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德明先生）
书话是现代中国文学中独特的“文”（创作）、“学”（研究）合一的写作体例：作为文学创作，丰富与拓展了散文的空间和内涵；作为文学研究方式，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当代，姜德明是继唐弢之后专注于现代文学的书话名家。笔者以为，将来如果要写当代的书话史，姜德明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贡献无法绕过。第一，姜德明是书话创作的组织者和“催产婆”。姜德明从上个世纪50年代在《人民日报》编辑文艺副刊始，就积极组稿刊发书话随笔，到后来主编出版“现代书话丛书”。半个世纪中，姜德明在推动和组织书话写作发表方面的贡献，可谓居功至伟。笔者在翻阅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日报》时，发现在充满政治风云和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版面中总保留着一角清新淡定的园地，在这片园地里时时会有惊喜的发现：除了郑振铎、阿英、唐弢等人的书话外，还有李健吾、路工、谢兴尧等人谈藏书、访书、读书心得和感悟的文字。《人民日报》竟成为那一时期书话最重要的发表阵地，可以说这一切与姜德明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第二，他是书话文体理论的思考者、探索者。姜德明一直关注和思考书话文体的理论，对书话的源流、概念、特征等都做了有益的探索。第三，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他是当代中国继唐弢之后最突出的新文学书话家。姜德明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书话集有《书叶集》《书边草》《书梦录》《书味集》《活的鲁迅》《燕城杂记》《书廊小品》《余时书话》《梦书怀人录》《书摊梦寻》《流水集》《文林枝叶》《姜德明书话》《书坊归来》《文苑漫拾》《守望冷摊》《猎书偶记》《新文学版本》《金台小记》《书边梦忆》等二十余册。如果将姜德明的书话写作放置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中审视，我们就会发现，其书话亦具有“文”（创作）、“学”（研究）合一的特点：不仅是当代一种重要的文学文体，还是进行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著述体例。基于此，本文主要就姜德明书话之作为文学文体和作为现代文学研究方式所提供的有益启示做以论述。姜德明对书话文体形式有着自觉的实验意识，其大量的和多样化的书话写作实践，对于书话文体的繁荣、丰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纵观姜德明书话创作，其在文体上有较为清晰的变化轨迹。早期的写作，多篇幅较长，语言抒情气息和议论气味也很重，多属研究论文类。这大概源于姜氏早期书话对新文学的研究目的和批评意味都是过于强烈的缘故。如《书叶集》（花城出版社1981年5月版）、《书边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版），议论过多，篇幅过长，语言也较为峻急，态度过于迫切。到了《书梦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版）的时候，篇幅已经大大缩短了，语言风格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行文不似前面几本那样议论风生了。其情感的抒发也开始注重蕴藉，多是融事融书而出之，这已经接近书话之正路了。如《王统照的<题石集>》一文就是这种转变的代表之作。《题石集》是王统照1941年在上海自费出版的译诗集，当时抗战军兴，而王统照正在上海“孤岛”中，看到国家满目疮痍，痛心之至，通过译诗“隐言曲喻”，表达爱国抗日的心情。这正是此诗集当时的翻译和出版背景。姜德明在此篇书话中，并没有就王统照的处境与心情作过多的发挥和议论，只是说：当我了解到《题石集》诞生的背景以后，再看译者手书于扉页上的题辞：“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韩非子。”觉得我们离诗人更近了。这里，姜德明并没有直接说出当时诗人王统照的孤愤之情，而是抄引王统照《题石集》的题辞，则读者对王统照当时的心迹自然了然。这种含蓄和蕴藉笔法，使姜德明的书话逐渐的走向醇厚纯熟，耐得住咀嚼了。
（《书梦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姜德明书话则更加淡定，行文仅凭兴味和机缘，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少了早期的浮躁凌厉的议论和抒情，却多了在平实的说明和娓娓的叙述中蕴藉似有或无的淡淡的情绪。而与此相适应的是，在文体上多采用了题跋式的、解题式的、甚至是批注评点式的短札。如出版的《猎书偶记》、《金台小记》等集。这种转变，正是姜德明对当代书话文体的贡献。他以丰富的创作，接续了唐弢的新文学书话写作的传统，并开拓了新的文体风范，使得新时期以来的书话成就一片相当亮丽的人文风景。姜德明书话文体的转变，说明作者一直在思考书话文体理论和探索书话文体建设。90年代之后，至迟至姜德明主编“现代书话丛书”时，姜德明对书话的文体与概念做出较为深入的溯源和概括：……书话本来就内容宽广，可以无所不谈，不必强求统一。但，有些认识已经逐渐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也是事实。如书话源于古代的藏书题跋和读书笔记，并由此生发、衍变而成。书话不宜长篇大论，宜以短札、小品出之。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亦可涉及书内书外的掌故，或抒发作者一时的感情。书话不是书评，即不是对一本书作理论性的全面介绍、分析和批评。书话不能代替书评。我常说，书话只要能够引领读者爱慕知识，并唤起他们爱书、访书、藏书的兴趣就好，不必过苛地要求它承担更多的繁重任务。尽管对书话做出概括，但是姜德明决没有将书话文体归于一统，定于一尊，而是能保持一种开放多元的书话观。他不仅推崇唐弢那种熔铸知识性、审美性、趣味性、文学性于一体的一类书话，同时还肯定了傅增湘、邓之诚等近于目录学范畴的书话路数，而对孙犁《书衣文录》“一反传统藏书题跋的写法，甚至把与书本身全无关系的一时感触写在书衣上”的书话类型也给予高度评价：“没有人不承认那是书话，而且是思想深刻、别具一格的书话”。事实上，姜德明自己的书话写作也并非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走的完全是唐弢一脉，其实他的书话也在有意识的不断尝试多种写法。如新近发表的《书外杂记》组文就与唐弢式书话拉开了距离，在与孙犁《书衣文录》式神韵相通的同时，凸显了姜德明自己新的特点：《书边草》，1982年1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年5月再版。我请钱君匋先生设计封面，叶圣陶先生题书名。圣翁做事认真，横写、竖写，既有简化字，又有繁体字，处处想到当事者的方便。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曾约钱君匋先生为副刊写“装帧琐谈”的专栏。当时我出差上海，某日过南京路的朵云轩，见有钱先生的治印润例，数日后可取，遂当即选了一块石头，请他刻了“书叶”闲章。后来我对钱先生讲了此事，他说我太客气，专门刻了一方名章赠我。区区小事，足见前辈风流。其多样化的书话写作实践，给书话以后的多元发展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更为可贵的是，姜德明对书话文体的思考并没有停留在书话外在的体制形态上，而是深刻地认识到书话之所以成为书话的内在规定性。他曾在评价唐弢的书话时说：“人们不应该忽略唐先生是大手笔写小文章，其中的奥妙一时也是学不来的。若是真心想学的话，反不如先学他那种爱书的一片童心。”“爱书的一片童心”，姜德明十分敏锐的抓住了书话的核心：书话要有独特的灵魂，就是爱书人对书刊典籍的魂牵梦绕。支撑书话的恰恰是其背后的人。而姜德明的书话就是这样的：有人，有我，有关怀。姜德明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试笔写作直到到新世纪，其书话风格和文体认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经历了从凌厉到淡定的内在转变，从长篇议论到随札短论的外在转变。这种变化的背后颇值得思考玩味。时殊世异，时代的语境的沧桑巨变，加之作者本人年岁逐增，性情的变迁，写作的心情与目的前后迥异。姜德明早期书话大都是集中于鲁迅及其著作，此时写作有“拨乱反正”的意味在焉，作者对长期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鲁迅研究状况不满和焦虑。这种心态在书话《鲁迅与马珏》中有表露：“在前些年，有人总把鲁迅先生形容为一张口就是'斗争’，一行动就是'原则’。鲁迅先生当然是一位伟大的战士，但是战士也不能脱离开社会和生活。鲁迅当然有高度的原则性，然而在某些日常生活中，他同我们普通人也并没有什么两样。”在《鲁迅的幽默感》中姜德明再次强调：“鲁迅先生并不是随时随地总是握紧拳头和横眉怒目的，这样的形象是前些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生造出来的。特别是有些绘画，总是把鲁迅先生画得很严厉，或大声疾呼，或剑拔弩张，令人生畏。好象革命总要发怒，这是极其片面的。”因姜德明太过明确的写作目的和焦虑的心态，自然造成其早期书话行文的峻急，议论的直露。而到了后来，作者经历人生种种世事变迁之后，对很多事情都能淡然处之，从容面对了。于是，此时的书话，更多的就是为自我写作，而不再仅仅为为外物鼓呼了。书话的作者都是藏书家更是爱书家。真正的爱书家是遍尝了人生苦乐之人，所以书话大多是作者中老年以后写得更蕴藉、有滋味、耐咀嚼。姜德明当然也是如此。叶灵凤说过：“真正的爱书家和藏书家，他必定是一个在广阔的人生道路上遍尝了哀乐，而后才走入这种狭隘的嗜好以求慰藉的人。他固然重视版本，但不是为了市价；他固然手不释卷，但不是为了学问。他是将书当作了友人，将读书当作了和朋友谈话一样的一件乐事。”姜德明的《余时书话》“小引”中的话表露了他后来心境的变迁，此时书话写作目的已与早期大不相同了：“近年来我在翻检旧藏书刊时，那焦黄发脆的书叶早已经不起反复摩挲，事后往往是落华满地，爱也爱不得，碰也碰不得。书与人一样，彼此都老了。我们相守了几十年，怎样才算个了结？我想最妥善的办法还是选择一些稀见的版本，一一写成书话，亦不枉我们相聚一场。这里当然包含了我耗去的一些光阴，以及我的一份感情。我为伊倾倒过、迷醉过、欢愉过，也曾经为之懊悔过、担心过，甚至想一把火毁灭之。然而，终于还是旧缘未了，不能负心忘情。”这夫子自道让所有经历世事的爱书者心有戚戚。人与书的情缘到了这种境界时，书话写作就能自然天成炉火纯青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对书话文体，往往写作者的年龄愈长，其文愈淳愈厚。因为越到老年，对书籍的爱好，离功利性越远，淘洗掉了少年的浮华后，书籍完全成为一种寄托，成为一种自我确证的方式。众所周知，在文学史研究中，对史料的考掘，对历史细节还原，看似琐屑，其意义却不容小觑。其实历史都是由细节组成。一个一个偶然的质点，连成一条必然的曲线，这曲线就是历史，而一个个的质点则是组成历史的无数细节。如果我们丢失了细节，历史就是空疏的。历史是需要血肉的，如果剔除了血肉，历史只是一个简化了的概念和抽空了的壳子，失去了鲜活生动。没有血肉的历史叙述，其真实性也是值得怀疑的。还原历史的细节、修复它应有的血肉，使之鲜活、丰满、生动起来，这样才能恢复历史的复杂面相，最大可能的接近历史真实。姜德明书话之作为现代文学研究方式，最突出的在于其对新文学史料的考掘与研究。唐弢在评价姜德明《书叶集》时就称赞：“他只是捡拾一下零枝片叶，甚至是冷僻的被人忽略了的小事，以此说明问题，从细微处写出鲁迅的性格。在这点上，我以为作者是做得非常出色的。”“我还必须指出：'惟陈言之务去’，是《书叶集》的又一特色，不仅不讲或少讲别人讲过的话，所用材料，或新或旧，大都经过匠心的搜罗与组织。材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起点。个人以为这样做是难得的，必要的，我因此更加喜欢这本书。”以书话形式从事新文学史料考掘，姜德明有着明确的意识，做出自觉地努力。比如，《文载道与<萧萧>》一文，抄录了《巴金全集》失收的轶简一封，并对全集中的注释作了修正，这对于巴金研究其实是有实际意义的。仅出一期且不见于《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的《青年作家》刊物，实为现代文学的罕见史料，姜德明的《金台小集》中谈及此刊，并做了相当详细的介绍，可谓弥足珍贵。他在一次谈话中曾自信的称自著《余时书话》：“一是我所谈的多是别人未谈过的书和材料；二是这些文章里都没有空话，全都是实实在在的材料；多少有点小考证，大多是别人弄错了的或不周到的，做了些修正。”这样的定位可以用在他的几乎全部的书话上。
（《书边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姜德明有极深的鲁迅情结，其新文学史料研究是从研究鲁迅开始的。姜德明往往能细心修复历史细节，还原生活化的鲁迅。姜德明充分发挥书话的叙事性文体特征复活了文学史著和文学评论中无法展现的鲁迅许多活生生的历史细节。冯亦代在一篇文章中谈及姜德明的书话时说作者：“不仅独具慧眼，发人所未发，而且为现代文学史添补不少资料……后人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的，必将有所感谢于他。”如姜德明在阅读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手稿时，将鲁迅1925年5月15的信、许广平5月21日的复信、鲁迅5月27日的答信，三封信进行了还原。给读者展示出了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柔情与爱恋，这在出版的《两地书》中是很难读出来的。姜德明《活的鲁迅》一文中特别描述了5月15日鲁迅书信的原稿用笺：“五月十五日鲁迅写信时，特地用了两张琉璃厂制的花色信笺，一张是三个枇杷，正是爱人的称心之物；一张是两只莲蓬，象征着莲可生子。”此正值鲁迅北上探亲时，许广平在上海正怀孕待产，鲁迅选择这样的信笺，其心情与蜜意显露无疑。许广平当然能体会鲁迅的此番心情，于是在5月21日的回信中说：“打开信来，首先看见的自然是那三个通红的枇杷。这是我所喜欢的东西……其次是那两个莲蓬，并题着的几句，都很好，我也读熟了。你是十分精细的，那两张纸必不是随手检起就用的。”鲁迅关于此事的回信，查《鲁迅全集》是这样说的：“我十五日信所用的笺纸，确也选了一下，觉得这两张很有思想的，尤其是第二张。但后来各笺，却大抵随手取用，并非幅幅含有义理，你不要求之过深，百思而不得其解，以至无端受苦为要。”而姜德明却录下了鲁迅原信中的话：“'我十五日信所选的两张笺纸，确也有一点意思的，大略如你所推测。莲蓬中有莲子，尤是我所以取用的原因。但后来各笺，也并非幅幅含有义理，小刺猬不要求之过深，以致神经过敏为要。’”两相比较，无疑姜德明此篇书话对还原“活的鲁迅”颇有助益。当然，由于研究的深入，对于现在的研究者来说，鲁迅的手稿早已不是稀见，但是对普通读者，尤其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时候，鲁迅生活中的细节发掘和讲述，还原一个生活化的鲁迅则意义重大。因为从1949年以来至1970年代末期，近三十年间，鲁迅被意识形态化和“神化”到了极端，在那种情况下，对“活的鲁迅”、真的鲁迅的还原，才是鲁迅研究深入的开端。从姜德明的呼吁：“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鲁迅，活的鲁迅！”，可以看出姜氏在当时对鲁迅研究状况的不满和忧虑。而姜德明书话中有关鲁迅的研究，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而做出的积极努力。在这个意义上讲，姜德明早期的书话写作，其实包含着颇为激切、焦虑的心情，远不是后来那样的悠闲从容。后来，姜德明书话关注的对象扩展到了整个现代文学史料的研究，而且这些研究不仅填补空白，往往还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之后，姜德明就提出：“正如目前已有人公允地评价了周作人在'五四’前后早期的贡献一样，周作人的晚年生活也可以研究，这种风气首先就值得提倡。”尽管说姜德明在随后的谈论中并未将周氏的“人”和“文”分而视之，但是毕竟很早就提出要研究晚年周作人的创作。在当代，对叶灵凤的研究直到现在为止，几乎所有的文学史著给我们的只是“半个”叶灵凤，叶氏的另一面被遗忘了。对于叶灵凤而言，他当然有着突出的小说创作，但同时也有着丰富的散文随笔，如《白叶杂记》（1927年9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天竹》（1928年7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抗战胜利之后，直到1975年逝世，这三十年间叶灵凤始终笔耕不辍写作了大量的书话随笔。这些书话随笔越来越老道凝练，沉稳持重，既有耐人咀嚼的文化含量，也有趣味，语言也颇生动，融汇叶灵凤艺术、思想、情感、人生经历。姜德明早在80年代初，就曾多次撰文专谈叶灵凤的散文，如《〈白叶杂记〉和〈天竹〉》、《叶灵凤的后期散文》等，还原给读者一个散文家的叶灵凤，揭示了被文学史遮蔽的叶氏的另一面。这对文学史的纠偏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对于叶灵凤的散文小品，姜德明曾评价说：“一些读书笔记和抒情小品亦很有特色，除了文字简练，知识丰富以外，生活气息也很浓，读来亲切自然。”必须指出，姜德明专谈叶灵凤及其散文创作时，文学史研究对叶氏的身份颇为敏感，能对叶氏的创作给予了比较全面的评价，这在当时难能可贵。相似的，姜德明书话还较早的关注到储安平的文学活动，详述了其主编的文学刊物《文学时代》及其文学创作，给以后文学史视野中的储安平研究提供了史料线索，很有启示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姜德明将书籍装帧也作为现代文学史料的重要方面。姜德明先后出版了《书衣百影：中国现代书籍装帧选》（三联书店1999年12月）、《插图拾翠：中国现代文学插图选》（三联书店2000年6月）以及《书衣百影续编》等。姜德明的这些史料研究工作对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书话在现代文学的普及与经典化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书话以其短札式、掌故性、趣味性的特点，呈现文学历史的细节，丰富文学历史的血肉，这毫无疑问会大大激发读者阅读兴趣，尤其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远比“总账式”的空疏的文学史教材著作更具有吸引力。这是书话在普通读者、非专业性的读者中产生更大的影响，更易所接受的原因。姜德明书话就集中关注现代文学历史，在现代文学的普及与经典化过程中发挥作用，这是姜德明书话作为现代文学研究方式的又一重要价值。书话，作为新文学重要的经典化途径，对人们尤其是初入门径的青年人接受新文学，并进而初步构建新文学史图景和认识起到不容忽视的导向作用。比如说，当时还是青少年学子的姜德明就是通过唐弢的书话而认识新文学的。后来姜德明多次提及：“40年代初，我开始对新文学书刊发生兴趣。在课堂里无法满足的知识，只好到旧书摊前去探秘，开头是盲无所从，碰到什么是什么。一本曾孟朴的《鲁男子·恋》，曾经让我痴迷多时，误以为是新文学最伟大的小说。到了40年代中后期，突然发现唐弢先生写的关于新文学的书话，一下子顿开茅塞，好像找到一位引我入门的老师。我羡慕他的藏书丰美，那些充满魅力的版本一直诱惑着我。我采取的是笨方法，循着他书话中提到的书一一去搜访。读唐弢的书话，打开了我的眼界，如读一部简明的新文学史。”可见新文学书话，对于当时的普通读者的引导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换句话说，书话中所提到的作家作品，在一般读者眼里，是被奉为是经典的。书话谈论作家作品所安排的次序，所议论的观点，所做出的评价，都易被读者接受认同。我们应该注特别意到，姜德明说的得到“一本曾孟朴的《鲁男子·恋》，曾经让我痴迷多时，误以为是新文学最伟大的小说”，等看到唐弢的书话后，建立起了对新文学史的初步认识，其对现代文学的想象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抛却了先前的认识，循着唐弢书话所提及的新文学书籍一一寻访，开始将唐弢书话所描述的新文学图景作为自己认识那段历史那些作品的标准。由此可见，唐弢等的新文学书话作为新文学经典化的重要的途径对读者们的新文学史图景和想象的构建起到不小的作用。
（《书叶集》，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后来，姜德明也致力于新文学书话的写作，姜德明的书话发挥着与唐弢书话相似的经典化的功能，并在读者中起到相当的普及作用。很多非中文专业出身的读者，他们更容易从这些书话随笔的书籍中获得文学知识，通过书话来认识文学。学院派以外的学者，也对书话很有兴味。重要的原因是，书话的随笔散文特性使人爱读、易读，还原的诸多历史细节使文学史变得有趣生动。笔者在翻阅图书馆藏的姜德明《书味集》、《书梦录》等集子时，曾留意书后面借阅卡上的记录，发现借阅者有很多，但几乎没有中文系的读者，大多是中文以外的如政治、历史、地理、电教、数学等专业的大学生。这里我们就会发现：主要是以文学故实、文学书刊为谈论对象的书话，以其娓娓道来的叙述风格，生动多姿的文坛掌故，受到学院派以外的读者的喜爱，而少为专业学者所关注或提及。是在学院派的“专业人士”看来书话所论的不够“专业”？还是另有原因？不管怎样，这个现象至少说明了，对于普通的非文学专业的读者来讲，书话成为他们阅读、认识和接受文学历史的一个重要途径。与体系化却失之空疏的文学史著作相比，面容可亲的书话反而发挥着文学史知识普及的更大的作用。因为文学史著述的体例所限，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影响，现行的文学史大多是为了教学使用的，一定程度上使得文学史概念化、空疏化，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丰富性，失去了必要的历史细节与血肉。有学者曾提出编写一部“有文学故事的文学史”。其实这种“有文学故事的文学史”早就存在了，书话就是最重要的一种。书话恰恰就很好呈现了近现代文坛故实，丰富了历史的细节，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文学史著空疏的遗憾。姜德明的书话所作提供给读者的，正是那一个个历史的细节和瞬间。书话作为文学研究的特殊体例，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当代学术史上，这种独特述学体例，正是对传统述学体例的接续、重建。当然，在对接、延续的过程中也发生着种种新变。作为现代中国文学中具有庞大创作群体和丰富创作实绩的重要存在的书话，有着深厚的传统。书话大都游弋于文学与文化、创作与研究、趣味与思想之间，葆有颇为有趣的弹性和张力。这种“文”、“学”合一的现代札记体、笔记体写作，正得传统笔记体著述的精神和形体的遗传基因。事实上，书话是极具传统特性的文体形式，它与古人读书笔记、题跋解题等目录之学、诗话词话等几种传统方式在文体上相通。关于古代读书笔记，夏丏尊和叶圣陶曾在《文心》中借用主人公王仰之的口对此做过一番论述：“古今人所作的笔记，真是数也数不清，仅就我们图书室所备的说，已有一二百种了。书名有的叫什么'笔记’，有的叫什么'随笔’，有的叫什么'录’，有的叫什么'钞’，此外还有别的名目。……普通笔记之中有关于读书心得的记述，这可称为读书笔记。笔记书类之中尽有不记别的，专记读书心得的。这种纯粹的读书笔记数量也着实不少。比较古的有宋人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困学纪闻》以后，读书笔记有名的有杨慎的《丹铅总录》，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书话亦是由书而谈开去，书话与传统的读书笔记体例有着血缘联系。其实很早就有学者看到它们之间的承续关系。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知非（谢兴尧）指出：“笔记这一体裁，在宋朝已广泛地发展扩大，如宋祁的《笔记》、谢采伯的《密斋笔记》等。有不称笔记而名为随笔的，如《容斋随笔》；有名为笔谈的，如《梦溪笔谈》；又有称为杂记、笔录、见闻录等等的，实际上都是笔记，其内容不是杂说，便是杂考。……因为笔记的范围广，无所不包，所以近人写文章用笔记体的更为普遍。在报刊上并进一步把笔记体作为专栏，如《读书随笔》、《读书札记》、《书林漫步》、《书话》、《拾穗小札》、《扫边剧谈》等，可以说是笔记体的进一步发展。”很明显，知非将书话这种文体视为传统笔记杂述的现代发展演变，这是很有见地的。周作人也明确说：“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我则云看书偶记，似更简明得当。”周作人的书话也正是明清笔记传统的新变。
（2009年11月1日，作者在姜德明先生北京金台小区寓所的合影） 知非（谢兴尧）在1961年《人民日报》副刊发表的《笔记》、《杂学》等文章时，姜德明正是在该副刊工作。为此，笔者向姜德明求证，得知知非（谢兴尧）的文章为姜德明所约，是经姜的手发表的。时任编辑的姜德明认同知非的观点。后来，姜德明在谈及当代散文的发展时候就曾呼吁扩大对笔记的认识：“值得庆幸的是今天我们的文坛上北有《散文》，南有《随笔》两个刊物。真是各有特色。人们不再担心小品文的传统会中断了。现在看来，《散文》似乎更重游记和抒情散文，那么《随笔》岂不正好发展自己的所长。《随笔》应该更杂一些，多一些文史随笔和掌故轶闻。现在有很多青年读者不熟悉笔记文学，有的编辑对此也不感兴趣，因此更值得重视和提倡。”这无疑与二十年前知非（谢兴尧）的文章观点是相通的。而且从姜德明书话创作上看，越到后来，越显示出，作者自觉地与通行的现代的学术体例拉开距离，向传统笔记体例的写作方式回归。可见，重新认识包括姜德明书话在内的书话写作之作为学术研究体例的价值，对于当下文学研究方式良性的多元的发展颇有意义。在五四以后，现代西方学术著述体例进入中国，尤其当代以来，追求宏大、体系化学术写作方式，成为一种通例，一统天下。在学术评价体制的推助下，学者更多地醉心于理论的阐释和议论的发挥，造出一个个“鸿篇巨制”，因为在现在的学术评价体制中只有写作出长篇的理论文章才算“学术”。（评价机制的导向明显偏向体系化的论著，据说甚至有不成文的规定，低于3000字的文章竟然不能算作学术论文，这实在是最没有逻辑性的规定）当下的很多学者，往往会被一些新理论、新名词所吸引，从而患上了一种理论的焦虑和体系的焦虑症。不去认真的深入的探究问题的真相和历史的原貌，而是先入为主的设定了一个理论话语，或设定了一个看似谨严的论述框架，甚至是先入为主的设定了最终的结论。这样的研究，再加上目前很多学术刊物的编稿偏好（大部分的学术期刊，更喜欢充满陌生词汇、概念的，看似高深实却模糊的文章）的推助，更为大多数学者所自觉采用。其实，文章篇幅宏大，理论炫目，并不必然能对文学史的历史面貌的还原和学术研究工作的实质性推进起到真正的帮助。在“大”文章一统天下的情况下，书话一类的札记体、日知录式的学术著述方式，更显可贵。但现实是，书话几乎不能见容于学术体制之内。尽管说，体系化的理论化的“鸿篇巨制”学术著述体例自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但是任何一个事物，一旦趋于极端了则必然走向反面。这完全有害于学术写作和发表的良性生态机制。事实上，传统札记体的著述体例有其重要的价值，尤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讲，书话这种著述方式往往能够解决一些具体的实际的学术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重新认识包括姜德明书话在内的书话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著述方式的价值，就显得更为必要了。——原载《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2期，发表时题为《“文”“学”合一传统的衍变：论姜德明的现代文学书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