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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暮年，心境宽和，对眼前的事物我已不再敏感，却常常回首往事。偶尔也动动笔记述我以前的生活经历，但每当写到母亲时，总是百感交集，千头万绪，难以落笔。 在我的生活历程中，最与众不同的是我有三位母亲。她们很早就先后远离了我的生活，作为女儿我没能报答她们的养育之恩，这是我心中永远的隐痛。踌躇再三，还是静下心来，整理思绪，把记忆中的母亲写出来，以寄托一个女儿的思念与眷恋。 #01 我的生母是个一生操持家务，抚养儿女，在任何环境下都能生存的人。她生活不富有，但也不贫困，只是个大家庭中的主妇。她能吃苦，从不知道享受，顺从命运的安排。在她身怀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就有约在先，如是女儿就抱养给我的姑母。因为我已经有了两个姐姐，正好又生了我这个女孩，因此就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生母全家的命运。 我只知道我是民国十九年出生的，但我的生日是哪一天没有人告诉我。可我的小名叫“国庆”，难道真是在民国的“双十节”生的吗？不得而知。可从小我就知道我是冷天生的，好像生下后在冷炕上哭和冻，把大腿都磨破了，在我长大后左大腿外侧还留有很大一块疤痕。 母乳我肯定是吃过，但是觉得好像没有赖在母亲怀抱里不愿离去，想再多吃一口奶的那种感受。在我四岁以前生母好像是以我奶妈一样的身份照顾着我和养母的生活，我自然而然的叫她“大舅妈”。三十多年后承认她是我的生母，但“妈妈”怎么也叫不出口了，可我知道是她给了我生命。
我的第一位养母是彰武人。2014年我从一篇蒙古文资料的记述中得知，她的名字叫包喜，她父亲是当地的梅林，名字叫嘎拉登罗热，原属喀喇沁部落。 我的第一位养母包氏是彰武县首富之家的女儿，父亲是科尔沁梅林（官职）叫嘎拉登罗热。可能在家娇生惯养，年龄也偏大，远嫁给克什克腾旗公爷诺拉嘎尔扎布，我生身父母也是随着陪嫁过来的。因为我的生父粗通文字，就在我养父身边当差。我从记事起就生活在养母身边，她就是我的母亲，用蒙语叫她“阿吉”。她留给我的记忆是：性情喜怒无常、喝酒、抽大烟、打牌，脾气上来摔东西、骂人。还记得一次她和父亲在炕上动起手来，吓得我躲在“炕琴”的缝隙里不敢出来。对我也是高兴时任我耍闹，别人也不敢惹我，生起气来也打也骂。 她的母亲——我的姥姥是一位很庄重、有涵养、有文化的贵族老太太，我们在开鲁时她来住过。有时姥姥正在看报纸，母亲会突然抓过来给撕碎。有一次姥姥按报纸上介绍的方法给我做游戏，倒上一碗开水，上面蒙上一块布，用玻璃纸剪两条小鱼放在上面，热气一薰小鱼就滚动起来。我正看得高兴时，母亲过来看到后，先说真有意思，可随即就变脸给扔掉了，我当即哭了起来。这样无形中也养成了我很任性的坏脾气，也经常哭闹还咬人。每当给我吃药时全家就如临大敌，几个人按着我，又捏鼻子又撬嘴，用酒盅往里灌。有一次我急了，一下把酒盅咬碎。实际吃的也不过是一种叫“婴儿自己药片”有点甜味的小白药片而已。 以后听人说过养母曾生过一个女儿，在两三岁时夭折了。我见过她的照片，名字叫“彦晶高娃”。这对她的打击太大，人也变得喜怒无常，这也是一种病态的发作吧。随后就抱养了我，她给我这样一种畸形的爱。 1934年养父擢任伪满兴安西省民政厅长，携全家去开鲁赴任，生母全家也随行到开鲁。不久，生父回克旗经棚旗公署任公职，从此，我就远离了我的生身父母，再也没有共同生活过。 到了开鲁的第二年，母亲又领我回了克旗经棚老家。当时她去了草地，探望我生病的姑姑，姑姑是父亲唯一的妹妹，在草地经管牲畜，人很精明，就是身体过于肥胖，患有多种疾病。当时把我留在了经棚街里我的生母家。等她从草地回来时，已处理完姑姑的后事，可没过几天她就死在了经棚。她发病是在一天早晨，当时的情景不让我看，叫人领我出去玩。可院子里静悄悄的，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一个人偷偷跑进了屋。只见几个人在炕上围着母亲，又拽头发，又灌药。等我再被人领回屋里时，母亲已被白布单蒙上，停放在外间的炕上。当时只叫我给磕了个头，我还叫着在找我的“阿吉”在哪呢！那时我还不懂“死”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哭，也不知道想，更不知养母去了哪里。可一到夜晚就总是烦躁不安，哭闹不止。大家只得想办法哄我入睡。就这样在我五岁时，离开了养我、也疼爱过我的第一位养母。 母亲死后，父亲当即派人把我接回了开鲁。当我走近父亲身边，他拉过我的手，桌上有一盘桃，他拿起一个放在我手里，我看见他眼角流出的两行清泪。父亲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在开鲁还搭了灵棚，诵经祭奠，超度亡灵。我们也都穿上了孝服。母亲去世后的第三年，父亲专程回经棚为母亲正式安葬。 在我跟随父亲生活的这段日子里，父亲也是不让我有半点闪失，好像他深怕再失去我。而我也更是随心所欲，无人管束。 #02 在养母去世后的第二年，父亲在长春再婚。我的第二任养母是满清肃亲王的第九女金显玖。 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是清朝八大世袭亲王之一的第十世肃亲王。有一个正妃，四个侧妃，生有21个儿子，17个女儿。母亲金显玖是肃亲王的三侧妃所生，在女儿中排行第九。父母的婚事是通过父亲的老友寿明阿介绍的。寿明阿当时是伪满兴安南省省长，他的第二任夫人是肃亲王的大孙女。 母亲成婚时已34岁。按照满清的规矩，满蒙可以联姻，但也非常看重爵位。亲王女儿嫁给蒙古公爷，也算门当户对了。母亲婚后改称诺显玖。母亲出自名门，又受过高等教育，也曾留学日本，是一位既有教养、有学识又非常有理智的人。从此我们家就有了根本的变化，凡事都有规矩，生活井然有序。她对我的教育也是细致入微，看不惯我那些坏毛病，也总是在我无理取闹之后加以开导。我从她身上得到了充分的母爱，从一开始我就睡在她身边，依偎在她的怀抱里，感受着她的体温，我会安逸地入睡，我又有了母亲！
这是母亲婚后在开鲁的第1张照片，是在家中客厅拍摄的。后面站立的是父亲的两个侄子，右边是老大旺其格，左边是老二道尔基。靠墙摆放的是父母成婚时省公署全体人员送的“银盾”，是一对银质花瓶，上面有花枝相连，中间是贺词。沙发是母亲的陪嫁品。在那个年代，沙发还不是一般家庭生活的必需品。 母亲要管教我并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我像一匹没有经过调教的野马，从来不受管束。母亲初来时，她是从没有见过像我这样打着滚哭闹，还会骂人的姑娘。她也打过我，可能也是忍无可忍了吧。说是打，也就是把我按在炕沿上，打屁股两下，可我也会像杀猪一样地大哭大叫。起初我会求救于父亲，大喊“阿爸”，可这样不但父亲救不了我，反而要多挨几下。以后我就学乖了，挨打时就求饶：“阿吉，我再也不敢啦！”，甚至还学会了用日语叫：“噢咔撒妈——饶了我吧！”，这样也就打不了两下。挨了打反倒很轻松，觉得我已为所犯的错误付出了代价，对此我一点也不怨恨，到了晚上我照样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感受那份温馨。也听母亲说过：“鸡抱鸭鹅，妄费张罗”，当时我还不懂是什么意思，可在她心里也是怕“劳而无功”吧。 母亲搂着我睡觉时，我总会缠着她给讲故事。她讲的日本童话有“桃太郎”、“蒲岛太郎”；中国的古典故事有“孔融让梨”、“孟母三迁”、“三娘教子”，还有京戏“乌盆记”等给我印象很深。有时她也低声唱几句“四郎探母”、“打渔杀家”、“女起解”等。在我家外屋靠里边的墙上，挂着一幅四联年画“二十四孝”图，什么“卧冰求鲤”、“老莱子娱亲”我都记得很熟，这是否是有意在对我做“孝道”的启蒙教育呢？但那时我只是当故事看。 母亲也给我讲过去王府中一些琐事和规矩礼节等。说她从小就由奶妈和看妈照看，和父母除了早晚按时请安以外，也没有更多亲近的机会。她说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在王府中听戏，总是不知道唱的什么就打起了瞌睡。等由奶妈打着灯笼领回去睡觉时，反倒又精神起来，还惦记着戏台上的情景。平时也就和姐妹们在花园里玩玩，也没有更多的自由。 因为那时我年龄小，不会关心也分辨不清母亲家那么多亲戚关系，只是去长春、沈阳的姨妈和舅舅家，才知道他们都精通日语。孩子们无论是上中学还是小学，也都是上日本学校，穿的也是日式制服。唯有我与众不同，心里也怕受到歧视。可大家对我还是以礼相待，有糕点等食品，也是先让我挑选。舅妈也总会领我上街给我买衣服或喜欢的东西，相处都很融洽。母亲出嫁前多是和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她为人处事都深受他们尊重，当然我也会受到特殊的礼遇，并且大家都遵守规矩，重礼仪，见到长辈都要请安，男孩要请双腿安，也就是双膝跪地；女孩则是单腿安，所以我也学会了很规范的请安。 母亲成婚前父亲是吸鸦片烟的，第二年就去“新京市立医院”戒掉了。母亲和我也陪他住在医院里，我的印象里也没有见他有多么痛苦。可能他的烟瘾也不大，也说明他很有毅力。在这期间我感染上了麻疹，突发高烧，已处于半昏迷状态，医生建议用注射母血的疗法，可母亲说我不是己出。她虽说的是日语，但我已敏感地意识到了其中的含义，可她还是抽血给我作了皮下注射。医生还用一种淡灰色的药膏糊在我的前胸和后背上，第二天就高烧渐退，人也清醒了。可这又把母亲吓坏了，她怕的是如疹子出不来可不是好事。但隔天我已经能坐起来了。我正在喝牛奶吃面包时，医生领来一帮穿白衣服的人，可能是给实习人员讲解这种“母血”治疗的效果，从此我也认为自己身上已经流淌着母亲的血。 母亲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处处不失身份和礼节。对家人要求也很严格，但从不刁难人，所以家人都很守规矩，也都尊重她。有事都站着回话，听到吩咐都答应“嗻”。我和父母之间对话也不能用“你”或“他”，得称“阿吉”或“阿爸”。她和父亲也是相敬如宾，说话也称呼“您”。我上学回来，进屋后先向父母鞠躬，父母问一些如学了什么，回答后才可出去玩。母亲对我也有严格戒律，不许自己随便出去，如有学习用品需要自己挑选时，也是有人领着出去买。所以我也从不自己花钱，只在上学时每天给五个铜钱，可以在学校买个油条或小吃。 这时父亲的生活也很有规律，每天早晨起来洗漱后，就在炕上打开经卷念诵几页经文；早茶后稍事休息，就开始用毛笔编写蒙汉词典。是用蒙汉文字对照的写法，用小楷书写，字迹整洁清秀，是线装本。这时父亲已升任伪满兴安西省省长，我只知道他在家很少处理政务，有时秘书察隆阿来谈些事情，平时交往的多是学术界人士。 母亲每天除了安排日常生活外，闲下来也看些书报，编织一些桌帘等小饰品或织毛衣。平时则是尽心辅佐父亲关心的文化教育事业，经常帮助整理一些文稿，还陪同父亲去“蒙文学会”教授过日语，学员主要是一些知识女性和女教师等。我经常跟着去，可以在院子里打秋千或去看画本，很开心。平时有亲戚朋友女眷来往，她接人待物很得体。我记得有位扎鲁特王爷的老福晋常来做客，她穿戴都很讲究，头上带花，脸上抹胭脂，说一口带京腔的普通话。她一来我总要多看几眼，她的儿子儿媳来拜年时，也都行正式的跪拜大礼。此外还有七姨、十三姨、十三舅也都来住过。
克什克腾旗公爵诺拉嘎尔扎布，汉名宝福亭，蒙古族。1888年10月出生于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一个蒙古贵族家庭。他是一位通晓蒙、汉、满、藏几种文字的学者。 夏日傍晚，父母亲总会坐在台阶前纳凉。有时就拿来在井里浸凉了的西瓜，切开大家吃。我记得那时的夜空，满天星光闪烁，还看到不时在天边划过的流星。阶前树影斑驳，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我悠闲地依偎在母亲的身旁，她给我讲银河是群星组成的，那最亮的两颗是牛郎织女星，那几颗是北斗七星；讲有关日食、月食、雷雨、闪电等一些自然常识。她从不灌输迷信思想，也不讲鬼神故事，但她非常尊重父亲的信仰，也会虔诚地为佛上香。 我最大的转变是吃药不用灌了，最受益的教诲是不准说谎话，做错了事只要承认都可原谅，需要什么东西或想吃什么，也都要和母亲说明，不能随便拿。 那时我家住着一位蒙古老先生，我们都叫他清先生，是来托父亲帮他求职的。过了一段时间可能介绍他去某地教书，我知道他要走了就说：你走时会送你礼物的，因为母亲对来往亲朋都有送礼物的习惯。我把这话告诉了母亲，当时母亲就说：“我没有答应的事情，你怎么能随便说要送礼物呢？可既然你说了就不可失信于人，以后记住说话要算数”。清先生走时还是送了礼物的。 #03 在我家有三个叔伯哥哥。大哥旺其格在克旗草地经管养父家的牲畜，是有名的大少爷，吃喝玩乐还抽大烟，每年都来开鲁送些奶制品。二哥道尔吉很早就在开鲁念书，以后上了王爷庙兴安学院。因学习不好，总挨父亲训斥。有一年兴安学院开除了四个少爷，其中就有二哥道尔吉。他不敢回来，据说是跑到当时的“蒙疆”当了兵。三哥嘎瓦是1939年来开鲁念书的，人还算本分，以后一直在克旗生活。他们在我家都是在大伙房吃饭，没有事是不能随便出入上房的，见父母也都是站着回话，尊卑长幼之分从不逾越的。 开鲁家里上下有序，分工明确。有一个总管叫邰永魁，他家住在外院的两间土房里。他夫人我叫她大嫂，常给我做绣花鞋穿。他还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在上学，以后就出嫁去了外地。我经常在他家玩。老邰为人不怎么厚道，大家对他多有看法，但也不敢惹他。父亲的听差姓佟，二十多岁，服侍父亲的起居出行，端茶送饭，接待来客。每天的开支由他记账，定时向母亲汇总，人很利索、精干。厨师老萧是个既勤快又开朗的人，年龄也就五十岁左右，但已秃顶，我们有时就戏称他“秃老亮”。他每天除了打理上房的三餐外，还做两顿大锅饭。夏天还种外院的菜园子，一天总是乐呵呵的忙个不停，以后给他雇了个打下手的小工。那时，大伙房的饭菜是固定的，早饭是高粱米大豆饭炖豆腐，晚饭是小米饭大炖菜，初一、十五改善伙食。夏天吃炖豆角宽粉条，做菜都是用猪油。我最愿意站在锅台前抢着翻炒豆角，前后围着老萧转，他也不烦我，只是总怕烫着我。 母亲初来时带来个女佣王妈是北京人，不吃高粱米，有点另类，第二年就让她回去了。我有点舍不得离开她，可母亲说因为王妈是跟她来的而有特殊待遇，这样长了就不好了。以后又来了个赵妈，是个很干净利落的河北人，寡居多年，供养个儿子念书，攒点钱还放高利贷。她待的时间最长，洗衣服、收拾屋子都由她来做。我和她也最亲，她会一边做针线活，一边给我讲故事，什么“孟姜女哭倒长城”、“梁山伯祝英台”、“牛郎织女天河会”，还说“比甘”没有心，有时还哼着唱。她是缠过足的，每天都洗脚，有时还给我看她那双不周正的、断了脚趾的大弯脚。我和她感情很深。 家里有两个使女，一个是比我小一岁的蒙古族小姑娘，因为是春天来的，父亲给她取了个蒙古名叫“归勒思”，就是“杏”的意思。她的脸上有点浅白麻子，一只眼睛有一点斜视，是一个每天赶着毛驴送牛奶人称“白麻子”的人送来的。因为她家欠“白麻子”的高利贷，所以就以女儿顶了债。至于为什么把她转送到我家来，我就不知道了。她的性格很倔强，好长时间不出来见人，只在老邰家躲着。我每天都去接近她，跟她玩，渐渐熟悉了才顺过劲来。
后来的一个取名叫“小常”，取其长命百岁之意。这个姑娘长的瘦小但很清秀，看样子比我小两岁。1939年父亲领我们全家回克旗老家祭敖包，正赶上七八月份连降大雨，我们滞留在经棚不能成行。我见到有个小姑娘，睡在邻居家的马槽里，和狗一块啃骨头，身上只穿一条短裤，还在雨中被人捉弄。我看她很可怜，回来就告诉了母亲。母亲赞许我有怜悯之心，就叫人把她领过来看看。问她姓什么，几岁了，她都不知道。当时母亲给了她几块糖，叫她先回去，等和邻居家商量好了再领她过来。可这时她说什么也不走了，只好叫人给她洗了个澡，找出我的衣服先穿上。第二天才给她剪头，买鞋，做衣服。母亲说不能这样白领走一个人，但怎样和邻居家商量的我就不清楚了。 这两个小姑娘的境遇不同，性格也迥然不同。小杏家虽然穷，但她在父母身边长大，自有家和亲情的温暖。她纯朴有个性，有时和我顶嘴、争吵，所以我不喜欢她，而她也就跟在母亲身边较多。她父亲每年都来看望她，是个梳着一个小细辫的干瘦小老头。夏天来时，还带来两个又大又甜的西瓜。可小杏说什么也不出来见他，有时她父亲只能在二门外看上她一眼，就无奈的走了。每次来母亲都会给他点钱。 小常是个饱受人间苦难的流浪儿，遇事总能逆来顺受，不反抗。她给我讲：她父母领着她要饭时，把她给了个不错的人家当了养女，人家还给她买了“花铃棒”玩。可后来人家生了儿子，就不要她了。说她从小就被人卖来卖去，没人收留，卖到妓院都嫌她小，不要。这些在我听来真的是“天方夜谭”。 我和小杏、小常穿的衣服在质地上有区别，如冬天的棉衣，我总是藏蓝或墨绿色的绸料做成，外套藏蓝色布罩衣；而小杏她俩是有小花的斜纹呢棉衣，外套蓝色布罩衣。从不给我穿鲜艳的衣服，母亲说穿衣要庄重，要合身份，举止要文雅。 在家中母亲总是把我摆在最尊贵的位置，但绝不允许我欺负别人，有什么事告诉她来处理。有一回我和嘎瓦哥闹急了，上去咬了他一口，而他也急了反咬了我。我跑去告诉母亲,她问清是怎么回事后，就说：“狗咬狗一嘴毛”了事。这要再过去告诉父亲，嘎娃哥一定挨骂。 每天吃饭时，只有我坐在母亲身边，但总得等母亲吃完了才能走开。可那时我心里是在惦记着厨房里的大锅饭和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情景。老邰总要先喝点酒，上房的剩菜也是他吃。那时正是夕阳夕照的时候，坐在热炕上吃小米饭大炖菜，对不懂事的我来说，总觉得比吃什么山珍海味都有滋味。 我在家里还是个承上启下的人，因为只有我能把看到和听到的事情，毫无顾忌的告诉母亲。家里人也利用我这有利条件，有时故意把事情讲给我听。我起到过好的作用，也起到过坏的作用。如当我闻到买来的韭菜有大粪味，就告诉母亲，母亲就吩咐不要吃了。我也听老萧小声嘀咕：“哪个菜不上粪呀”，可他也不怪我。
大约我在8岁那年，母亲的两位姐姐来开鲁家里做客，留下了这张照片。母亲三姐妹是清朝肃亲王善耆的第三侧妃所生，中间坐着是七女显琦，左边坐着的是十三女显琮，中间站立者是我（名都泰），后面站立者是七姨的儿子罗潜，右面坐着是我的母亲显玖，姐妹排行中第九，右边站立的是七姨的女儿罗丽丽，母亲身后站立者是我的父亲诺拉嘎尔扎布。 冬天大哥来时大家想喝奶茶，我就会和母亲说：“阿吉，咱们喝米茶吧”。米茶是把小米炒了，用大锅熬茶再加上牛奶，这样大家就能喝上奶茶了，还都能分到一份奶食。再有大哥求我说，如允许他再给我取个嫂子，会给我做花鞋，给我什么好处。这个话我没有告诉母亲，好像知道不是什么好事，如让父亲知道了，他肯定要挨骂的。 老邰生活上不检点，大家议论纷纷，母亲总是不动声色而妥善处理。因为老邰也是老人儿了，总给他留点面子，所以家中遇什么事也不会引起大的波动。 有一天开鲁突然雷雨大作，有个烧锅的厨师正在切倭瓜，突遭雷击。我二哥道尔吉跑去看热闹，拿回一根雷劈下来的木头，说是避邪。我马上告诉了在外边乘凉的父亲，父亲叫他拿来看看。等父亲把木头拿到手里后，劈头就打了过去，并说：“人家出了事你还避邪，我先给你避避邪！”当即被母亲拦了下来。 有一年父亲要去新京（长春），二哥和三哥求我给说情，带上他俩去见见世面，答应给我买好东西。这次他俩真的去成了，回来后二哥给我买了“不倒翁”之类的玩具，三哥给我买了一只女式的自来水钢笔。我当然喜欢的是玩具，可多年后我上中学时用的就是那只自来水钢笔。 我八岁那年春季入开鲁平安街女子学校，母亲提早为我入学做了准备。书包、文具、雨衣、雨鞋，还有母亲为我编织的毛衣、帽子。我处处与众不同，可我很不舒心，我不愿在列队时，有的老师过来看我的毛衣，问我的帽子。我愿意学着和同学一样，用一块布包上书，夹着上学；下雨时蒙上衣服脱了鞋，蹚着泥水往家跑。所以一些特殊穿戴我都拒绝，母亲也不责备我，也就随我所愿。我愿意学绣花，母亲为我创造条件。可有时我也半途而废，母亲总督促我继续做完，并帮我选花线，描花样。这样我也绣成了十几件拿得出手的绣品，有客人来时，母亲还会拿出来请人欣赏，也有送人的。父亲曾说过以后送我上刺绣学校。 #04 我那时特别盼着过年，不光是过年热闹，还有母亲对我的管束也少了许多——大人们总是要忙年的。一进腊月心里就像长了草似地盼年，过一天怎么那样慢，盼着过年又长大了一岁。有时就赖着母亲问：“过年我穿什么呀！”母亲也逗着我说：“穿缸戴坛子。”我就更不依：“不嘛，穿什么呀！”直到把母亲磨烦了才说：“那不是都做好了吗？穿新的！”这才罢休。其实，连哥哥们和小杏、小常的新衣服也都早早备好，可我真是闲来无事，偏要问个究竟才放心。 再有一件最开心的事，是由老佟领着我去买年画、选绢花，买回年画都贴满厨房的墙上，什么“桃园三结义”、“西游记”都是四联的，每联画都有一段段故事。再有抱着大鲤鱼的娃娃和“榴开百子”，还有《天河配》，画面上牛郎牵着大黄牛，挑着一双儿女，有喜鹊飞来搭桥。我欣赏着这些画面，有无尽的乐趣和无边的遐想。 腊月二十三先吃“糖瓜”，再看老萧在灶口烧“灶王爷”，还念叨着：“灶王爷上天，好话多说”。接下来的日子里就是大扫除，上房的东西都搬出来晒在院子里。我就翻着看一些平时看不到的东西，再把母亲的高跟鞋穿上走两步。我家的对联都是用蒙古文写的，每年都由秘书察隆阿写好送过来大小不等的多幅对联，父亲总是和他翻看议论一番，我当然一点也看不懂了。察秘书是个蒙汉兼通很有学问的人，和我家来往较多。
父亲诺拉嘎尔扎布 三十晚上包饺子是最热闹的时候，大家都动手，坐在一起有说有笑。老萧在案子上擀皮，他还会唱几句“莲花落”，既风趣又开心。这时赵妈总要管着我，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说三十晚上各路神仙都要下界，不能冲撞了神灵。我也分外加小心，好像真有神仙在到处游荡。快到午夜时，母亲就开始为我梳洗打扮，穿新衣服，戴绢花。这时在院子里的西边，点燃一堆篝火，同时燃放鞭炮，以父亲为首，领着大家叩拜。好像是蒙古族的祭火仪式，不是接财神。等到吃饺子时，我已困得起不来了。 初一还要早起给父母叩头拜年，大家也都有压岁钱。晚上在上房摆上桌子，全家都可以随便玩纸牌、“掷骰子”，母亲还给零花钱跟大家玩，我就来回看热闹。平时家里从不玩牌，也不打麻将，所以我感到又新鲜又热闹。过年吃什么我不太在意，只记得大伙房吃装锅子，就是把煮好的五花肉片、炸丸子、冻豆腐、酸菜装在大火锅里，非常鲜美。上房父母是吃涮羊肉。 过年比平时自由多了，放小鞭，放呲花，看哥哥和老佟他们放二踢脚，小杏小常我们满院子跑着玩，狗也跟着追逐。再有院外不断传来锣鼓声，一拨又一拨耍龙灯、踩高跷、跑旱船的，进到院子里来打场子，都给有赏金，备有茶水。我的心真是每天都跟着锣鼓点在跳动。直闹到正月十五达到了最高潮。整个大街人流涌动，各商铺也都张灯结彩，燃放烟花、鞭炮，各秧歌队全都出动，满街的花灯、冰灯、走马灯五光十色。我是有人领着上到商铺的房顶上，站在女儿墙后面看，回来后还要吃元宵。过了正月十五，一切恢复了平静，可还感到意犹未尽，再盼来年吧！ 一年四季，走过春秋冬夏。开鲁小城不并繁华，那时没有什么影剧院，平时能看个皮影戏，耍猴的，最大的场面也就是从外地来了“跑马戏”的。一帮男女风尘仆仆在马上表演，女的还能“倒挂金钩”。平常的日子只能跟着季节走，打春了吃春饼；二月二龙抬头还要用花布剪成铜钱大，用一节节的芦苇管串成龙尾，给孩子们戴上；四月十八娘娘庙会，是女人们出行的日子。邰嫂她们会领我逛庙会，但不领小孩进庙里去，说是怕把魂给扣住。可我能吃到凉粉凉糕，还能抱回个泥娃娃，也是很开心的。五月初五端午节插艾蒿、挂葫芦、吃粽子。邰嫂还给我做一串荷包，有小人、扫帚、小黄瓜、茄子挂在身上。早起手腕系上五彩线，有一丝清爽的感觉；七月七是女儿节，赵妈告诉我今天喜鹊都飞去给牛郎织女搭桥去了，在晚上星星出齐时，到黄瓜架下放一盆水，可以听到织女的哭声，可我哪有那么大胆量去听呢。 八月十五中秋节大家分吃月饼、水果，在清凉的月色里赏月，想着月亮里真的有玉兔吗？到萧瑟秋风起，落叶满地时，也正是储备冬菜的时候。院墙下码起成行的白菜，地下堆着厚厚的修剪下来的菜叶。这时依坐在上面，秋阳照在身上暖暖的，很舒服，有昏昏欲睡的感觉。等白菜晒蔫了，院里就支起大锅，开始烫白菜。菜晾凉后，压在大缸里渍酸菜，总有三大缸吧。这样大家忙来忙去很是热闹，一年大事完毕也就等着过冬了。 1939年夏，父亲领我们全家回克旗老家祭敖包。那年祭敖包真是盛况空前，天不亮就都骑马出发了。那时是不准女人上敖包山的，所以母亲和我也去不得，只能遥望那云杉深外的敖包山，更增加了几分神秘感。之后的几天里有赛马、摔跤、说唱“好来宝”等游艺节目，晚上还放电影，也很尽兴。那年正赶上克旗七八月份连降大雨，史料记载为降潦雨40天，我们滞留在经棚不能成行。大水已淹到了河东的老爷庙，河上游冲下来很多漂浮物，灾情十分严重。等熬过雨季返回开鲁时，更是一路颠簸，千辛万苦。 #05 从克旗祭敖包回来后，谁也没料到母亲怀孕了。开鲁有个姓张的中医是山西人，常来我家做客，就是不看病也常来谈医论药。这时他给母亲诊脉，说是气血不通，给开了去病的药。服侍母亲的人在熬药时就商量，先不给吃。又请来一位李大夫，他诊脉后确诊是怀孕了，从此内外哗然。这也是父母平时对人宽厚而得到的回报吧！至于那位张大夫再也没见来过，据说他从此名声扫地。因为他一贯出入上层人家，架子很大，一般人是请不到的，因此对他的舆论也就更大了。 1940年7月间，我随父母去了长春。母亲临产前住进了一家私人的妇产医院，是个有经验的日本老医生接产。八月初的一天早晨，报信说生了个男孩，父亲当时激动得连衣服都穿不上了。我们立即赶往医院。路经可能是二马路口，有一家中国人开的百货商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父亲领我走了进去，就在卖小商品的柜台处，迎面见到挂着一串念珠，淡黄色的珠粒比黄豆还小，上面有不规则的小黑点，父亲当即买下，说这是菩提子，他很早就找这种小粒的，因我家有一串大粒的，真是巧合。所以父亲当即给弟弟取名叫“博迪”，实属菩提之意。当我们走进病房，我第一眼见到弟弟，他的头有一圈凹痕已形成了葫芦状。我不知是怎么回事就说“怎么这么难看呀！”他们告诉我过几天就会好的。母亲年龄偏大是因难产而形成的，就这样母亲没喊叫一声而忍了过来，可见她的忍耐力和自我控制力有多强。也是心中对将要出生的婴儿寄予了全身心的期盼而使她变得更坚强吧。 从此我有了弟弟。因为我的学名就叫“都泰”，是有弟弟的意思，我自己也觉得是“功不可没”。父亲每天都领我去医院看望母亲和弟弟，我也总赖着不想走。就在这几天里，有一次下楼时父亲突然歪了一下，从此就有些轻微的中风，但还不影响日常行动。弟弟满月时在中央饭店宴请了亲朋。 回到开鲁后，母亲一心护理弟弟，我照常上学。转年春天父亲的身体日渐不支，省公署用飞机从奉天接来南满医科大学的日本专家，诊断后即送去南满医大住院。过一时期，因父亲十分想念弟弟，母亲便带着我和弟弟去医院陪护。父亲主要病症是高血压、心脏病。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医疗条件和检测仪器，更没有什么特别的医疗方法，只是每天吃些面药、水药，也没有见什么效果。 八月是弟弟的周岁生日，母亲领着我俩出去照了几张相也就过去了。弟弟身穿月白色的长衫，黑纱小坎肩，系着腰带，还站不稳的样子，真是憨态可掬。 过了八月，父亲的病不见好转，就出院回了开鲁。来住院时还是走着上下车的，回去时已不能自理。这期间上下忙于护理父亲，我还照常上学。
满洲国《青旗报》关于诺拉嘎尔扎布逝世的报道。 十月的一天，我下学回来感到院子里的气氛不太对劲，赶紧跑进屋里，见父亲已处于弥留之际，但还是握起了我的手做最后的诀别。弟弟才十四个月，可在第二天入殓时，见父亲被放进棺木里，弟弟已哭哑了嗓子，所有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父亲是省葬，每天祭奠的人络绎不绝。长春的七姨、十三姨也赶来陪伴母亲。母亲是不会嚎啕大哭的人，可那无声的垂泪，定是肝肠寸断。我们都穿黑色孝服，大哥他们是主要跪灵人，蒙古中学的克旗学生也来守灵。 灵柩运回克旗。起灵那天下着雨夹雪，地上都是冰和水，我和母亲抱着弟弟坐在马车上送行。沿途各处都设案摆供焚香设祭，送葬的人也一直排到西门外。到此，我们向父亲做了最后的叩别，父亲也就此魂归故里了。一切喧嚣之后，到处都显得空荡荡的。接下来母亲就处理善后，遣散人员，清理东西，带不走的分给每个人，亲朋至交也都赠送了父亲的遗物留念，情景十分凄凉。 其他人都有家可归，最难打发的是小杏、小常。母亲叫人通知小杏的父母，叫他们来领回女儿。他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晚一夜都不停的拜佛磕头。第二天小杏的父亲赶着牛车来接女儿，母亲给了他成匹的白布黑布还有衣服被褥，吃的用的，还给了钱。这时小杏在地上打着滚不肯走，哭叫着：“求求你啦，太太，别叫我走。”母亲只得安慰她说：“你先回家，等我回来时再接你。”同时交待她父亲：“姑娘你领回去，可人是我的，不准你再卖。如她长大了，你给她找个相当的人家嫁出去可以，我给的东西做嫁妆也够了，不然我回来和你要人。”最后只得像绑架一样把小杏强行拉上车，她一路哭闹着把馒头和东西都往车下扔，出城门时都被警察拦住了，问明情况才放行。这些都是老佟帮着送走时回来说的。 小杏走了，我很难过，当时母亲和我也都落了泪，心想要是和她多玩几天多好啊。我对母亲说：“她不愿意走，就别让她走了呗！”可母亲说：“她有家，总归还是在自己父母身边好，以后她会明白的，并且咱们今后还不知怎么样呢。小常是没有家，不然我也叫她回去。” 过后母亲还一再后悔，怎么忘了给小杏带上洗脸盆。因为她曾和母亲讲过，她在家是用半个瓦盆洗脸的。 接着叫人揪心的是两只狗“花妞”和“小黑”，是两个很有灵性的纯种“京巴”。小黑是儿子，总是跟在花妞的后面。吃食也不抢先，花妞先吃，小黑总在后面歪着头等着。花妞差不多和我同龄，我很小的时候睡觉它就守在身边，不许外人来动我。在我失去母亲的那段日子里，每晚就是搂着它入睡。平时在院子里，大多时间也是和它在一起玩。它对我总是俯首帖耳，怎么样捉弄它也不会咬我。狗是有灵性的，当来人要把它带走时，早就钻到炕洞里叫不出来了。最后还是母亲过来叫它才出来，当把它两个放进口袋时的那种嚎叫，不是叫，而是“呜呜”地哭，真是叫人心碎。母亲还往口袋里放些点心，不停的说：“花妞等我回来接你。”听说到别人家后，花妞、小黑不吃不喝，不久就死了。 一切就这样结束了，真是一派树倒猢狲散的景象。母亲在这个家里仅生活六年多，和父亲相濡以沫，和我朝夕相伴。这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但对母亲只能说曾经拥有过就是幸福吧！因为毕竟是太短暂了。此后也只有带着我和14个月大的弟弟，开始了她颠沛流离的人生旅程。 #06 离开开鲁，母亲领上我和弟弟，带上小常投奔长春，老佟跟随照料一切。之所以当时没有跟随父亲灵柩回克旗老家，是因为弟弟太小，老家地处偏远，医疗条件极差，更担心弟弟会有什么闪失，所以决定先去长春。 过去我们去长春，包括父母成婚时，都是住在“日新旅社”。这个旅社虽不算十分高级，但比较整洁清静，是个封闭式的小院。天井上方整个是玻璃穹顶，下设台球桌，还有小卖店，住的也多是常客，在院子里玩也方便。我还交了个比我大几岁的玩伴，她每天背着弟弟还做饭，院内设有做饭用的“嘎斯”炉。她父亲是个什么职员，抽大烟，每天提着个公文包上班。她母亲常哭红着眼，有时她拿张整票叫我帮她去账房换成零钱。以后我才知道是他们欠房钱，如自己拿整钱去换会被人家扣下。这个旅社好像是在四马路的东口，往北过个开阔绿地就能看到伪满皇宫，但只能看到，不能走近。 这次再来长春，一切都不同了，住的是个很大的旅馆，是个封闭式的圈楼，四周都有房间，楼上有外廊，楼上楼下来往人员很杂乱。除了老佟外我们住在一个不大的房间里，这样的变化我不适应，有时就和母亲哭闹。我哪能体谅她当时的心情和处境。过一时期在姨妈和舅舅们的努力下找到了一所房子，是新建的能住两户人家的公寓房，在大同公园东侧的园东路，正在十二舅家的后面。十二舅宪均是肃亲王第二侧福晋所生，曾任伪满三十七军区少将军医。长春还有八舅宪真，是在矿上任职，生活比较优越。再有就是七姨了，别的也没有什么更多的依靠。有了住处总算安顿下来了，里外都有老佟照料。他还给我们做饭，因为他跟随父亲多年，对我们也尽心尽力。 1942年春天，七姨送我入南关女子优级学校，这也是长春唯一的一所二年制的女子学校，是一栋二层小红楼，校址就在第二女高的北面，就是溥仪选秀的那个学校。从此，我就开始了走读生活。 好景不常，不到一年房子就住不成了，因为房主人要回来自己居住，这样只有十二舅收留我们了。舅舅家有四个孩子，除了舅舅、舅妈外还有个胖姨太，因为她照看舅舅家最小的孩子叫“老虎”，大家就都叫她“老虎妈”，也就是个保姆的地位。但人很开朗，不修边幅，出门时就打扮得花枝招展。舅妈很看不起她，告诉我她不是好女人，下等，但也不和她吵嘴。十二舅家本来自己居住还算宽余，这时只得把客厅腾出来给我们住。舅舅这一大家人住在两间屋子里，还有个做杂活的小工和老佟住在厨房后边的一间小屋里。同在长春的七姨曾提醒过我，说十二舅妈为人很不好相处，和十五姨同住时还吵的不可开交，十五姨是十二舅的同母妹妹。当时我也没太在意，人多了还觉得很热闹。每天早晨吃上一碗米饭泡酱汤就上学，回来后总跟着舅妈看她做饭，和她问长问短。我俩相处的还很融洽，毫无寄人篱下的感受。母亲照样不出门，吃饭也是舅妈给送过去，舅舅每天回来后也都先过去问候或唠唠嗑。母亲有时叫人买些水果、栗子等给孩子们吃。大家对她还是很尊重的，可她心里也不会很舒畅吧！ 1942年伪满政府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在大同公园内修建了一座庞大的展览馆。一天夜里，没建成的展厅内着起了大火，因为我们住的房子和公园只隔一条不宽的土路,为了保住整条街的住房，大家就集中起来往这栋房子上泼水。我们姐弟俩和母亲都躲到了邻居家。直闹到了过半夜，火才熄灭，总算有惊无险。舅舅家的大儿子只有十几岁，比我大一点，也像个男子汉一样和大家一起不停地往房上泼水，又惊又累，事后就大病了一场。 伪满“建国”十周年庆典是在1942年9月15日举行的。此前我们在校学生近两个月内不停地练团体操，学唱“祝满洲建国十周年”的歌曲，还在马路两旁列队迎来送往，也不知有多少次。一有车经过就得90度的深鞠躬，根本看不见车上坐的是什么人。我们则是又晒又累，苦不堪言。 庆典是在南湖体育场举行，只有欢迎日本来的“高松宫殿下”时，溥仪才亲临观礼台，奏日满“国歌”，放礼炮，十分隆重。还有专门用日语唱的欢迎歌，只记得有什么“万万岁”等歌词。我们女校也有团体操表演，学生都是坐在环形看台上，一点也不许动，只能隐约看到观礼台上的人影，但分不清是谁。汪精卫来时也开了欢迎会，他还讲了话，但听不懂，规模就没有那么大了。也有欢迎的歌曲，但只是用民歌曲调谱成，什么“来吧，来吧，快来吧，大家一起欢迎他”。 #07 这样过了一冬一夏，在舅舅家的生活又结束了，我们搬到了七姨家。老佟没有跟过来，他家也有妻儿老小，长期在外也不行，就打发老佟回家了。七姨家住在南新京西朝阳路，这一带多是日本人住的公寓楼。七姨家是住在女师大宿舍楼下南侧大小三间房内，同院还住一户邻居姓高，老少三代。楼后有个小后院，有一排五间平房，有两间是厨房和做饭男工的住房，另三间由高家老先生居住。这个做饭男工可能是过去老府里的人，因为他见到母亲或舅舅都是跪地请双腿安。七姨夫姓罗，据说是蒙古族，叫罗良驹，也是前清权贵的后代。当时在宫内府任职，是个很新派的人物，穿西装，赶舞场，吃西餐，在家的时间不多。七姨十几岁就和他成婚，但感情也不是很深，生有一儿一女罗潜、罗丽丽，都在上日本高中。在七姨家住得也不宽敞，七姨、母亲、丽丽姐和我加上小常还有弟弟都住在一间大屋里，整个房间除了大小床外，也放不下别的了。就这样潜哥还得在小屋里睡行军床。这时我上学的路就远了，从西朝阳路坐上电车绕一大圈在南关的路口下车，再徒步走过整个南关大路，过了桥才到学校，不论冬夏都得起早赶早班车。学校管理很严格。我们的班主任程月清老师是吉林女师大毕业生，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服装都需要整洁一致，就连每天教室打扫卫生时，都要穿上劳作服，系上白毛巾，戴上口罩，跪在地上擦地板，动作还要一致。每人备有两块搓布，上面都缝上自己的名字，由值日生清洗，破了就拿回去换。上楼需要换拖鞋，玄关内有成排的鞋架，都要按照排号放自己的鞋。我们班是全校的模范班，程老师对学生要求严，可对我们教育也尽心竭力，给了我们很多乐趣。她领我们到野外写生，领我们游南湖，上动物园。还领我们坐火车去吉林，看小丰满发电站，上北山，还去了她的母校女师大参观，既长了知识又玩的尽兴。有一次上课时她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版图，说这是一张被蚕蚀了的秋海棠叶，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立即被她擦掉了。多年后想起，才明白它的寓意是“中国被蚕蚀了”。在那个年代敢对学生作出这样的暗示，也是难能可贵的了。她是个好老师。 我的一切都改变了，早起吃点剩饭就去赶车，在半路上买点煎饼当午餐，从不敢迟到旷课。我学习成绩也提高了，可有了难处还向母亲哭诉，她也心疼我，安慰我。在七姨家，姐姐罗丽丽比我大四岁，对我很好，一起吃，一起玩，上街也领上我。我俩最关注的就是看电影，尤其周璇主演的影片，每片必看。因为她比我大，懂得比我多，她成了“影迷”我也就跟着 “迷”，并收集了很多周璇的玉照和剧照。周璇的影片都是以歌唱为主，她和白云、舒适、顾也鲁都是最佳搭档，影片“渔家女”、“唐伯虎点秋香”、“黑天堂”、“解语花”上映时，也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当时一流影院是“国都”、“国泰”，新片首轮上演都是以它们为主，票价也不同。在学校大家也谈论电影，传唱影片插曲。走在街上也是到处播放着流行歌曲，这就是那时的都市风情。
寿明阿的侄女达格义玛（后右），我们俩既有亲戚关系，又是一直交往不断的老友。她称我为“小姨”。 我们的住处和寿明阿家很近。寿明阿是父亲生前的至交，当时他在长春好像是在电业任什么职，住的是两层小楼，单独小院。他夫人是肃亲王的大孙女，称母亲九姑姑。她对我们也很关照，我常领弟弟去她家玩。 七姨、丽丽姐她们一到假期就回北京，第二年丽丽姐毕业后没有再升学也回了北京。潜哥入了奉天农业大学，长春这个家就留给我们住了。丽姐还把她收藏的一套北京泥人和一些领花、别针和她上学穿的大衣、用的文具都给了我。这样我们就得自己料理生活了，渐渐地把我也锻炼出来了。买东西、领配给、上病院，领弟弟出去玩，都由我去担当。母亲从不外出，季节好时一到星期日我就领弟弟去儿玉公园（在火车站附近）玩，打滑梯、骑旋转木马。我心里知道，母亲能把弟弟交给我是对我最大的信任，我更要悉心地爱护好弟弟！ 再有对外界的应酬也都由我出面，遇有亲朋家中的婚庆，我得带上礼品去参加。这类事我感到很发怵，总不愿在大人圈子里周旋。我记得最后一次是要去参加罗家大哥的婚礼，母亲特意为我打扮了一番，给我做了件新衣服，是浅藕荷色的旗袍，拿出一个心形坠的金项链给我戴上，手上还戴一枚钻戒。因为这次婚礼不同一般，是以西方晚宴的形式进行，进场都是按名签入座。母亲特意叮嘱我一些应注意的程序和礼仪，比如刀叉和食品都要拿右手的。当时我还不很在意，因为吃西餐我也不外行，可进入大厅后我才知道，母亲给我的装扮和指点是多么必要。我身处那群珠光宝气的太太中，依然显出了淡雅而高贵的气质。很多宾客并不知道我的身份，但我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令人瞩目。是母亲的与众不同造就了我的与众不同，婚宴上的我是母亲的影子。 我已14岁，长大了，多少知道点世态炎凉，也不再那样任性了。母亲对我也更加关注起来，那两年，她还安排我每周用半天的时间和同院的高老先生学古文。高老是当时很有名气的学者，人很古板，在大学任教，是十三舅妈的父亲，广东人，我们都很尊重他。我学了“孝经”、“四书”、“千家诗”等，所学虽知之不深，但对其中深沉的母爱我却终生难忘。 有几件事使我感触最深：有一次我在书店看到一本名为“母爱”的书，这个书名深深触动了我，立即买回，心里多想叫母亲知道我已懂得了母爱。可万万没有想到，这本书却惹了祸。我那时还不会看小说，叫邻居家夫人借去看了，也不知她和母亲说了什么，因此母亲就严肃地审了我一通，怕我交往了什么人，受到了什么影响。我知道母亲曲解了我，但我又很难表明心迹。以后我才知道，书中的“母爱”是写一个女人为了养活自己的女儿而甘当妓女。天啊！我怎么会知道是这样。 再有一件事是有一天放学后，老师叫大家等着发夏季制服而回家晚了。当电车一进站，我即看到母亲站在昏暗的路灯下，双眼急切地望着车厢，花白的发丝在微风中飘动。我的心不由得一紧，也不知她站在那等过了几趟车。从此我便记住一定要按时回家，也深深体会到了母亲对我的牵挂，她的用心良苦。我们相依为命的日子就是这样过去的。 另一件小事是我初入学校的那年，在手工课上老师要求我们每人用黑布做一双拖鞋，上面绣上自己的番号。这些我都能做，只是不会把鞋面上到鞋底上。到晚上就坐着不睡，又生气，又发愁，也不早点说出原因。当母亲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就叫我睡觉，她答应给做。次日早上醒来后发现拖鞋已做成了，放在我的枕边。她哪里做过鞋呀，可居然给我做成了。那时，我还不知体谅母亲的难处，还一再任性给她出难题。这样的事虽小可我忘不了。 在我两年学业即将结束的时候，母亲也做好了回乡的准备。首先她领弟弟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自己又住院作了痔疮手术。我照常上学，白天小常领弟弟陪护，等我放学时顺路把他们领回来。本无大事几天就出院了，可不知什么原因，有一天突然大出血。我下学后见到八舅、舅妈也都赶来了，邻居家的人也在帮忙。母亲几度昏迷，清醒时就和舅妈说：把弟弟托付给他们，把我送回“家”。当时我大哭起来，为什么？我决不离开母亲和弟弟。大家都安慰我，立即把母亲送往医院。我守了母亲两天，还好母亲身体很快又康复了。 在长春就这样居无定处地生活了两年多。在我两年的学业即将结束，要升中学的时候，母亲决定送我去当时只收蒙古族女生的王爷庙兴安女高上学，使我能学到蒙古文蒙古语，融入自己的民族。这样我在1944年初带着母亲的心意离开了长春，走上了另一条苦乐相随的求学之路。 #08 1944年正是日本侵略者即将灭亡的前夕。那时的王爷庙，是伪满兴安总省所在地，也是文化教育的中心。可在我的记忆里，则是个市井萧条、物资匮乏而又很荒凉的小城镇。我初次离家，又胆怯又想家，想母亲，想弟弟，夜里时常在被里蒙头哭泣。生活再苦也是能挨过去的，当我逐渐融入这个集体之后，也感受到了同学之间的友爱，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大约在五、六月间，接到母亲来电，叫我请假回长春有急事。当学校准假我赶回长春后，知道母亲已决定回克旗老家，一切已准备就绪。我知道会有这一天，但我不愿意来的这样快，我不愿意她走得那么远。母亲说：她既然嫁给了蒙古人，就不能叫他的后代忘了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根，不要让别人认为是在依靠她自己的娘家。 送走母亲的日子到了，这时七姨她们也从北京赶了回来，舅舅、舅妈也都去了火车站，大家都聚在检票口送别。此时母亲转身当众就地一跪，这是她对亲情的感谢，也是向亲人作最后的诀别。就这样，母亲毅然带领年幼的弟弟，千里跋涉走向父亲那遥远而又陌生的故乡。丽丽姐和我有约在先，她说送母亲时我若不哭，她请我吃大餐。我是强忍住了心头的剧痛，眼中饱含的泪水，吃到了约定的牛排。可哪里还能品出是什么滋味，真不如痛哭一场心里会好受得多。
1944年初，我将要离家去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兴安女高上学，母亲也有领弟弟回克旗老家的打算，这是我和母亲、弟弟在长春寓所内留下的最后一张合影，是1947年被人捡到后还给我的。 在兴安女高第一年的学业结束了。在学校除了频繁的军事训练、防空演习和勤劳奉仕外，也没学到更多的东西，更没学会蒙古文蒙古语。放寒假时，回克旗老家的路也更加艰难。先到沈阳落脚在十三舅家，等母亲派人来接。母亲一再来电报叮嘱，千万不要自己乱走。那时战局已相当紧张，沈阳每天都有美国飞机来轰炸，警报一响就得钻防空洞。舅舅家孩子多，生活也大不如前了。终于等来了接我的人，他叫白灵阿，是个很老成的人，曾就读过沈阳“蒙旗师范”。他领我由沈阳起程，路经赤峰、乌丹、林西，辗转有半个多月，回到经棚已是旧历年底了。母女相见都流下了眼泪，母亲见我手脚都有冻疮留下的疤痕很心痛，弟弟更是拉住我不放。母亲告诉我说弟弟天天盼着我，总说：姐姐怎么还不回来呀？我又回到了这样浓浓的亲情之中。过了年后我没再回学校，原因是路途太远，交通几乎中断，我一个人又走不了。可母亲对我就此辍学很不情愿，又为我请了老师，再读《四书》、《五经》。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编辑 | 乌木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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