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觉醒在朝政的表现，是清算冯保、张居正，在后宫的表现，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立太子。万历要立心爱的女人郑贵妃的儿子，三子朱常洵为太子。经过漫长的拉锯之后，最终是以皇帝的妥协告终，朱常洛还是被立为皇太子。她同病相怜的心结，同情宫女出身的王恭妃，看不惯被儿子宠上天的郑贵妃。在李太后和外朝大臣的共同努力下，才迫使万历皇帝妥协了。但王恭妃母子就倒霉了，万历不敢拿母亲撒气，所以只能拿王恭妃母子撒气。王恭妃好容易晋升了皇贵妃，却直接被打入冷宫，饱受虐待，最后双目失明。朱常洛虽然被立为太子，但在父亲的冷眼，郑贵妃的明枪暗箭之下，也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就连王皇后也因此而被万历所冷落，虽然一直和皇帝同室而居，又有皇后的尊号，但境遇远不及受宠的郑贵妃。王皇后及朝臣们虽然努力保护皇太子朱常洛，但也是每天都面临明枪暗箭。万历皇帝则浑浑噩噩的在后宫混日子，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不降不死。万历四十年之后，皇帝年事已高，储位争夺渐趋平稳，但仍暗藏杀机。有官员进言，郑贵妃和朱常洵母子要谋害皇太子，万历便令福王朱常洵就藩。朱常洵磨磨蹭蹭到了河南之后，万历皇帝赏赐巨万，福王富可敌国。朱元璋创立的藩王制度，最早是器重自己的儿子们，但朱棣篡位后，开始严防藩王干政。到了宣宗朝之后，藩王的护卫基本都被收缴完毕，藩王政策逐渐演变成“养猪政策”。到明代中后期，对藩王的管制更严格，禁止二王相见、禁止宗室与勋贵联姻、禁止宗室出仕、禁止宗室来京朝觐奏事、禁止藩王私自出城，推出等等政策。当然随着老朱家子孙枝繁叶茂，供养藩王也成为最终财政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万历年间，宗室人口达到十五万多人，宗藩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像福王这种待遇，一个藩王顶几十上百个普通宗室。却也有很多贫苦宗室，因为政策管制不能正常工作，国家也拖欠粮饷，连饭都吃不上。甚至有的宗室实在饿极了，主动妄议朝政，到监狱里吃饭去了。连宗室藩王都如此贫富分化，社会上的贫富分化程度可见一斑。朝野上下都知道，只要福王就藩，离开京城，基本就不能再掀起波澜。万历再宠这个儿子，也只能是多赏资财而已。万历四十三年的“挺击案”，也侧面反映出夺嫡之争尚未平息。在大白天，一个男子张差手持木棍，闯入太子的慈庆宫，打伤多人，一直打到太子门前，才被内侍们抓获。事发后审问，张差供出了宦官庞保、刘成，这两个宦官恰恰是郑贵妃的亲信。最后是万历抹稀泥了事，除了将张差处死，暗中将庞保、刘成灭口，让郑贵妃跪拜太子道歉，太子也选择了谅解。挺击案本身并不复杂，但最终办成了悬案，草草收场，也颇能反映万历晚年的心境。
万历皇帝五十八岁病逝，太子朱常洛终于登上皇位，改元泰昌。新皇帝为什么仅仅十天就把身体搞垮，大概有两方面原因。第一个是终于不用提心吊胆，高度紧绷的精神放松了。毕竟战战兢兢的做了二十年太子，青年都熬成中年，幸运的登上了皇位。第二个是纵欲过度。郑贵妃以退为进，主动讨好新皇帝，选取八位美女奉献给泰昌帝。泰昌帝放松了警惕，在红粉攻势下迅速沦陷。郑贵妃指使亲信太监崔文升，向皇帝进“通利药”，就是泻药。一昼夜泰昌帝连泻数十次，身体虚脱，病情恶化。又熬了十来天，眼见快不行了，泰昌帝还召集重臣来到病榻前，让皇太子出来相见，有托孤意味。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奉献，就是红丸。泰昌帝和内阁首辅方从哲，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于是就服下了红丸。一丸服下，感觉不错，下午又服了第二丸。泰昌帝死了之后，又发生了“移宫案”。围绕泰昌帝的妃子李选侍，是否移出乾清宫，朝中又是一番争夺。这三案被称为“明末三大疑案”，背景复杂，疑点重重，迁延很广。我们这里限于篇幅，就不具体展开，有机会可以写一篇番外。三案都与短命的泰昌帝有关，熬了几十年，登上皇位一个月就撒手人寰，堪称史上最不幸的皇帝。但泰昌帝并不是一个昏庸的皇帝，虽然在位时间很短，但还是立即采取一些正确的政策，起用了一批良臣。如果泰昌帝能够继续执政，对于明帝国来说是个最后的机遇。历史不容假设，泰昌帝毕竟还是一命呜呼。皇长子朱由校继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木匠皇帝，大势便不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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