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宇 | 辛勤记述张大千在敦煌等地鲜为人知的一些旧事

此为作者替《张大千与敦煌》一书所写的序。文章盛赞张旭东从敦煌辗转到瓜州、酒泉从事文物保护研究工作之际，写出了张大千在敦煌的奇特经历，具有一定的文献存史意义。全文4823字，阅读约需7分钟时间。

敦煌藏经洞被打开之后，外国列强纷至沓来，敦煌遗书散佚世界各地；外国探险家肆意拍摄敦煌壁画甚至切割壁画、盗走彩塑。国人中有识之士罗振玉、王国维、蒋伯斧、王仁俊、 董康、李翊灼、陈垣、刘复、邵元冲、高良佐、向达、王重民、张荫麟、于道泉、姜亮夫、王庆菽、许国霖、金祖同、郑振铎、 孙楷第、贺昌群、潘重规等，或在国内搜集整理敦煌遗书或相继远涉重洋远赴巴黎、伦敦，转录、拍摄或介绍流失海外 的敦煌文献和敦煌艺术品，感动并唤醒了中国文化艺术界， 也给当时学界打了一剂强心剂。画家李丁陇、吴作人、关山月、 黎雄才、王子云、张大千等到敦煌临摹壁画，梁思成、于右任、高一涵、向达、夏鼐、阎文儒先生等赴敦煌进行敦煌石窟、敦煌考古及敦煌地理、历史考察，常书鸿、董希文、潘絜兹、苏莹辉、史岩等来莫高窟组建敦煌艺术研究所。其中，张大千先生自筹资金、组团赴敦煌莫高窟考察、临摹，且一住两 年有余，临摹了将近 300幅壁画；分别在兰州、成都、重庆举办敦煌壁画临摹品展览；并向于右任提出建立敦煌艺术学院的动议，种种非常之事、非凡之举，都已载诸口碑、流芳于世！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占据北京，此时张大千先生住在北京。1938年初夏，大千先生为摆脱日寇统治，在友人帮助下逃离北京，绕道上海、香港、广西、贵州，辗转来到成都。一位曾任中央政府监察院驻甘宁青监察使的忘年交严敬斋先生来看望张大千，多次向大千先生介绍敦煌艺术，大千先生为之神往。1941年初，画家李丁陇带来一批从敦煌莫高窟临摹的壁画到成都展览。张大千见到摹品连声赞叹：“妙不可言，妙不可言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艺术家特有的那份狂喜，终于下定决心自费到敦煌去。1941年张大千克服重重困难，经过 4个月的准备，携门人、子侄踏上了去敦煌的路。

远赴敦煌谈何容易，交通不便且又物资奇缺，除了成都 到兰州这一小段路途可以搭乘飞机外，再往西行，全靠货运卡车颠簸长途跋涉，沙漠地带只能骑马乘驼风餐露宿了。沿 途治安颇不平静，常有土匪强盗或狼豹出没。河西走廊一带属马家军马步青部管辖，不经他们许可，休想踏入敦煌。张大千求托他的同乡、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疏通关系，得到了国民党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鲁大昌和兰州市市长蔡孟坚的帮助，得以穿越马家军防区，一个多月后终于到达心驰神往的敦煌。到了敦煌，困难和问题远比预想的大得多。要与官方及民间各色人等打交道，取得他们的支持，解决衣食住行等具体困难、招揽助手、开始为莫高窟洞窟编号、临摹壁画，事无巨细，费力费神，近 3年劳苦，一头乌发几乎变得花白，有人说张大千相貌一下子老了一二十岁。在当时条件下，张大千西出嘉峪关，蛰居莫高窟，专心临摹壁画，独自探寻人物画渊源，确实需要非凡的抱负和坚强的意志。可以说，没有玄奘的诚挚、班超的奋勇，则大千先生的敦煌之行只能成为空中楼阁。

张大千先生投身绘画事业，声名显赫，绝非浪得虚名。他一生的苦学、深研、探索、勤奋、积累、聪明、智慧、用功、实干，乃至用了他一生的时间、精力、心血和汗水，甚至经历多次的生命危殆，才获得巨大的成功。正是由于从敦煌艺术中吸收了中国美术精华，遍学历代画技，更加丰富了自己的绘画，并由此画风一变，成就了复笔重彩、兼工带写、古雅华丽的画风，从而名声大噪。给当时的中国画坛吹来了一股新风，不仅在中国现代水墨画发展史上写出光灿的一页，也在世界艺术发展历程中，刻上一标鲜明的东方绘画的印记。从严格意义上讲，张大千并不是敦煌学家，但从敦煌学发展史来看，绝对不能不谈及张大千。正因为这个传奇人物的“敦煌行”，对研究传播敦煌艺术起了很好的作用。正如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所言：“大千先生临摹敦煌北朝唐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吾侪得以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更无论矣！”

在张大千临摹壁画期间，张大千毁坏敦煌壁画一说已经传开，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948年甘肃一议员提案进行控告， 经甘肃省参议会立案调查，结论是未有此事，但因国民党撤离大陆等原因未以公布。后来非议大千先生的流言蜚语仍有所闻。近年对他“打掉壁画”旧事重提，甚至措辞激烈。是耶非耶，任凭世人评说。但从当今文物保护的角度来看，应该说包括张大千在内的许多人都有需要检讨反省的地方。常书鸿先生说：莫高窟“第 220窟，唐代贞观十六年开凿的初唐的代表作品，是 1944年我们和老工人窦占彪一道从宋代重绘的壁面上剥露出来的，色彩金碧辉煌，灿烂如新……这是前人，包括帝国主义分子伯希和、斯坦因、华尔纳之流以及张大千所从未见识过的。”（见常书鸿：《莫高窟檐角的铁马响叮当》第十三节）看来，也应有所反省。

张大千性情豪爽，和社会上三教九流都能打交道，赴敦煌时沿途以画会友，给不少官员作画，取得了各方面的关照，一路畅通。见到甘肃官员鲁大昌、蔡孟坚、高一涵时更是非同一般。张大千在会见马步芳、马步青的时候，当场作画，得到他们的有力支持。经过武威、酒泉、安西时也给一些官员作画，到敦煌后与党、政、军、学、绅、商各界交往应酬比较多。特别是与敦煌刘鼎臣、张恩（张雨亭）、张维秀、任子宜、窦景桂、窦景椿、宋云、张志、王用全、刘子和、吉应龙、赵作栋等均有交往。不少人在迎来送往中与张大千发生密切关系，大都得到了他的画作，有些还不止一幅。其中刘鼎臣、张维秀所得最多，各有五六十幅。张大千来敦煌临摹壁画，在敦煌度过了其绘画生涯中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近 3年时光；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事，不时成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一些亲身见过张大千的人还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们的见闻。旭东同志知道敦煌还有不少关于张大千的逸闻轶事亟待挖掘整理和研究。后来在酒泉开会时窦侠父先生对他说这个工作要是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做就好了，现在敦煌不少当事人如常书鸿、史苇湘、窦占彪、李复、张志、张雨亭、任子宜等已经故去，健在的人非常少了，要做就赶快抢救，再不做就来不及了。他还建议作者到银川走一趟，拜访一下张大千之子张心智非常有必要。

在师友的敦促下旭东利用工作之余查阅大量资料，开始自费走访当年见过张大千的段文杰、史苇湘、宋云、姜家诚、王溶、秦生凤、赵玉珍、田淑珍、窦侠父、范华、任佐成、张启元等人，这些人的年龄大都已八九十岁了，他们从不同角度谈了一些具体情况，非常珍贵。同时也有幸从张履泰之子张文江、张志之子张启明、任子宜之子任佐成等处获得一些新资料。这些当事人都希望他把这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能够整理成书，告慰先辈。

本书作者李旭东先生大学毕业后曾在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和接待部工作过近两年，工作之余，经常向史苇湘先生和我本人等请教有关学术问题，史先生看到年轻人好学非常高兴，多予指点迷津，使旭东同志获益匪浅。有时史先生上洞窟查证资料也特意带他去熟悉洞窟，那时候他才知道伯希和编号、张大千编号、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编号，了解到张大千曾在莫高窟临摹壁画；史先生多次提到张大千先生对他影响很大。受到史先生的影响，旭东有幸接触到资料室里一些关于张大千的档案材料。我也是那时与他相识的。1987年、1994年、1997年他 3次列席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2000年起作为正式代表在敦煌莫高窟、兰州、北京、西安、成都、银川、内蒙古、济南、洛阳、酒泉、瓜州、金塔、玉门等地参加了“纪念藏经洞发现 100周年暨 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等与敦煌学相关的国际、国内学术讨论会 40多次，每次都向会议提交了有独特见解的学术论文。

在“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中山大学教授姜伯勤和武汉大学教授朱雷发言时提到张大千相关问题；2004年“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 60周年、纪念常书鸿先生诞辰 100周年暨 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永翘、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宁强、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胡素馨 3位学者分别作了《常书鸿与张大千——兼论常书鸿先生对敦煌艺术的贡献》《常书鸿与张大千——两位敦煌艺术家之比较研究》6《张大千和青海画家在敦煌地区的美术考古》对他启发很大，同时他还关注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等在会上穿插的相关内容。

会后，张旭东利用在莫高窟、阳关、玉门关实地考察的机会与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更深入的交流。尤其是美国年轻的胡素馨女士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回答了他提出的好几个问题，有时还要借助翻译人员才能解释清楚，实在是勉为其难。旭东同志身为国家公务员，后又从敦煌辗转到瓜州、酒泉从事文物保护研究、文化工作，公余不辞辛苦，自费调查，跨时20多年，足迹广涉敦煌、瓜州、酒泉、兰州、新疆、北京、上海、成都、银川等地，笔记做了厚厚的几大本。夜深人静之时静心检索资料，感到口述资料比较零散、单薄；重复的还比较多，一一挤干后又觉得比较干瘪。当年张大千给朋友们的赠画实物基本难以见到，有些说法还有出入，需加以辨识，有所取舍。在他搜集整理资料期间，又有一些老人故去，还有一些人过问书稿的进度，他感到很内疚。另一方面，纵知自讨苦吃，仍在自我加压，乐此不疲。

2013年10月12—13日，我和旭东同志在兰州大学参加“敦煌文化与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他告知《张大千与敦煌》一书的写作进度，我突然想到自己手头还有一条资料不应遗漏，即不久前《甘肃文史》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记述张大千于 1941年到兰州后，曾得到国民党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鲁大昌资助现大洋四千元，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旭东同志想立即看到此文。于是我们在短短的午休时间马上驱车到广武门我家中查看。据悉，徐悲鸿大师抗日战争期间也曾来过兰州，鲁大昌即请徐悲鸿大师到其别墅寄宿，并就近请教画技。这条资料虽然非常简短，却是当事人的回忆。回过头来看，旭东同志的很多资料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去年，旭东同志给我发来书稿的电子版，新资料很多，写的很细，很详实，也有自己鲜明的观点；我和其他专家也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他乐意吸收，使书稿期臻完善。值此书即将付梓，旭东同志邀余为序，我已年逾 80，淡退学林，只能谈点感想，用充为序。

李正宇2017年12月30日于兰州雁滩鸿运润园敝寓

  新书推介  

《张大千与敦煌》作者为李旭东，团结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年9月版。本书作者走访与张大千打过交道的诸多当事人、知情人及其后辈，通过抢救性挖掘，极尽之能事，掌握了不少张大千在敦煌等地一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及其具体活动。书中凸出彰显诸多敦煌元素，去粗取精，披露公布了不少新资料，推出一些新论点，提出一些新见解，为张大千研究提供了许多新材料，这也是敦煌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欣赏阅读价值。

  著者简介  

李正宇，1934年生，河南省正阳县人，195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敦煌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该院文献研究所前所长，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季羡林先生许为“俯不怍于后，仰不愧于前”的敦煌学专家之一。发表敦煌历史、地理、佛教、文学、语言、文字、书法、教育、考古、乐舞、文献等方面的论文、札记、评论等 270多篇，不少篇章成为敦煌学名篇。著有《敦煌学导论》《敦煌历史地理导论》《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敦煌史地新论》《中国唐宋硬笔书法》《敦煌遗书硬笔书法研究》《敦煌古代硬笔书法》等多部作品。曾兼任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硕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敦煌学基地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甘肃敦煌学会副会长。连续5年次应邀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献专业本科生及博、硕士生开设敦煌文献专题讲座；应邀赴台湾大学历史系、所，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所），成功大学文学院，中正大学历史系（所），中文系（所），逢甲大学中文系（所）及俄罗斯等地讲学、研究。

李旭东，1965年生，甘肃敦煌人。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院特聘教授、敦煌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内江师范学院张大千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教授，担任敦煌学院本科班《中国古代史》《敦煌文学与写作》《敦煌历史文化》《敦煌学教程》等课程。主要从事高校历史学教学和敦煌学、丝绸之路、张大千与敦煌等相关课题研究，出版有敦煌学专著2部，合著7部，在国内外纸质媒体、期刊发表敦煌学研究论文90余篇，发表文学作品18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