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一场盛世的是什么？ 有人说是战乱，有人说是灾荒，有人说是制度危机，也有人说是昏聩的皇帝。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所有的战争、灾荒、危机，乃至皇权问题，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引爆点——党争。 一部权力史，一部中国官僚政治史，就是一部朋党之争的历史。中国历代最强的盛世，无不亡于党争；再繁盛的帝国，都不免被一场党争打败： 1. 一场巫蛊之祸，终结了汉代的汉武盛世。 这一次党争，成为汉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场发生在汉武帝晚年的事件，开始是因为太子被诬陷为以巫蛊诅咒皇帝。持续时间虽然不到一年，最终却是以一万多人死伤、长安血流成河、朝廷几无可用之才的结局而告终。 从文景之治开始积累的国力至此一朝尽丧。不但太子身死，皇帝失去培养多年的接班人，武帝的太子、皇后、公主、丞相以及其他诸多重臣都因牵连进了此事而被处死，四十万人受到牵连。更严重的后果，是使得皇权的继任者缺少倚靠，进而导致外戚专权，成为王朝痼疾，最终将两汉带入覆亡。 2. 一场相权之争，终结了大唐的开元盛世。 这场唐玄宗后期多位宰相之间的党争，直接引发了安史之乱，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唐代皇帝竭力分割相权，为加强对官僚机构的控制，使得相权极为分散。宰相人数少则三四人，多则十余人。但是派系斗争却更为激烈，宰相结党擅权常常成为皇帝的心腹之患。尤其是唐玄宗后期，先有李林甫为独揽相权，结党营私，履兴大狱；之后又有杨国忠与之分庭抗礼，夺取相权。 接连不断的激烈党争，由此引发的中央高层和边境将领们结党并互相倾轧的政治乱局，直接导致盛唐全面崩塌，中国历史在此分为两段。开放、多元与包容的盛唐气象在此戛然而止，内敛、封闭与保守逐渐成为文化的主流。 3. 一场新旧党争，终结了文化经济空前繁荣的北宋盛世。 从宋神宗时开启的新党旧党之争，几经反复，直至北宋灭亡而未绝。一个个能臣名相，才华横溢的天才之士，都被党争所吞噬。 新旧党争围绕王安石变法而起，本来是政治上的分歧，渐渐演变成了党同伐异，新、旧两党更迭执政，双方互相推到对方的国策，造成国力大损。党争使得朝廷耗极其严重，许多名臣被清理一空。 直至宋徽宗一朝，最终不得不起用缺乏政治才能的蔡京，北宋也自此走向了末路。直接引发了王朝史上最为耻辱的“靖康之难”，国都陷落，皇帝被俘。一个文化、艺术、经济都登峰造极的盛世，转眼跌落谷底。曾经的汴梁繁华，成为几代人不断追忆的梦境。
4. 一场东林党争，终结了明朝最繁荣鼎盛的万历时代。 明代万历时期，经济一度达到明代的高峰，“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然而，这场持续几十年的东林党争，不但让让大好局面在短时间里就消亡殆尽，更是直接导致整个明朝在四十年间就迅速走向灭亡。 从万历中后期开始，先是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一直到明朝覆亡，南明福王小朝廷的党争仍在继续，“复社”与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斗得死去活来。 史载朝内士大夫“各是所是，各非所非，恩怨相寻，冰炭互角”。崇祯帝不得不长叹：“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为了达到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往往欲置对方于死地而无所不用其极。 盛世亡于党争。为什么再强大的盛世，都避免不了被党争吞噬的命运？ 因为，党争的本质，就是利益之争与派系之争。而盛世，正是利益与派系的温床。盛世意味着财富利益的增长，文治武功的进取。利益越多，围绕利益的争夺就越激烈；建功立业的人越多，派系冲突就越复杂。 另一方面，“党争”是集权之下，人性的自然选择。只要权力的运作处于不透明的状态，为求自保，所有人就会不可避免地走上朋党的道路，哪怕是皇帝也不例外，也要结“帝党”。 理解中国制度、文化和社会结构，“朋党”与“党争”一条直达问题核心的线索。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朱子彦《中国朋党史》： 这本书集朋党研究之大成，在呈现传统社会朋党政治发展的脉络和全貌上，不但具有开创意义，而且极富洞见。同时，这也是一部极具颠覆视角的另类中国史，以“党争”之眼重新审视了两千年的政治演化，为深刻理解中国提供了新的思路。学界评价此书“澄汰旧说，迭有新见，为当下较为沉寂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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