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三 郭里木夏塔图二号墓棺板画A板（M2-A）线描图
图四 郭里木夏塔图二号墓棺板画B板（M2-B）线描图[10] （二）青海省都兰县出土棺板画     1.《步辇图》禄东赞[32] 2.撒马尔罕大使厅西墙壁画[33] 3.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赤鄂衍那使图》[34]
图九 三角形翻领对襟束腰长袍[35] 其次是棺板画中人物所穿的三角形翻领对襟束腰长袍（图九）。这种长袍在棺板画中出现的频率最高，是棺板画中主体民族——吐蕃的主要服饰之一。人们头戴高筒形头巾或扁平头巾，衣领分为小三角形翻领和大三角形翻领，腰间有束带，衣袖较长可盖住双手，长袍直至靴面。这类服饰在中亚、西亚等地区较为常见，尤其是在石窟壁画中多有发现。如克孜尔第199窟和第192窟龟兹供养人像中即身穿大三角形翻领对襟长袍，腰有束带，脚蹬黑色上翘筒靴，衣袖及衣领都有镶边图案（图一〇）。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及第359等窟中都可看到粟特供养人的形象，粟特供养人所穿服饰即为三角形翻领对襟长袍。在第158窟和第159窟中可以看到吐蕃赞普的形象，第158窟中的赞普身着长袍（图一一），“衣领翻在前后两面形成三角形翻边，并展现出长袍里面的一两层内衣，两袖长得笼住双手”[36]。第159窟吐蕃赞普身着长袍，衣领呈三角形，翻在两边。且袖口有深色镶边，长袍上有联珠团窠图案（图一二）。其余几位藏人形象也可见身穿长袍，“这些宽领几乎都从肩上翻至后背，又延伸到胸部下面，在靠髋部处塞进腰带中”[37]。
图一〇 克孜尔石窟龟兹供养人着大三角形翻领对襟长袍[41] 1.克孜尔第199窟 龟兹供养人 2.克孜尔第192窟 供养人）
图一一 敦煌莫高窟第158窟壁画[42]
图一二 敦煌莫高窟第159窟壁画[43]
图一三 斜襟左衽束腰长袍[44] 最后是棺板画中人物所穿的斜襟左衽束腰长袍（图一三）。郭里木M1-A板画射杀牦牛图中正在拉开强弩准备射杀牦牛的男子所穿即为斜襟左衽束腰长袍，左衽交领掖于腰间，头上戴有高筒形头巾，脚下为一毛毯，似为吐蕃贵族或远道而来的客人，身份较高。类似的服饰在M1-A板主人宴饮帐外站立的侍从身上也可看到，帐门右侧侍从身穿浅绿色斜襟左衽束腰长袍，袖口镶边，衣领着色，左衽交领垂至腰间掖入束带。帐门右侧侍从身穿与左侧侍从服饰相同，只是服饰颜色为浅蓝色。法国学者海瑟·噶尔美认为此类服饰应“是中亚或西亚的式样，适于骑马民族”[45]。式样有萨珊、粟特式，且可在衣袖、衣领或直襟上看到联珠团窠纹样。 另棺板画中的女子服饰，主要有两种，即三角形翻领长袍（图一四，1）和无领直襟式长袍（图一四，2）。与之前所述棺板画中男子服饰相差无几。经观察，棺板画中男女长袍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长袍是否盖靴席地。在敦煌第159窟壁画中所绘的吐蕃贵妇形象中，“其所着长袍也有三角形大翻领和直襟无领两种，与棺板画上所绘女性袍服具有相似性”[46]。
图一四 青海出土棺板画中女子服饰[47] 1.三角形翻领长袍 2.无领直襟式长袍  图一五 郭里木夏塔图M1-A射牛图[48] 图一六 郭里木夏塔图M2-A宴饮图[49]
图一七 胡瓶 1.萨珊式 2.粟特式
图一八 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藏神鸟神兽纹嵌绿松石金胡瓶[51]
图一九 虞弘墓随葬胡人俑手绘图[53]
图二〇 陕西富平唐房陵大长公主墓壁画[54]
图二一 高足小杯 1.陕西西安隋李静训墓出土高足小杯[56] 2.安伽墓门额浮雕中的高足小杯[57] 图二二 虞弘墓石棺上执高足小杯人物[58]
1.郭里木夏塔图M1-A饮酒人物形象[59] 2.虞弘墓椁座浮雕饮酒人物形象[60] 3.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西藏出土银角杯[61]
图二四 郭里木夏塔图M1-A狩猎图[64] 图二五 安伽墓石椁浮雕狩猎图[68] 1.安伽墓左侧屏风第2幅狩猎图 2.安伽墓右侧屏风第1幅狩猎图 3.安伽墓正面屏风第2幅乐舞宴饮狩猎图 图二六 郭里木夏塔图M1-A商旅出行图[69]
图二七 安伽墓正面屏风第5幅野宴商旅图[72]
图二八 史君墓石堂西壁浮雕W3[73]
图二九 都兰出土彩绘木棺板画侧板[75]
图三〇 虞弘墓石椁后壁居中第5块浮雕图案[82] 图三一 安伽墓正面屏风宴饮图[83] 1.正面屏风第1幅奏乐舞蹈图 2.正面屏风第3幅居家宴饮图 3.正面屏风第6幅奏乐宴饮舞蹈图 图三二 郭里木夏塔图M1-B挂幡祈福场景 图三三 郭里木夏塔图M1-B的右下部[85]
图三四 粟特艺术东传青海道路线图（自制） 中古时期，随着大量粟特胡人沿丝绸之路河西道入华，阵阵胡风胡韵吹拂中原大地。当时作为与河西道大致平行且同在使用的丝绸之路青海道也是粟特人入华的道路之一，甚至在局部战乱导致河西道中断后，青海道更是成为内陆沟通西域的主要通道。因此粟特艺术也沿着青海道东传至青海等地。关于这方面的文献记载虽少，但好在近年青海地区出土了大量的棺板画，而透过棺板画或多或少可以看出粟特艺术已影响了青藏高原地区，如棺板画中体现出来的粟特民族服饰、粟特金银器皿、粟特风格构图程序等图像细节，都是粟特艺术东传的直接表现。这也为我们探究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民族的交往、交流及交融提供了资料和线索，当时的吐蕃、吐谷浑人与粟特之间已有较为密切的交往。 [1] 程起骏《棺板彩画：吐谷浑人的社会图景》，《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辑，第92、93页；罗世平《棺板彩画：吐蕃人的生活画卷》，《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辑，第94~95页；林梅村《棺板彩画：苏毗人的风俗画卷》，《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辑，第96~98页；仝涛《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探讨》，《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第467~488页。 [2] 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人物服饰的初步研究》，《艺术史研究》第九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7~276页。 [3] 霍巍《西域风格与唐风染化——中古时期吐蕃与粟特人的棺板装饰传统试析》，《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1期，第82~94页。 [4] 许新国《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第56~69页。 [5] 柳春诚《郭里木棺板彩画临摹手记》，《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辑，第88~91页。 [6] 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版画任务服饰的初步研究》，第257~276页。 [7] 许新国《试论夏塔图吐蕃棺板画的源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65~73页。 [8] 许新国《都兰吐蕃郭里木墓棺板画报告》，《汉藏佛教美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0页。 [9] 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版画任务服饰的初步研究》，第257~276页；仝涛《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272页。 [10] 仝涛《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第272页。 [11] 许新国《德令哈吐蕃墓出土丝绸与棺板划研究》，《都兰吐蕃文化全国学会论坛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208页。 [12] 青海省博物馆编著《尘封千年的记忆：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古代彩绘木棺板画》，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55页。 [13] 青海省博物馆编著《尘封千年的记忆：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古代彩绘木棺板画》，第43、44页。 [14] 青海省博物馆编著《尘封千年的记忆：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古代彩绘木棺板画》，第58页。 [15] 青海省博物馆编著《尘封千年的记忆：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古代彩绘木棺板画》，第62页。 [16] 青海省博物馆编著《尘封千年的记忆：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古代彩绘木棺板画》，第64页。 [17] 青海省博物馆编著《尘封千年的记忆：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古代彩绘木棺板画》，第28页。 [18] 青海省博物馆编著《尘封千年的记忆：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古代彩绘木棺板画》，第47页。 [19]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都兰吐蕃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4~18页。 [20]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都兰吐蕃墓》，第46页。 [2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都兰吐蕃墓》，第101~103页。 [22] 中国社会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8期，第19~37页。 [23] 许新国《乌兰县泉沟吐蕃时期的壁画墓》，收入青海藏族研究会编《都兰吐蕃文化全国学术论坛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237~240页。 [24] 中国社会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发掘简报》，第19~37页。 [25] 许新国《茶卡出土的彩绘木棺盖板》，《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88~90页。 [26] 辛峰、马冬《青海乌兰茶卡棺板画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1~9页。 [27] 孙杰、索南吉、高斐《青海海西新发现彩绘木棺板画初步观察与研究》，沙武田主编《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2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80~290页；张建林，才洛太《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藏彩绘棺板》，Shing Müller，Thomas O. Höllmann，Sonja Filip，（eds），Early Medieval North China：Archaeologial and Textual Evidence（《从考古与文献看中古早期的中国北方》），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 GmbH & Co.KG，2019，pp. 261~282. [28]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第140~141页；青海省博物馆编著《尘封千年的记忆：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古代彩绘木棺板画》，第55~57页；仝涛《青藏高原丝绸之路考古》，第278~280页。 [29] 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第111页。 [30] Amy Heller，“Observations on Painted Coffin Panels if the Tibetan Empire”，in Chirstoph Cuppers，Robert Mayer，Micheal Waltereds，(eds），Tibet after Empire Culture，Society and Religion between 850-1000，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 Held in Lumibini，Nepal，March 2011，Kathmandu：Dongol Printers，2013，p. 147. [31] 郭芯萌《青海吐蕃时期棺板画人物服饰研究》，西安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38页。 [32] 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篇（2）·隋唐五代绘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图版二。 [33] 〔俄〕马尔夏克著，毛铭译《突厥人、粟特人与娜娜女神》，漓江出版社，2016年，第57页。 [34] 〔俄〕马尔夏克著，毛铭译《突厥人、粟特人与娜娜女神》，第57页。 [35] 郭芯萌《青海吐蕃时期棺板画人物服饰研究》，西安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38页。 [36] 〔匈〕西瑟尔·卡尔梅，胡文和译《七世纪至十一世纪西藏服装》，《西藏研究》1985年第3期，第85~90页。 [37] 〔匈〕西瑟尔·卡尔梅，胡文和译《七世纪至十一世纪西藏服装》，第85~90页。 [38] 〔法〕海瑟·噶尔美著，熊文彬译《早期汉藏艺术》，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37页。 [39] 杨清凡《从服饰图例试析吐蕃与粟特关系（上）》，《西藏研究》2001年第3期，第54~65页。 [40] 杨清凡《从服饰图例试析吐蕃与粟特关系（上）》，第54~65页。 [41] 张爱红《克孜尔石窟壁画精选》，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4、77页。 [42] 中国敦煌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敦煌壁画全集（7）·敦煌（中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9、60页。 [43] 中国敦煌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敦煌壁画全集（7）·敦煌（中唐）》，第117页。 [44] 郭芯萌《青海吐蕃时期棺板画人物服饰研究》，第33页。 [45] 〔法〕海瑟·噶尔美著，熊文彬译《早期汉藏艺术》，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37页。 [46] 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第134页。 [47] 郭芯萌《青海吐蕃时期棺板画人物服饰研究》，第53~54页。 [48] 柳春诚《郭里木棺板彩画临摹手记》，第91页。 [49] 仝涛《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第272页。 [50] 许新国《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第56~69页。 [51] 王旭东、汤姆·普利兹克《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中国藏学出版社，2020年，第163页。 [5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第34页。 [5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第30页。 [54] 于静芳《唐墓壁画女性图像风格研究》，西安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第176页。 [55] 吴晓燕《青海海西州棺板彩绘的初步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0年，第31页。 [56] 唐金裕《西安西郊隋李静勃》，《考古》1959年第9期，第507页。 [5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6页。 [5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第37页。 [59] 柳春诚《郭里木棺板彩画临摹手记》，第90页。 [6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第45页。 [61] Amy Heller，“Tibetan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Silver and Gold Vessels and Artefacts”，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on Research，2013.vol.1，p. 277. [62] 许新国《茶卡出土的彩绘木棺盖板》，第88~90页；辛峰、马冬《青海乌兰茶卡棺板画研究》，第1~9页。 [63]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都兰吐蕃墓》，第102、103页。 [64] 程起骏《棺板彩画：吐谷浑人的社会图景》，第84~86页。 [6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6页。 [66] 太原隋唐虞弘墓中的狩猎场景共有4幅，东壁北部第三块椁壁图案为骑驼猎狮场景、后壁东部第四块椁壁上部也是骑驼猎狮场景、后壁西部第六块椁壁上为乘象杀狮场景、椁座浮雕之四为骑射奔鹿场景，参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第27~52页。 [67] 史君墓石堂西壁编号为W3的浮雕中有一骑马手执弯弓射箭的男子，正追赶、射杀5只动物的画面，另有两只猎犬在奔跑的动物两侧，协助主人射杀。 [6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安伽墓》，第23、33、35页。 [69] 柳春诚《郭里木棺板彩画临摹手记》，《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辑，第88~91页。 [7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安伽墓》，第32页。 [71]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3期，第4~33页。 [7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安伽墓》，第33页。 [73]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第24页。 [74] 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第150页。 [75] 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第150页。 [76] 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西藏研究》2007年第2期，第49~61页。 [7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第38页。 [78] 西安北周安伽墓左侧屏风第3幅上半部分为野宴图；正面屏风第1幅为奏乐舞蹈图；正面屏风第2幅上半部分为乐舞宴饮图；正面屏风第3幅为主人居家宴饮图；正面屏风第5幅上半部分为一野宴场景；正面屏风第6幅为奏乐宴饮舞蹈图；右侧屏风第2幅为奏乐宴饮舞蹈图，参考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8~32页。 [79] 西安北周史君墓石堂北壁编号为N2的浮雕画面为男女主人家中宴饮图；北壁编号为N4的浮雕有男女主人在葡萄园中宴饮的场面，参考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3期，第4~33页。 [80] 西安北周康业墓正面围屏自左向右第5幅线刻有宴饮场景，参考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第14~35页。 [81] 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第153页。 [8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第37页。 [8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安伽墓》，第28~32页。 [84] 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文物》2006年第7期，第79页。 [85] 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第69页。 [86] 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第154页。 [87] 夏鼐《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银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夏鼐文集》（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88]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第9、10页。 [89] 吕红亮《“穹庐”与“拂庐”——青海郭里木吐蕃墓棺板画毡帐图像试析》，《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3期，第81、82页。 [90] 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第154页。 [91] 曹中俊《经丝绸之路河南道至建康僧人弘法事迹考》，《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四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24~238页；曹中俊，李顺庆《丝绸之路河南道视域下的河西与建康佛教关系摭议》，《河西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第33~40页；曹中俊，李永平《益州佛教文化交流与丝绸之路河南道的关系：以僧侣、义理、造像为考察中心》，《地域文化研究》2021年第2期，第28~41页。 [92]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1《唐纪十七》，中华书局，1956年，第6333页。 [93] 王小甫《弓月部落考》，氏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43~256页。 [94] 杨清凡《由服饰图例试析吐蕃与粟特关系（下）》，《西藏研究》2001年第4期，第44~54页。 [95] 陈海涛《唐代入华粟特人商业活动的历史意义》，《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第118~12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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