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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中国美术学院成立“汉字设计创新研究所”，同时设立了“国美字库”研究与创作计划。在新技术语境下，我们将“国美字库”视为我们实践“汉字理想”的切入点，希望借此重新发掘汉字历史中层垒的审美智性与视觉感知，贯注于汉字设计中，“我们把汉字字库设计当成'酵母’，深深浸透在每个基础汉字单元，以改变DNA的方式进行身心感化，而不是'糖霜’式表皮甜化。”[1]“方正国美进道体”（以下简称“进道体”）是我们的首个研究与设计成果。 “新活字”计划
图1 唐《开成石经》（局部），来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图2 古逸丛书影覆宋蜀大字本《尔雅》，郭璞注 “浙刻欧体”之所以会在五代以后与版刻字体建立起关系，还与《开成石经》有着密切关联。[6]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下诏设立弘文馆时，“敕命欧阳询、虞世南教示楷法”，之后唐代各馆各学门皆习欧、虞楷法，成为当时的课业标准。《开成石经》虽出自多人之手，但整体书风劲挺端稳，与欧体尤近。宿白先生曾论述刊石与版刻存在着前后承继：“五代国子监注意书写人，应是研习以前的石经制度。雕版印刷不仅以石经为底本，而且也接受了以前刊刻石经的一些经验。”[7] 五代十国虽然战乱频繁，却是抄写书籍、版刻字体同时转移的重要时刻，至宋代刻书逐渐形成影响后世的“浙欧”“蜀颜”“闽柳”大传统。版刻字体具有极强的地域性特征，杭州从吴越时期就有着非常好的雕版刊印基础，五代、北宋时期的官方刻本大多下杭州开板刊印，因此杭州是当时最早形成的“刻书中心”之一。至20世纪初，杭州丁三在、丁辅之兄弟再创“聚珍仿宋”（图3），引领了当时的版刻风潮。中国美术学院“信笺”中的版刻字体风格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刻制完成的。（图4）这些线索为“进道体”设计建立起连续的研究视野，即中国美术学院信笺“版刻字体”（以下简称“信笺体”）——聚珍仿宋——浙刻欧体——五代版刻——《开成石经》——欧阳询书法。这一溯源路径，希望借此为“进道体”设计确立方向和方法。
图3 《聚珍仿宋版式各种样张》（聚珍仿宋印书局，1923年，邢立藏）
图4 1928年“国立艺术院”信封、信笺 对应当下，汉字设计处在一种标准化、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下，刻板、缺乏活力，因此重新认识毕昇的“活字”，深入研究“版刻典范”，寻绎早期“汉字设计”的视觉形式语言，探究其设计原理与方法，变得尤为重要。对此，我们提出了“新活字”研究与设计构想。 “新活字”对应北宋庆历年间（约公元1046年）平民毕昇创制“活字”而言。“谈到'活字’时，多数人喜欢就此讨论中国文字的技术性和技术化，从而彰显科技文明程度；而我们觉得，对毕昇的贡献判断，重点是其将汉字进一步推向平民化、世俗化，但是他的工作让汉字离神秘、礼用更远了，这一点更值得研究和讨论”。[8]活字印刷继踵雕版印刷，浩如烟海的经典被复制、传播，但“活字的出现其实给汉字带来了不少问题，或者说有很多负面的因素，就是毕昇把汉字变成了'方块字’——方块代表是均一的，但是从日常书写使用、艺术创作，甚至跟语言配合等方面来看，汉字不是均一的，更不是方块的。毕昇的'活字’是因为版刻技术的革新，我们正处在屏显时代或触屏时代，完全用像素来进行排布时，发现'活字’技术是有壁垒的，就是不得不把字做方，因为做方是为了'排’字；毕昇做的也是一个系统，让每个字都有前后左右无限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被无极放大之后，字本身的个性，笔画间的起讫、映带等关系被削减了”[9]。 活字概念不断引发我们的思考。我们将活字之“活”归为三个基本层面：一是汉字由整版刊刻分解为独立的汉字单元，使用时按照文本顺序将单字连缀成篇；二是活字可以重复使用；三是重复的汉字可根据需要随时增补。“活字”这一模件化思维在当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然而版刻字体、活字所建立起来的汉字视觉典范，在近代工业化、商品化，以及西方现代设计方法的影响下，被消解殆尽。当“书写”而来的汉字视觉转移到“雕版”（活字）时，刻工虽竭力还原“书写”所创造的视觉性，但毕竟是有所损失，同时在刊刻中也注入了新的语言。随着时间推移、巨量需求和书商逐利，版刻字体逐渐程式化，至明代出现也被称为“肤廓字”的“宋体字”，版刻字体逐渐僵化为呆板的“死字”，失去了其动人心魄的书写意蕴。这是“活字”及至今天的“字库”在阅读上一直都存在的问题。 我们希望“进道体”的视觉根基能够扎得更深，能够借此摆脱当下的习见，承接传统的同时，厘清在字体设计中坚持什么，控制什么，哪些是仍然适用的，创新的维度和实践方向在哪里，进而总结“版刻字体”这一视觉形式应用于书籍印刷、阅读时对变量是如何处理的。当我们将欧阳询、虞世南书法与《开成石经》《尔雅》《聚珍仿宋》，以及当代仿宋、宋体字库等进行横向比较时，发现除却风格，“书写性”对于汉字视觉构成是至关重要的。 据此，我们确定了“新活字”设计与研究计划的核心内容：基于“书写性”，突破汉字方块化，对字形分类控制，界定笔画和整字的关系，重新定义字库家族，探索汉字在新型传媒中的载体价值、传播价值和动态媒介的结合问题，使汉字字体设计真正回馈社会。 新书写与新技道 “书写性”作为传统汉字视觉生成的内核，建立了稳固的艺术感知和传播力，并在版刻印刷中创造了“版刻典范”——“浙刻欧体”，同时在20世纪初汉字近代视觉转译过程中形成了“新传统”，继而在20世纪80年代汉字完成数字化编码，至今，字库设计已经成为汉字视觉生成的主要媒介。近年来，汉字视觉又面临“屏显媒介”和汉字算法设计的挑战与转译，这无异于又一次遭遇新的“典范转移”[10]。我们如何在新技术语境下承继汉字传统及其视觉审美层垒，建立新的视觉典范，是当下面临的重要问题。 “新活字”设计中的“书写性”必然要直面新技术、新场景的变革，这就涉及汉字视觉中的“技道”问题，这是一组容易被形而上化的关系。古今许多人往往将“书写性”对应于“技法”，忽略书写背后的“工具性”所蕴含的“道”，有时则将两者混为一谈。在新媒介、人工智能、算法技术的逻辑下，在汉字视觉生成中重新把握“工具”之“技能”和软件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演生”与“衍生”之“道”需要区别对待，同时也是可以深究的。汉字设计将涉及两个层面的技道关系：第一层面是汉字视觉呈现载体——屏显载体或称之为“显示技术”，目前三星公司研发的Super AMOLED超炫屏已搭载于移动显示端，并且已经成为传统技术的高精度工业印刷技术。二者都可以非常精微地还原汉字设计的视觉意图，因此面向未来的汉字设计必须以此为出发点。第二层面是汉字设计不同于以学养为审美控制、以身体为工具、以技法为表现手段的汉字书写以及版刻。现代汉字设计背后的逻辑是“数据”抑或是“算法”逻辑，汉字设计和视觉输出都基于此，被量化的，受控的、系统的生成，这与所谓“书写性”所传递出的“具身感知力”和以身心协同的方式去复演汉字（书法）的逻辑截然不同，或可将其视为以电脑、软件为“书写”工具和设计思维下的“新书写”。因此，问题将再次聚焦于如何使“进道体”在人们使用时仍然能够获得“身心协同”的视觉感知效应，我们将其视为“新书写”与“新技道”的合一。 汉字设计的精度首先要以“显示技术”为基本参照展开。目前“可变字体”设计属于技术层面，在设计与屏显之间，缺少的是优秀字体；反之，屏显精度越高，粗陋的汉字设计越无处遁形。此外，我们也要警惕“精细化”被无极放大之后，字体个性被消减的危险。因此，惟有“书写性”才能破解之，从而回到身心协同的视觉感知效应上来。 基于设计与屏显的双向协同，对于“书写性”的探索，或者称其为汉字设计的“书写性回归”，书法艺术仍然是其根基。自唐以来，具有汉字设计意味的“典范转移”，无疑是“版刻典范”与“近代新传统”。这也是我们以“信笺体”上溯至“聚珍仿宋”“浙刻欧体”欧体书法的动因。因此，“新书写”必然要与“新技道”形成对应关系。 从数据与算法逻辑出发，在现代字库设计对笔形、字根、重心、中宫等相关设计方法的基础上，必须建立新的设计范式，即对“书写性”进行全面定义。就此，我们首先对“信笺体”进行了深度分析。 在“信笺体”24字中，呈现为：重心偏高、中宫收紧、版刻韵味，笔画粗细均匀、爽利与劲挺，左低右高，字体峻拔清朗的总体态势。（图5、图6）其中一些颇具特点的设计被我们关注到，即：“撇画舒展”，合理的笔画穿插、避让与回护，使得虽然瘦高的字内部空间却清朗有序；“左大右小”，作为偏旁的部件与右侧往往形成一种内在的张力；“字字充满动势”，且每个字都没有受限于“方块”，而是通过由笔画穿插所构成的“字势”打破了“方块”的限制，如图6第二行“國、藝、術、院”四字分析。这些特征和设计策略是现代字库缺少的，但恰恰是“信笺体”雕版时保留书写性后所出现的精彩之处。同时，对于字体倾斜、雕版时起笔与收笔的角度测定，也为后期汉字设计，特别是智能计算设计提供了重要参数。
图5 国立艺术院“信笺体”分析
图6 国立艺术院“信笺体”分析 “活字”是对雕版印刷整版刊刻的“模件化”创新。上文谈到，“活字”之所以会逐渐“方块化”，实际上是一种被动求全。在书写氛围浓郁的传统社会，人们当然会意识到这一问题，这点在《昌黎先生集》等一批优秀版刻典范中可以看到。例如“耿耿”二字，粗看没有什么区别，细究则可见出“耳”部起笔横画、提画与“火”字撇画分别建立起两个“耿”字的基本形式，下“耿”“耳”部较上“耿”要左倾；同时，通过“火”的捺画粗细和角度则协调着整体字势，从而使两个同样的字在统一性中又有区别。（图7）
图7 《昌黎先生集》“耿”字的分析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以下简称《九成宫》，此碑确乎“书贵瘦硬方通神”，其字形简化洗练，笔画瘦硬，形势峻拔清朗。（图8）以“譯”字为例，其横势笔画共有12个，我们发现其书法中的笔画起驻行收与角度处理非常细微，在出现多个同向笔画时的处理方式，以及各笔画的长度、粗细、向背、角度、线质，笔锋藏露、笔形态势、方圆、塑造字势的主笔画等各方面都做了丰富的表达。“譯”字势略向右上微倾，但整个结构及其气度却在平正中透显峻拔。（图9）我们不禁感叹如此精妙的汉字视觉只有高质量的书写才可以创造。
图8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碑》三井本
图9 《九成宫》“譯”字分析图 此外，从我们耳熟能详的“永字八法”来看（图10），结合欧阳询《八法》（传）所说：“丶（点）如高峰之坠石。㇃（卧勾）似长空之初月。一（横）若千里之阵云。丨（竖）如万岁之枯藤。㇂（斜勾）劲松倒折，落挂石崖。（横折钩）如万钧之弩发。丿（撇）利剑截断犀象之角牙。乀（捺）一波常三过笔”[11]，这些笔画意态所对应的书写手势、结构节奏、笔形位置的隐喻式表述都在以“口诀”的方式指向一种“可重复操演”的“书写性”与具身感知，以及“……四面停匀，八边具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欹正；筋骨精神，随之大小；不可头轻尾重，无令左短右长；斜正如人，上陈下裁，东西映带……”[12]这些结字规律、对立统一的造型方法，不断地提示着我们必须回到“心眼准程”，以视觉感知力去判断汉字的系统性设计，才能避免“过度精细化”，让字“活”起来。
图10 “永字八法”示意图 上述来自书法、雕版、古代书法理论、信笺体等各方面的知识，对于今天的“字体设计”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实操意义，是对现代字库设计中所寻求的宫格、字面、灰度等各方面的标准化的一种矫正。我们希望，不同汉字视觉典范中书写创造形式的精妙知识与经验能启发我们进入“进道体”的设计语境；同时，根据“方正字库”的设计流程，以“不齐之齐”为基本控制原则，制定“进道体”的技术规范。首先，我们对现行的“设点规则”，结合“书写性”进行优化和设定；其次，对上述分析中所涉及的汉字造型类别进行分类规定，从而预见和解决汉字设计的诸多问题；最后，对笔画、重心等可量化的指标设定了参数区间，等等。从而明确设计该坚持什么、设计什么。 基于“设点规则”所确立的基础“字根”“笔形”（图11）是具有“预设性”的。我们设想“进道体”的数字参数在未来可以被提取修改、更新，从而为人工智能设计汉字视觉预留开放性和继续探索的空间，使“进道体”可以不断迭代。同时，基础“字根”“笔形”可以支持组建快速检索并复用、曲线降阶处理、多人协同作业等功能，为协同设计提供了参数支撑。在一系列控制性规则下，我们遵循17字（图12）、70字（图13）、200字、500字、6763字的字库设计计划，将中国美术学院的手作精研与“方正字库”的智能计算辅助设计较好地结合起来。经过近两年的时间，我们最终完成了“国美字库”首款标题字——“方正国美进道体”。（图14—16）
图11 “进道体”字报
图12 方正国美进道体17字定稿
图13 方正国美进道体70字设计定稿
图14 “方正国美进道体”样张一
图15 “方正国美进道体”样张二
图16 “方正国美进道体”样张三 “进道体”正是基于上述逻辑，“将南宋临安刻书、浙东文风、欧体欹侧险峻、杭州丁氏聚珍铜活、艺专初建星火等联通一贯，协力将文风书体、科技艺术、自用公传融于一气”[13]。 汉字设计的机遇与理想 2021年，中国美术学院“汉字设计创新研究所”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汉字传承与创新设计研究”，从设计学视角提出汉字本体、设计原理与思维模式、汉字设计谱系、汉字传承与创新设计、汉字美育、跨文化传播等方面的思考，展开系统研究。 汉字的每一个部件，在某种意义上都兼具“文本语义”与“视觉语义”，其构型的智性模式、视觉延展性和语义“隐喻性”是其他文字都无法比拟的，这其中就包含着中国文化的智慧与思想。但近代以来，随着工业社会、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的改变，汉字遭遇各种窘境，被裹挟在各种语境中，一度面临被废除的危险。但是如果汉字没有这样的遭遇，也许林语堂发明明快打字机、王选突破激光照排印刷技术难等关就会推迟来临。这些林林总总的问题，在今天看来全部与“汉字设计”直接相关，而且“汉字设计”实际上是中国文化进入今天的数字社会领域的前端切入口。 印刷术在西方被誉为“文明之母”“自由火炬”、社会文化转变的推手。金属活字印刷的发明创造出最早的可以复制化的商品、最早的生产线和最早的批量生产模式，给西方社会生活带来了急遽变革，为教育和思想的传播开辟了新的天地。印刷术比任何其他发明都更清楚地显示出“现代性”[14]，“西方的铸字印刷技术东传，不仅全面取代了中国木刻印书传统，更深刻地影响了百余年来的图书出版”[15]，而且影响着汉字视觉审美和汉字设计的承继与走向。 90多年前，中国美术学院先师郑午昌先生创制“汉文正楷”字体，正是看到了印刷传播、日用与文化传承的危机。他讲道，“书写之体与印刷之体截然分离，读非所用，用非所读”，展现出对文字的视觉之美与文化相互涵养的深刻洞见。今天我们的遭遇对应彼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下，汉字再度面临信息技术时代的挑战以及视觉中心主义在全球化扩张，文字、符号与图像暴力繁衍，“信息—视觉”趋同，不断拉平、拉低、降维人类感官，正在消解多元叙事的可能性。 “进道体”设计正是以上述问题为研究对象，将汉字设计建基于层垒的汉字视觉传统之上，针对汉字视觉本体进行研究，矫正近代以来西方设计方法对汉字的冲击，以新技术、新应用为契机，展开艺用兼具的汉字设计实践，这即是我们研究和创作“进道体”的理想。 在世界文字之林中，走向纯粹审美范畴的文字，成为全民参与、具有社会行动性质的，也许就只有汉字了，它具有书法艺术与汉字设计两个维度的优势。在消费社会、印刷传播、互联网和移动屏显媒介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汉字设计已然成为最重要的汉字文化传播媒介与视觉载体。 事实上，书法、版刻、字体设计作为汉字的视觉表达方式，与语言行为构式一样，实施着“汉字视觉行为”，从而引发使用者的自明性与自发性学习。这一现象蕴于历史、发于平常之日常，润物无声，提示着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汉字设计的意义与价值。 汉字作为“视觉—信息”与语言作为“听觉—信息”一样具有“施为性”。当以“汉字设计”配合指令性、标识性符号时，较为明确可见；而以书法形式出现时，则较为隐秘。以“书写性”构建起来的视觉形式的语义、精神、气韵等既具有时空性、隐喻性，同时也包蕴着文化与美学内涵。那么，当以“汉字设计”承载这“书写性”时，无疑可以打破程式化的设计，将汉字设计的审美意蕴通过“视觉—信息”的“施为性”传播开去。汉字从来都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因此“汉字设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鲜明而正向的“社会行动”力量的“预见性设计”，对于未来世界观和视觉智性模式的探索与建构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历代重视小学、书法艺术的核心所在。 今天，在新媒介传播环境与技术转变之际，我们需要对汉字本体、汉字设计、字库设计及其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等方面有新的认识，这一情形既是危机，也是契机。正如本文所谈到的，而今恰恰可以中和汉字艺术和实用两大维度的作为，通过“汉字设计”建立起内向美育和外向传播的纽带关系。 设计学界向来重视字体设计。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多个字体设计竞赛和设计大展涌现出探索性字体设计方向和作品。“进道体”以其熔铸书写与版刻、兼及欧体书法所形成“清朗爽豁，沉雄奇崛”的字体风格，多次参加国际展览，交流对话，斩获奖项。然而，无论世界如何发展，技术如何迭代变迁，我们仍希望汉字设计能够根植于汉字视觉典范，创作出新的汉字设计视觉形式，在新媒介传播环境与生态转变之际，在对外交流、传播中重新展现汉字设计的魅力，诠释汉字之美；在内向社会美育传播中，能够为汉字设计视觉生态建设寻找新的突破点，发挥更大的作用与价值。 结 语 文字是维系一个国家和地区文化认同、民族向心力，养成公序良俗，传承传播思想文明的基础，同时也是启发个体诗性、审美智性与自由精神的重要载体。自唐以来，汉字书写、版刻字体、近代字体设计、当代字库，汉字视觉及其载体、功能形式在技术跃迁的语境中，不断推动着汉字视觉的变化演生，然而不变的是汉字的“造字智慧”或“设计智慧”。 “新活字”计划作为中国美术学院在汉字设计创新与社会应用领域的触角，以“进道体”（国美字库）为切入点，直面大数据智媒体时代面临的“信息视觉”挑战，强调以“书写性”介入新技术背景下的汉字设计，探索更具先进性、时代性的汉字视觉艺术与中国视觉形象，推进中国文化自信、增进中国文化软实力。 来 源 ｜装饰杂志 编 辑 ｜秦诗雨 向睿琪 责 编 ｜刘 杨 审 核 ｜徐 元 中国美术学院官方微信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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