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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有王世襄，南有王贵忱”，这是国内文献学及收藏界关于“二王”的说法。王世襄有“京城第一玩家”美称，而潘景郑则称王贵忱是“魁奇之士”。二十余年前，中华书局出版《文献家通考》，所收录彼时在世的文献家，亦仅有王贵忱与潘景郑两位老先生。王世襄与王贵忱亦是知音相惜，曾为其书斋号“可居室”，意为随处可居，奇货可居。 所谓“随处可居”，说的是王贵忱从辽北至岭南，半生漂泊，随遇而安，有古人之风。而“奇货可居”既是赞其学识精深，发前人所未发，是大学者，亦是言其收藏颇丰，也成体系。其收藏以古文献、古钱币、名人手札等为大宗，亦兼及金石、书画等门类，又深入挖掘藏品文献、文物价值，嘉惠学林，并编著《中国钱币文献丛书》《曾国藩未刊书札》《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等，为学界所推重。  王贵忱“可居室” 此次，中国嘉德2023春拍，适值三十周年大庆，征得王贵忱旧藏清代、民国、近现代名人信札、诗词文稿多通，并大部分出版于《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其中作者，多为有清望、雅享时誉之学者、艺术大家和收藏界、军政界声名显赫之名流。如王国维、罗振玉、蔡元培、王懿荣、张学良、吴大澂、潘祖荫、张廷济、端方、梁鼎芬、杨守敬、樊增祥、黄宾虹、梁启超、张謇、郑孝胥、张伯驹、谢稚柳等，不一而足。而这批信札上款人亦多可考据，则愈显其珍。 / 国学大师，精神苍穹 / 晚清民国时期，是满纸烟云的年代，各种思潮相互撞击，或保守，或激进，或革新改良，交错并行。而风云际会之时，俊杰迭出，以国学大师而言，他们笔触下的道德文章、严谨之治学态度以及传奇的人生际遇，作逸闻谈资之余，那一袭袭长衫背后，无法掩盖的更是一个大时代的精神苍穹。  Lot 644 蔡元培 致章宗元信札 出版：《收藏·拍卖》2005年第1期，第60页，收藏拍卖杂志社。 著录：《可居丛稿》，第509-51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 25×16 cm. 约0.4平尺 蔡元培提倡“宽而有制，和而不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很多人对他的爱戴，始于其人格的感召，在他身上，有着旧文人的风骨，也有着憧憬“新时代”的天真烂漫。其曾言：“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如此，新文化发轫，便是情理之中了。 此蔡元培致伯初信札，信纸为“北京大学用笺”，上款人“伯初”即章宗元，近代法学家、经济学家，章宗祥兄。曾任外交部主事、翰林院编修、北京财政学堂监督、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校长等。信中“今来雨轩”始建于1915年，其最初的匾额由徐世昌所书，如今则是赵朴初所写。民国时期，这里是各界名流雅集之地，如郑振铎、沈雁冰的文学研究会即是在“今来雨轩”成立。邓中夏、高君宇的马克思研究会也是从此地开始活动。 而“闻黄任之兄演说，先生亦深表同情。兹有任之与弟等所发起之职业教育社”，其中“黄任之”即黄炎培，1916年其曾组织职业教育研究会，提出职业教育之目的在于“解决社会国家最困难的生计问题”。而1917年5月6日，其又创建中华职业教育社，设中华职业学校，以“敬业乐群”为校训，提出“劳工神圣”、“双手万能”的实用教育，要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 中华职业教育社最初成立时，囊及教育界、实业界共48人，包括黄炎培、蔡元培、梁启超、吴廷芳、张謇、张元济、马相伯等。其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以“提倡、研究、试验、推广”职业教育为宗旨的教育团体。同年七月，黄炎培又亲自起草《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可谓是职业教育思想形成的发轫。 而蔡元培则当选中华职业教育社评议会主席记事，其一生为教育事业而默默付出，亦为教育之亟需改革而极力奔走，并身体力行，令人尤是钦仰。尤是在旧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不断显露时，蔡元培更加深刻明白教育与国家民族兴盛的重要意义，亦更坚定为教育的蓬勃而广纳英雄。是信，蔡元培奉上《组织大纲》、《办事方针》各一册，希望能吸收章宗元为特别会员，即是其对职业教育发展推动的实证。  Lot 627 王国维 致沈曾植信札（附封）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第339-340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著录：《可居丛稿》，第49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 23×13 cm 约0.3平尺 傅斯年曾言“因彼处我畏王静庵君，梁非我所畏，陈我所敬亦非所畏。”其中，梁为梁启超，陈是陈寅恪。笔者以为，傅斯年敬畏王国维，除了学识外，更多的定然是景仰他的峻洁品行。诚然如是，王国维为“甲骨四堂”之一，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均成就卓著，而其尽己所能地捍守了前朝传统士大夫最后的坚贞，亦是旧文化最高的“精神意度”。 在进入民国后，曾经“超前”的王国维总是显得不合时宜。他不断以旧知识分子形象自居，一副玳瑁老式眼镜，一袭粗旧长衫，瓜皮帽后的“猪尾巴”小辫，俨然典型的冬烘先生模样。这是王国维“老学究式”的无言抗争，他以遗老装扮，坚持着自己对旧文化诉求与信念。王国维全然不在乎新时代人注视的异样目光，个中亦无形透着一种他固有的坚忍与从容。 此“王国维致沈曾植信札”，附封，封上“外书一册。贵上大人安启。王缄。”信纸为商务印书馆监制。沈曾植，字子培，号乙庵、寐叟，而“贵上大人”为旧时敬称，可参见《王国维全集》中，如其1918年6月上中旬致沈曾植信札，亦有相同称谓。 据王贵忱《王国维遗墨及书册数种》考据“此'小红袍’递呈封，上款为'贵上大人安启’，乃避时人长辈名讳书例，甚为少见。此札未见著录，往承已故友人雷梦水先生代为找到。信文中'纨房’二字，疑为'纨扇’笔误。索书诗扇，系于一九一六年八月三十日，见《王国维全集·书信》一百一十二页。”可作参考。 此外，信中“《学术丛编》第二册已印就，奉呈教正”。考1916年，英国人哈同成立广仓学会，研究中国古文字、古典制度等，并聘请王国维为学会学者，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同年，仓圣明智大学又出版《学术丛编》《艺术丛编》两种专业刊物，而王国维则任《学术丛编》编辑主任。 《学术丛编》一共印制二十四册，后来又分类装订，称为广仓学宭丛书甲类，亦称学术丛书。其所涉经、史、文字等内容，是王国维古今中西学术整合的重要著作，其“古史新证”的学术思想及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亦有极大影响。王国维的墨迹鲜少，而此札关于其重要大著作，据其刊行宗旨“明上古之文化，解经典之奥义，发扬古学，沾溉艺林”，亦可知“守旧”的王国维，必当为此刊费劲心力。奉呈另一遗老沈曾植，也可见其对旧文学的重视。  Lot 645 梁启超 致麦仲华信札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第317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24.5×15.3 cm. 约0.3平尺 作为曾经的“戊戌维新志士'，梁启超励志改良，积极参与变法，成为时代先锋；在流亡海外期间，又以笔为刀，被尊推为新秩序的意见领袖；而归国后，其亦是心系天下，所发表的《少年中国说》，个中强烈之进取精神，让深处黑暗的国人尤为振奋，各方势力更是无不夹道欢迎，礼遇之盛如众星之拱北辰，可谓国士无双。 关于梁启超，梁实秋即曾言：“像先生这样，有学问，有文采，又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黄遵宪亦曾慨叹：“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此“梁启超致麦仲华信札”，信纸为笺纸。上款人“麦仲华”，字曼宣，号曼殊室主人，广东顺德人。秀才出身，曾留学英日，学贯中西。其与兄长麦孟华皆是康有为的弟子，1899年，其与康有为的长女康同薇结为伉俪。 信中“书悉师大附中主任为林砺儒（张校长丁忧且不管附中事），广东人。”其中“师大附中”应即北师大附中，林砺儒曾为该校校长，其是著名教育家，在任期间，励精图治，勇于创新，又对校风大力整顿，使得“北师大附中”成为彼时中学教育开路先锋，教育成果斐然，可谓全国师生仰慕的名校。 “即以快函托之，但不知其能挽回否耳（因该校入学试验竞争极烈）”应为麦仲华托梁启超为某人入校事宜作人情。梁启超亦坦言“北师大附中”入学试验竞争激烈，未知是否能成。彼时，北京仍有前清“大人行书”请托的遗风，每年招生，林砺儒都能收到极多说情信件。 为此，林砺儒写《子弟入学之请托运动》一文作公开答复，言及“假使一个学校招生，是按情面、势利定去取的，那么，这便是极腐败的学校……再进一层，重情不重法，讲私不讲公，谁也识得是中国人的大毛病。若是一辈一辈的子弟入学，都使他们自信是凭人情得来的，那么，中国法治的精神，要等到几时才能成呢？”如此公正、敬业，令人钦佩。 “南海寿序尚未动笔，欲得同学全体列名（最少亦须长兴同学备列），不以在京者为限。”则是梁启超将为康有为大寿写序文。作为康有为最得意的弟子，梁启超自“公车上书”开始，即跟随恩师，大力倡导维新变法，成为保皇派改革先锋，之后又因反对帝制，而分道扬镳。而后，随着康有为不再过问政事，梁启超也潜心治学，二人终于又重归于好。此康有为七十寿，梁启超亲自从北京至上海为之寿，康梁情谊，令人唏嘘。而“长兴同学”是指万木草堂的同门弟子。万木草堂位于广州长兴里。 / 罗振玉：近代传古第一人 / 罗振玉为“甲骨四堂”之首，其自幼习经史考据之学，因此极是擅长考证。王国维于《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即曾云：“审释文字，自以罗氏为第一，其考定小屯为故殷墟，及审释殷帝王名号，皆由罗氏发之。”而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亦言：“甲骨自出土后，其搜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据第一，而考据之功也深赖罗氏。” 为挽旧文化式微，为华夏文明存亡续绝，罗振玉所继承研究的乾嘉考据学、金石学等，更是掀起汉学研究浪潮。其亦曾言“ 学术传布之责，天下有力者，当共肩之” ，也可证其“订伪补阀，为古人役”，不余遗力，实可称“近代传古第一人”。  Lot 612 罗振玉 致邹安信札（附封）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第19-2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 25.7×17.2 cm. 约0.4平尺 此专题中，囊及多封罗振玉致邹安信札，大多附封，信纸为笺纸。上款人邹安（1864-1940），字寿祺、一字景叔，号适庐、双玉主人，浙江海宁人。居杭州，贡士，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补行殿试，中进士。后任江苏丹阳知县。精金石文字之学，富收藏。其亦曾为哈同所创办仓圣明智大学的教授。 信中，罗振玉言及借用北宋写本《悉檀字记》、《天竺字源》等书，以玻璃板缩小刊印，价与石印本相当。其又言因系古写本，不能在书口直接添加“仓圣大学”字样。同时说阮元、金望乔因好古而在三代彝器上刻字，沦为千古笑柄。另有提及《南宗衣钵》，此为书画类著作，罗振玉著有《南宗衣钵跋尾》。 因彼时“仓圣明智大学”出版各种古典书籍，故罗振玉展信所言“姬君又有六书照办之说”，其中“姬君”应即仓圣大学校长姬觉弥，彼时罗振玉亦受哈同的聘请，在爱俪园整理甲骨文。此外，罗振玉亦言及刊刻书籍，是其心中夙愿，并非受人雇佣。不过，因此举费钱甚巨，其将鬻卖收藏，以为专力传古之事。  Lot 613 罗振玉 致邹安信札（附封）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第15-1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 25.7×17.2 cm. 约0.4平尺 是信亦是关于书籍刊刻事宜，言及《天竺字源》《殷虚古器物图录》《南宗衣钵跋尾》等。罗振玉又寄《恒农冢墓遗文》二十册，乞交王国维，《符牌录》、《汉晋石刻墨影敬》、《殷虚书契待问编》各二十册，共六十本，请求交予其弟子。而《大藏经目》为姬觉弥托人所购，亦请转交。 信中“内藤博士”应为内藤湖南，而“朱曼妻买地券”即“朱曼妻薛氏买地券”，其原碑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土于温州平阳县（今苍南县）云岩乡鲸头村，晋碑，书体和《天发神谶碑》有相同之处，为金石学家所重。罗振玉亦言及“杨君”向其所借两本圣教序，原是有额本，而归还的却是无额本，且正文中缺字。类此秘事，好之者可进一步探究。   Lot 614 罗振玉 致邹安信札（二页，附封）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第5-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 25.7×17.2 cm. 约0.4平尺 此札一通二页，亦言及《书契后编》及《殷虚古器物图说》、《符牌续录》、《周金文存》等书刊刻事宜。罗振玉叹言为此刊刻之事其殚精竭虑，又因款项窘困所限，然毕竟传古之事，大有裨益。而所提及《续藏经》为日本京都藏经书院铅印本大藏经《卐字藏》的续编，由日本京都藏经书院前田惠云、中野达慧等人主持编印。 此外，信中“哈三百，弟二百”言及哈同，“静翁”为王国维，“姬君”为姬觉弥。罗振玉一生刊刻书籍多种，费钱极巨，其以一人之力为之，殊为可敬。旧时印书，或逐名，或谋利，而罗振玉“传古之盛心”“不因此而悔也”等，可见其纯粹“传古”之心迹。   Lot 615 罗振玉 致邹安信札（二页）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第11-1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 25.7×17.2 cm. 约0.4平尺 仓圣明智大学所出版的《学术丛编》《艺术丛编》，都是采用古籍线装装帧形式，刊名亦不是直接印在封面，而是沿用古籍的书签，贴于封皮左上角，在贴签上印刊名、卷期、刊印者等。此信中罗振玉应邀为《艺术丛编》写书签，并附寄。其亦言及“新罗古刻本”为海内学者所未见等。“筑后丸”“熊野丸”为日本邮船。  Lot 616 罗振玉 致邹安信札（二页，附封）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第23、25、2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 25.7×17.2 cm. 约0.4平尺 是信中，罗振玉言及《古明器图録》四卷、《古镜图录》三卷、《佚石集存初集》一卷、《高昌壁画菁华》一卷、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六朝写本《礼记子本义疏》（我国久佚之书）残卷、《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一卷、赵撝叔《鹤斋丛书序》等书刊刻事宜，其中部分已编印完成。而《天竺字源》则与哈同分印，彼此分担印制费用。 其另有提及因目疾而回信有误，请邹安海涵，而其所见三本《落水兰亭》皆有名人题跋，邹安所言另一本，未知索价几何。如果是善本，可以玻璃板影印。海东石的石刻，多是关于高丽历史，则散印数纸即可。其亦考据新罗碑刻的释文，并告知此碑出土之地为高丽庆尚道昌宁。 Lot 617 罗振玉 致邹安信札（三页，附封）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第29-3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 25.7×17.2 cm. 约0.4平尺 是信一通三页，罗振玉详细罗列《天竺字源》《悉昙字记》的刊刻预计成本，各印三百部，即须五百七十七元。为了印书，罗振玉的生活境遇亦陷入窘困，然其仍持之以恒，并未放弃。在其关于敦煌文献《鸣沙石室佚书》中，有言“又系照定价，全数售出，恐尚略有亏损”，由此亦可见其印书，确是为传古，而非有它。 此外，是信中关于古籍出版“玻璃板”、“金属版”的印制，都是直接的参考文献，尤是其详细的印制成本，亦有难得的史料参考价值。而其所拟撰的《三遗民宝绘集》（陈老莲、石涛、龚贤），则亦可见罗振玉在金石学之外，对于书画类目的书籍出版，也多有关注。 Lot 618 罗振玉 致邹安信札（二页，附封）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第37-4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 25.7×17.2 cm. 约0.4平尺 坊间关于罗振玉与王国维的“决裂”，有诸多传言，今已无法细究。然事实上，罗王之间数十年亦师亦友，除甲骨文外，包括《流沙坠简》等，亦不乏其他学术交谊，所构建之国学学术大厦，亦是后人所未敢攀之绝学也。 此信中，罗振玉为王国维与《学术丛编》解约之事，致信邹安，其言辞间无不对王国维推崇倍至，如“静公品学，当世无其人，今之亭林也。弟生平最畏敬者。”即是盛赞王国维的品学当世无双，亦是其所敬畏者。“静公光明磊落人”、“然静公犹洁定，不以此责该园”等，亦可证罗王二人关系笃厚。 彼时，哈同对于罗振玉印书事宜，实有襄助之力，而为了王国维解约之事，罗振玉仗义执言，言辞亦是坚决，并痛斥哈同不履行约定，事事干涉撰述之事，以至于稿子无法刊印，印制也不能赶期，酬金也没有按时奉上，故而王国维解约之责，责任全在哈同。同时罗振玉又言，世间通识学术的能有几人，而不懂的无知之人横加干预，岂不荒诞。其亦言，当初王国维就任时，是其推荐，故而必须为其交涉诸多“不公”。 是信意义极大，对于罗王二人的关系澄清，有直接佐证价值。坊间所言罗振玉剽窃王国维考据成果，以及各种恶意揣测，当可不攻自破也。 此专题中，另有罗振玉致龚心铭、方若、吴保初、范兆昌、范兆经、柯绍忞等信札，亦有罗振玉金文书法，体势开阔宏伟，结构严谨自然，富有古意。而信中，则或言及金石碑帖，或言及古泉币，或言及书法、钱财等，不一而足。 / 晚清名宦，金石学家 / “金石治学”成为系统学说，至少可追溯至两宋，而清乾嘉时期以来，则发展迅即，遂成“显学”之一，涌现出一大批以“金石考据“为尚的名家，并进一步推动书画艺术的繁荣及多元化发展。及至晚清时期，以金石为尚者，亦可谓比比皆是。如吴大澂、王懿荣、端方、潘祖荫、张廷济、杨守敬等，共同构建了蔚为灿烂的“金石艺术”。 各类金石专著，亦是饱含诸家谨严的治学态度，对于古文字、古文献等的考释、断代等学术的研究，亦是其功大焉。如吴大澂所著的《权衡度量考》《说文古籀补》《古玉图考》《愙斋集古录》，亦或是端方所撰的《陶斋吉金录》《陶斋吉金续录》《陶斋藏石记》《陶斋藏砖记》《陶斋藏印》，以及潘祖荫所辑的《攀古楼彝器图释》《汉沙南侯获刻石》等，不一而足。 Lot 607 王懿荣 致吴重熹信札（七页）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第166-172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23×12.5 cm. 约0.3平尺 此“王懿荣致吴重熹信札”，一通七页，上款人吴重熹（1838-1918），字仲怡，亦字仲饴、仲怿、号蓼舸、石莲、晚号石莲老人，室名石莲庵、石莲闇。山东海丰（今无棣）人。1900年由江安粮台道升福建按察使。此后，历任江宁布政使，驻沪会办电政大臣，江西巡抚，邮传部右侍郎、左侍郎。1908年出任河南巡抚。1910年召北京供职。 王懿荣是金石大家，而吴重熹为吴式芬之子，又为陈介祺之婿，得益于家学渊源，自然在金石学有精深造诣，尤是藏、鉴、考和传古等方面，皆有建树。是信中“潘师”应为潘祖荫，“清卿”应为吴大澂，“谊卿太史”应为吴大澂之弟吴大衡，字谊卿，号运斋，江苏吴县人。“令郎贤倩”暂不可考。“陈右铭”应为陈宝藏（1831-1900）字右铭，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举人出身，曾参曾国藩幕府。“汇东侍郎”应为游百川（1822-1895），字汇东，号梅溪，同治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同治六年，迁御史。“洪文卿阁学”即洪钧，字陶士，号文卿，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同治年间状元。 信中，王懿荣提及河南省安阳市出土北朝《梁子彦墓志》，又《鞠彦云墓志》出土，其欢喜无量，并录入其书，以为同人雅赏。其亦言及吴大澂将“紫金鱼”连读，是误读唐朝制度，并说“赐紫、赐绯、金鱼、银鱼乃绝读”。笔者考《唐书》廿四《车服志》亦有“开元初，驸马都尉从五品者假紫、金鱼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绯、鱼袋”，可证王懿荣之说。由此，王懿荣亦感慨吴大澂“好古而不读书”，错误断句，连之可笑也。 Lot 606 潘祖荫 致王懿荣信札（册页，五开） 出 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第90页（选一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23.5×12 cm. 约0.3平尺 光绪二十五年（1899），王懿荣首次发现甲骨文，并断为古代文字，其功甚巨。此潘祖荫致王懿荣信札册页，五开十页，计十通，笺纸精美。信中“仲铭”应为曹鸿勋（1846-1910）字仲铭，又字竹铭，号兰生，清末状元，潍城西南关人。“西泉”为王石经（1833-1918），字君都，号西泉，别署甄古斋主，山东潍县人，喜好金石，擅于篆刻。“程蒲孙”为程秉钊（1837-1891），字蒲孙，号公勖、蒲庵，安徽绩溪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改庶吉士。 是册页中，亦提及“克鼎”，清光绪年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大克鼎，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钟、盨等，皆为克所作之器，故习称大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未久，即为时任工部尚书潘祖荫所得。其亦得有大盂鼎，遂“天下三宝，潘祖荫得其二”。作为传家之宝，潘祖荫亦专门组织幕僚洗剔、传拓、 观赏、释读和研究。 其余信札中，潘祖荫亦言及造像、铜器，并与王懿荣辨别真假等，其金石所好甚笃，故信中又言久无关于金石的消息，甚为郁闷。 Lot 601 吴大澂 致某人信札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第119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23.5×12.5 cm. 约0.3平尺 吴大澂是吴湖帆祖父，在金石治学一脉，其可谓承前启后之关键人物。因收藏之富，吴大澂上承先贤余绪，把原本附庸于经学的小学、金石之学，以出土旧物考释古文字、断代等，对被奉如圭臬的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进行订正。同时其又著书立说，如《权衡度量考》、《说文古籀补》等。此后，端方、王国维、罗振玉等又将此治学方式继承，并发扬光大。 此信中，吴大澂谈及此前所寄古泉币、古玺印的铭文，为晚周时期，而两个圜印，为蜡封时所用，为秦朝旧物，并说古泉币不算精品，泉文也不可辨。其又拓双鹿瓦当，送称钧鉴。 Lot 605 端方 致伍肇龄信札（四页）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第248-251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29.2×18.2 cm. 约0.5平尺 端方为金石名家，著有《陶斋吉金录》，收藏亦丰。其收藏体系品类丰富，如多本《华山碑》及《刘熊碑》拓本的序列性收藏，或青铜柉禁等，奠定其晚清金石圈巨擘地位。宣统三年起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入川镇压保路运动，为起义新军所杀。 是信中，端方言及“徐海之沉，尖甫淡苏杭之路议又兴，□□无方，支搘乏术”，应是指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江苏徐海一带从四五月份开始连降暴雨，以致农作物歉收，盗贼蜂起，饥民遍地。其作为新任两江总督临危受命，负责督促江苏的大小官员投入赈灾事宜，惜彼时朝廷腐败，其亦难以力挽狂澜。 上款人“伍肇龄”字崧生，四川邛州（今邛崃）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后授编修。长期从教，先后主讲邛州书院、成都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任山长多年，培育人才众多，有“天下翰林皆后辈，蜀中名士半门生”之誉。工书法，善诗文。著有《石堂藏书》、《石堂诗抄》等，与董贻清等合修《直隶绵竹志》。 Lot 609 张廷济 致芾庭信札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第21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23×29 cm. 约0.6平尺 此信中，张廷济致信友人“芾庭”，笺纸，节录宋米芾《弊居帖》，即《甘露帖》。此帖是米芾向人陈述其“宝晋斋”的地理位置与建筑布局，富有古意、诗意，盛景怡人。 上款人“芾庭”或应为林枫（1798-1864）字芾庭，号退村居士，侯官人。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举人。工诗，喜访古探胜，搜集地方掌故，勤于著述。晚年家境清贫老屋三楹，炊烟不继行医为生。著有《榕城考古略《听秋山馆诗抄《闽郡县图记》等。 因林枫喜欢访古探胜，而张廷济清嘉庆三年（1798）考中解元之后，屡试不第，于是亦结庐高隐，以图书、金石自娱。故其临写此《甘露帖》相赠，合乎情理。《浙江馆藏文物大典》亦有张廷济写此帖条屏。 Lot 631 杨守敬 致梁鼎芬信札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第138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24×28 cm. 约0.6平尺 杨守敬为金石名家，其书法亦是享有大名。名流向其索书者，可谓车马盈门。而此信则是杨守敬因缪荃孙的七十大寿，而请求梁鼎芬代撰联文，则更是难得。“缪筱翁”即缪荃孙，字炎之，一字筱珊，清末民初著名的文献学家，好古若痴，终生于编刊、传播古籍用力甚勤。 王贵忱亦言“梁鼎芬善作文情并盛之短札见称于时，又特长制联语，一时名流若陈夔龙、朱益藩、黎湛枝、朱汝珍诸人，常请其代作。杨梁两家为金石文字交，故有请鼎芬代为操觚耳。” 另有龚橙、缪荃孙、叶德辉、陈弈禧、谭祖任等信札，不一而足。 / 名流政要，艺坛大家 / 回首晚清民国其时之群星璀璨，遗老遗少、政坛要员以及烂漫的文人学者、艺坛大家等，于各个领域独树一帜，亦饱有争议，诸人笔墨亦书写着一个“三千年所未见之大变革”的时代。 Lot 666 张学良 致子翁信札（两页） 23.5×16 cm. 约0.3平尺 张学良是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其一生际遇亦是传奇。惜其墨迹流传鲜少。是信笺纸精美，富有文人雅逸。行书书法亦佳，飘逸洒脱，收放自如，呈大家风范。上款人“子翁”暂不可考，王贵忱《可居丛稿》中，有言其友人认为或应是二十世纪初的江湖艺人，曾在哈尔滨、沈阳唱戏。王贵忱亦认为是信当书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 在信中，张学良言及过访“子翁”不遇，其潜台词应当是此人亦应是长居沈阳。其又言五六日后也将前往北京，届时可与子翁畅谈。此外，张学良请子翁代为探听京中的时局变化。彼时各方势力角逐，张学良的“奉系”手握重兵，自然是密切关注。 Lot 650 黄宾虹 致王任之信札（两页，附封）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第266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27.5×18 cm. 约0.4平尺 黄宾虹是艺林大家，其亦富有金石收藏。是信其致王任之言及安徽歙县的历代名医传承，从张扩、庞安时、王朴、程琎、程衍道、程有功等，为世所推重。而王任之得益于家学渊源，又续此医道衣钵，诚然是黄山钟灵毓秀也。 上款人“王任之”安徽歙县人，曾任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为新安医学一代名家。王氏祖居歙县，世代从医。黄宾虹亦安徽歙县人，和王任之是同乡，也是世交。同王任之的祖父、父亲及王任之本人三代都有过交往。 Lot 628 郑孝胥 致沈曾植信札（两页，附封）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第246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22.7×12.2 cm. 约0.2平尺 郑孝胥与沈曾植俱是前清遗老，彼此交谊诸多，诗话往来亦是不断。信中“江亭暮散，终觉匆匆”即二人曾于江亭饯别。“江亭”又称“陶然亭”，是北京宣南文人宴集胜地，亦是四大名亭之一，其取白香山“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诗意，历代文人歌咏之。而《萚石斋诗》为钱载所著，录诗多首，郑孝胥叹言“独坐触之，往往涕泗”，似乎是因诗文之变化，而慨时代之变迁。 Lot 642 张謇 致徐乃昌信札（两页封）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第209-210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23.5×14 cm. 约0.3平尺 张謇为清末状元，近代实业家。其一生创办多所企业，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与发展，贡献甚大。是信其致徐乃昌，其中“公于实业界之赐甚大，不止下老一人所营而已。”亦可见徐乃昌在实业中，亦费力诸多。徐乃昌为人清正，以礼待人，重视录用、提拔有才识的人。清亡后，其隐居著述和校刊古籍，成为近代著名的藏书家、学者。 Lot 647 张伯驹 致张牧石信札（两页封） 24×12.3 cm. 约0.3平尺 张伯驹为近代收藏界传奇。是信其致张牧石，言及地震事宜，并说其因地震不能居住屋内，而在河边搭床，山色水光，柳枫蝉声，可尽情领略。此可见其心境颇是豁达，苦中作乐。上款人“张牧石”，从寿石工游，张伯驹晚年的印鉴多出其手。 另有张伯驹行书《一剪梅》词稿、行书《鹧鸪天》词稿，亦是难得。张伯驹的书法师承甚广，如包世臣，何绍基，龙门二十品，以及“二爨”，索靖，司马金龙墓漆画题字等，林林总总，有几十家。最后融众家为一炉，自成一脉，字体甚为怪诞，古意极浓，前无古人，自称“鸟羽体”。此二作，亦即为其典型面貌。 / 结语 / 此次，信札专题中，另有谢稚柳致王贵忱信札数封，以及王蘧常、周馥、赵烈文、张宗祥、章梫、张尔田、方地山、吴梅、傅增湘、张祖翼、郑文焯、瞿鸿禨、吴昌绶、吴庆坻、樊增祥等信札或书法作品，实因篇幅所限无法一一俱足，届时方家可莅往预展现场一窥究竟为宜。 而蔡元培、王国维、张学良等人墨迹，则尤是难得。其余晚清金石学家的交谊，如王懿荣、潘祖荫、端方等，亦是重新呈现，令人可追忆彼时风尚。罗振玉的一组信札，则将其为传古之事，而不余遗力的形象，生动刻画，其为王国维仗义执言，言辞坚决的态度，亦将“罗王”多年的“交恶”流言不攻自破。类此种种，皆证此次可居室珍藏的信札，其之可珍也。识者宝之。 ▲ 同古堂坚持原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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