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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之地，一步走错铸成大错 抗战期间，同胞死难无数，其中与我们工作有直接关系的、有连带关系的，乃至沾上一点儿边的,又不知凡几。这许许多多的牺牲者，从有名有籍、有案可稽，到无名无籍、无从查考，各式各样的情况都有。而这一章里所记述的故事，并不在于它的离奇，而是给我们留下的创痛与教训。 羁身于缧绁者，因失去自由，其智慧能力，亦难免受到影响，通常，显露出来的就是神经过敏、顾全不周。因为天地小了，心地也随之小了。一般的心理状态，最常见的则莫过于褊狭和多疑。 再说到反间工作，有的是计划作为，也就是预定这么做，或打算这么做；有的却是临时发现，好比两军的遭遇战，其时间、地点以及对方的虚实等，均非事前所能预料，所以又产生了机变以上三点综合，也正是构成此一悲惨往事的经纬。 文中主要角色顾同志，因“自专”而偾事累人，可见反间工作的遂行，必须丝丝入扣、分毫不差才成，否则就会铸成大错。论及动机，我方与事有关的三方面——发动者顾同志、应变者刘同志和居间者萧同志，全都无可厚非，值得惋惜的倒是萧仲辉同志的大不幸！当然，其中情事，亦不无值得细加斟酌之处。不过，也只有“案中人”才能道出真心话。 在本书第四章中记述有刘原深兄执笔的原文，讲其在大牢中的亲身经历，其中有云：“不幸！不幸！竟引发了一连串的新事故，影响所及，又平添了一座'无名英雄墓’。”这指的是刘原深先生亲身经历的一桩“反间活动”之结局而言。这个故事，相当曲折，有出乎想象的意境，是反间工作中难得的体验，更是充实本书内容的佳构。 还有一层，抗战期间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原就不多，即便有此经历，而今活在世上的想已寥寥无几，而其愿为文且堪能公开发表者，那就少之又少了，所以才弥足珍贵。虽然在这部书的时序上稍嫌脱落，但仍不失其具有的价值。 下面就是原深先生的原文： 上文曾说到我“上海区”内交站长仇淑英冒险前来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探监，给我带来极大的困扰。因为“七十六号”已经怀疑她的身份，并掌握了她的行踪，毫无疑问地也对“上海区”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对于一个久经训练和参加实际工作的同志来说,这种错误是不可原谅的。但是“娄子”已经捅了，埋怨无益，我必须尽其一切可能以谋补救，而且事在燃眉，不容你有丝毫踌躇。事非经过不知难，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与脑细胞的损耗，足够使人一夜头白！ 十分侥幸，我临时发现“七十六号”内部事务与业务上彼此脱节的漏洞，就大胆地利用了它。先是万里浪逼迫我写信，我在信中做了许多手脚，让淑英见信起疑，随后又运用内线“跑条子”，明白告诉淑英千万不可再来。这样双管齐下，纵然没有绝对的把握，自信其成功概率当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于是，我和万里浪各怀鬼胎都在等。 这信送去之后的结果如何，预计一周之内便见真章。万里浪是准备张网捕鱼，来个请君入瓮，我却恰恰相反，希望淑英从此绝足。淑英留言，下个礼拜她会再来，这也就是说一个礼拜未过,危机便仍然存在。我担着一份心,一天一天地煎熬,好不容易熬过了十一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不由暗暗舒了一口气，知道这两封信果如所期的收效了。 第十二天万里浪又来传讯，他问道：“你的未婚妻至今没来，是什么缘故？” 我轻描淡写地说：“我也不知道，我也在天天盼望着。我猜是上次她来,看守所的人一口回绝'不准接见’,所以她失望之余又回到乡下去了。反正这事不要紧，不妨再等等看。” 万里浪听我说得轻松，将信将疑，说道：“那我们就再等几天看看。” 听他的口气，似乎也觉得她来与不来无足轻重了。 在走回大牢的路上，我举起戴着铁铐的手挥了一把汗，告诉自己说：“这就是战斗！过了一关又一关，我又打赢了这一仗。” 返回大牢，我把事情的经过讲给平祖仁、吴念中和汪福谦他们听，大家都替我庆幸，我也再次对平祖仁帮我传信表示了谢意。 连日“放风”，见到不少我们“上海区”的人，首先我在厕所会晤了新任第六行动大队队长的封企曾，他是黔训班同学，松江县人，年二十五六岁，生得小巧白净，少年老成，颇有领导才能。 徐晚枫失事后，行动六队由他接手，为时不久就不慎被捕，现在拘禁于前面的“优待室” 近日风闻他与上海闻人耿嘉基不但是松江小同乡，并且有点儿亲戚关系，耿虽然没有正式出任伪职，但在伪组织中非常活跃，也是出入李士群家的常客。因此封企曾被捕之后，便托由耿某出面奔走营救。 我当面问曾可有其事，曾赧颜点头，说是家里人托他，也是耿自己热心帮忙。 我说：“我们的工作不拘形式,先运动一下能恢复自由,未尝不是好事。可是你的身份已被确定，要想恢复自由并不那么简单，换言之，你得有相当的交换条件才行。” 封企曾听了我的话，一下子抱住我哭泣起来，他哽咽着说：'我惭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警告他乃是站在组织立场，纯乎出于一种同志爱，却绝不怀疑他的忠贞。 自这次一晤之后，我旋被转禁于南市大牢待死，就不曾再见过面，他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也就无从得知了。 此外，我又见到了赵淞和好几位知其名而从未谋面的同志。 其中一人名叫陈力，是第三大队非常出色的行动员。他年约三十，身长六尺，膀阔腰圆，肤色黝黑，长着满脸的络腮胡子，是个猛张飞型的人物，所以予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是由日本宪兵队递解到“七十六号”来的，他因案被日本人直接逮捕，关在宪兵队吃足了苦头。日本宪兵为了逼供，将他绑了手脚丢在地上，纵放军犬没头没脸地撕咬，咬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又被缚在麻袋里，头上脚下浸在游泳池里死去好几回，始终坚不吐实。 他说：“张先生，我是'七十六号’借提过来的，问过口供之后，多半还要交还日本人，未来的命运不问可知。反正'瓦罐不离井沿破’，我对国家尽了力，也对得起我们的组织，我在人家砧板上，由着他们煎炸烹煮也好，或是清炖也好，我都不在乎了。” 说了这话，便露齿一笑，那副壮烈潇洒劲儿，连我都看呆了。 我眼衔痛泪，拍拍他的肩膀说：“好！我们大家都一样。我们能死得其所，虽死何憾！不过你要记着，我们同志的生命是特别宝贵的，不能无代价地轻易放弃，要想法子从死中求活，我们得尽可能地留下命来，好继续与敌伪斗争！你该知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句老话……” 和陈力匆匆一叙，后来也没再见过面。一年后，听说他暴毙于南京伪感化院，究竟怎么死的，无人能道其详，曾经问过“感化院”的难友，只说陈力白天还好端端地，过了一夜就被发现死在他的床铺上，尸体早已冰冷了。 说到无名英雄，令人锥心！ 我们的同志被敌伪公开处决的不计，像陈力这样为国家付出了生命，便不明不白、无声无息地走了的，光是“上海区”就何止数千人，不独局外人茫然不知，就是圈内人知道的也很有限。 还记得二十八年(1939)某月日,我“上海区”所属某一行动小组,奉命在公共租界执行制裁某汉奸，任务完成后，其中一员即骑上脚踏车撤离现场，结果竟为租界巡捕从背后开枪射杀，当场血流五步，伏尸马路。我接到该单位报告并见报载后，曾为之痛哭流涕，伤心不已。可是事隔多年，连他的名字也记不起了。 时间无情,冲淡了爱国志士的血迹,也淹没了他们血染的姓名。 生死之地赵淞被捕，使我心惊，我直接感应到这是一个很坏的征兆。赵淞也是黔训同学，他和另一位同学刘健中共同主持“上海区”的一个技术研究室，专门负责研制炸弹、化学毒剂及修理枪械等爆破与行动器材。 由于他们在这方面有素养，人际关系亦极为单纯，工作处所尤为隐秘，所以在安全上被认为是最可信靠的。当我发现赵淞被捕时不禁大为诧异。我问他失事的原因，他也支吾其词，语焉不详（我猜他是生活不检点，被人盯上的)，到底是毛病出在哪里，迄难确定。 我对这位仁兄的糊涂，颇甚腹诽。譬如治水，你找不出壅塞或溃决的所在，又如何去疏浚和防堵呢？ 我们常说人类有第六感，那是指超乎五官之外的一种特敏反应。但所谓“第六感”也必然是基于外界的某些征候和迹象瞬间的刺激和启示才会发生，比方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在说明其“预警性”的意义上其实是相同的，只是不像“第六感”说的那么抽象而玄妙罢了。 现在，因为蓦地看到了赵淞出现在“七十六号”，我就突然有了第六感，它仿佛提示我“上海区”即将发生重大灾变。真是非常奇妙，这种心理感应强而有力，大有“山雨欲来”的窒息之感，使我几乎喘不过气来。的确，我关心“上海区”的安危，不禁忧心忡忡。 平心检讨，近半年来“上海区”接连失事，遭受破坏的层面日深日广，明白显示“七十六号”的罪恶势力正在膨胀，并且像癌细胞般地迅速扩散，从多方面攻向我们的组织。因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而小觑了它，如果再有疏失，它将会置我们于死地！ “七十六号”里的牢狱生活，除了挣扎、反击和忍受无情的折磨之外，所过的日子，是生命过程中的一段曳白，毫无内容可言。痛苦的时候，觉得度日如年，假如你没有一定的政治信念和奋斗目标，或修养功夫不够的话，它会逼得你发疯。在平时，但觉天亮了又天黑了，日月轮转，悠悠忽忽，令人完全丧失了时间观念。 时令已进入十月底，天气渐寒，打赤脚着木屐，一早一晚已感到脚冷。忽然醒悟，我被捕迄今快满四个月了。 一连几天几夜，“七十六号”上上下下，都显得紧张、忙碌、神秘而又兴奋。我发觉气氛不对,这象征着他们有大事发生,也可能是在“工作”上获得了一次大丰收。“放风”暂时停止了，平祖仁的“学生子”张萍也少来了，铁门外值勤的武装警卫似乎特别神气，连每早按时来点名查号的看守所职员老马，也掩不住脸上透出紧张的喜色。 倒不是我神经过敏，这种异乎寻常让平祖仁、吴念中、汪福谦和我凑在一起，大家胡乱猜 疑。平祖仁说：“情况好像不对，别是又抓人了吧？如果是抓人，还一定是大规模的，也不知道是哪个单位倒霉。张萍这小子几天没照面，多半是忙得不可开交了吧？” 我说：“我也一直在揪着心，我怕我们'上海区’要出事！” 汪福谦笑道：“何至于！不必担这份心。”我说：“福谦兄，也许你还有所不知，我没有你那么乐观，'上海区’现在已经是千疮百孔，危如累卵了！” 回头对平祖仁说：“平先生，无论如何你得想法子带个信叫张萍来一趟，也好打听打听。” 平祖仁点头。正说着，人影一闪，我看到钱金生在门外故意大声和警卫闲聊，心中一喜，立时呼叫警卫说是要去解手，警卫之一把枪背在肩上，连开两道铁门，让我出来，很客气地说：“对不起呀张先生，这两天不放风，多少不便哪！” 我趁机问道：“为什么忽然停止放风了？”警卫摇头笑道：“这我可不晓得。” 我当然明白，他知道也不便说。我斜睨一眼，钱金生已经漫步进入了厕所，我很自然地随后跟进去。我们一面拉裤子作小便状，看看四下无人，钱金生悄声说：“不得了啦！张先生，这两天拼命地在抓人，林科长（林焕之）、吴科长（吴顺生），甚至万处长（万里浪），晚上都不睡觉。陆陆续续已经抓了十几二十个人，今天还在继续地抓。 据说其中还有很重要的人物。另外，电台破获了好几座，秘密文件弄来了好几箱，驳壳、左轮等各型手枪，特别是左轮手枪，'擦刮啦’新，都是还不曾用过的，听说是从他们的军火仓库里抄出来的。这下子万处长可真的是立了大功，发了大财了！” 我如坐针毡，越听越不是滋味，急着问道：“没听说这些人都是哪方面的？”钱金生道：“只听得传言是上海蓝衣社的。”“能肯定？”钱金生道：“王宪忠是这么说的，我想不会错的了！”至此，我已心知肚明，不由遍体生寒，从头顶直凉到脚心，可是额头上却冒出了大汗。 一些老法的人，每遇上疑难之事自己无能解决，便去求神拜佛，祈福禳灾，结果则往往是“好的不灵坏的灵”，你怕什么它就来什么，现在的我，就正是这样感觉。 我赶忙嘱咐钱金生继续设法探查，将失事单位及被捕重要人物的姓名等查明速告，我又要他快走，以免外面的警卫犯疑。 走回大牢，举步维艰，简直像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浑身全无半点儿力气。不是我沉不住气，是这消息实在太不幸、太惊人了。 根据各种迹象及陆陆续续得来的一些不完整的消息加以判断，此次不幸事件，无不指向我们“上海区”。可是在未获得完全证实之前，我个人仍存着万几的侥幸之心,自己下意识地嘀咕着说“千万不要真的是我们呀！”其实不管是哪个单位，只要是重庆的，同样都是敌后抗日组织的大挫折。可见人性自私，直觉的反应又是多么的浅薄可笑。我忽然憬悟到这一点，脸上立刻发烧起来。 大牢里，平祖仁、汪福谦、吴念中和我本人，都分头运用各自的关系去探听确实消息，但是“七十六号”封锁得非常严密，一直得不到具体的结果。不过最重要的一点，被破获的单位是“上海区”似乎是可以确定的了。 看看挨到了十一月三号晚上七点多，钱金生来了，他在厕所里告诉我：“出事的是蓝衣社上海区，绝对错不了，总负责人名叫陈公树的也抓来了。这件案子已经闹翻了天，听说李先生（指李士群）就要从南京赶回来，因为事情太大，万处长他们处理不了。” 听了钱金生的报告，我顿时呆住了，但觉脑子里嗡的一声，就一片空空洞洞，几乎什么都不会思想了。他的报告虽然简略，可是从他一个外行人口中能说出“上海区”的名称已经足够证实出事的果然是我们无疑了。 不错，当时还另外有一个“上海二区”，不过，“上海二区”乃属本局部署在上海第二线的“预备区”，原则上，它是以发展情报工作为主，其活动方式是完全潜伏隐蔽的，不像我们除了情报活动之外，把工作重点放在行动上，要经常与敌伪短兵相接，血肉相拼，以致我们的同志牺牲累累，被捕者相继，与此相应的是我们组织上的秘密也就有了太多的暴露。 因此种种，所以早就预料到“上海区”要出事，但万万想不到梦成真，且来得如此突然又如此的大规模！ 而陈先生本人的失事，恍如晴天霹雳，令我震骇莫名而又不可思议。谨按陈恭澍先生主持上海工作才两年多，时间不能算长，可是在他强有力的领导下，同志们全体用命，各项工作都有了极大的突破，特别是杀敌除奸，声威大震，使敌伪丧胆，陷区民心振奋，影响所及，有助于抗战前途者实甚巨大。 陈先生在上海，运筹帷幄，行藏谨密，除少数特殊工作关系人及内勤部门三、五高级幕僚而外，包括本区全体同志在内，几无人认识其面目，亦无人知其身份与真姓名，现在居然也由钱金生口中说出来，证明他的被捕已是铁的事实。 究其被捕的原因何在？“七十六号”又何以能知其为陈恭澍？殊令人百思不解！我痛惜本局多年来惨淡经营，根基深厚、组织庞大、力量雄伟、工作效率奇高的“上海区”遽尔毁于一旦，也为失去一位有作为、有担当的领导人而深致扼腕。 在私谊上说，我更十分担忧陈先生本人生命的安危，因为早在二十七年(1938)他奉命在河内制裁叛国的汪精卫不幸失败，而误毙了曾仲鸣，这笔账在汪本人及汪妻陈璧君、曾仲鸣的姐姐曾醒等人那里一直记着。如今陈先生竟落在他们手上，在情在理势必杀之而甘心，是以我欲哭无泪也。 晚上，卢炳忠秘密带来一个小纸条，寥寥数行，略谓：“上海区已被破坏，伪方连日大举出动，损失惨重，区长陈公树先生亦遭逮捕，目下关在高洋房。”他同钱金生一样，对陈先生的名字写成两个谐音字，可见他也是听到别人口述的。我看了条子,死了心,同时也兴起一股痛切的失落之感。 我自被捕以来,拼了命地维护组织的安全,我所付出的心力及一切的牺牲，至此全部落了空！譬如救火，我冒死抢救，被烧得焦头烂额，仅余残息，结果整座房屋仍然未免付之一炬。试想这种心情又岂是“惘然”二字说得尽的？ 忽忽过了十来天，“上海区”被彻底破坏已成定局，案情渐渐公开明朗了，书记齐庆斌先生、电台总督察张作兴先生，及其他内外勤同志多人都被抓进来，究竟孰先孰后，一时也弄不清楚。听说陈先生被拘禁在高洋房的一间小屋中，但李士群、万里浪等表面上对之颇甚优礼。此事伪方将作如何处断，自是言之过早；而陈先生本人的态度又如何，也就是说他将何以自处，也大费思疑。 我想，今日之局，已经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以陈先生参加革命工作的历史、在团体中的资望，及其个人的智慧、能力与经验，一定比我看得更明白，也一定有他的自处之道，无劳我去瞎操心。 不过，事不关心，关心则乱，晚上我睡不着觉，总是左想右想，诸般悬揣，我认为他的自处之道不外如下三条路： 第一，不甘受辱，断然自裁。为了“死节”也好，为了逃避责任也好，自求了断，固然可以一了百了，但这绝不是一个真正深明大义而身为特务工作者所应有的态度。我们不怕失败，重要的是能在败中求胜，死中复活，在可能范围内必须留此有用之身，忍辱负重，以另一种面目，另一种方式来继续奋斗。站在我们的工作立场来说，一经挫败，便求一死，那是属于一般世俗的观点,实不足为训,所以我不希望他这样子做。 第二，苟全性命，屈膝投降。“千古艰难唯一死。”生命诚然可贵，可是历观我们的革命先烈和现在的爱国志士,为了民族大义与国家存亡,杀头沥血，前仆后继，何曾皱一皱眉头！那是因为他们死得有代价，死得其所！更何况“战难，降亦不易”，如果你不是那块料，你即使甘愿输诚，颜事敌，人家也未必屑于接纳，由于你既不起作用，还得防你随时反复，诈降反间。 陈先生是革命中坚，又天生一副“钢针尽折不为钩”的个性，我坚信，除非他如我所想的“将有所为也”，否则他是宁死不屈，断断不肯做“降将军”的！ 第一，虚与委蛇，进行反间。陈先生的失事，在公在私都深为不幸。因为在他的任内，连续格杀了日本驻沪现役军人数十名及大汉奸多人，敌伪双方必然都要找他算账；再加汪精卫夫妇和曾醒他们，也一定要理河内旧恨，所以要杀之而后快，也是必然的。 第二，可是反过来说，敌伪也颇讲求谋略,也懂得政治作战,把他保留下来资为宣传,并利用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来打击军统局,这一种可能性似乎也未可完全排除。假如他们选择了后者，那么陈先生“翻本”的机会可就来了。 第三，我了解陈先生的性格他是绝不会就此甘心的，他会深藏不露，虚与委蛇，进行他的反间大计可以逆料，这段过程，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自必危险重重，万分的艰难，但是我们一贯的工作精神，就在于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敢为者的,以陈先生的艰苦卓绝,实优为之也。总之,我觉得只要陈先生活着,亦犹“上海区”仍然活着！ 问题是目下陈先生的命运差不多同我一样，死活都操在敌伪之手，前途如何，实难逆观。至于他自己怎么想、怎么做，那是另外一回事，根本由不得自己做主，所谓“英雄失志入罗网”，天大的本事也无可奈何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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