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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峰:中国哲学要这样读

 楚地遥 2023-05-26 发布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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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峰,复旦大学著名哲学教授,被学生誉为“哲学王子”

本文节选自王德峰讲演录《寻觅意义》

头脑与心灵的区分,其实就是理性与生命情感的区分,是理性与生命体验、生命感受的区别。今大我们在用“经验”这个词时,心中之所想受了西方思想很大的影响:经验就是有待于上升为理论的“感性认识”。但是,这只是在认识论的范畴内谈论经验。人类本有一种更为重要的经验,你也可以把它称为“体验”,它无法纳入数学公式进行讨论。“体验”是心的生命感受。心是什么?人类心智(human mind)是什么?心智有种种能力,一种是对外部事物形成感觉、知觉和表象的能力;另一种是我们形成概念、做出判断和推理的能力,那叫“理性”。

我们往往在西方近代思想的前提下认定:人类心智的最高能力是理性。但这种认定是不正确的。在这种认定中,中华文化精神的境界就会被遮蔽掉,我们会以为最好的文化就是理性主义的文化。而按照理性主义的尺度,我们会把中华文化放到一个较低的位置上去。

今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看来正走在这样一个方向上,我们普遍地崇扬理性主义,疏远了本民族的文化精神。我们力图将科学理性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加以普遍地运用,依靠科学的理性来建构社会关系。我们的头脑早已受到了科学的训练,我们早已习惯于把“科学”一词用作“真理”的同义语。在这种集体无意识之中,我们回避了一切有关“心”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人文学科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了。

它有两个方面的“边缘化”。第一方面的边缘化,是指人文学科受到实证科学的排挤。第二方面的边缘化,是人文学者的自我放逐,即把人文研究尽可能地等同于科学研究。我们写一本史学著作,似乎就是为了给读者以最准确、最可靠的历史知识;我们写一本语言学著作,就是为了把语言现象纳入科学的范式和框架里进行处理和讨论;我们写一本哲学著作,就是为了把历史上的哲学思想以一种非常清晰的逻辑来重说一遍。在这样的“人文研究”中,人文典籍不是被保存了,而是消失了。

在基础教育的领域中,情况也是如此。若我们在中学里听一堂语文课,面对课本所选收的文学作品时,我们就按照语法学和修辞学的手段把课文进行肢解,条分缕析,然后要求学生逐条记忆。在这样的语文教学中,真实的、原本有生命力的作品消失了。这其实正是人文精神的放逐。

我在这里要强调,humanities这个词不能翻译成“人文科学”,因为这些学问并非“科学”。比如我们研究《红楼梦》,是不能用科学的方法的。我们固然可以用计算机来计算某些词语在整部《红楼梦》中出现的频率,拿它和其他一些词语出现的频率做一个对比。但是,这样的方法只有极为有限的价值,不足以从中产生出对这部小说的思想境界的阐发。

我在这里要继续使用那个象征性的说法,即人文学问并不同我们的头脑有关,而是与我们的心灵有关。我这里讲的心灵,是指人类心智的最高能力,即一种感悟和想象的能力,一种感悟超越性存在、提出生命理想的能力。

再以失恋为例。你可以把失恋看成是一个经验事实,因为,的确是具体的张三与李四的恋爱中断了,但这个“中断”给失恋者的痛苦是什么?失恋者感受到的,不仅是具体的某人的离去,而是爱情的离去,后者才是痛苦的真正根源。爱是一种超越性存在。失恋给予我们的痛苦,缘于我们与超越性存在的脱离。因为只有在超越性存在中,人心才突破有限而通达无限,在个别的经验中通达其超越的意义。正是这些超越的意义,才构成了人生的价值。我们在爱情中可以安顿我们心灵的依属感。倘若我们凭借“理性”就足够强大、并且进入了无限的话,我们就不需要爱情了。当爱真实地发生时,就是一对恋人的彼此相属,在相属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生命幸福感,获得了人生本真意义的呈现。因此,失恋绝不仅仅是一个可以用理性去描述的经验事实。

一个从未恋爱过的人,就是一个从未感受过孤独的人。当然,他或她,曾经感受过孤单、寂寞,然而这与孤独不是一回事。例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虽然身边有很多仆人、丫鬟,但她感受到孤独。贾宝玉也是,上有老太太、太太的关怀,身边有一样姐妹和丫鬟,成天在一起,很是热闹,但是他自从与林黛玉相爱之后就孤独了。按科学理性看人的恋爱,就看到了一种病症:爱情是病,也可称为“魔障”。但这魔障是无法用理性来驱散的,正如你找不到一本《科学指南》可以帮助你排解失恋的痛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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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思想的主题,是从人类最真切的生命感受和生命情感中,阐发出普遍的真理。因此,读中国哲学典籍的感受,就与读西方哲学著作大不相同。西方哲学诉诸的是人的头脑,教你跟着柏拉图或黑格尔去思辨,由一个范畴推向另一个范畴,一步步推下去,逐渐形成一个范畴的体系,直到体系最后完备。这是对头脑的高级训练,但仍然与心无关。

对于中国哲学典籍,有两种研究方法。其一,是把它们作为哲学思辨的学说来研究。根据范畴来理解孔子、庄子。我们现在有些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就有这样的特征,这是在西方哲学的框架中解释中国哲学典籍。这种解释的损失是很大的,因为这是使中国哲学从属于西方哲学的范式。其弊处有:一、遮蔽了中国哲学的真实境界;二、丢失了中国典籍中对“心”的讨论、对生命情感的普遍真理的展现。

从生命情感出发阐发普遍真理,是中国哲学一开始就走的道路。例如孔子的“仁”,万不可把它当作概念来看,它并不是一个可以对之下定义的概念。《论语》对“仁是什么”有种种的说法,但说的都是我们生命情感中的普遍真理。凡是孔子在《论语》中讲的道理,无一不是从我们的生命感受出发的,而不是从理性的逻辑中推论出来的。

如果以这样的一个基本理解来看中国先秦时候的哲学著作,你就能进入当时各家各派的思想。庄子的著作也不是概念、判断、推理,你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庄子讲普遍真理,也是从我们的生命感受来讲,但他的重点不是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上,不是教我们有“德性”,而是教我们得人生的“自在”。他也不是空讲道理,也是从我们的生命感受出发的。倘若你能这样去读庄子的著作,你的收获一定会很大。

孔子也罢,孟子也罢,庄子也罢,老子也罢,他们留给我们的哲学典籍,都是阐发我们中国人的生命情感的真理,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滋养。在读这些典籍时,重要的是感悟,而不是逻辑上的推理和思辨。感悟的基础是我们自己本有许多生命感受,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有性灵。所以,我们在感悟中国古代贤哲所讲的道理时,就是在感悟我们自己的生命。这是同一件事情。

不要把阅读人文经典看成是同现实脱离的事情。我们读人文典籍时,就在读我们的生活。如果没有人文典籍的帮助,你也在读生活,但是境界比较狭隘,常常流于就事论事。我们确实要读人生这本大书,但别忘了这样一点:我们在今天已经成不了像古代贤哲们那样伟大的思想家了。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今天的文明已经非常精致化,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聪明技巧。文明越是精致化,越会遮蔽智慧的境界,在当代文化状况中更是如此。所以,我们应当万分珍惜古代的人文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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