒蛮之地的坎坷生涯亦是相同。实际上，杨慎较之苏轼的遭逢，更为悲惨。究其原因，是缘于各自际遇的“当今皇上”即明世宗和宋神宗二人政治素质的高下所致。因此，二人虽然生活于不同的历史时代，前人的著述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和政治观点，却能引起后人感情上强烈的共鸣。我们可以知道，杨慎对苏轼的景仰，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他对自己言行的充分肯定；而这种肯定，也就是他对朱明王朝暴政的抗争。他慨叹苏轼仕途坎壈时写道：“天教流落多为才”（《东坡慕乐天》）、“噫，难平者事，古今同一慨矣！”（见《苏堤始末》）、“噫，奸臣丑正恶直，徒为劳尔！”（见《曹元宠梅词》）等等，这些诗文，既是对苏轼惺惺相惜，而又是自惜。 杨慎倾慕苏轼出众的政治才能，崇尚苏轼鲜明的爱国爱民思想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并以之作为自己言行的榜样。他对苏轼在杭州、颍州、许州作地方官时大力兴修水利、利国便民的政绩极为赞赏。在《苏堤始末》中说：“东坡先生在杭州、颍州、许州，皆开西湖，而杭湖之功尤伟。”“公之有功于杭人大矣！”“视东坡杭湖、颍湖之役，不数月之间，无糜百金而成百世之功，其政事之才岂止十倍时流乎！”（见《升庵诗话》卷十四）在《东坡水利》中说：“坡公集众议，以利无穷，用心之广大如此。”（见《杨升庵外集》卷六）对那些阻挠苏轼施展治才的奸佞，他是深恶痛绝，在《苏堤始末》中忿恚地道：“公又欲凿石门山运河以避浮山之险，当时妒者尽力排之，又欲于苏州以东凿挽蹃为千桥，以迅江势，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噫，难平者事，古今同一慨矣！”苏轼谪居黄州期间，颇多感慨，可谓“诗穷而后工”，寓情于景，佳作迭出。杨慎对苏轼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是从“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层面去理解的。他在《东坡中秋词》中论及苏轼在黄州中秋之夜对月独酌所作《西江月》一词之末句“把盏凄然北望”时诠释道：“坡以谗言谪居黄州，郁郁不得志，凡赋诗缀词，必写其所怀，然一日不负朝廷，其怀君之心，末句可见矣。”（见《杨升庵外集》卷八十三）所谓“怀君”即怀念君主、心系朝廷之意。众所周知，过去正统的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他们的爱国精神即关怀国家命运的思想，主要是以“忠君”的形式来表达的。杨慎对苏轼黄州时期的作品所作的诠释，虽不是很全面，却颇有见地，能得到苏轼文心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对苏轼身处逆境却未忘国家的爱国精神作了充分的肯定和热烈的赞颂。杨慎在《东坡咏吹笛》中褒掖了苏轼重友情的品性，在《苏养直》中赞扬了苏轼珍视族谊的情怀，更在《初寮词》《李邦直》《密云龙》（以上五篇见《杨升庵外集》卷八十二或卷八十三）中对苏轼发现才俊、培养人才和爱护门生的行为赞赏备至。在《密云龙》中写道：“云龙，茶名，极为甘馨。宋廖正一，字明略，晚登苏东坡之门，公大奇之，时黄秦晁张号'苏门四学士’，东坡待之厚，每来必令侍妾朝云取密云龙，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密云龙，家人谓是四学士，窥之，乃廖明略也。东坡咏茶《行香子》云……（词略）”苏轼对人才的发现和培养，于此可见一斑，是同屈原“滋兰”、“树蕙”中的“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的愿望相一致的，即为国家的兴盛培育栋梁之材，亦为自己传道授业寻觅忠诚可靠的门徒。就这个意义上讲，应与杨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故杨慎对苏轼的超群轶伦的言行是深为折腰的。 现代苏轼学术研究讨论会拟形成“苏学”体系，如同“红学”那样，这个倡议是得到学术界认可和支持的。究其原因，苏轼的思想深邃，学问淹博，政绩卓著，文艺作品富赡，平生遭际坎壈，故称对苏轼的研究为“苏学”，是恰如其分的。读《升庵全集》，我们不难发现，“苏学”之说，杨慎也曾明确提出过。真可谓古今识者所见略同。他说：“盖真见在人心目，有不约而同者。”（见《词品》卷一《填词用韵宜谐俗》）在《曹元宠梅词》中有“徽宗时禁苏学”之说（见《杨升庵外集》卷八十二）。从杨慎的这一提法，我们就能看出他对苏轼学术成就的心仪和崇拜了。惜乎杨慎因长期谪戍边陲，无充分的条件让他能写出专著以对“苏学”作系统的探讨以流传后世，从而未能为我们建立一个可供参考的完整的“苏学”体系。即便如此，我们就其有关短文及片言只语综合来考察，亦可窥见他对苏学描绘的蓝图，并对一些重要方面作过不同程度的探讨。如对苏轼文艺创作成就及特色的评价，对苏轼文艺思想及美学观点的阐发，对苏轼文艺创作同中国古代文学优良传统及客观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论证，以及对苏轼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想、美学观点中不足或欠妥之处也进行了一些中肯的分析，等等。就广义上说，研究苏轼道德标格、政治立场及哲学观念，亦可纳入“苏学”之范畴。 杨慎高度评价苏轼的文艺创作成就，对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亦非常赞赏。他在《苏祠怀古》中以“岷峨凌云掞天藻，江汉流汤驱砚涛”的诗句，来赞美苏轼诗文特有的磅礴浩荡的文笔气势和清新宏丽的艺术风格。他对孙器之评说苏诗“如屈注天潢，倒连沧海，双眩百怪，终归雄浑”（《孙器之评诗》，见《升庵诗话》卷八）的观点、宋人谓苏诗“如毛嫱西子洗妆，与天下妇人斗巧”（朱庆余《闺意上张水部》，见《升庵诗话》卷四）的比喻、以及李耆卿评唐宋文时讲的“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李耆卿评文》，见《升庵诗话卷三》的譬况，他都是认可的。尤其对李耆卿评唐宋名家文章之说强调为“此评极当”。对苏轼的赋，杨慎激赏其有“禅机”，并引用苏赋中“自其变者而观之，则万物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万物与我皆无尽也”（《坡赋具禅机》见《升庵全集》卷五十三）一段，对别人的问难作答。从他所引的这段文字看，所谓“禅机”，并非神秘莫测之玄学，而是苏轼观察客观事物的一种辩证思维，以及他所处的特定环境中形成的一种旷达的人生态度。苏轼是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书法独具风格，杨慎在《东坡书》中对苏轼书法作了这样的描绘：“……姿态横生，不矜而妍，不束而庄，不轶而豪；萧散容与，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疏掩敛，耀耀如从月之星；纡徐婉转，纚纚如抽茧之丝。”（见《升庵全集》卷六十二）这样的描述，对我们鉴赏苏轼的墨宝，能给予明确的启示。关于苏轼一些作品艺术上的独特表现，杨慎时有涉及，评论往往要言不烦，而又能准确地揭示出其特点。他在东坡一首《贺新郎》词中分析道：“东坡《贺新郎》词'乳燕飞华屋’云云，后段'石榴半吐红巾蹙’皆咏榴；《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云云，'缥缈孤鸿影’以下皆说鸿，别一格也。”（见《杨升庵外集》卷八十三）又在《日抱鼋鼍》中对苏轼《赤壁赋》中“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的描写指出，那并非实物的写照，而是“形容疑似之状耳”，“岂真有鸟鹊、鼋鼍、虬龙、虎豹哉？”这样就明确强调了联想、想像、比拟等艺术表现手法在苏轼创作中的成功运用，从而告诉读者，不能用自然主义的眼光去看待苏轼的文学作品。苏轼在艺术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之处，杨慎大加赞赏，予以充分肯定。他在《填词用韵宜谐俗》一文中认为，诗人用韵不应拘泥于沈约之规定，特别指出：“若作填词，自可变通。”“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韵》一以中原之音为正，伟矣，然予观宋人填词，亦已有开先者。”接着，便列举了苏轼的《一斛珠·洛城春晚》为例，指出：“'篆’字，沈韵在上韵，本属鴃舌，东坡正之也。”他的这个观点，指明了语音应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样才能“悉合声律”，诚如明末音韵学家陈第坚决反对朱熹的“叶音说”，指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苏词敢于摄宋人的音韵入词，可以说是填词艺术上的一种创举，杨慎对此大加赞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见《词品》卷一）这些论述，充分反映了杨慎对苏轼文艺作品是深有研究和别有体会的，无疑对今天的读者会有很大的启发。 杨慎对苏轼一些文艺观点和美学见解也是极为推崇的。他在《刘静修跋王子端书》中对苏轼关于我国古代书法和诗歌发展演变的论述，极为欣赏：“东坡谓书至于颜、柳，而钟、王之法益微；诗至于李、杜，而魏晋以来高风绝尘少衰矣。”（见《升庵诗话》卷十二）苏轼如此的文艺发展史观，显然对杨慎在诗歌创作上，不满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而肯定由初唐上溯六朝、魏、汉，从而形成“清新绮缛，独掇六朝之秀”（明·胡应麟《诗薮》）的风格特点，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苏轼对于“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审美判断（《东坡评陶诗》见《升庵诗话》卷六），杨慎虽然只作了客观记录，但看得出来他是有同感，故能欣然接受。因为他在诗歌创作中就是强调“绮”与“腴”的前提下，而致力于将“质”和“绮”、“癯”和“腴”有机统一。在唐诗发展史上所出现的“郊寒”和“岛瘦”的诗风，无疑曾降低了诗歌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情趣，这是有教训的，既为苏轼所不取，亦为杨慎所不取，于是就标举陶诗为准星了。至于苏轼鄙夷徐凝所写的浅俗而又破坏了庐山自然美的《瀑布》诗（《徐凝宫词》见《升庵诗话》卷七），杨慎也是附议的，并无异议。过去，不少人以为苏轼对北宋前期扩大词的广阔领域的重要词人柳永是全面否定的，这种认为是片面之见。实际上，苏轼对柳词，虽有批判，更有肯定甚而还有继承。杨慎于此看得很清楚，因此特别撰写了《柳词为东坡所赏》一文，尤其突出如下论述：“东坡云：'人皆言柳耆卿词俗’，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佳处，不过如此。’……”（见《杨升庵外集》卷八十二）这一论述，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柳词、苏词的艺术特色及二者的关系，毋庸赘言，会有启迪作用。关于宋人有无诗的问题，近千年来，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的观点。杨慎却以“坡公亟称文与可之诗，而世罕传”为证据，列举出文与可足能与盛唐诗人竞美的八首五言律诗，谓“有韦苏州、孟襄阳之风”，“信坡公不虚实也”，于是，他得出结论：“今曰宋无诗，岂其然乎！”这固然是杨慎针对与他同时代的诗坛七子偏执地扬盛唐而抑宋人的看法而予以抨击的，这个观点即使对今天鄙薄宋诗的人亦不无正视听的作用。事实上，就宋人来说，如果仅仅摩拟唐人而写诗，那的确不会有好诗，诚如鲁迅所说：“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鲁迅《致杨霁云》）。可贵者却是他们写出了具有自己时代特色的作品，苏轼之“亟称文与可之诗”即是例证。苏轼自己的诗更是大宋之典范，因此我们不妨借杨慎之言反诘：“今曰宋无诗，岂其然乎！” 杨慎在对苏轼文艺创作的评介中，还着重探讨了苏轼如何继承和发扬古代文艺优良传统的问题。他的《评李杜》一文，在肯定杨诚斋（万里）的“宋则东坡似太白”的论断后，进一步阐发道：“余谓太白诗，仙翁剑客之语。”（见《升庵诗话》卷十一）他的观点，表明了苏轼的诗同李白诗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是有传承关系的。关于苏诗风格形成的渊源，杨慎在《苏李五言诗》中更将它追溯到了汉代，他说：“东坡《跋黄子思诗》云：苏李之天成，尊之亦至矣！”（见《升庵诗话》卷十四）如果我们全面俊赏苏诗，从总体上看，他是远远绍复先秦两汉诗歌创作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并予以发扬光大，这是不争的事实。涉及到苏词的时候，杨慎同样是将渊源追溯到六朝之前的。他在《欧苏词用选语》中说：“苏公词'照野弥弥，浅浪横空，暧暧微宵’，乃用陶渊明'山涤余霭，宇暧微宵’之语也。”并引申道：“填词虽于文为末，而非自选诗、乐府中来，亦不能入妙。”（见《升庵外集》卷八十一）这是以苏词为范例，说明诗词创作不宜仅以唐代作品为借鉴，而应广师前哲，溯本追源，到更为古老的民族文艺的深山中去开采宝藏。杨慎在《兰亭杜诗》中记述道：“宋章子厚日临兰亭一本，东坡曰：'章七终不高，此门入者非宝也。此可与知者道。’”（见《升庵诗话》卷十四）“知者”即“智者”，指智慧之人。向“知者”道什么呢？就是告诉人们：在继承前人文艺优秀传统时所遵循的一条根本性的原则，即要站在时代文艺发展的制高点上予以吸收；而不能像章子厚学习王羲之书法那样，仅就《兰亭》日日刻板临摹，那是不会有多大出息的（即苏轼所说“终不高”）。苏轼这一见解，在当时的确是有远见卓识的。他对这个观点，同今天我们所讲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含义大致相仿。是的，在继承前人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只有求新、求变，才会有意义；而机械临摹，哪怕和原作如出一辙，也是不会有新的成就的。文学艺术是时代的产物，不同时代，定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的文艺作品。时代、社会、人的生活以及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反映时代、社会、人的生活的文艺作品，也应当适应前者而随之发生变化。仅诗词而言，今人写旧体诗必须有今天的时代精神，如果我们作的旧体诗词与唐、宋、明、清如出一辙，这样的诗词再精工典雅，也不能算成功之作。十四世纪的诗评家高青丘笑古人作诗，今人描诗；十八世纪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学杜而竟如杜，人如何读杜之诗？时非天宝，官非拾遗，何故学杜而泥古若是？这些都是很好的议论。至于苏轼的一些个别作品的主题意义、思想境界、词语技法等，在杨慎看来，也都能从古代作品或古籍中寻找到各自的渊源。他在《东坡梅诗》中称：“禅宗颂古唐僧《古梅》诗云：'雪虐风饕水浸根，石边尚有古苔痕。天公未肯随寒暑，又蘖清香与返魂。’东坡《梅花诗》：'蕙死兰枯菊已摧，返魂香入陇头梅。’正用此事，而注者亦不知之也。”（见《升庵诗话》卷六）这里化用古诗之意。又《百东坡》谓：“东坡《泛颍诗》：'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刘溪须谓本《传灯录》，按《传灯录》良价禅师因过水睹影而悟有偈云：'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我今独自在，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见《升庵诗话》卷三）这是借用古籍之境。《关山一点》还讲，“杜诗'关山同一点’，'点’字绝妙。东坡亦极爱之，作洞仙歌云：'一点明月窥人’，用其语也。”（见《升庵诗话》卷十四）这里虽袭用杜诗“一点”以形容明月，其意境比原句更妙。这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坡诗》指出：“东坡'春事阑珊芳草歇’，或疑'歇’字似趁韵，非也。唐·陈瑶诗'瑶草歇芳心耿耿’，传奇女郎王真诗'燕折莺离芳草歇’，皆有出处，一字不苟如此。谢康乐'芳草今未歇’。”（见《升庵诗话》卷六）这些例证都足以说明，苏诗的每字每韵，都有来历，均非自我生造，细细点检，便见出处。《八韵》还分析道：“沈约《八韵》云：'登台望秋月，会圃临春风。秋至愍衰草，寒来悲落桐。夕行闻夜鹤，晨征听晓鸿。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东。’此诗乃唐五言律之祖也。'夕夜’、'晨晓’四字，似复非复，后人决难下也。东坡诗'朝与鸟鹊朝，夕与牛羊夕’，二句尤妙，亦祖沈意。”（见《升庵诗话》卷一）这意思是说，苏轼那联诗的技法，亦从古诗衍化而来。如上论述苏轼诗词的渊源，似乎近乎执着，有泥古之嫌；然而杨慎的用意是为了说明苏轼的文艺创作在对古代文艺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上，是花了大功夫的。就引出的例子看，全都是事实。 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集中反映。关于苏轼文艺创作同客观现实生活特别是同劳动人民生活的直接关联问题，杨慎是很关注的。《月黄昏》谓：“林和靖《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苇航纪谈》云：'黄昏以对清浅，乃两字非一字也。月黄昏，谓夜深香动，月为之黄而昏，非谓人定时也。盖昼午后，阴气用事，花房敛藏；夜半后，阳气用事，而花敷蕊散香。凡花皆然，不独梅也。’坡诗：'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是此理，……盖物理然尔。”（见《升庵诗话》卷一）这是用客观存在的“物理”来解释苏诗，说明那联诗不但意境优美，而且有科学依据。又《寄明州于驸马》载：“'平阳音乐随都尉，留滞三年在浙东。吴越声邪无法曲，莫教偷入管弦中。’南方歌词，不入管弦，亦无腔调，如今之弋阳腔也。盖自唐宋已如此，谬音相传，不可诘也。东坡《赠王定国歌姬》云：'好把鸾黄寄宮样，莫教管弦作蛮声。’亦是此意。”（见《升庵诗话》卷九）这是用南方歌词不入管弦的客观事实来证明苏轼那联诗具有生活真实性，表明它是源于客观现实的，而非随意杜撰。就四川人看来，苏轼的这联诗和杨慎的这条笔记，还是考证川剧高腔音乐史较早的宝贵资料。杨慎的论述，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能揭示苏轼文艺创作和劳动人民生活的某些内在联系。在《谚语有文理》中，杨慎就说明苏轼有的诗句是吸取了民间谚语的精华，举例如：“'炮车云’，东坡诗'今日江头风势恶，炮车云起雨欲作’用之。'霜凇打雪凇，贫儿备饭瓮’，则东坡诗所谓'敢问行役劳，助尔歌饭瓮’也。”（见《升庵诗话》卷十三）在《坡诗明月看露上》中，杨慎又肯定“苏东坡诗八首，大率皆田中语”，更举出第四首乃直接为田家农事之写照，即“此诗叙田家自清明至成熟，曲尽其趣。”其诗为：“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露垂缕。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但闻畦陇间，蚱蜢如风雨。新春便入甑，玉粒照筐筥。”举出此诗后，杨慎嫌旧注“未能尽发其妙”，便进一步作了补充。特别是对“月明看露上”一句之注，注得好，他自己也十分满意。他是这样作注的：“农夫云秧苗得露，皆先润其根，由根上节至叶，稍垂一点，月明窥见其上，……此事奇，坡诗咏之奇，……特表出之。”（见《升庵诗话》卷六）读苏轼诗，品杨慎注，我们可以知道，设若苏轼无农村劳动生活的直接体验，就不可能写出那样生动具体地反映农事劳作的诗篇；同样，如果杨慎没有对农民生活的细致观察，那也难能给苏诗作出如此贴切的新注。但是，苏轼作品中那些与政治斗争和民生疾苦联系得更为直接、更为紧密的作品，杨慎却未予介绍，未予注释，未予分析。也许是惮于朱明王朝文字狱而有意避之吧。不管是何原因，给中国文学史多少留下遗憾！ 对于苏轼文艺创作及文艺思想中的不足或欠妥处，杨慎亦不避尊者讳，而是实事求是地作了客观分析，提出过批评意见。在创作上，杨慎在《刘驾诗》中便批评苏轼的一句诗不如他所化用的原作：“刘驾诗体近卑，无可采者，独'马上续残梦’一句，千古绝唱也。东坡改之作'瘦马兀残梦’，便觉无味矣。”（见《升庵诗话》卷十二）的确，苏轼将原句作两字之改，便没了生气，感觉死板，有点金成铁之弊，杨慎的批评是颇中肯綮的。至于苏轼文艺思想、美学观点方面存在的缺陷，杨慎也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指出。他认为苏轼《论画诗》“论画与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之说，是片面的，说苏诗论“有偏”，因而“非至论也”。他进而认为：“晁以道和公诗云：'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其论始为定，盖欲以补坡公之未备也。”（见《升庵诗话》卷十三）智者千虑，难免一失。苏轼在文艺创作及文艺思想、美学观点上，一时有所失误，产生某些缺点，那也是正常的，别的大家也是如此，不足为奇。而杨慎对名家亦敢指谬，不虚美，不掩恶，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批评的分寸拿捏得非常好。这是文艺批评应有的科学态度，读者能对杨慎这样公正的态度肃然起敬。 由于彼此命运的维系，杨慎自觉地仰慕崇拜苏轼，对他的文艺作品、声望都爱护备至，不容歪曲，不容误传。首先，对假借苏轼名声妄注杜诗者，杨慎多次予以澄清，进行严厉地批评。他在《东阁官梅》中说：“宋世有妄人，假东坡名作杜诗注一卷刻之，一时争尚杜诗，而坡公名重天下，人争传之，而不知其伪也。”（见《升庵诗话》卷六）在《伪书误人》中又指出：“（宋人）杜诗伪苏注，盛行一时，殊误学者。”（见《升庵诗话》卷十）其次，苏轼作品在流传翻刻中所出现的错讹，杨慎竭尽全力撰文订正。他在《书贵旧本》中说：“东坡'玉如纤手嗅梅花’，俗改'玉如’作'玉奴’，其余不可胜数也。书所以贵旧本者，可以订讹，不独古香可爱而已。”（见《升庵诗话》卷八）又在《卵色天》中批评有的注释者将东坡诗“笑把鸱夷一樽酒，相逢卵色五湖天”中的“卵色”改为“柳色”，指明那是错误的，并论证苏轼用“卵色”一词，根据是唐诗“残霞蹙水鱼鳞浪，薄日烘云卵色天”（见《升庵诗话》卷四）。第三，杨慎对后世学者注释苏轼诗文遗留的差错，也常常予以辨析，以免谬种流传。他在《梅溪注苏轼诗》批评道：“王梅溪（十朋）注东坡诗，世传其博。乎信手繙一册，《除夕大雪留潍州》诗云：'敢怨行役劳，助尔歌饭瓮。’山东民谣云：'霜凇打雾凇，贫儿备饭瓮’。'凇’，音宋，积雪也，以为丰年之兆。坡诗正用此。而注云：'山东人以肉埋饭下，谓之饭瓮。’何异小儿语耶！”（见《升庵诗话》卷十）从上述例子我们不难看出，杨慎对苏轼的作品及名望的爱护，绝非出自偏袒，而是由衷的，言之有据、论之成理的。 杨慎在《苏祠怀古》尾联中写道：“井络钟灵竟谁继，海若望洋增我劳。”由于他一生身处逆境，却百折不挠，学而不厌，终于成为苏轼的继承人，真可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他已将巴蜀乃至中华文化在十五世纪推进到新的水平、新的高度。 今天，我们将杨慎评介苏轼的文字资料点检一番公诸世，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一方面可让人们更深层次了解苏轼的道德修养、思想品质及文艺创作在我国文艺史上的崇高地位；再方面又可看出杨慎是如何绍复苏轼的学问衣钵而成为继苏轼之后又一蜀籍大学者、大文学家的。这对传承、弘扬、繁荣中华民族文化不无裨益。 
袁祖辉，笔名驿梅。四川省营山县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四川诗词协会会员、果州诗词、晨钟诗词及多家诗词学会理事。擅长诗、词、曲、联对、辞赋、赏析文、文学评论、散文、报告文学、新诗、演讲稿、学术论文等多种文体的写作。自八十年代以来，在全国各级各类刊物发表诗词及多种文体作品五百余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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