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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人与实践者 学术人，海纳百川，宁静致远，以理解社会； 实践者，知行合一，悟道至善，为关怀天下！ 赖静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辛弃疾的一首《永遇乐》、杨慎的一曲《临江仙》，一“无”一“空”，是对中国历史长河中曾经叱咤风云、一呼百应的英雄人物随风从水而逝、无可接续的慨叹。斗转星移，“英雄”以一种全新的面貌闪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图谱中，且可学、可效：所有在平凡岗位上恪尽职守，不辞艰险，为党、国家和人民利益而奉献自我的人皆可被称为“英雄”，这与帝制时代的“英雄”意涵相去甚远。此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它与中国政治和社会场域的转换又有怎样的关联？ 概念史研究认为，历史沉淀于概念，政治社会的变迁必然在特定概念中留下语义烙印。而概念本身有着自己的历史，沿着时间轴走过不同时期，在其内涵的引申、变异及转移过程中展现强大的存在力。由此，历时长久的“基本概念”储存着丰富的“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密码。考察“英雄”这一词汇在中国历史中的演变轨迹可以发现，它最晚于西汉初年出现，走过整个帝制时代，见证了现代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一直沿用至今，其内涵的演变与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进程密不可分。清末民初建构“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愿景使“英雄”这个概念上承传统王朝时期建功立业、驱除鞑虏的精英色彩，下启共和时代“人人皆可为英雄”的平民意识，大大拓展了“英雄”概念的外延。由此，从传统王朝国家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当口也成为“英雄”概念变迁的重要关节点。 古典中国“英雄”概念的创生及意涵 “英雄”是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孕育生成的词汇，从单字到词语再到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英”，本义指花，《尔雅·释草》有云，“木谓之华，草谓之荣。不荣而实者谓之秀，荣而不实者谓之英”，以“英”指草本植物绽放之花。屈原在《离骚》中曾言，“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此后，“英”借由花之美而喻人，从形容女子容颜姣好，到暗喻品行高洁，后用来指称能力或智慧出众者。但才智仍有高下之分，先秦古书《文子》特意对“英”“俊”“杰”“豪”进行了区别： “雄”，形旁隹为禽鸟之象。《说文·隹部》：“雄，鸟父也。”本义指公鸟，后来逐渐引申指其他雄性动物。因雄性在体力条件上的先天优势，逐渐形成“以雄为大”的思路，后常用来指勇武有力、杰出而有气魄的男性：“勇士一人，雄入于九军。”这是何等的威武雄壮！ “英”“雄”，一花一禽，虽本源不同，然殊途同归，都可指代“杰出的人物”，只是前者更重智慧与才德，后者更强调威武，尚力而轻德，因而会有“枭雄”之谓。不过，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两者取其上意相结合，遂有才智、勇武皆过人之辈——“英雄”。 在《四库全书》中，“英雄”一词共出现8315次，其中集部最多，出现5418次。以笔者目力所及，“英雄”一词最早出现在兵书《六韬·龙韬·选将》中。“武王问太公曰：'王者举兵，欲简练英雄，知士之高下，为之奈何？’”此处周武王要选拔“英雄”——智勇兼备之“士”来充任将帅。太公认为士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品质不相符的情况有15种，要想了解他们，有8种办法： 从单字“英”“雄”到“英雄”一词的合成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期，与中国政治与社会结构的演进、文化以及心理的变迁息息相关。西周以来，注重道德、强调天命和区分等级的趋向使得“圣人”“贤人”“圣贤”成为人物品格褒词中的核心概念。“英”“俊”“杰”“豪”“彦”等字虽也与“圣”“贤”互用或联用，但更为突出人的才能。进入战国后，各诸侯国弃仁义而重权谋，废礼乐而兴兼并，注重道德完善的“圣贤”观念受到极大冲击而趋于式微，“豪杰”“雄骏”等特别强调勇武雄强品格的词汇开始被高频使用。在此背景下，分别作为植物界与动物界最高代表的“英”与“雄”被搭配铸为新词，开始出现在古代典籍中，代表了华夏民族最高层级的人才。 “英雄”一词，虽至迟在西汉初年创生，但在大汉王朝的抵定期难有其尽显“本色”的机缘。至两汉之交、天下大乱之际，在方望和班彪为劝诫隗嚣等强力人物勿觊觎王命而作的《辞谢隗嚣书》和《王命论》中也只是零星出现“英雄”一词：“大事草创，英雄未集”；“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处之“英雄”意指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的真命帝王陈力举策、贡献才能的能人臣子，与享有天命的圣人帝王显然有别。 及至汉末，政治社会危机严重，以“圣贤”拯世成为一厢情愿的幻想。“天下大乱，拨乱反正则需英雄。汉末豪俊并起，群欲平定天下，均以英雄自许。”空前动荡的时局为英雄横空出世提供了契机。一时之间，英雄云布，希冀在乱世中争创一番功业，故而有关“英雄”的言说蔚为壮观。 汉末王粲编撰了中国历史上首部荟萃时代风云人物的作品——《英雄记》，将董卓、袁绍、刘表、曹操、刘备、孙权等54人视为英雄，涵括了地方豪强、人臣属将、义士游侠、名士良吏等不同类型。作者未对“英雄”概念做明确界定，但因其所记人物兼有“善”“恶”且颇有才干，大致可判定其“英雄”重才而轻德，实乃各类人才之代称，反映出乱世中以才能论“英雄”的社会文化心理。三国时期，刘劭在《人物志》中首次给“英雄”做了明确界定：“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他从王朝以“文武”立国的思想观念出发，强调“英雄”是具备“文武茂异”全面能力的超群之人。此后，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正文中，有实意的“英雄”一词出现了25次，词频之高，为过往文献所未有。 观两汉以来的正统著述，“英雄”作为当时及以后社会所期待的人格形象，大致有两种类型。 （1）创业帝王：通常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曹操对刘备所说的“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句，此处的英雄是能够娴熟运用政治权术和道德力量聚拢人心、纵横疆场争夺天下的立国之主。 （2）能臣良将：指才智和胆识过人、能够辅佐具备“圣人”品格和“兴王”条件的政治领袖开创宏图大业、建国兴邦的人才和助手。这样的“英雄”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占据主流，常与“豪杰”“俊杰”“良臣”共用，并跟在“延揽”“驾驭”等动词之后，决定了其在传统中国政治中的从属地位。 要想在乱世之中求得生存，并有机会问鼎天下，就须使各路英雄归附己方，这已成为有识者之共见。两汉之间，邓禹杖策北渡，向刘秀进言：“明公虽建藩辅之功，犹恐无所成立。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刘秀从邓禹言，网罗英雄俊杰，助其一统天下，重兴汉室江山。汉末刘备，为图霸业，兴汉室，亦是“总揽英雄，思贤如渴”。元末，朱元璋驻婺州，许瑗前往谒见时说：“足下欲定天下，非延揽英雄，难以成功。”朱元璋从善如流，在能臣良将辅助下，最终平定天下，建立明朝。 然而，英雄因其卓绝的才能，难免成为帝王的心腹之患。早在《王命论》中，汉儒班彪已告诫天下英雄：“英雄诚知觉寤，畏若祸戒，超然远览，渊然深识，收陵、婴之明分，绝信、布之觊觎，距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毋贪不可几，为二母之所笑，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具有文武长材的“英雄”勿存“觊觎”之心，去除“逐鹿”之图，唯有恪守人臣之本分，方可成为一代亮辅良弼。班彪秉承儒家一以贯之的天命说和王权中心主义的历史观，为英雄豪杰划出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这也成为后世帝王和英雄叙事的模板。 “杜甫诗曰'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高祖之驭韩信可谓驾驭英雄矣。”“王全斌有功可掩其罪也，太祖以诸国未平，恐将帅恃功为过，故抑全斌以立国法，及事宁之后追赏前功，此真得驾驭英雄之术也。”历代史家不断复述着英雄的两条归途：顺之者，如杯酒释兵权，保全性命和荣华；逆之者，如韩信，招杀身和灭门之祸。这是帝制中国能臣良将类英雄的宿命。 当然，“英雄”并不仅仅存在于正史的“本纪”“世家”“列传”之中，民间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中活跃着大量草莽英雄和武侠英雄的身影。在其扛鼎之作《水浒传》中，“英雄”一词共出现215次，这些英雄虽然落草为寇，但仍然奉行“忠”“孝”“义”的中国传统文化，率性洒脱、至真至诚，多行杀富济贫、除暴安良之事，且其首领宋江亦以受朝廷招安为正途。而武侠英雄实际上是民间英雄理想化的结果，他们通常都有非凡的武功和超人的特质。 尽管王朝时期“英雄”一词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可以指称一统天下的创业帝王，可以涵盖建功立业的能臣良将，亦可指代在强权统治下揭竿而起的仗义好汉，但它仍有一条清晰的界限，那就是与专事耕织的平头百姓相对。在帝国之下，勤力稼穑的布衣平民是企望受帝王官员、义士游侠照拂的凡夫俗子，是期盼英雄、崇拜英雄的芸芸众生。 近代国家转型背景下“英雄”概念的三重面相 清末民初，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以及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而剧烈的变动，新式的汉语词汇呈几何式增长，“英雄”概念也随之变迁。借助金观涛和刘青峰主持建立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可以一瞥这100年中“英雄”一词的使用及其内涵的演变。 1830—1930年，“英雄”一词共出现3101次，其中最高峰在1903年，达到618次。1899—1906年为“英雄”论述的集中时段（见图1）。
1830—1895 年，关于“英雄”的论述较少，65年中仅出现85次。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还涉及诸多外国英雄。比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称：“正与欧罗巴列国交战，有将军那波伦者，佛国英雄也。乘虚擅权，百战百胜，威声大震。”崔国因在出使美国期间写道：“地球各国，美与英可谓极富……而开创之君华盛顿，又为间出之英雄。当日与英相持，而英人不能胜。百余年来，遂无敢肆志于美者。”可见，“开眼看世界”后，中国人开始认识和了解西方世界中的英雄——法国的拿破仑、美国的华盛顿等，但此时其含义与传统的智勇兼备的杰出人物并无太大差别。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士大夫惊呼保国、保种，国人对“英雄”的呼唤之声渐隆，并很快形成巨大的声势。1896—1911年，短短16年间，“英雄”一词使用了2390次。“英雄”的高频亮相与中国试图摆脱民族危机、建立起现代国家的热望相呼应。首先，传统秩序崩溃之际，需要有智识和勇气兼备、为国家和公众利益不懈努力的精英式英雄人物引领现代国家转型；其次，中国要立足于万国之中，迫切需要凝聚共同体意识，强化民族认同，这使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英雄谱系成为至关重要的一项工程；再次，展现于近代中国人眼前的现代国家以“自由”“平等”理念为其底色，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成为西方国家的重要力量之源，自然也在中国催生出“人人皆可为英雄”的全新观念。由此，“英雄”概念的内涵伴随着国家转型变得丰富而多元。 “过渡时代之英雄”：引领国家转型的政治精英 甲午到辛亥期间“英雄”一词的暴增，与执舆论之牛耳的梁启超有关，由其所写加上被其引用的“英雄”至少有751次。在国家危难之际，他思慕英雄，渴望出现整顿乾坤之英雄，似蛟龙乘暴雷烈风而飞行绝迹，如鲸鲲御惊涛骇浪而一途千里。 1899年9月15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英雄与时势》一文： 18、19世纪，欧美各国“相衔相逐相提携，乘长风冲怒涛”，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过渡于新世界”：英吉利“顺流而渡”，法兰西“乱流而渡”，德意志、意大利、瑞士“方舟联队而渡”，美利坚、匈牙利“攘臂凭河而渡”，塞尔维亚、希腊“借风附帆而渡”。在向新世界过渡的过程中，他们都遭遇不同程度的遏、禁、挠、防，“或渡一次而达焉，或渡两、三次而始达焉。或渡一关而止焉，或渡两、三关而犹未止焉。或中途逢大敌，血战突围而径渡焉；或发端遇挫折，卷土重来而渡焉”。这一过程充满种种矛盾与艰险，却也成为“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 及至19和20世纪之交，维新变法、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当务之急。梁启超深感中国“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击，为19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遂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但彼时之中国“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正处于“两头不到岸之时”，前途似乎堂堂，但又险象环生，国民处于“可生可死、可剥可复、可奴可主、可瘠可肥之界限”。“时势时势，宁非今耶？英雄英雄，在何所耶？”正因如此，梁任公“日日思英雄，梦英雄，祷祀求英雄”，“惟望有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 梁氏认为，此种英雄应具备三种德性：其一，要有掷弃故步、敢于冲破旧势力的“冒险性”，“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能收筚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乃能造鸿鹄千里之势”。其二，要有过人的“忍耐性”，虽“遇内界外界无量无数之阻力，一挫再挫三挫，经数十年百年，而及身不克见其成者”甚或“受唾受骂”，却仍能坚守其志。其三，要有能为国民择一“最良合宜”政体并倡率国民冒险忍辱以就此途、得其幸福的“别择性”。概而言之，过渡时代之英雄，“当以军人之魄，佐以政治家之魂”，兼具勇气、坚忍与智慧。当然，如有英雄以一人之身而兼具这三种德性，自是最佳；如果在一群人中，各备一德，组成团体，互相补助，也是可行的。 以此为标准，梁启超四顾寰宇后慨叹：“十九世纪列国皆有英雄，而我国独无一英雄。”1901年，被西人视为“中国第一人”的李鸿章去世后，梁启超为其作传，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认为不能说他“非英雄也”，但他充其量也只是二十四史中车载斗量的寻常英雄而已，绝非造时势之英雄，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学无术、不敢破格”，即在这样一个竞争进化之世，“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因此，将之作比于德国俾士（斯）麦时，认为李之学问、智术和胆力无一能如俾士麦者，二人在兵事、内政和外交方面的作为犹如霄壤之别。如此境况下，任公“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遂通过著书作传等方式为20世纪之中国召唤英雄。 1902—1903年，梁启超先后为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法国大革命女性英雄罗兰夫人、英国克林（伦）威尔树碑立传，将西方世界杰出的政治家和革命家的建国、救国壮举和英雄事迹介绍到中国，希冀唤起国人的爱国热忱，激励“理想与气力兼备者”成为中国“过渡时代之英雄”。 梁启超以其丰沛的情感和畅达的文字呼唤“英雄”，对青年人别有一种魔力。毛泽东曾回忆说：“进了学校，也只晓得几个资产阶级的英雄，如华盛顿、拿破仑。”郭沫若说：“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毕士麦之余便是崇拜的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 遍览梁启超关于“英雄”之论说，最为渴慕的便是这“过渡时代之英雄”。在风雨飘摇的20世纪初叶，梁启超感叹中国思想之不发达、文明之未开化，呼唤能有智识胆力皆非常之人物秉持强烈的爱国心和进取精神，“横大刀阔斧，以辟榛莽而开新天地”。“英雄乎，英雄乎，吾夙昔梦之！吾顶礼祝之！” “中华民族之英雄”：形塑民族认同的符号 清末民初，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现代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逐步生成，长期历史积淀而成的“自在”的中国人开始聚合为“自觉”的中华民族实体。在此过程中，“民族英雄”作为近代中国“英雄”概念的另一个重要面相横空出世，成为形塑中华民族认同的象征符号。 20世纪初，“民族主义”被爱国志士视为欧美立国强国之本和中国救亡图存之不二法门。“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在此背景下，“中国民族”和“中华民族”等新名词应运而生，其内涵经历了“小民族”与“大民族”并存，并最终实现从“汉族”到融合汉、满、蒙、回、藏的大民族共同体之转变。与之相伴随，承载着“民族精神”的“民族英雄”作为聚合民族共同体、振兴“国魂”的关键要素隆重登场。 当代西方著名的民族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史密斯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是在其既有的族群-历史基础上重构而成的。由原初自然性的“族群”向政治性的“民族”转变过程中，为了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就需要为共同体成员绘制一幅同一性的历史“地图”，一方面基于具象的自然和地理空间构建共同的家园记忆，另一方面更要充分挖掘族群历史中的英雄及其壮举，将其树立为道德楷模，重现共同体的辉煌往昔，以鼓舞和动员当下的共同体成员。 正是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推动下，晚清志士竞相致力于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的书写和传播。不过，由于立场不同，对“中华民族”的理解存在差异，革命派和立宪派分别构建了一套符合其需求和期待的英雄系谱，使“民族英雄”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意涵：抵抗外族侵略的民族英雄和对外宣扬国威的民族英雄。 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相号召，革命党人高举“种族的民族主义”大旗，对中国历史上抵抗外族入侵的汉族杰出人物大加赞誉。1903年，湖北留日学生在其于东京创办的《湖北学生界》上发表《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伟人岳飞传》一文，极力宣扬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精忠报国”“轰轰烈烈，手刃外种、口嚼外种、足踢外种，至死不变”的精神，认为他“为种魂、为国魂、为中国民族之天神”，号召国人敬礼崇拜这位“中国数千年民族主义之第一人”。此后，南宋末年“首竖义旗、攘斥胡虏、九死不屈、为种流血”的文天祥，明末死守扬州、兵败殉难、“为民族流血”的史可法，“日夜谋保种保国之政策”“能使欧权鼻祖之和兰（荷兰）逡巡让步”“能使满族余奴之汉种发奋争先”的郑成功也相继被戴上“民族英雄”的荣冠。当时年仅16岁的柳亚子在为郑成功作传时，认为欧洲列强所以能率其“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凭陵于世界，“唯英雄故”；英雄者，“能排异种以殖新地”。以此观之，中国历史上所谓的英雄，不是“尽忠竭力于一人一姓之朝，置民族全体于不顾”，便是“欺人孤寡，夷人宗祀，以暴易暴，窃天下于囊橐”，更有无耻者，“自残同种，以献媚于人”，都称不上是英雄。 同一时期，倡导实行君主立宪的改良派人士则极力推崇向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家声威的民族英雄。1903年前后，梁启超意识到在帝国主义势力猖獗的时代里，中国的整体生存是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而“排满建国”无疑面临分裂的灾难性危险，遂逐渐摆脱大汉族主义观念，明确提出“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的主张。与之相契合，他着意在中国历史中寻找交通外邦、立功异域的非常人物，先后为张骞、班超、赵武灵王、郑和及向海外殖民的人物作传，极力赞颂他们向外开拓进取的精神。他感怀张骞坚忍磊落不屈不挠，以一人之力通西域各国，“实世界史开幕一大伟人也”；班超以36人威服西域50余国，“辉祖国名誉于天壤”，“斯真世界之大英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扬我民俗声威于域外”，乃“黄帝以后第一伟人”；大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展“国民气象之伟大”，“怀柔远人，万国来同”；郑成功“凭借无置锥之地，而能夺四万方里之台湾于当时炙手可热之荷兰人之手”，为“不世出之英雄”；而梁道明、张琏、郑昭、吴元盛、罗大、叶来等不借政府之力，在南洋手辟诸国并称王，实为“中国殖民八大伟人”。在梁启超眼中，这些人物在中华民族外竞史上书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使“黄族之威，震于域外”，“实我民族帝国主义绝好模范之人格也”。 以上两套“民族英雄”系谱的构建虽有差异，但绝非泾渭分明、难以汇通。虽然两者存在竞争，但殊途同归，都是为了使人们将那些光荣璀璨的名字与中国之国家共同体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从反清革命者陶成章激扬的叙述中得到了最突出的体现：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作为大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概念被广泛接受和认同。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使得“民族英雄”再次担当起培养民族意识和抵抗精神的重责大任。此间，以“民族英雄”故事为主题的各类读物大量问世，对“民族英雄”的选择涵盖了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为着民族国家的利益（包括民族的生命和荣誉，国家的土地和主权），而牺牲他自己个人的利益（包括个人的体力、智力、财力以及生命力）”的杰出人物。比如，易君左经博考群籍，详加征访，于1933年编成《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出版后被定为江苏省中学课本，影响颇大。一位读者感叹这本书“告诉我些牺牲个人利于群众的民族英雄，使我钦佩他们；钦佩的结果，是使我想模仿他们”。中华民族英雄的形象和精神通过文本传递给民众，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方式，对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的中国凝聚民族意识、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确实起到了作用。 “芸芸平等之英雄”：国家建设的坚实基础 “过渡时代之英雄”和“中华民族之英雄”固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展现了时人对于引领国家建设的杰出人物的呼唤，但大体仍属于精英人物的范畴，与传统的“英雄”相承接。真正体现近代以来“英雄”概念转向的是“芸芸平等之英雄”的提出，“英雄”概念呈现出明确的平民化取向。 20世纪初，面对中国内忧外患的局面，梁启超热烈地呼唤伟人英雄的出现，但若仅将他视为近代中国英雄救世主义的拥趸，则低估了其思想的复杂性。避居日本期间，梁启超大量阅读卢梭、伯伦知理等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并深受影响，他已然认识到民族主义是立国之本和抵御外辱的有效手段，而享有自由和民主权利的“国民”又是民族国家的主体。他借德富苏峰之口提出：“隐于世界中之农夫、职工、役人、商贾、兵卒、小学教师、老翁、寡妇、孤儿等，恒河沙数之无名英雄也。”因为国家不是一二人之国，而是千万人之国；国事不是一二人之事，而是千万人之事。“若欲以一二人而治一国之事，其余千万人皆委之而去，或从而掎龁之，虽圣贤未有能治者也。”只有人人都成为“无名之英雄”，国家才有振兴强盛的希望。 然而，两千多年来“俯首蜷伏于专制政体之下”的中国人缺乏独立精神，存在奴性、怯懦、依赖、好伪、涣散、旁观、保守、无国家思想、无公共观念、缺乏群体意识和权利义务意识等种种缺陷。为此，梁启超提出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倡导塑造有进取冒险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关心国家民族命运、自强不息、拥有强健体魄的“新民”。这些新国民若能“如其分量以尽其才用”，那么合起来便是强固的国家、进步的社会，文明就能往前进一大步。如此，按照梁任公对人类文明程度与英雄作用成反比例关系的认知，20世纪以后平等之英雄将渐次增多，而独秀之英雄则愈益减少。 进入民国，许多受过民主共和思想洗礼的知识界人士质疑批判精英式英雄，认同平民英雄。留英归来后任北大教授的陶孟和认为，“现代的政治，人民的政治，不是等着英雄，豪杰，或贤君，良相，乃是由人民的努力去组织好的政府，推行好的政策”。1927年，留美硕士、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在《妇女与职业》一文中指出：“做贤母良妻的人，都是一种无名英雄。她们的努力常在暗中，而她们的成绩却又是许多男子努力的一个大凭借。”这使梁启超在20世纪初提出的“无名英雄”“人人皆可为英雄”等观念得到接续。英雄不再是高高在上、超群脱俗、无可企及的精英人物，每个人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出自己的贡献，都可被称为“英雄”。 结语 “英雄”一词自萌生以来，在古典时代的大多数场域中都用于指称才智和胆识超群的杰出人物，凸显浓厚的精英取向。“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自奉“替天行道”的“英雄”为了建国安邦，广泛延揽能臣良将式“英雄”入其彀中，并行帝王驾驭之术，使其恪守人臣之本分。伴随王朝兴衰更替，英雄如过眼云烟，但其意涵大致稳定并得以延续。 直至清末，救亡图存的努力使中国开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历程，国人奋力召唤多重面相的“英雄”：召唤“过渡时代之英雄”以引领现代国家转型，召唤“中华民族之英雄”以形塑民族认同，召唤“芸芸平等之英雄”以为国家建设之基石。“英雄”概念由此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拓展。 20世纪上半叶，梁启超日夜企盼的具有“冒险性”“忍耐性”“别择性”的“过渡时代之英雄”终于出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凭借其智慧、勇气与坚忍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古代中国的英雄人物则与1840年以来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汇聚，成为增进中华民族认同的象征符号。而当历史的车轮将中国推进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秉持人民主权原则的共和国时代，“人人皆可为英雄”也不再只是美好的期待，各行各业都涌现出可亲、可敬、可学的英雄模范。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当下，“英雄”概念的外延已然得到最大程度的扩展，不再仅仅局限于成就轰轰烈烈伟业的少数精英，而是涵括所有将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相联结的普罗大众。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体的期待，亦是传统中国儒家思想中“人皆可为尧舜”观念在当代的呈现。 责任编辑：学术人与实践者 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知网网络首发，注释从略。 （本订阅号仅用于学术与思想公益，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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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花间挹香 > 《中国经济问题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