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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秦代始设郡县制。县长在清代称为知县。民国元年，改称知事，至民国15年（1926年），才称县长，县知事公署改称县长公署。 常宁解放前的县长很多，其活动情况，无法一一叙述。大抵属于正常的活动，届届皆同；属于特殊的情况，则分别记述。 从民国元年至解放前夕，为时38年。这38年中，常宁更换53个县长，平均每任只有8个月零1天，任期短促，接印未稳，又要移交，简直象走马灯一般。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原因有三：
民国初期，战乱频仍，军阀势力所到之处，都要放出一批县长。例如民国7年，北兵攻入常宁，知事雷恒携印退至郴县，旋立公署于板桥；北兵则立公署于柏坊，任唐家丰为县长，分治常宁。民国12年，谭延闿与赵恒惕混战，谭兵败撤退，赵即委派李公望来接县长文鹿鸣的印。
再者，战局混乱，提拔县长，不拘资格，不论能力。如民国19年（1930年）龙门乡里一个名叫王农的师公（巫师），曾帮桂系军队带路，就赢得紫袍乌帽，当了一个月的县太爷。用人如此之滥，当然力不胜任，任期何得不短！这是原因之一。
县长薪水，历来为一般科员的两倍以上。如民国33年（1944年）10月，县长谢轶南应支薪水380元，生活津贴440元，伙食津贴300元，特别津贴600元，合计1720元，而科员谭忠文应支薪水100元。生活津贴300元，伙食津贴300元，合计700元。只有支取公粮尚一律平等，每人每月能得两石。35年，薪水改发实物：县长月支谷15石，养廉金折谷15石，合计每月实领30石；而主任秘书（等于副县长）月支谷10石或12石，科长月支谷8石，科员月支谷6石。县长薪水如此之高，收入如此之厚，必会引人觊觎。这是原因之二。
过去的县长，集一县大权于一身，既管一县行政，又兼管军事，独断专行，一呼百诺，操生杀予夺之权，俨然是一方的土皇帝。有野心的人，自然会产生“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如民国5年，张伯厚纠集县里绅士杨信孚、尹求之等人，以反对袁世凯为名，赶走知事周寅，自封县长。过了三天，周寅搬来救兵，逮捕张伯厚，强迫下台，如此巧取豪夺，你争我抢，也是促使任期短促的原因之三。
还有其他种种，不须细述。总的一句话，在旧社会想当县长，就得预先吹拍钻营。如说我是人家三顾草庐请出来的那是骗人的鬼话。然而光是钻营，没有后台，还是徒劳无功的。民国30年以后的常宁县长，都有强大的后台：
邓少云的后台是冯玉祥，少云的父亲曾在冯部当过秘书。李馀的后台是他一位当过建设厅长的哥哥，他未来常宁之前，就在建设厅当主任秘书。谢轶南的后台是胡宗南，他原是胡部的团长。周仲衡的后台是省府主席薛岳。李萼辉的后台是他一位当过军长的老兄。钟显尧的后台是国民党 C · C ·派头子陈果夫。陈煦的后台是程潜。欧阳耆有更多的后台背景：上面有欧冠、朱有为提携，下面有常宁三将军唐南熏、袁峙山、邓竹修撑腰。 当县长的人，一拿到委任状，一般都要搞以下的活动： 接印、接移交：关于县长交接的定例，新旧县长并不碰头会面，大都是卸任县长闻讯即走，一切移交手续，全权付与主任秘书代办。首先移交县府官印，办理移交清册。举凡锅子、水桶、以及办公用具，都要移交。至于文件表册、积谷、公产，自然更要一一登记册上，具报存档。新县长得认真过目验收，签名盖章。 张贴安民告示，通告全县：告示写着：“案奉湖南省人字第 xxx 号派令，内开'兹派 xxx 署理常宁县县长，此令。'等因奉此。遵于 x 月 x 日接印视事，除呈报上级外，合行布告周知。”
调整人事：过去的县府职员，工作全无保障，关于人事安排，全凭县长任免。有的县长初来，带来心腹一大批，淘汰掉前任职员一大群；有的县长虽不全部调底，但起码要带几个得力帮手，如主任秘书，民政、财政科长，出纳，总务，要组成能够操纵全县大权的班子，方能高枕无忧。如果县长调走，这帮人马自然随之而去。一朝天子一朝臣。
联系士绅：这是当稳县长的关键之关键。每逢县长初到，士绅们定会来府祝贺，县长必须回拜。对德高望重的人，更须采用礼贤下士的态度，虚心请教，对个别权威士绅所提的要求，必须设法解决。在旧社会，有的绅权胜过官权，稍一不慎，就会惹祸。俗话说：“恶虎难斗地头蛇”。所以庸懦的县长，从不敢放手办事，有时，他反而俯首帖耳，唯绅士之命是从。
县长最忙的阶段，是刚上任的头一两周，既要了解部下情况，又要接洽社会人士，还要准备“放三把火”、“砍三板斧”，来个上马威。到了人马配齐，班子稳定，那就袍笏登场，正式办公了。
清早：听到起床的军号声，整个县府马上集合跑到民众教育馆的广坪上，举行升旗典礼，然后早操。县长亲自带头，日以为常，故无人缺席。
笔者收藏的民国五年的卖契
上、下午办公：整个县府职员（约60名），都到大堂上集体办公。各科分行坐好，县长坐于主席台前，居高临下。上班时，人人签名报到，到规定时间，主任秘书取走签名簿，以作考勤之用。办公时间，不得会客，不得无故走动，偶因公离位，必写便条放于位上，说明原因。整个大堂鸦雀无声，无人交头接耳，更无人敢看报纸，规矩森严，如坐考场。一般事情归主任秘书处理，重要事情才请示县长。县长说的，如同圣旨，无人敢违。
县长总管全县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军事五科工作，任务繁重。因此除办公时间处理日常事务外，公余时间，既要应付突然事件，又要应酬人事往来，有时还要批阅文件、电报。当时，县长没有副职（科长也没有副的），认真负责的县长，一天到头，很难有安闲的时候。
每逢星期一，必作“纪念周”。县长在主席台前肃立，面对孙中山先生的遗像，背诵《总理遗嘱》，全体官员，必须应声朗诵。然后，县长训话，并布置一周重要工作。到了民国36年，钟显尧接任后，又规定要开“周末检讨会”。他亲自主持，对整伤纪律有些成效。
县长任职到一定月日，必须出巡，出巡的目的，是考察民情，掌握实际，便于研究，以定应兴应革的方针，改良县政。关于出巡，当时中央有明文规定：县长在到任一年内，每季应有30日至45日在外巡视，满一年后，每季应有15日至30日，每半年必须分巡所辖乡镇一周。明文中还要求：县长出巡，必出安民告示，说明因公出巡，委托主任秘书代行县长事，回府后，亦须通告出巡结束，回府办公。
出巡时，县长必须撰写出巡日记，以凭考核。民国18年，县长焦作霖出版了《常宁县政公报》，曾发表他的出巡日记。那次他出巡20天，巡视了回水湾、盐湖、荫田、罗家桥、板桥、烟竹市、洋泉市、麦子园、河洲、柏坊、水口山、乌鬓山等地，随行人员8个，有轿夫2名，书记1人，公丁1人，政警4人。 日记每天记着到达地点，考察情况以及工作概要。考察情况分六个内容：灾情、义仓、团务（团防局的事）、教育、农林、风俗；工作概要是记录处理的事件、方法和步骤。每篇日记，都上千言，文字简炼，内容丰富，等于一个汇报材料，很有可观。 当上一年以上的县长，必须进省述职，报告政绩。述职前后，又必须通知全县，委托主任秘书行县长事。民国间，在本县当满一年县长的只有19人，其中邓少云任期四年，可能他去过几回，其余任期短暂，象民国19年更换7个县长，那他们自然无职可述，当然免行这个大礼。
前面谈到，想当县长，要求人提拔，真是千难万难。这里还应该知道，做官如骑虎，一到卸任之时，就得事先考虑骑虎难下的问题，又必须紧张活动，请人保护，准备退路，有官场经验的人，事先便走好这着棋。民国35年，周仲衡因清乡滥收罚款，被士绅张云升、邓达五等人联名告发后，法院曾判他两年徒刑。可他神通广大，早已找到程潜做后台，丢掉县官的乌纱帽，却马上到武汉行辕当了民事处长，士绅们莫可如何，只好罢休，所以，将要去职的县长如不早谋退路，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民国时期，常宁有少数县长，尚值得怀念；但也有多数坏县长，受人唾骂。
民国33年9月，常宁沦陷，谢轶南以黄埔军校学生、曾任团长的资格，充当了常宁的战时县长。该人自接印后，骄狂暴躁，多行不义。他建立南华山，发展圈子会，自称龙头大哥，正式在县府开山立堂，与巨匪王国民争山头、抢地盘；又到处搜刮金钱，强征勒索，甚至绑票。特别是为了扩大势力范围，实现封建割据的狂妄企图，竟想收缴当过专员、比他官高五级的周仲衡家乡一带枪支，还想收编四处流窜的黄敬思部的数百人枪。结果遭到周仲衡的忌恨，一状告到省府。省长薛岳派来国军54师师长谢铮诱捕了他，而以“开山树党，强征勒索，背叛党国，无恶不作”16个字的罪名，将他在烟竹市街头处决。死得一钱不值，恶人自有恶报。
民国35年，李萼辉来当常宁县长，他本是大学生，却全无作为，昏庸贪婪，混上一年。当他来县时，正逢特大饥荒年头，人民食尽草根树皮，有全家饥毙的，饿孚载道，苦不堪言。饥饿所逼，有的为抢四升米二升豆而当抢犯，也有的是明火执仗，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当时，盗匪如麻，秩序混乱。保长向李反映匪情，请求维持治安。李却厌烦地回答：“你们说有匪，我是没有看到。你们这样说，我是不听的。你们打报告，我是不看的”。 李处理问题如此荒唐，激起县参议会群起而攻之，以尹特凡放炮最多。李萼辉因此声名狼藉，老百姓个个骂他是昏官。到了第二年
3月，省府下达立即处决烟犯、汉奸赵炎、彭素兰的命令。不知何故，李却默不作声，拖延数月，搁未执行。继任者钟显尧清点监犯人数，才发现问题，补上报告，方于这年11月枪毙这个汉奸县长赵炎及其恶妇彭素兰，以平民愤。一时舆论大哗，肯定李是个贪官，不然，李不会让一对死囚夫妇多活半年。 李平日的对头很多，被揭发的案件，层出不穷，最后以记大过两次，勒令撤职，几乎滚不出常宁县府衙门。幸赖平日有恩于廖莼，廖秘密派武装护送他到瓦园，才溜上火车，逃之夭夭。他走后的次年，县参议会又查明有关他的重大案情，向衡阳地方法院检察处提出公诉，控告他在任职期间犯有盗卖救济物资及塘坝赈济物资219吨，折成食米4,000余石的大贪污案。可是，他早已潜逃，这只是放一通马后炮罢了。
解放前的常宁，坏县长还有很多，但没有坏得比谢轶南、李萼辉还厉害。据常宁老一辈人反映，好县长只有4个人，尚值得称道：
民国18年的焦作霖（前面已介绍过），出版4本《常宁县政公报》，所汇编的资料，很有参考价值。
民国30年初的邓少云，大学毕业，有学有识，办事颇有毅力，创办常宁一中，还担任简师校长，很多事情都是亲自来抓，很有效率。民国32年暑假期内，县府要全县高中以上同学组成抗日宣传队，下乡宣传。当时，队员共两百多人，他在会议席上教导学生娃娃如何找当地士绅。他用县长名义，印成慰问信，交给学生们登门拜访士绅，士绅接到县长的信，不敢怠慢，赶忙传来保长，杀鸡捞鱼，设宴款待，热情帮助学生宣传抗日，起的作用不小。邓少云后经中央考绩，擢升衡山一等县当县长。
民国33年的县长李余，高师毕业，道德文章，令人敬佩。他在任仅8个月，虽无建树，但严明公正的品格，令人经久难忘。他大公无私，全不徇情。每日公余，总是手不释卷。他参加集体办公，带头遵守制度，不用私人，不带家眷。特别值得称许的是，他的儿子本是出纳员，他却未带来上任，却让别人当出纳。常宁县政府好些老职员，解放后犹津津乐道这个正直古板的县长工作认真、生活简朴。
笔者收藏的1950年代初常宁县纳税收据 民国37年的县长钟显尧，家境清贫，在中央政治大学以优异的成绩，获得陈果夫的赏识，33岁就来常宁县当县长。此人很有抱负，卓有远见，为常宁县抢修文献，立了功劳。当年，上级强调修志，成立文献委员会，已组成写作班子，后因经费无着，开局不成。但他不气馁、不退缩，依然征集史料，独自一人自编自审，并每篇写下按语，在短短的4个月中，竟编成4辑《常宁文献》。同时，还捐廉印刷若干部，流传至今。
过往千帆，大江东去，形形色色的过客，都是历史长河中一滴水，一朵小小的浪花。 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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