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宋史 赵开传 李邴传 张致远传 吕本中传

赵开传

赵开字应祥，普州安居人。元符三年(1100)中进士及第。大观二年(1108)，权辟颿正。由于举荐改变官秩，全家迁居京师，买田尉氏，同四方贤俊交游，因此洞察到天下利弊应当除去和施行的。像这样经过七年时间，慨然有变革除弊的志向。

宣和初年，任礼制局校正检阅官，数月后礼制局废罢，出知鄢陵县。宣和七年(1125)，任讲议司检详官。赵开善长心计，自罢检详官后，任成都路转运判官，于是奏请罢免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认额纲布十万匹，减免下户输纳利州水脚钱的十分之三，又减免蒲江六所盐井在元符到宣和时所增加的盐额，排列其顺序，叫作“鼠尾账”，揭榜告示乡户所应当交纳的赋税的实际数目，使人人都能知道了解，乡村胥吏不得隐匿转寄。

曾经说：“财利之源应当出于一处，祖宗时天下财计尽归三司管理，各种利源各归漕司管理，因此官省而事理。合并废罢，漕司可以参究利害，而没有互相牵制阻碍的弊端。”并陈述榷茶、买马五大弊端，大概是说：“黎州买马，在嘉..时每年花费才二千一百余。自从设置榷茶机关以后，每年花费四千，并且需要护马士卒超过千人，还不够用，多费衣粮，这是一害。嘉..时以银绢买马，都有定价。现在有关官员狼狈为奸。不按时交归货物，只将空头支票交给当地少数民族民众，让他们等待货物，因此产生怨恨，必然导致边患发生，这是二害。当初设置榷茶机关，向转运司借贷本钱五十二万缗，向常平司借贷二十余万。自熙宁至今近六十年，原来所借贷的没有偿还一分钱，而每年借贷仍以当初数目为标准，这是三害。实行榷茶之初，预先分给茶户本钱，不久于数外改变增加和买，或者扣留分给茶户的本钱充当和买，茶户因此破产，而官买每年增加，茶叶质量日益泛杂，官茶既不能饮食，私贩茶叶随之公行，法令不能禁止，这是四害。过去天下太平之时，四川茶叶进入秦陇地区的十占八九，还怕积压难以出售。现在关、陇地区全遭战火焚毁，仍拘留旧额，究竟有什么用呢？茶兵官吏坐费衣粮，不免给州县摊派杂税，这是五害。请求依照嘉..的旧例，全部罢免榷茶，仍令转运司买马，那么五官并去，而边患不会发生。如认为榷茶不能急忙废罢，也应该并归转运司管理，痛下决心减免数额以减轻茶户负担，降价以优惠茶商，这样私自贩卖必然衰落，盗贼消弭平定，本钱既常在，而利息自足。”

朝廷感到赵开说得正确，即提升他为都大提举川、陕茶马事，让他推行。这是建炎二年的事情。于是大变茶马之法，官买官卖一齐废罢，参照政和二年东京都茶务所制定的条款，印制茶引，让茶商执引同茶户自相贸易。将成都过去的买卖茶场改为合同场买引所，仍在合同场设立茶市，交易者必经过茶市，茶引和茶必须相随一起。茶户十户或十五户为一保，并确定茶铺姓名，互相监督贩鬻的人，凡是买茶引，春季每斤为钱七十，夏季为五十，原来所交纳的市例头子钱仍依旧。茶经过的关口每斤征发一钱，住下征收一钱半。合同场监官员除了验引、秤茶、封记、发放等事务外，不得干预茶商、茶户交易事宜。

原来的制度买马达到三千匹转一官，这只是以所买的数目多少进行奖赏，往往有一任数次转官的情况。赵开上奏说“：谁奖赏必须以马匹到京实际验收的数目为准，有的马匹死在途中，应降黜不等。”到建炎四年(1130)冬，茶引收取利息达到一百七十多万，买马超过二万匹。

张浚以知枢密院身份宣抚川蜀，素知赵开善于理财，即承制任命赵开兼任宣抚处置使司随军专运使，专门总领四川财赋。赵开见到张浚说“：四川民众的财力已经耗尽了，一点也不能增加，只有榷货稍有赢余，而贪猾官吏将其据为己有，互相隐瞒藏匿。只有不顾忌怨恨，果断敢行，才能救济一时之急。”

张浚锐意兴复宋朝大业，对赵开委任不疑，于是大改酒法，从成都开始。首先罢免公使卖供给酒，在原来扑买坊场所设置隔槽，设官主持其事，曲和酿具官全部自买，听任酿酒户各以米到官场自酿，凡一石米交钱三千，加上头子杂用钱二十二。酿酒多少，只看纳钱的多少，不限制数目。次年，在四路遍行此法。又依照成都府法，在秦州设钱引务，兴州鼓铸铜钱，官卖银绢，听凭民众用钱引或铜钱购买。凡是民钱应交给官府的，听凭民用钱引折纳，官府支出也像这样。民众私自用钱引交易，在一千五百以上准许从便增高其值，只是不得削减。此法实行之后，民众感到十分方便。

当初，钱引两样通行的才二百五十余万，到这时添印到四千一百九十余万，人也不嫌其多，价格也没有削减。

宣抚司缴获假引三十万，捉拿盗贼五十人，张浚准备听从有关部门的决定处死他们，赵开报告张浚说：“相君错了。引是假的，但加盖宣抚使印章就变成了真的。把这些人黥面而然后让他制造钱币，这是相君一天之内获得三十万钱，而又让五十人起死回生。”张浚认为很好，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

最后又改革盐法，其方法实际是根据大观时期东南、东北地区盐钞条例，设置合同场盐市，与茶法大体类似。盐引每一斤纳钱二十五，土产税及增添等共交纳九点四钱，所经过的关口每斤征收钱七分，住下征收一点五钱，如果用钱引折纳，另外交纳称提勘合钱共六十。变革榷法的开头，怨言四起，到这时赵开又计议变革盐法，言者遂上奏称改革不便于民，请求罢免以安定民众，并说“：如果说大臣建议请求，务全事体，必须改变制度，即请写信与张浚照会协商。”诏令这个奏章交给张浚，张浚不为所动。

当时张浚肩负重任，在秦川治理军队，经营两河地区，旬犒月赏，以求得到士卒拼死效力，费用不计其数，全部由赵开办理。赵开对经济十分熟悉，算无遗策，虽然开支费用不可数计，但仍有赢余。

吴..任四川宣抚副使，专门负责战守，对于财用的盈亏未曾过问，只是一切以军队需要催促办理，同赵开意趣不同。吴..多次以供给不继向朝廷投诉，赵开也自己弹劾年老疲惫，请求离任。朝廷没有允许，于是专门设置四川安抚制置大使的官职，任命席益担任。席益以前曾任执政，诏令他位在宣抚司之上，朝廷议论恐怕不妥，仍诏令张浚视察荆、襄、川、陕各部队。

绍兴六年(1136)，朝廷废罢绵州宣抚司，吴..仍以宣抚身份负责军事，军队听凭吴..指挥，钱物则委任赵开管理。不久任命赵开为徽猷阁待制，加吴..两镇节度使。又降旨，都转运使不应同四路漕臣同系衔，成都、潼川两路漕臣与都转运使由于供应军需钱物延期受到牵连，各自贬官二秩。朝廷故意压制他们，让他们互相解除隔阂，办理军需补给。而赵开又同席益不和，抗疏请求将原来宣抚司每年的收入供应军队开支，不许其他机构分支挪用，又指责宣抚司截留都漕运司钱，到果、阆等州籴米不对。又说支付吴..军费用，绍兴四年总计为一千九百五十五点七万余缗，绍兴五年根据绍兴四年情况又增加了四百二十点五万余缗。四川现在公私俱困，四向无处取给，事情危急，实在十分让人担扰，请求准许以茶马司奉计到朝廷，畅所欲言。

朝廷既知赵开同吴..和席益不和，于是诏令赵开到朝廷，以李迨代替他。恰逢赵开生病没有成行，朝廷任命他提举江州太平观。绍兴七年(1137)，复职任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陕茶马。赵开已病，多次上奏请求辞职，诏令答应他的请求，提举太平观。绍兴十一年(1141)去世。

李邴传

李邴字汉老，济州任城县人。崇宁五年(1106)中进士及第，历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当时正值北方同金交战，酬赏功劳，每天数十百起，李邴拟制诏令没有留难。任给事中、同修国史兼直学士院，迁任翰林学士。曾参加宫内曲宴，徽宗令他做诗，高丽派使节入朝进贡，李邴作为陪伴，徽宗派宦官将李邴所做的诗词交给高丽使者观看，高丽使者请求记录下来拿回去。不久，被言者弹劾罢免，提举南京鸿庆宫。

钦宗即位，李邴任徽猷阁待制、知越州。过了很久，再次被罢免，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高宗即位，复任徽猷阁待制。过了一年，召任兵部侍郎兼直学士院。

苗傅、刘正彦逼迫高宗退位，高宗示意李邴草拟诏令，李邴请求得到高宗亲笔书信然后才敢做。朱胜非请降诏赦免，李邴在都堂草拟。任翰林学士。当初，李邴见到苗傅，当面对他讲明叛逆顺服福祸的道理，并秘密劝说殿前司将领王元率领禁军攻击苗傅，王元唯唯诺诺不敢采纳，李邴即到政事堂向朱胜非报告，正好刘正彦及其党羽王世修也在这里，李邴又用大义责备他，人人都为李邴的安危担心，李邴义无返顾。当时御史中丞郑..又抗疏说高宗不应当改号，于是李邴、郑..被任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李邴和张守分别草拟百官章奏，三奏三答，以及太后手诏和高宗复位赦文，一天之内全部办理完毕。

四月，任尚书右丞，不久，改任参知政事。高宗前往江宁，太后六宫前往豫章，命令李邴任资政殿学士、权知行台三省枢密院事。由于同吕颐浩意见不合，请求罢免，于是以本职提举杭州洞霄宫。不满一月，起知平江府。恰逢兄长李邺失守越州，受牵连落职。次年，即引用大赦例复职，又升为资政殿学士。

绍兴五年(1135)，高宗下诏征询治国方略，李邴进呈战阵、守备、措画、绥怀各五件事项。

作战有利的有五点，就是出轻兵、务远略、储将帅、责成功、重赏格，大概意思是说“：关陕地区是进取之地，淮南地区是保固之地。关陕地区虽有利于进取，但如不在京东地区用兵以牵制分散敌人势力，那么敌人就能集中力量进攻我们。现在大将统率军队的不过数人，都被朝廷依恃作为根本，万一失利，将不能再用。偏将中如牛皋、王进、杨王圭、史康民都是京东地区人士，了解地形的险隘平坦，可各配属部队三五千人，或出淮阳，或出徐、泗，敌人将疲于奔命，这是不动而分散敌人陕西重兵的一种方法。关陕现在虽有两个宣抚，但其权还轻，非派遣大臣前去不可。吕颐浩气节高亮，李纲识见宏远，威名素著，希望在两人中选择一人使用他，必然会有成效以报答陛下。”又说“：陛下即位之初，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三人威名隐然成为大将，现在又有吴..、岳飞等人脱颖而出。希望诏令各大将，在所部中举荐智谋忠勇能够驾驭部众统领军队的各两三人，朝廷登记在册。遇到需要时，使他们各率一部，不隶属于大将，那么各位就会竞相贡献才智，都成为像岳飞、吴..那样的将领了。各大将爵位已经十分崇高，互相之间难以统一，自今以后用兵，只能授以成算，让他们各自为战罢了，切不要派遣重臣节制他们，以削减他们的权力分散他们的功劳。现在正值打退敌军之后，必须论功行赏，希望借此机会诏令有关部门预先制定奖赏的标准，就像所说的得到城池和得到敌军首领之类，从一命至节度使，都给予不同的奖励使同他们所立的功劳相当。”

所谓守备事宜有五项，就是固根本、习舟师、讲遗策、列长戍，大概意思是说：“江、浙地区为当今的根本所在，要保守此地就会失去进取之利，要进取就会伤害到保守根本。古代的名将，在内必实行屯田自给自足，在外必须因粮于敌以补助借给。果真能得到像祖逖那样以功名自任的将领，将淮南地区交付给他，让他自为进取事宜，而不至于虚内以事外。臣听说朝廷下令福建建造海船七百艘，必须按时造成，请求仿效古代制度，建立伏波、下濑、楼船之官，以教练水战，使亲信将领统率，自成一军，专门隶属于朝廷。无事时分散到沿江州郡，紧急时集中使用。臣估计敌人以后入寇，必接受今天失败的教训，先以一部从淮甸南下，进行筑屋耕种的计策，以牵制我军。然后从登州、莱州渡海窥伺吴、越，以出我左翼，以武昌渡江窥伺江、池，以出我右翼，一处不能支撑大事就去了。希望预先讲求左抵右挡的计策。兵形无穷，希望诏令沿江守将，凡是能够设奇误敌的，像吴人设立疑城之类，都预先措置谋划。现在长江天险，连绵数千里，守备不一，如果措施得当，就会用力少而收效大。希望在其中最要害的地方，屯驻军队若干人，由一将领统率，听从当地郡守指挥，次紧要的地方随之减少兵力，有事时由大将兼领。时间一长就会熟悉当地风土民情，紧急时能够使用，与临时派遣的军队不能相提并论。”

所谓措施谋画的方法有五项，就是亲大阅、补禁卫、讲军制、订使事、降敕榜，大概意思是说：“借秋冬之交，开辟广场，会合众将，选取士卒中才能武艺出众的给予爵赏。建炎以来，禁卫军兵力单薄，于是依赖五军以为重，臣常常感到寒心。希望选择忠实严格稳重的将领担任殿前司军统帅，弥补禁卫军缺额，让它隐然自成一军，那么驾驭众将，就像手臂指使手指一样了。现在各郡厢禁军士兵担任私人差役的，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也有数百人。臣希望讲求兵制，除了郡守兵将官从禁军中抽人差役外，其余的亻兼从衣粮让他们自己雇人役使。大概减少厢军的三分之二，而以节省的衣粮数目全部用来召募禁军。金朝自用兵南侵以来，没有不以和好为言，这决不能相信。但徽、钦二帝在其手中，不能断然拒绝，姑且用余力同它周旋。臣以为应专命一官员，如古代所谓的行人那样，或让左右司统领，应当派遣使者时，按照成法授予他，才能免除临时斟酌的烦劳，而朝廷得以专心治理军队了。刘豫僭叛，按理必须将他消灭，臣以为应降敕榜，明告刘豫僭逆的罪行，晓谕江北地区民众，这也就是兵家所说的伐谋伐交。”

所谓绥怀的方略有五项，就是宣德意、先振恤、通关津、选材能、务宽贷，大概意思是说：“山东豪杰结居山寨以自保，现在虽然过了不少年，势必有未被金军攻下的。希望召募有心计才干的人，秘密前往诏谕。淮北地区民众前来归顺，应令淮南州郡分发路引，派船济渡，根据情况派当地有关部门人员护送，不得拦阻。有官职的先注授差遣，没有官职而又贫困的人，命令沿江州郡用官府房舍安置他们，并根据情况给予三两个月的钱米，到他们能够自谋生计时为止。其中有才智可以任用的人，随其才能任用，不要只是给予爵秩就算了。凡是各将用兵入境，有敢于抗拒的，固然应当杀戮。但其中善良、老弱，都应从宽发落赦免，让他们有获得新生的希望。”朝廷没有回答。

李邴闲居十七年，在泉州去世，时年六十二岁，谥号“文敏”。著有《草堂集》一百卷。

张致远传

张致远字子猷，南剑州沙县人。宣和三年(1121)，中进士及第。宰相范宗尹向朝廷推荐他的才能，召他入对，擢升为枢密院计议官。建州贼寇范汝为投降之后，依然怀有反叛意图，但招安官员谢向、陆棠接受贼寇贿赂，暗中同贼寇相通。张致远请假回家，了解到这些情况，回朝后报告执政，请求铲除其根本，于是将谢向、陆棠及制置司属官施宜生逮捕交付监狱。诏令参知政事孟庾任福州宣抚使讨伐贼寇，韩世忠为副使，张致远任随军机宜文字。贼寇平定之后，张致远被任命为两浙转运判官，改任广东转运判官。招抚势力强大的盗贼曾衮等人，贼众全部投降。

绍兴四年(1134)，朝廷以监察御史的职务召张致远回朝。没有到任，又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当时江西将领胡世将请求增加和买折纳钱，张致远上疏说：“折纳绢钱本来是想稍微宽解民力，但如果比原来增加一半，这是想乘民众危急时加重征敛。”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

金军同刘豫分路南下入侵，宰相赵鼎劝说高宗亲征，朝廷人士存在不少疑虑，报告赵鼎慎重处理。张致远入朝答对，独自赞成赵鼎的决定。迁任侍御史。他说“：聚集钱财供养军队，都是出自民众的力量，善于理财的人，应该巩固国家的根本。请求罢免福建榷盐，精心选拔三司使、副使等官员，将常平茶盐合并为一官，让他经常筹划，量入为出，先求节省开支，其次是经营管理。”诏令户部研究他的建议。

绍兴五年(1135)，张致远任户部侍郎，进为吏部侍郎，不久又任户部侍郎。他说“：陛下要富国强兵，大有作为于天下，希望诏令大臣力求节省，明令禁止奢侈浪费，从宫中开始，从朝廷开始做起。官员数量能减少的就减少，官府机构可以合并的就合并。使各地州县不要妄用经费，将剩余部分上交监司；监司不要妄用，将剩余部分上交朝廷；朝廷不要铺张浪费，这样日积月累，只考虑军费需要，中兴大业就能达到。”被任命为给事中。

不久因事奉年迈的母亲请求外任，以显谟阁待制身份出知台州。朝廷因海上盗寇郑广没有平定，任命张致远改知福州。绍兴六年(1136)八月，郑广等人投降，张致远选留其中的四百人，置于营城之外，其余的遣回归业。又派郑广征讨其他州郡的盗贼，数月之后全部平定。

绍兴八年(1138)正月，朝廷再次任命张致远为给事中。出朝知广州。不久以显谟阁待制身份退休。绍兴十七年(1147)去世，时年五十八岁。

张致远为人耿直磊落有学识，历任台省、侍从，言论谏议都卓然可观。赵鼎曾对宾客说：“自从我再次担任丞相，除政府外，随从属官如张致远、常同、胡寅、张九成、潘良贵、吕本忠、魏虹等人都有人望，他日操守当不会改变。”有识之士认为赵鼎能够识人。

吕本中传

吕本中字居仁，元..年间宰相吕公著的曾孙、吕好问的儿子。年幼时聪明敏悟，吕公著十分喜爱他。吕公著去世时，宣仁太后和哲宗亲临祭奠，众多孩童立于庭下，宣仁太后独自让吕本中进见，抚摸着他的头说“：孝于亲，忠于君，孩儿当以此自勉。”

祖父吕希哲从师于程颐，吕本中见闻都很熟悉。稍长，与杨时、游酢、尹火享交游，三人中或有疑异，吕本中未曾苟同。因吕公著遗表恩泽，被授予承务郎。绍圣年间，党争兴起，吕公著被追贬官，吕本中也受到牵连。

元符年间，任济阴主簿、秦州士曹掾，辟举为大名府帅司干官。宣和六年(1124)，任枢密院编修官。靖康改元，迁任职方员外郎，因避父亲嫌疑奉祠。父亲去世，为之守丧，守丧完毕，召任祠部员外郎，因病请求离职。再直秘阁，主管崇道观。

绍兴六年(1136)，召赴朝廷，特赐他进士出身，擢任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太监李琮失掉料历，高宗因为他是原王府旧人，不用保任特给他。吕本中说：“如果因异恩别给，不是所谓'宫中府中当为一体’。”高宗见命令被收回，很高兴，令宰臣对他说：“自今以后有什么意见，只管说。”

阶州草场监官苗亘因贪赃败露，诏令处以黥刑，吕本中上奏：“近来官吏犯法贪污，多被处以黥刑，但四方遥远，其中不免冤枉，怎么能够全部知道？以后觉察他是无辜，即使想平反，又怎么能做到呢？如果祖宗以来曾用此刑，那么绍圣权臣当政之时，士大夫死无遗类已经很久了。希望斟酌用常刑处罚，不要让奸臣以后世为藉口。”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

绍兴七年(1137)，高宗巡幸建康，吕本中上奏说：“当今的计策，必须先从事恢复故土的大业，求取人才，宽恤民隐，讲明法度，详审刑政，广开直言之路，使人人得以尽情上达。然后训练军队选拔将帅，增军上游，固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能动摇之势，伺敌有隙，可一举而克。如果只有恢复大业的志向，而没有相应的对策，国家根本未强大，恐怕会产生其他祸患。现在江南、两浙地区赋税日益增加，乡里疲敝，倘若遭到水旱之灾，坏人起而发难，不知道朝廷怎样对付？近来臣僚中劝说兴师问罪讨伐金朝的，不可胜数，看他的言辞固然十分理直气壮，但考察实际却难以实行。大概进言的人，同朝廷的利害绝不相等，言论没有实现，事情没有成功，便脱身离去。朝廷设施失当，谁能承担责任？鸷鸟将要出击时，必先隐藏形迹，现在朝廷对于进取没有丝毫之实，所下诏命，已传到敌境，使敌人得以事先准备，这不是办法。”又上奏“：江左形势险要之地如九江、鄂渚、荆南各路，应当驻屯重兵，选派重臣。吴时说西陵、建平，是国家的藩篱门户，希望精择守将，以备紧急，那么江南自守之计就齐备了。”

太监郑谌退休时特命复出，得到掌管军队的官职。吕本中说“：陛下进临江浒，将有所作为，现在贤士大夫没有得到重用，隐藏山林的能人没有招至，反而用郑谌为统兵官，这是为什么？”命令于是作罢。吕本中以疾病请求奉祠，直龙图阁、知台州，没有到任，主管太平观。召任太常少卿。

绍兴八年(1138)二月，吕本中任中书舍人。三月，兼侍讲。六月，兼权直学士院。金派使者前来讲和，有关部门计议接待礼品，吕本中说：“使节前来，正当表示俭朴节约，客馆供应如果务求充裕欢悦，正好引发敌人侵我之心。况且成败大计，本不在此，关键在于我政治得失，兵财强弱，希望诏令有关部门让供应不要缺乏就行了。”

当初，吕本中同秦桧同做郎官，两人相交甚欢。秦桧担任丞相之后，私自引用官员，吕本中封还除目，秦桧指示他依照画字认可，吕本中最终没有听从。赵鼎一向主张元..学说，认为吕本中为吕公著后代，又为范冲推荐，所以深相知许。恰逢《哲宗实录》写成，赵鼎任仆射，吕本中草拟制书，其中有句说：“合晋、楚之成，不如尊王而贱霸；解散牛、李之党，不如明是而去非。”秦桧大怒，对高宗说：“吕本中接受赵鼎指使，看到和议不成，自为脱身之计。”指使御史萧振弹劾罢免他。提举太平观，去世。学者称呼他为东莱先生，赐谥号“文清”。

著有诗二十卷，深得黄庭坚、陈师道笔法，《春秋解》十一卷、《童蒙训》三卷、《师友渊源录》五卷，流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