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界会议只开了半天便结束了。 为了争取主动,赶在国民党军队围堵封锁之前进入汉族区域,毛泽东下令红军兼程北上。 从俄界向北是水深流急的白龙江。俄界到麻牙寺几十里间,两岸都是悬崖峭壁,白龙江奔腾咆哮着在山间流过,沿着河边的石壁有一条羊肠小道蜿蜒曲折,一些险恶地段只有木板铺成的栈道悬空在水面上。 红军小心翼翼地行进,工兵在前面修复损坏的栈道和木桥,以保证人马安全通过。如果不小心落入水中,就很难有生还的希望了。 通过白龙江栈道,红一军团先头部队4团在麻牙寺稍事休整,便接受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夺取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与岷县的交界处,是从川西北藏民区到甘肃的重要通道。沿腊子沟两边向北延伸的山头,在此仿佛合龙。由沟底仰望上去,山口只有30多米宽,两边都是绝壁。腊子河从沟底流过,水流湍急,不能徒涉。 在腊子口前沿两山之间横架着一座东西向的小木桥,把两岸连接起来,是通过腊子口的唯一通道。这一带是甘肃军阀鲁大昌的地盘,在腊子口以南的康朵、黑扎一带驻扎着一个旅。 当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向黑扎山头进攻时,在上边的敌军两个连胡乱放了几枪,扭头就跑。在康朵的敌旅长梁应奎和团长朱显荣联络不上,也摸不准到底来了多少红军,扔了部队和电台,沿着江边险路跌跌撞撞逃向腊子口。 在腊子口,桥东山脚的树林边有鲁大昌部预先修筑的工事,山口内突出一块巨石,高三四米,上面筑了一个碉堡。 山口里面有一片谷地,沿山坡也有工事。这里有两个营的兵力,在桥头堡上配备了四挺重机枪。旅长梁应奎先跑到这里,当他看到朱显荣带着两个传令兵狼狈逃来,以五十步笑百步的口气训斥朱说:“你指挥五个营,没有打仗,自己就跑回来,如何向师长交代?”命令朱团长带领几十个退下来的残兵占领左侧山腰,掩护腊子口侧翼。 朱团长接受命令后,夜间溜之大吉,一口气跑回了渭源,腿比兔子还快。梁旅长部署完后,也退到腊子口后面五里的地方安营扎寨。腊子口上就剩下国民党新编第14师1旅参谋长张觉僧和一个营的兵,还没见红军的面,就已经胆战心惊了。 打腊子口的任务,林彪交给了4团。他亲临前线观察后,命令团长王开湘带部队迂回敌后,团政委杨成武率一个营正面主攻。 腊子口两岸的峭壁近百米高,几乎是直上直下,部队如何能爬上去迂回呢? 正为难时,一位苗族小战士突然自告奋勇地说:他能爬上去。原来他在家时就经常爬上悬崖峭壁采药打柴,练就了一手攀岩的绝技。 杨成武大喜过望,决定让他试一试。只见这个小战士手持竹竿和绳索,轻盈地在岩石缝中步步登高,如同在耍一场惊险杂技。下面的人都瞪大了眼,紧张得不敢喘气。终于,小战士爬到了顶端,拴好了绳索,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开辟出来了。可惜,这位为中央红军攻克腊子口立下头功的战士,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大家只知道他的外号叫“云贵川”。 1935年9月17日凌晨,王团长带两个连爬上山顶,向敌后迂回。白天平静地过去了。到夜里21时,估计迂回部队已经到了敌人阵地背后,杨成武率2营6连开始向腊子口守敌发起进攻。 一时山谷里枪声大作,机枪向敌阵地轮番扫射,红军向小桥猛冲。桥头堡里的敌人也以机枪、手榴弹还击,封锁桥头道路。因道路狭窄,红军兵力无法展开,接连几次冲锋未能得手。又从桥上桥下分几路进攻。 张觉僧和他手下从没见过这么不怕死的红军,虽然仗着天险,心里却是虚的。18日凌晨2时,山背后突然升起一颗信号弹,这是王团长打来的。红军士气大振,又向桥头发起新的冲击。一个红军奋力冲到桥头堡前,用双手与敌人争夺机枪。听说背后来了红军,腊子口守敌军心动摇。张觉僧一再请求增援,梁旅长在后边向前方胡乱打炮,一个兵也不来。 守桥头的敌营长向张觉僧喊:如不及早退却,天亮就撤不下来了!张下令撤退,桥头守敌拔腿便跑。红军一直追出好远,把敌人的后方仓库都占领了。 天险腊子口就这样被红军攻克了。 一过腊子口,形势如同柳暗花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两个多月来,红军在川西北藏族区内爬雪山,过草地,穿森林,度荒原,忍受着寒冷和饥饿的煎熬,抵挡着藏族土司骑兵的袭击和追杀。见不到群众,得不到温暖,恶劣的环境和命运给红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当童小鹏与一军团直属队离开俄界北上时,藏族土司骑兵还跟在他们后面又放枪又吹号。等红军的后卫队最后离开时,他们才意识到红军要到汉人地区去了,于是朝天鸣枪欢呼着,跳跃着,呐喊着跑回去,与红军脱离了接触。 9月18日,红军攻克腊子口,向迭部与岷州交界的小镇哈达铺进发。当日到达该镇。 童小鹏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今日要脱离藏人区域了,大家都异常兴奋,巴不得赶快到。早饭后即出发,爬一个二十里高的大拉山,至山顶上时,见前进路上即不同了,回头看后面是崇山峻岭,前面则是平地矮坡,这时真是脚踏两个世界。 下山出沟约二十里,即见麦田屋宇,并且有牛羊鸡犬,尤其见到数月来未见过的群众在路旁微笑的欢迎着我们。 这一下就大不同了,真是高兴得要跳起来。一见即问路呀,谈话呀,弄得群众应付不来。在进十里到悬窝宿营(约五十里)于是数月来没有的打土豪的工作又恢复起来了,很久断绝了的交易生活也又做起来了,今天似乎是另出了一世!” 日记的结尾,他感慨地写道:“回想自入夹金山藏人区至今三个月,过着的是非常的生活,见不到人,没有交易,没有土豪打,今日则完全相反。” 在哈达铺,饥饿的红军战士吃上了很久以来没有吃过的饭菜。馍馍是白面做的,还有香喷喷的肉炒菜。再也不用住草地里的窝棚和牛屎房子,而是坐在暖和的有火炕的房屋里。回到正常的生活,一切都那么新奇。 军委纵队的萧锋和罗荣桓、邓小平、谭政等首长晚上在老乡家里改善生活,“坐在一起吃辣子炒鸡,怎么边吃边感到屁股上发热?老乡说:这是火炕啊!我这个南方佬第一次坐火炕,觉得很新奇。” 也有乐极生悲的事。总供给部长林伯渠筹到了许多粮食,再不用为无米之炊着急发愁了。 20日宿营时,他的马夫让马敞开肚皮吃,饿久了的马一顿吃了十多斤麦子,结果胀死了。林老眼看和他共患难的坐骑死去,心里好一阵悲伤。 毛泽东和张闻天等领导人并没有沉浸在填饱肚子的满足中,在与世隔绝的藏民区待了三个月,外界的消息不通,现在又回到了汉族区域,需要立即了解情况。 他们惊喜地获悉:在哈达铺这个偏僻小镇上,居然有个邮政代办所!原来这一带盛产当归等药材,往来客商很多。为了沟通信息和商务往来,商人们订了很多报纸。这种情况在地广人稀、文化落后的甘肃是少见的。 红军从邮电所里抱来了近几个月的报纸。毛泽东等领导人如获至宝,立即分头阅读起来。这里最有价值的报纸是天津《大公报》,经常刊登一些比较客观的消息。张闻天边看边做摘录。他把国内的政治、经济动态都抄下来,还写了读报笔记。他们特别关心各地红军活动的消息。 在当年7、8月间的《大公报》上,反映中央红军、四方面军、红25军和陕北红军的消息有十几条,其中又以陕北红军的消息居多。 毛泽东也很关注《大公报》,他看到8月1日的《大公报》的一条消息:“盘踞陕北者为红军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其下尚有十四个游击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队等甚多。……现在陕北情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 毛泽东看到这些消息,精神为之一振。在两河口会议的时候,中央就作出了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决策。但是究竟在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大家心里都没底。 因为中央只知道西北地区有红军的武装在活动,但具体情况如何,有多少人,在哪里建立的根据地,则缺乏准确的情报。 现在中央红军已经到了哈达铺,毛泽东正在为下一步把红军带向何处而费心思索。在俄界会议上,毛泽东曾作了最坏的打算:经陕甘到内蒙古边界去,求得苏联的支援,使他领导的这些饥饿疲劳的红军战士能得到一个生存发展的环境。 现在突然获悉陕北的刘志丹还有一支红军队伍和一大块根据地,对毛泽东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这个消息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 他急切地想要了解陕北的情况,立刻叫人把贾拓夫找来。贾拓夫原来在陕西从事革命工作,1932年奉命到江西汇报工作,来到中央苏区。对刘志丹的情况略知一二。那几天,毛泽东一直让贾拓夫与他同行,边走边聊。从那时起,一个会合刘志丹,在陕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在毛泽东头脑中酝酿。 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开干部会议。他对红军干部们说:张国焘看不起我们,说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究竟哪个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要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毛泽东鼓励大家:同志们,到陕北只有七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会后,大家饱餐了一顿红烧肉。 根据俄界会议的决定,红一方面军在哈达铺进行了整编。 彭德怀担任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在离开红三军团的时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彭德怀讲话时非常激动,眼泪不住地往下流。他说:红三军团从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几万人,至今天长征到甘南,只剩下两千多人,让错误路线快折腾光了。今天剩下这点人,都是精华,是中国革命的骨干和希望。他说:我的脾气不好,骂过许多人,请大家批评和谅解。彭德怀的告别讲话,使在座的人都深受感动。 第二天,完成改编的红军陕甘支队按新编队开始东进。他们以部分兵力佯攻天水,吸引敌人。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则向北急进,在山丹镇一带渡过渭河,27日占领榜罗镇。在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掌握的陕甘根据地的情况,毛泽东等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确认要在陕北扩大苏区,并部署了与陕北红军会合的军事行动。 会后,中央率陕甘支队分三路北上,在敌军尚未封堵前迅速通过了西兰公路,来到陕甘宁交界的六盘山脚下。 这里是回民区,在川西北受够了藏民的袭击,红军一到少数民族区就心情紧张。出人意料,回民见到红军,非常热情,不仅扶老携幼地出来观看,还帮助红军烧水买东西,令童小鹏等大为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这种群众热情是出藏人区以来的第一次。” 他们从群众口中又获得一个喜讯:前不久红25军在徐海东、吴焕先、程子华等率领下曾路过此地,现在也在陕北。25军纪律很好,给回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到这个消息,中央红军的同志们更高兴了。陕北红军力量这样强大,他们到陕北就一定能站住脚了。 10月7日,红军翻越六盘山。这是长征中最后一座高山了。站在山顶上一眼望去,它好似一条天然分界线。山南是一色黄坡,到处是麦田。山北则如同不毛之地,到处是荒山秃岭,只有黄土,没有树林。这几天秋高气爽,毛泽东极目远眺,心胸顿觉开阔。 想到一年来的艰难险阻,如今终于胜利在望。此刻的心情,正如他后来所作《清平乐——六盘山》词中所述: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旄头(后改为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越过六盘山后,突然发生了意外的悲剧。 一夜之间红军竟然死了300多人。当时保卫局以为是反革命谋害,抓了一些可疑的人,也没审出结果。 半个世纪后才揭开谜底。原来红军下山后饥渴难忍,见到清澈的泉水就喝起来。没想到这里的泉水含有剧毒的氰化钾和氰化钠,喝过量的人便毫无知觉地死去,这是一个惨痛的损失。 就在毛泽东正沉浸在会师前的喜悦中时,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正蒙受一场左倾机会主义者制造的灾难,红色根据地笼罩在肃反的恐怖气氛中。 提起1935年秋季陕北发生的这场悲剧,需要从头回顾一下陕北党和红军的历史。 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刘志丹,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1925年入党,黄埔四期生,参加过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于1928年被派往陕西军队中从事地下工作,组织了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摸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武装斗争必须依靠农民群众,必须依靠山地打游击战争。 他奔走于陕甘边界地区,争取军阀和土匪武装,扎根农村开展革命斗争。在经历多次挫折后,终于和谢子长、高岗、马明方、习仲勋、张秀山等同志一起开创了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1932年,陕甘红军游击队组建为红26军。但是在北方局派来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杜衡的瞎指挥下,1933年7月红26军又遭到失败,部队只剩下几十人。有人主张“革命不成,回家务农”。有的主张分开行动,各干各的。 面对这种情况,刘志丹表现坚定,重新收拾局面,组织游击队,在陕北横山地区的七八个县建立新的根据地,在他们的努力下,半年后,红旗又在陕北举起来了。 1934年1月,中共北方局又派代表来到陕北,担任陕北党和红军的负责人。他继续执行左倾路线,指责陕北党组织是“富农路线”,诬蔑刘志丹领导下的游击队“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还要红军“全线出击”,将陕北、陕南和四川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对他们这些不切实际的左倾指挥,陕北的同志们表示强烈的反对和抗争。 不久,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25军原来是鄂豫皖苏区的部队,红四方面军长征后,25军受到敌人重兵围剿,在鄂豫皖难以继续坚持下去。1934年11月,在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和中央代表程子华带领下开始长征。他们转战千里,进入陕西终南山区。 1935年7月,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同志历尽艰险,从西安出来找到了25军,带来了遵义会议的文件和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消息。 在行军途中他们看到《大公报》上有一条消息: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北上,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松潘。大家高兴万分,决定向甘肃进军,迎接中央和主力红军的到来。吴焕先给中央写了详细的报告,汇报25军长征的情况,派人送往川西北(遗憾的是联络员没有找到中央)。 25军翻山越岭,进至甘肃天水附近。吴焕先政委对徐海东军长说:“快见到毛主席了,咱们还不认识他呢。”因为没有电台,无法与中央取得联络,敌人四面围攻。25军领导人决定转向陕北,去会合刘志丹。不幸,在六盘山下的一次战斗中,吴焕先政委牺牲了。 1935年9月,红25军进入陕北根据地。16日在延川县永坪镇与陕北红军会合。双方领导人开了联席会议,红25军、26军合并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合并后的十五军团有7000多人,陕北的革命形势空前高涨。 十五军团成立后,于10月1日在甘泉县的劳山打了个大胜仗,消灭了东北军一个师。从缴获的敌军文件中徐海东和刘志丹得到确切消息:毛泽东带领的中央红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徐海东兴奋地说:“毛主席快到了,再打它一仗,作为见面礼!” 徐海东、刘志丹给后方的程子华写信,建议十五军团到关中去迎接中央红军。 程子华表示:“敌军文件是一个多月前的,中央红军要来关中苏区的话,已经来了,用不着我军全部去。要是没来关中,那就是到别处去了,十五军团去就会扑空。十五军团远去关中,来回要一个多月,敌军会乘虚占领永坪镇,苏区就困难了。不如十五军团继续向南打,调动西安敌北援,以此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后方领导都同意程政委意见,并通知了前方指挥员。十五军团暂时没有动,等待中央更确切的消息。 徐海东、刘志丹在前方作战,后方却在策划“肃反”。 陕北党的个别负责人给刘志丹等干部戴上“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声称26军里有暗藏的敌人,要进行肃反。这些情况,在前方的刘志丹都不知道。保卫局抓人后,用刑讯逼供的残酷手段迫使他们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招供出所谓的“同党”。短短几天内范围就越搞越大,发展到怀疑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主要负责人和26军营以上干部。 顾忌到刘志丹在陕北红军的崇高威信,“肃反”负责人决定秘密逮捕他。他们给前方指挥部写了一封信,让刘志丹回后方瓦窑堡开会。 10月6日刘志丹接到信后,并未怀疑这里有阴谋,交代了工作就骑马前往瓦窑堡。半路上突然遇见一个通信员,拿着一封省委给前方指挥员的信。通信员看到刘副军长,就把信交给他看。 刘志丹看见信中写道,要前方“防止突然事变”,从中感到事态的严重。但是心怀坦荡的刘志丹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险境,他自信忠诚革命,心里没鬼,有什么好怕?他把信重新封好,让通信员送往前方,自己径直回瓦窑堡来。 刘志丹回来后,立即被关进保卫局的窑洞,名曰“审查”。很快,高岗等一大批干部在后方被逮捕,习仲勋当时也被抓了起来,与刘志丹等人关押在瓦窑堡城内一家旧当铺里。每天挨个被拉出去提审。26军营以上干部几乎都抓起来。陕北苏区内乌云翻滚,每天都有人被拷打,被杀害。短短20天内,被杀害的陕北红军干部多达200余人! 刘志丹的妻子女儿得不到刘志丹的消息,四处寻找,都被保卫局的人拒之门外。她们看到有人在瓦窑堡城门外挖了一个可容几十人的大坑,听人们说,有一批犯人将在这里被活埋。她们伤心地认为,刘志丹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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