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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区司令升副总长,副司令却直接出任总长,毛主席为何如此安排?

 cat1208 2023-05-26 发布于广东

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未来的开国十大元帅中,仅有六位出现在观礼台上,彭、林、叶、徐四位首长因故未能参加,其中的前三位皆因战事紧张,着实不方便离开工作岗位,分别时任西北军区(一野)司令员、中南军区司令员(四野)和广东军区司令员,而徐向前的情况最为特殊:正在青岛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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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上的五帅

时任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由于过度劳累,在太原战役的后期就已经病倒了,肋膜炎复发得非常严重,连续高烧不退,后来只能躺在担架上,坚持在前线指挥作战。

在这样的情况下,军委特别委托参加重要会议后,准备赶回西北的彭老总,中途转道太原城下,临时接替了徐帅的指挥权,率大军发起总攻,一举解放围攻了半年之久的太原。

1949年6月中旬,在中央有关部门的精心安排下,徐向前偕夫人、孩子和几名警卫人员,乘车经石家庄、济南等地,前往青岛进行休养。

行至济南,徐向前一行受到了热情接待,他在四方面军的老部下许世友,正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整整盘桓三日后,再一路辗转,于7月中旬到达气候宜人的青岛,住进了山海关路17号。

这是一座幽静的小院,位于青岛八大关海滨疗养区,然而一段时间以后,虽经医生们多方治疗,徐帅的病情仍无大的好转,尤其是并发的呕吐,几乎让他无法进食,更别提专心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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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上的聂帅

眼见我军在全国各战场上凯歌高奏,自己却不能领兵杀敌,徐帅急得不行。

实际上,徐帅心中最迫切的愿望,是率领第一野战军全面解放大西北,特别是消灭宿敌“马家军”,以慰籍那些牺牲在西征路上的四方面军将士们。

当时彭老总是以“军委副主席、解放军副总司令兼总参谋长”的职务,兼任的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如果徐帅身体条件允许,能够领军经略大西北,彭老总是完全可以卸任兼职,调回北京工作的。

可惜病来如山倒,徐帅遗憾地失去了这个雪耻的机会,心中自然烦闷不已,也无形中影响了病情的好转,不得不继续滞留在青岛。

不料三个月后,一个新的重要任命又让他心急如火起来:1949年10月19日,军委正式任命徐向前为解放军总参谋长,而副总参谋长却是时任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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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

01

总参谋长人选的变化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是中央军委的重要军事机关(如今称为联合参谋部),用军事术语来说,也是解放军的总司令部,因此总参谋长(简称总长)一职可谓至关重要。

我军在红军时期、抗战时期的总参谋长人选,笔者之前多有文章说明,在此不展开介绍了,这里着重解释一下,解放战争时期的人选变动情况。

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军委副主席、我军“延安总部”副总司令彭德怀,被任命为直属军委的总参谋长,统一领导各战略区的日常军事工作。

1947年3月间,胡匪军进犯陕甘宁根据地,彭老总临危受命,出任西北野战兵团(一野前身)的司令员兼政委,注意这是以上级首长身份担任的兼职。

在彭老总率兵作战期间,总参谋长一职,则由同样是军委副主席的周公暂代,换句话说,在解放战争最艰苦的时段,周公曾是毛主席的主要军事助手,共同负责“中央前委”的工作。

1947年6月,我军总部机关正式改称“人民解放军总部”,此前负责“中央后委”工作的叶帅,重新接任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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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老总和聂帅

解放战争收官阶段,叶帅先后担任北平市长和广州市长,以及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尤其是他奉命南下以后,已经事实上脱离了总部工作,此间仍由周公兼任“代总参谋长”。

新中国成立在即,周公是当仁不让的“政务院总理”人选,行政事务繁杂,实在分身乏术,另选总参谋长成为当务之急,然而老帅们当时各有重任在肩,可供选择的人选实在有限。

军委最初的想法,是决定调“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进京,担任总参谋长一职,毕竟刘帅在红军时期、尤其是在长征路上,较长时间担任总参谋长一职,轻车熟路。

在专业素养方面,刘帅那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红军走向正规化的先驱人物;在实战经验方面,更是八路军129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的军事主官,各方面都比较合适。

然而刘帅婉拒了这一任命,坚持要去办学,最终得到了军委的同意,后出任南京军事学院的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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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朱老总阅兵

其他几位老帅的情况是:朱老总任解放军总司令,彭老总在西北、林总在中南、贺老总在西南、陈老总在华东、“叶参座”在华南,罗荣桓又已确定担任总政治部部长。

如此在未来的十大元帅中,能够担任总参谋长的人选,仅有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可供选择了,于是主席最终决定:“看来,是时候请我们在青岛养病的名将子敬(徐向前字)出山了”!

这里先说聂司令员的职务变化,平津战役胜利后,聂荣臻仍以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身份,“兼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北平市长、北平军管会主任等职。

叶帅南下以后,1949年6月聂帅再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协助代总参谋长周公的工作,也就是说,聂荣臻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升任“副总长”了,在周公无法继续兼任代总参谋长的情况下,聂帅接任总参谋长似在情理之中。

然而毛主席一锤定音,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直接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反而一跃成为了聂荣臻的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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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兵总指挥

02

华北军区组建的特殊性

许多历史爱好者对此感到不解,毕竟在华北军区的职务排名中,聂荣臻是司令员,而徐向前是第一副司令员,妥妥的上下级关系,如今却以徐帅为“总长”、以聂帅为“副总长”,这样的人事安排似乎不合常理。

其实是有所误读的,众所周知,抗战爆发时徐帅担任的职务,是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跟聂帅所在的115师(包括晋察冀军区),并非一个系统。

1941年徐向前从山东调回陕北后,也是跟贺老总搭班子,担任联防军副司令员。

1947年6月,身体基本康复的徐向前,重新披挂上阵,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专司山西地区的作战指挥,跟聂帅的职务仍无交集。

就序列上来说,徐帅率领的三个新老纵队,属于“刘邓大军”的一部分。

期间徐向前率部多次以弱胜强,揍得阎军节节败退,至1948年5月,军委重新调整战略区划,将黄河以北的解放区,全部纳入到新成立的华北军区,其中自然包括山西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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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帅在军调期间

华北军区司令部的构成,则是晋察冀军区机关的全部、晋冀鲁豫军区留在老根据地的机关一部,在此情况下,原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顺理成章出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徐向前只能屈就第一副司令员。

不过以徐向前兼任司令员的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在作战上,并不接受华北军区司令部的指挥,而是直接对军委负责,包括山西战场的组织、行政和后勤工作,第一兵团也有相当的独立性。

这支转隶华北军区的部队,既是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子弟兵,也是比较特殊的存在。

彼时华北军区的另外两个兵团,同样直接由军委掌握,换句话说,聂司令员主要负责军区行政和地方武装,并无野战指挥的任务。

因此聂荣臻和徐向前在华北军区的“上下级关系”,其实只是名义上的,聂司令员无权指挥山西战场的作战,徐副司令员也没有实际参与华北军区司令部的工作,双方同时接受西柏坡的垂直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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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调时期

军委对于徐帅和第一兵团,为什么做出如此特殊的安排呢?一方面,华北之敌是由傅、阎两部分组成的(华北剿总和太原绥署),双方并无直接隶属关系,这俩军阀的关系也非常微妙。

有鉴于此,华北我军也是分成两线作战,其中徐向前的第一兵团,承担着单独打击晋军解放山西的任务,而华北军区另外两个野战兵团,主要是跟傅作义指挥的绥远系军队和中央军相周旋。

既然战略任务并不相同,因此徐向前兵团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以免多层指挥贻误战机。

另一方面,聂徐二帅此前也没有共事过,而徐副司令员的军队资历,又明显高于聂司令员,必须加以特殊考虑:

1931年徐向前出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时,聂荣臻还只是红一方面军的红1军团政委;长征路上,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徐向前曾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理论上更是聂荣臻的直接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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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03

为何任命徐帅直接出任总长?

由此可见,两位老帅在华北军区的职务,更多的是一种临时性办法,理清了这层,便知军委直接任命徐帅为总参谋长,并无不妥之处。

而远在青岛的徐向前,在接到任命通知后,第一反应是非常地不安。

徐帅不仅考虑到跟聂帅的职务关系问题,同时也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实在不能胜任,遂立即致信军委请辞,而毛主席的态度十分坚决:“且在青岛安心休养,病好了再上任,这个位子会给你留着。”

在华北军区司令员此前已任副总长、在徐帅暂时不能履职的情况下,毛主席为何如此坚持以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担任总长呢?除去徐帅的革命经历和军队资历外,其实还有另外三个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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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帅一家

1、总参谋长岗位职能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10月,我国华东、华南、西北和西南的部分地区,仍未得到彻底解放,敌人还有150万以上的军队,分布在上述地区负隅顽抗,因此我军当时的军事作战任务并不轻松。

而总参谋长是全军的司令部首长,也是具体执行军委指示的重要职能岗位,军事才能是硬性条件,徐向前毕业于黄埔一期,其优秀的大兵团指挥能力,早在红军时期就展现的淋漓尽致,完全胜任这个岗位。

历史上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即便西征之败的主要责任,也不应由徐帅来承担,当时拥有部队最后决定权的,其实是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徐为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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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军民

笔者个人感觉,若非有其他因素干扰,或者徐帅拥有军事指挥的全权,西路军的结局肯定会更好一些,经历过”血战漫川关“、“反六路围攻”等危急局面的徐帅,军事应变能力绝对是强悍的。

比较而言,聂帅在执行党的政策、根据地建设等领域,确有过人之处,但是在战役指挥层面,还是存在短板的,毕竟在红军时期主要担任政治主官,须知“总长”跟“防长”的性质有所不同,那是最高军令首长。

因此,毛主席对徐帅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能力,那是非常认可的,这也是选择徐帅直接出任总参谋长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在粟裕病重的情况下,徐帅还是志愿军司令员的第二候选人,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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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照

2、对徐帅军职偏低的“补偿”

在1937年8月22日的洛川会议上,改组后的中央军委共有11名委员,未来的十大元帅中有七位入选,其中就包括徐向前。

而未当选的三位分别是陈毅、聂荣臻、罗荣桓,他们直到1945年党的“七大”上,才增补为军委委员。

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谈判中,我方原拟的条件是编组为四个军,徐向前亦是军长人选之一(林贺刘徐)。

然而最终的谈判结果,八路军只能编为三个师,徐向前因此错失军事主官职务,出任第129师副师长。

到解放战争后期,陈毅是三野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是华北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也是四野的政治主官,而徐向前还只是大军区的副司令员,显然党内职务和军职是不匹配的,于情于理都应做出调整。

既然当时的各野战军各大军区,均已“名花有主”,那么总部正职(总参、总政、总后等)是较好的选择,而最合适徐帅的职务,无疑就是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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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徐二帅在授衔仪式上

3、徐帅是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

读者应该注意到,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五大战略区的军事主官,甚至军政搭档,都出自红一方面军(闽赣苏区):包括一野的彭老总、二野的刘邓首长、三野的陈粟首长、四野的林罗首长和华北军区的聂司令员。

战争年代,为了保证各战略区坚决执行军委命令,能够认真理解和贯彻军委的指示精神,这样的安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全国解放以后,本着“五湖四海”的精神,人事安排自然要进行调整。

红四方面军系统堪称名将如云,彼时分布在四大野战军和华北军区,担任兵团司令员、军长、师长的大有人在,唯独没有担任大军区(野战军)正职的领军人物,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为了团结也好,为了平衡也罢,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徐向前出任总长都甚为必要,毕竟稍后开始的军队评级和评衔工作,也是要参考所任职务的,而毫无疑问,徐向前一定是元帅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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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老帅

即便在徐向前因病不能到职的情况下,军委也并未调整“总长”的人选,1950年起,只是任命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为“代总长”,所以我们在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中,能够看到聂代总长向主席汇报的镜头。

1951年赴苏治疗的粟裕将军,康复回国,旋被任命为第二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为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代总参谋长。

但是“总长”一职仍为徐帅保留着,直到1954年10月,才正式由粟裕接任总参谋长,由此可见主席的态度。

在1955年授予的十大元帅中,徐向前排名第八、聂荣臻排名第九,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基本说明了两位元帅的资历深厚程度,以及1949年调整徐帅职务的必要性,至1978年以后,徐帅还一度担任了“防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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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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