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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国焘及其亲信打击迫害五军团同志的行为，朱德都挺身而出，保护同志。一天上午，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获悉，总部来电说五军团一些人抢东西，准备搞反革命叛乱，被四方面军保卫局抓起来了。 董振堂指示欧阳毅去处理。欧阳毅先统计了各单位的掉队人员情况，然后去四方面军驻地领人。到那里后，被关押的五军团战士都申述他们是掉队，没搞反革命。 四方面军一位首长拍着桌子大发脾气，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老子亲眼看到的，你们抢老百姓的东西！”事情弄僵了，欧阳毅便来总部报告。 四方面军那位首长先到，欧阳毅一进门，那位首长便指着他说：“他就是五军团保卫局长。”一位身材高大的同志站起来骂：“你不听指挥，老子偏要指挥你！你是假革命，反革命！”说着就掏出了手枪。 在这紧急关头，朱德制止了这种无理行动。张国焘看部下闹得不像话，才把他们打发出去。由于朱德主持正义，一场危机化解了，欧阳毅领着掉队的战士回到五军团。 由于朱德在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张国焘也奈何不得，于是不断在背地搞小动作，难为朱德。一天夜里，他手下的人把朱德的马偷去杀了。张国焘有七匹马，也不肯给朱德一匹。 董振堂知道后，派人给朱德送来一匹马，才解决了朱的行军的问题。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在阿坝会议上坚持一言不发，引起张国焘的嫉恨。南下途中张国焘借口调康克清去学习，将他们拆散。 康克清气愤不过，要离队去找党中央。 朱德劝她说：“不行，如果你单独行动，他们就会借刀杀人。现在你和战士在一起，他们就不敢随便动手。”朱德以一身正气和博大的胸怀，挫败了张国焘一个个阴谋。 建国后，朱德回忆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时说：“我们当时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呢？坚持吧。我们还有五、九军团和刘伯承同志，反对张国焘。他（指张国焘——作者注）那几天想叫下边互相打架，下面有些要打架，我反对。 我对他说：'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们都要命。’我威胁他，打架被制止了。” 再说右路军，自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后，陈昌浩决心执行张国焘南下的命令。9月11日，他派通信员骑马给包座前线的傅钟、李卓然送去“特急飞传”的信件。傅钟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 傅钟、卓然： 赶快回来，中央夜里秘密开走，去向不明。他们丢下我们开小差，用意何在？飞速来议。 傅钟和李卓然也懵了，当天火速赶回巴西。陈昌浩正在召集右路军干部开会，傅钟看见“陈昌浩同志在大庙里，庙里坐了好多人，徐向前同志身体不好，斜卧在门板上。我靠近他坐下，陈昌浩同志开始讲话。神情暴躁至极，说中央'右倾’、'怕死’，丢下我们逃跑了。 许多难听的话都脱口而出。人们听了更觉茫然，心神无主，难过极了。昌浩讲完，问谁有话讲。我说没有，卓然也说没有。向前同志难受得很，叹气，无语。天近黄昏，昌浩宣布南下，口号是'打回通南巴’，要政治部对部队进行动员。我问昌浩：'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昌浩说：'傅钟，你不必担心，我们还有几个军，自有出路。’” 几天后，徐向前、陈昌浩接到张国焘的命令，要右路军从班佑、包座地区南下，与左路军在大金川的松岗、党坝一带会合集结。军令如山，徐向前、陈昌浩率红30军、红军大学人员回头再次穿越草地。 徐向前回忆：“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 衣衫单薄的我军指战员，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草地的恶劣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 9月17日，徐、陈率右路军越过草地，重返毛儿盖。张国焘非常高兴，向后方的31军军长余天云、政委王维舟发出了坚决南下的 天云、维舟： (甲）徐、陈率30军于昨晚安抵毛儿盖，4军今晚续到。毛无敌，他们过草地未遇困难。 (乙)右路已能排除第一道难关，坚决南下，现在就看你们能否速取党、绥、崇、丹、懋。南下打开绥、崇、丹进路，关系全军生死存亡。望用全力完成任务，并大大提高全军坚决南下，再不往草地的战斗意志。 1935年9月18日 9月底，徐向前、陈昌浩与张国焘、朱德等在大金川北端的党坝会合。在沙窝会议分兵后的两个月，左、右路军又会师了。 但是中央已经不在了。张国焘显得踌躇满志，而徐向前他们却心事重重，笑不出来。分裂的噩梦还在头脑中搅扰。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乡）的白莎喇嘛寺里，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红军总部和各军的负责人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余天云、曾传六、李特、黄超、方强、刘志坚等军以上干部四五十人。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陈昌浩首先报告在毛儿盖的一切经过，说明总司令部移到刷经寺后，他和徐向前与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委员相处得很融洽，遇事互相商量，并无争执。毛泽东等北逃的那一天，行动是突然的、秘密的、不顾信义的，也是破坏党和红军团结的。 张国焘接着作报告。他说：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是单纯的军事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 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 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还说：中央领导人是吹牛皮的大家，是左倾空谈主义。 他们只是在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时才来参加革命。（这话后来张国焘还讲过多次）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有鉴于此，张国焘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提议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 徐向前回忆说：“另立中央的事，来的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 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 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在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张国焘得意洋洋，要朱德表态。朱德的话虽然心平气和，却是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张国焘又让刘伯承表态。 刘伯承讲了一通革命形势相当困难的话，意思是要团结，不要分裂。还是不肯说一句支持张国焘的话，更不肯向张国焘低头。 张国焘见朱、刘二人还不屈服，怀恨在心，当众不便发作。在大家发言表态之后，张国焘掏出一份事先拟好的名单，众人表决通过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名单。张国焘的“中央”就这样产生了。 最后，会议通过了决议。“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张国焘炮制的这个“中央委员会”名单，颇费了不少心机。 首先，他要建立一个能让共产国际承认的“正统”，所以尽可能把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排在前面。 由于张国焘的闭塞无知，在名单里闹了不少笑话。例如原江苏省委书记朱阿根、原闽浙赣苏区特派员曾洪易在此之前都已被国民党逮捕，当了叛徒。原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因为在洪湖苏区肃反中大量杀人，在1934年5月受到中央严厉批评并被撤职。原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徐彦刚在坚持斗争失败后，于1935年9月被敌人杀害。张国焘都不知道，把叛徒和烈士一起选进来了。 张国焘炮制的“中央”，似乎也照顾到不同地区和红军，几方面都拉了些人。但是分析一下就可看出，这里掺杂了他个人的好恶和成见。 在中央和一方面军中，毛、周、张、博不用说，已被他“开除”了。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一个也未选进。刘伯承、董振堂都没选上，仅有个“军委委员”的虚名。 会议结束后，朱德找到张国焘，义正词严地告诉他：“要搞（中央)，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朱总司令在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使张国焘无可奈何。 没有朱老总，张国焘成不了气候。为了保存红军主力，朱德也不能与张国焘公开决裂，扔下四方面军不管。所以，朱德决定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运用策略和张国焘周旋。 刘伯承总参谋长彻底认清了张国焘的真面目。虽然他和朱总司令暂时处于少数，但他们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张国焘软硬兼施，也丝毫不能动摇朱、刘的立场。实际上从阿坝会议以后，刘伯承的职务就被剥夺了。张国焘只让他教交通队如何打骑兵、放排哨。 一天，朱德悄悄告诉刘伯承：“有人说你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德田派来的侦探。”刘伯承冷笑道：“说那些做什么，杀就杀嘛。”对个人的生死，刘伯承是置之度外的。 但有一件大事一直压在他的心头：与共产国际通讯的密码掌握在他的手里，这件事张国焘还不知道。刘伯承想：张国焘这一搞，说中央是什么“右倾逃跑主义”，谁又是什么“侦探”等等，如果他把密码搞去，把他那一套报告国际，不知要给中国党造成多大的麻烦。使刘伯承下了决心。 密码是一本英文的《鲁宾孙漂流记》，在参谋刘绍文手里。刘伯承让刘绍文把密码烧了。这事做得很机密，除了他们二人谁也不知道。 刘伯承回忆：“如果张国焘知道了，那我们也就完蛋了。” 刘伯承这一决断，真是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中央。因为当时中央已经控制不了张国焘，张国焘唯一畏惧的就是共产国际。 当林育英到陕北后，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对张国焘下达指示。张国焘无法与国际联络，终于接受了林育英的意见，取消了自己的“中央”，再次北上与一、二方面军会师。如果张国焘能直接与国际联络，和驻莫斯科的王明搞在一起，中国革命的前途就难以预料了。从这一点说，刘伯承为党立了大功。 卓木碉会议结束后，张国焘来找刘伯承，做最后的“劝降”。 张国焘说：“我们的中央成立了，你要是同意，军委委员有你一个。否则，就不行。”刘伯承说：“我不同意这样搞法。” 张国焘怒气冲冲地说：“你不想当总参谋长了？”刘伯承说：“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张国焘说：“那你马上办交代。”刘伯承交代完了工作，张国焘又要刘伯承作出一个南下行动计划来，限两小时完成。 刘伯承说时间太紧，张国焘还是只给两小时。刘伯承知道他是存心整人，硬是两小时把计划完成了。然后，刘伯承离开红军总部，到红军大学当校长去10月7日，张国焘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下达了《绥丹崇懋战役计划》，四方面军和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开始了南下的战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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