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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书如其人”作为传统书论的著名论述，历代对其研究阐述者不计其数。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总结了“书者，如也”的本来含义、“书如其人”的历史发展，从对“书如其人”的质疑出发，列举了在历史上书风与人之间不完全对应的三位书家——张瑞图、董其昌、王宠，提出书写者和书风之间的对应绝不是简单的伦理道德的对应关系，书风为书家理想人格的体现，书家的理想人格不一定和真实的生活状态一致。
书如其人，自许慎《说文解字·序》中提出“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1]，以后此言便成为中国古典书论中评骘书家和书写的一种论断，千百年来以此作论者多如牛毛，当今言之者亦不鲜见。 然而，书如其人究竟有着怎样的思想内涵？其论究竟有何价值意义？书如其人之说始于何时，何以产生？它论述的“如”究竟是如书者的学问修养、性格品性，还是如书者的为人？书写者和书迹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一种对应关系？在书法脱离中国古代传统文人士大夫社会环境的今天，书法不再作为一种上层精英阶层标榜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的标签，而是作为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是否还能构建起书如其人的对应？ 一、“书者，如也”之辨书如其人并非自来就有的书论概念。在先秦到两汉时期，书法还未上升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文字的书写还仅仅是以实用为主，书写的不同风格只是书写者无意识的产物，当然不会有今人所理解的“书如其人”。 从先秦至两汉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书”有以下几种用法。其一，特指《尚书》这本儒家典籍。如《论语·为政》载：“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2]21像这样的用法在先秦典籍中相当常见，当然“书”用来特指《尚书》和书法并不会产生什么联系。其二，指书籍。如《论语·述而》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2]93，以“书”来指代书籍。自书籍产生，一直沿用至古文被白话文取代之时，此“书”之用法指的是文字语言组合而形成的文本内容，并非指书写的过程和书写所形成的汉字的外在形态。同样此“书”也不会和“书艺”产生什么联系。其三，指书写的动作。如《礼记·月令》载：“是月也，乃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牺牲、驹、犊，举书其数。命国难，九门磔攘，以毕春气。”[3]“书”在汉代“翰墨之道兴焉”之前，仅仅指书写的动作，书写形成的文字外在形态尚没有被自觉地赋予鲜明的艺术品质，自然也不会有“书”和“人”的对应关系；不过在后世随着书写逐渐不再单单是书写的过程和动作时，“书”的此种用法延伸扩大而涵盖了“书法艺术”或有可能。 除了上述几种“书”用法外，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地官·保氏》所载“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4]中提到的“六书”，这里的“书”指的是文字之学，而非后人理解的书法。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先秦两汉时期文字书写还没有成为一门艺术之时，不可能有“书如其人”。那么，这样看来许慎“书者，如也”之意并非后人所理解的“书如其人”。 当代也有很多人就“书者，如也”这一命题进行讨论。例如在《“书者，如也”探研》[5]一文中，作者通过大量的文献对“书者，如也”这一论著进行分析后指出：首先，许慎《说文解字·序》中的“书”乃是指书写的过程、结果，强调的是文字内容的意义表达。其次，先秦两汉文献中，训“如”为“如若”的文例，与“书者，如也”的“如”非同一用法。前者多是形容词；后者在先秦两汉文献中相同的用法“如”训为“从”。陆宗达曾指出：许慎说“书者，如也”训“从”，即从其思想的意思。最后，可见“书者，如也”一语的本义，即“书”是指书写的文字内容顺从书写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许慎所说的“书”并不能与“书法艺术”画上等号，即使前者对后者有所谓的“高度启发性”。同时，从本义来看，“如”字的价值也并未超出文字学的范围而纵贯整个书法史；此处的“如”并非一个“游移”的词，而是一个有特定意义的词，它并不能将“书法艺术”的有限场和无限世界的不在场接引到一起。 总之，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到，在先秦两汉的时代，“书者，如也”的概念远非后世所理解的那样。“书者，如也”成为当今世人所理解的书与人的对应关系，应该是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 二、书如其人的形成与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汉字书写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书写之中。在汉代“翰墨之道兴焉”之后，书写成为一种人们争相比尚的技艺，这时人们为书写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关注。书写不再是单纯的记录语言的工具，而跃升为一种可以表现自己特殊才能的技艺，与此同时，书论中出现了大量的比况自然物象的描述。后世对书风和人的对应关系的认识通常都会追溯到东汉时期。一是许慎《说文解字·序》中“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二是扬雄《法言·问神》中“书，心画也”[6]。目前关于二者何为“书如其人”的本源尚有争议，这并非本文所要主要论述的问题，故在此不作赘述。无论二者何为后世论“书如其人”“字如其人”都不是其本义，而是后世人据其发挥论说。其“书”在当时非指当今的“书法艺术”，而是指文字组成文本。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思潮发生转变，玄学的兴盛，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对人个体的强调成为最重要的思想。延及文艺领域，大量的以人的精神面貌来比拟评论文艺的论说开始出现，在论书方面同样不例外。例如：“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有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羊欣书，如大家婢为妇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形容虽未成长而骨体甚骏快。”[7]类似的论述在当时的书论中极为常见，可见将书和人相联系的理论模式在此时开始发展。 至隋唐时期，书写和人的对应变得更加细致。初唐书法大家虞世南在《笔髓论·契妙》中云：“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正，书则欹斜；志气不和，字即颠仆。同鲁庙之器，虚则欹，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8]此论认为只有“心神”“志气”达到“正”与“和”的状态，才能“契于妙”，从而达到一种高妙的境界，不然的话其书必然“欹斜”，其字必然“颠仆”。  图1 明 张瑞图 草书五律诗轴 相比之下，初唐的另一位书法理论大家孙过庭对“书如其人”的分析更为细致。其在《书谱》中云：“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质直者则径侹不遒，刚佷者又倔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染于俗吏。斯皆独行之士，偏玩所乖。”[9]130此论直接将不同人的性格和书写的面貌对应起来，认为不同性格的人书写自然会产生不同的书写风貌，且书写者尽管都学习一家，而最后形成的面貌依然会不同。这是因为，个人有自己独特的“性欲”，而这“性欲”正是最后形成其书写姿态、面貌、书风的决定性因素。孙过庭不仅将人的性格和书写面貌形成了对应，而且认为同一书写者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之下，其书写呈现出来的气韵、风格也会有差异。他在评论王羲之不同作品时这样说道：“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9]128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书和人对应关系的理论构建已经开始成熟。至中唐时期，著名书论家张怀瓘进一步发挥，他认为“或四海尺牍，千里相闻，迹乃含情，言惟叙事，披封不觉欣然独笑，虽则不面，其若面焉”[10]，通过阅读远方邮寄而来的尺牍书迹即如同见其人，直接将书迹和人对应，见其书如见其人也。不仅如此，他更是将斯论发挥至以君子小人之别来分别其书，认为“故小人甘以坏，君子淡以成。耀俗之书，甘而易入，乍观肥满，则悦心开目，亦犹郑声之在听也”[11]。晚唐书法大家柳公权更是直接以人心正邪与否来定书之正欹。《柳公权传》中载：“帝问公权用笔法，对曰：'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矣。’”[12] 到了宋代，书如其人之论进一步发展，以人论书，因人定书之高下优劣。至此“书如其人”“字如其人”的理论构建基本完成。宋贤在理学的影响之下，将文艺纳入道德修养的观照之下。宋初欧阳修就提出：“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人工书，随与纸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杨凝式以其直言谏其父，其节见艰危。李建中清慎温雅，爱其书兼取为人也，岂有其实，然后存之久耶？非自古贤哲必能书，惟贤者能存而，其余泯泯，不复见尔。”[13]古人书作能流传下来皆赖其人之道德品质、人格修养等，如若其人平平无奇，其书迹自然会随时代的推移而泯灭。 此为因人而论书的代表，除此之外在苏东坡的论述中也时常见到因人论书之语，如：“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钱公虽不善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14]丛文俊先生在《“字如其人”与传统书法批评“伦理推阐法”的应用》一文中称宋人因人而论书的方式为“伦理推阐法”[15]，可谓十分准确地把握到了此论的根底。正是因为宋人推崇具有高尚伦理品德之人，所以颜真卿的书法在宋代大盛，并得到了时人的一致高评，如“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扬子云以书为心画，于鲁公信矣”[16]。“颜公忠义之节，皎如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象其笔画。”[17]且在后世凡是论及颜真卿书法者莫不如此，在宋人对颜真卿其人其书的评价下，书如其人的论断最终走向了将人的道德品质和其人书写之高下的片面化对应。 其后元明清基本承袭唐宋人关于“书如其人”“字如其人”的观点。如元代之虞集云：“书之易篆为隶本从简，然后君子作事必有法焉，精思妙造，遂以名世，方圆平直，无所假借，而后从容中度，自可观。则譬如冠冕佩玉，执璧奉行，事君事神，恭敬在中，威仪见外，揖拜升降，自然成文，则其善也；乃若颇邪反侧，怒张容媚，小人女子之态，学者戒之。”[18] 明代之项穆在《书法雅言》中完全以儒家之伦理道德、人品修养、哲学思想来论书，如：“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余则曰：人正则书正。取舍诸篇，不无商、韩之刻；心相等论，实同孔、孟之思。六经非心学乎？传经非六书乎？正书法，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所以闲圣道也。”[19] 晚明傅山亦有以人论书之言，如“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判周礼，笔墨不可补”[20]。至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将“书如其人”的理论作了精炼的总结。何为书如其人？“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是也。”[21]至此“书如其人”成为经典的书学论著之一，前人学书论书无不以此为准的。 不过，与此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也对“书如其人”“字如其人”“书为心画”开始了更有意义的理论思考，对书到底如人的什么提出了疑问和思考。如清人吴德旋在《初月楼随笔》中论：“明自嘉靖以后，士大夫无不可观，不以习俗书故也。张果亭、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22]钱泳在《书学》中云：“张丑云'子昂书法温润闲雅，远接右军，第过为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非正论也。褚中令书，昔人比之美女婵娟，不胜罗绮，而其忠言谠论，直为有唐一代名臣，岂在区区笔墨间，以定其人品乎！”[23] 质疑“书如其人”者纷纷从书史上的艺术成就较高而品行、节操有损的书家反思“书如其人”。确实，这样的例子在书史之上代不乏人，难道说古人“书如其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吗？其实不然，“书如其人”命题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后人不断对其进行诠释、阐述，使其内涵不断发生改变，进而使得后人对其真实的理论价值难以看清。在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一书中，关于书与人有段论述值得我们注意：“张瑞图、王铎都是在气节上受后人指责的，而两人的书法跳动矫健，又为后人所赞许。'书即人’的话如何解释，成为论书者的难题。我以为艺术创造上的追求和政治生活上的抉择终是两事，要深入地知人论艺，还待从具体的史实中研究每个人的性情与生平。”[24]相比前人的大量概括性论述，此论更为符合真实的状态，对个人的书风和其人的关系我们需要做到尽量还原其真实的历史状态，进而去谈知人论书，想来这样方不会偏差太多。 三、书如其理想之人“书如其人”从开始论说，便不断有人举出大量的实例来论证其论的正确。如王羲之、“初唐四家”、颜真卿、杨凝式、“宋四家”等，数不胜数。在此没有必要再去介绍这些论述，以及他们是怎样去印证书与人的具体对应关系。然而，对于质疑“书如其人”者所提到的反例，却值得一提，或许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书如其人”的一些有趣现象。 我们先从上文所提及的张瑞图和王铎二人看起。张瑞图，“晚明四家”之一。他的书风和人品在历史上存在着明显的脱节；其书风纵横开阖、俊俏险厉、气势震荡、方劲锐利、奇崛狂肆，其为人“内持刚决，外示和易”，畏惧阉党权势，投靠魏忠贤，甚至为魏忠贤书写了大量的生祠碑文。这个例子体现了“书非如其人品”。成思园在《书品与人品的关系探微——以张瑞图及其书法为例》一文中提出：“纵观张瑞图曲折的一生，笔者以为不能简单用非此即彼的评价方式去论断他的人品。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张瑞图是否为魏忠贤的生祠书碑一事并不能作为张瑞图人品优劣的唯一证据。要学术性地了解他的人品，除了书碑这件事，还应该全面地对他的家庭环境、学术修养、仕途经历等方面探讨，才能更全面地对其进行考察。”[25]19成思园对张瑞图人品是否有亏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在政治环境恶劣的情形之下，张瑞图选择了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虽没能像忠人烈士一样高标独立的品格、实现崇高的道德价值、恪守严格的道德准则，但似乎也不能将之归为品格低下之人。对其人品之高低暂且不论，而其人肯定没有其书那样具有争折的气势和刚硬的气象，毕竟其为了守身存命而选择了与阉党合作。 成思园在文中通过对张瑞图的生平事迹的分析，并根据后人对其人品与书品的相关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用传统士大夫的道德价值观来看时，'逆案’发生之前，张瑞图身居高位，书名大盛，这时他的人品和书品是统一的；'逆案’发生之后，张瑞图有亏气节的人品与他颇有名气的书法是对立的，是存在矛盾性的；另外，不论书家的人品优劣问题，其精神面貌、个人性情总会反映到其书法作品中，这是客观的历史结论。当用现代伦理眼光看待，不囿于思维传统惯性，理解道德行为与艺术创作的不完全相关时，张瑞图以一腔试图挣脱封建礼教束缚的情感，毫无保留地灌注于笔墨之下，是一种心手双畅的态度。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如果'个人性情’归属于'人品’的话，其为人性情与为艺创作的相互统一，也就是所说'人品’与'书品’的统一。”[25]52 诚然，我们如果从个人性情的角度来理解“人品”，艺术创作和其人的对应会更有价值意义；如果以儒家伦理道德的卫道士立场来观书，那么此时更多关注的将不再是其书作的本身。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提及：“至遗山《论诗绝句》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识安仁拜路尘。’则视此又进一解。匪特纪载之出他人手者，不足尽据；即词章宜若自肺肝中流出，写心言志，一本诸己，顾亦未必见真相而征人品。”[26]从元好问的论书诗出发，认为文章记载本就出自他人之手，并不能作为评判一个人的唯一标准，因而其人所作诗词文章本是从作者之心流出，无关他人记载评价，更遑论人品之评定。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思维来看待、理解“书如其人”的问题。因而，后人关于某个历史人物的道德评价并不能代表其人真实的历史存在状态，要做到人与书的对应还应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去还原其本真，以此来将其人与书作对应研究才是更为合理的方式。 和张瑞图同时代的董其昌，也是晚明一代大家。其书作为传统帖学的正宗代表，妍美婉约、气度疏淡，如高人雅士不染一点尘俗之气。在传统艺术史中的董其昌，是一个有着高雅追求的文人；然而如果我们对董其昌在历史中的另一面稍做了解，便不会认为其书与其人有着高度的对应。 在《董其昌的政治交游与艺术活动的关系》一文中，作者李慧闻指出：“艺术史家在记述董之生平时存在着一种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详述董其昌与如顾正谊、莫世龙的友谊，与早年的保护者如项元汴、隐退的礼部尚书陆树声的友谊，与安徽商人收藏家（其中我们不妨举出吴延和程季白的名字）的友谊。人们从这类记述中获得的印象是：董的朋友熟人都是一些弃官隐退而专事研究艺术、文学与哲学的士人，而董间或接受官职，但很快就会发现那官位与自己的性情颇不相合，不久即告隐退。”[27]23艺术史研究中的董其昌其人，总是有着淡泊名利的隐士之风，并且其书画也能够和其人有所对应。殊不知，在历史中真正的董其昌，通过其在书画上的专长来和一些政治显贵交往，从而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得以保全自身。例如，在东林党取得政治优势时同东林党人叶向高结交，而在东林党失势时通过书画来结交魏忠贤的同党，李慧闻在文中这样描述：“董其昌毫无烈性，于是就竭尽结好魏忠贤的同党之能事。他的书画艺术成了达到这一目的的理想手段；以一种非政治的方式去结交某些人。而他们的友谊却可证明是具有政治功利目的的。”[27]42在了解董其昌其人在政治中的活动之后，还会有多少人认为董其昌是一个与世无争、淡泊名利、有着高雅的追求的艺术家呢？显然现实中的董其昌和他自己营构的艺术面貌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甚至其书画成为其刻意结交掌权之人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并且通常能够取得成功。  图2 明 董其昌 行草五言诗轴 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董其昌有着自己对于政治的追求，并且他还非常善于用自己所擅长的书画艺术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此我们还能说他同他的艺术都是淡泊名利的体现吗？显然不能，不过这样的背离也并非没有原因。在儒、释、道三家融会贯通的唐宋之后的时代，士人有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行为方式，儒家积极的入世追求是每一个士人的毕生追求，这是因为他们从小便接受着“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同时，道家老庄的思想也时时流露于每个饱读诗书的人身上，他们总是希望有朝一日过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逸闲适生活。  图3 明 王宠 草书题画诗扇面 书写风格超然、雅逸，而其真实内心却并非真正超脱的典型例子还有明代书家王宠。“吴门四家”之一的王宠，以完全不同于前辈书家祝允明、文徵明、陈淳的面貌闻名于世。“古拙”是王宠书法的核心特点，因其“古拙”而极具高雅的仪态。若从观书论人的角度看，想其人必然是一位高人隐士，恬淡雅逸之人。但在《雅宜山色——王宠的书法与人生》中，作者薛龙春通过分析其生平、交游、诗词文集及其和友人往来的信件发现，书法其实是王宠人生的一个面具。文中这样说道：“事实上，王宠与当时的普通读书人一样，他热衷于功名，与当代巨公名卿多所交往，企冀获得他们的种种关照，但一生八应乡试，皆以失败告终，辱在泥途而不得超拔。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始终暴露着这样的信息，出身贫贱、不得志于场屋，这使他的内心始终充满了生存的焦虑，而且滋生为一种难以言说的自卑与不平；但他又故作超脱，将钟鼎与山林等量齐观，以维持清淳恬淡的公众形象。然而，王宠的慢世是被动的，逍遥是沉重的，抑郁而又时刻对之加之掩饰的短暂人生，造成了王宠奇异的心态，也对他的书法旨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书法并不对应于他的真实性情，而是其人生的一个面具。”[28]94 在《雅宜山色——王宠的书法与人生》中，薛龙春分析并认为：为了构建这个面具，王宠从四个方面入手使得其书风表现出“古拙”。其一，用笔缓懈；其二，结字取态；其三，起止含蓄；其四，间架脱榫。[28]127通过对书写技巧的合理运用，王宠成功地构建起他的人生面具：古雅生拙。而细观王宠的人生，他屡次应试不第，却终其一生从未放弃过对科举功名的追求。而在人格理想上，他又必须表现出对名利的淡然。在这样矛盾的心理中，现实生活和人格理想严重脱节，在多数情形之下，他将自己装扮成为一个非常矜持、行为合乎高人雅士的人。这样的理想人格正和他的书法风貌有着高度的一致，带给周围人这样的感受：王宠是一个温润如玉的君子。[28]134 结语通过列举张瑞图、董其昌、王宠的例子，我们似乎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个规律：在熟练掌握书写技巧后，书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审美追求和审美趣味对书写风格进行灵活的选择（当然这种选择在短时间内并不会随意变化），根据自己的审美追求，选择适合表现自己审美理想的笔法、结字、章法、墨法，甚至纸张、毛笔等工具、材料，进而完成自己的书写。这样的书写还能说是“书如其人”吗？显然，此时的风格，更多对应的并非其人格、品行、道德等，而是书写者的理想标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与其说“书如其人”，不如说书作风貌体现书写者的理想人格，而这理想人格与人的真实状态并非一一对应的：或理想人格就是书者所践行的真实状态，或理想人格仅仅是书者的一种人生理想并未在真实的生活中践行。 诚然，“书如其人”“字如其人”在古代书论体系中是一个重要的命题，但从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待“书如其人”的问题自会有我们的理解。对于历史各个时期“书如其人”的论述，我们应该了解其价值内涵和理论构建的时代背景，以及对传统论述的继承和阐发，只有明辨不同时代的文化思想背景下的“书如其人”，才能对时人的相关论述有着更为准确的把握和理解。整体看来，在古代中国社会中，自汉代“罢黜百家，尊崇儒术”之后，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将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统治的思想基础，并将社会中的一切现象和文化艺术置于儒家道统思想的控制之下。“书如其人”，将人品和书品相联系、相对应、互为参照进行论述自有其历史缘由。 今天我们不再受制于传统儒家思想，对“书如其人”的论述更应从理性、合乎逻辑的角度进行分析。因而，依然从人品、价值道德来对书写的高低优劣进行批判的批评方式是否还能适用于当今时代？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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