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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那一年

 艺草天涯 2023-05-27 发布于北京

1175年,初夏伊始,朱熹一如往常,不停地游学讲学著述,往来于浙闽赣三省边际的衢州、南平、上饶之间。

此后短短一年内,他就先后赴约了寒泉之会、鹅湖之会、三衢之会。那一年,朱熹46岁、吕祖谦39岁、陆九渊37岁、陆九龄44岁,四位大儒,几番良晤,激荡思想。

而后,那涤荡的灵感、沉淀的余音,如天光云影般在后人心中徘徊。此前,我们已重温过鹅湖之会的启示,今日,再从朱熹的“那一年”(1175年初夏至1176年初夏)说起,聊聊三衢之会的回响。

衢州 图源:衢州文旅

那一年,朱熹在钱塘江源头看到了向往的春日景象。远望春山苍苍,近观春水泱泱,河岸的垂柳拨弄着旅人的心弦,引得他情不自禁地想起旧作:“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朱熹一直盼望能亲临山东泗水之滨,沐浴孔子思想的春风。没想到金兵的铁蹄踏碎了他的梦。不过,命运却让他在南孔圣地衢州遇到一场风云际会。

彼时,孔子嫡长孙后裔已在衢州建家立庙,崇儒之风日渐兴盛,饱学之士纷纷将居于水路要冲的衢州作为终老之地,其中便有朱熹的从表叔——南宋状元、吏部尚书汪应辰。汪应辰十分赏识朱熹的才华,两人经常通信论学。

1176年三月,朱熹之所以在前往婺源省墓途中停留衢州,直接原因就是为了哭祭不久前身故的汪应辰。他特意撰写了情深意切的祭文,怀念汪应辰谦逊质朴的高洁品德,同时也希望借此机缘,续写鹅湖之会。

寒泉之会与鹅湖之会后,朱熹一直意犹未尽。尤其是各方于鹅湖寺不欢而散之时,吕祖谦与朱熹都感到匆匆而别、难抒胸臆。朱熹的心中不断涌动出新思想,他渴望与吕祖谦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不妨来一次三衢之会?当朱熹发出聚首衢州的邀请时,吕祖谦立即应约,他也深知这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

如果说寒泉之会是愉悦的,鹅湖之会是豪爽的,那么三衢之会则可用隐秘来形容。朱熹被朝廷屡诏不起,他最充分的理由就是身体多病,所以忌惮远途游访,怕给自己惹来是非。

三衢之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秘密安排的,以致相会的地点一度成为一段公案。一说在开化县听雨轩,一说在常山县石硿寺。不过,此次会面的时间明确,始于当年三月廿八日,止于四月十二日。由此,载入中国思想史的三衢之会拉开帷幕。

或许可以说,三衢之会是一场专属于朱熹与吕祖谦之间的巅峰对话。

经考证,“峰会”期间,朱吕在一系列焦点问题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甚至进行了激烈而尖锐的论辩。

比如,朱熹认为《诗经》中并不都是高雅之作,他尤其对毛诗小序产生了怀疑,认为是“村野妄人所作”,要扬弃不论。吕祖谦对朱熹的看法则完全不能接受。

比如,吕祖谦是《尚书》学大家林之奇的门人,正在致力于写《书说》以继师说。朱熹则认为《尚书》中有伪篇,反对吕祖谦对其作研究解释。

比如,朱熹发现《易经》原来是卜筮之书,进而由《易》学的义理派倒向象数派,并对包括程颐在内的义理派加以总体的批评与否定。坚守《易》学义理派的吕祖谦当然不会让步,二人各持己见。

不过,他们争论最激烈的还属史学领域。朱熹认为,在史学上应该道义理而不应该道事功,经应该高于史而不应以史传道,如《春秋》是“明道正谊”之书,而《左传》《史记》则专讲谋权争利,不足为法。

总之,如果说朱熹与吕祖谦在寒泉之会上达成了理学思想的统一,那么三衢之会则使二人经学思想走向对立。

当然,冰火两重天中也有温情时刻。二人既是“对手”,也是挚友。

分别之际,吕祖谦作诗惜别。有人说,吕祖谦是借诗感慨,自己与朱熹尽管学术意见有时相左,但并不妨碍彼此惺惺相惜——如同那夜空中的皓月,将光明映照在人心,演绎了坦荡荡的君子之度和儒者风范。

奔腾的岁月之河冲刷着记忆,但三衢之会留下的历史回响从未远去,给予后人意味隽永的启迪。

其历史回响之一,是促使朱熹顿悟,从思想的困惑期跃升到灵感的爆发期,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朱熹被誉为“理学之祖”,他的思想学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轨迹中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

究竟是什么契机让朱熹在理学研究上实现了跃迁,成为儒学集大成者?对此,朱熹本人的回答是:正是因为经历了寒泉之会、鹅湖之会、三衢之会的切磋琢磨。

三衢之会后,朱熹辗转到达婺源,即致信吕祖谦,“恍然自失,似有顿进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于将来”。相传,朱熹的名篇《观书有感》就是在此间作于婺源,至今,从“问渠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字里行间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他格物致知“源头活水”后的兴奋。

三衢之会的历史回响之二,是朱熹由此进入了个人学术思想的全面总结梳理时期,从而让这一年,成为构筑中国理学大厦的关键一年。

在治学方法上,朱熹致力恢复儒经原貌,由博返约、由杂入精,并着手修订经学著作。三衢之会后不久,朱熹就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体系的建立。1182年,朱熹正式把《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即《四书章句集注》。

《四书》首次成名,并逐步取代五经,体现出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变革。它集孔孟以来儒学之大成,是朱子理学的基础。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指出,《四书》实际上是宋代的“新经”。


三衢之会的历史回响之三,是推动了儒学的南渐,促进了文化中心的南移,由此两浙一带崇学之风更盛。

在朱熹的引领下,当时浙江各地书院广开“会友讲学”新风,或辩析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主张,或兼取诸家之长相互促进。尤其是南渡衢州的孔氏大宗诸贤亲力亲为,以朱子学说为正传,教化育人,将书院作为传播创新思潮的前沿阵地。其时,江南地区思想活跃、文风大振、弦歌不断。

三衢之会,是朱熹与吕祖谦的第四次会面,也是最后一次会面。

1200年,71岁的朱熹病逝。终其一生,他都没有想到,这在历史时光中平平无奇的一年,会成为后世人们津津乐道又皓首穷经研究的一年。

继往圣,开来学。三衢之会所播下的文化火种,在此后的千年时光中大放异彩,学派纷呈百家争鸣,鸿儒大贤星光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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