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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锣密鼓，1967年1月的上海，正处于“一月革命”的黑色旋风之中：《文汇报》“夺权”，《解放日报》“夺权”，“中央文革”大员张春桥、姚文元飞抵上海，“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在人民广场召开·····天气奇寒，大字报上挂着雪花；造反派们高呼“打倒”时嘴里喷着白汽。  上海乱成一锅粥，驻守在这里的东海舰队却是平静的。这支由灰色的战舰和穿灰色海军装的军人组成的庞大的舰队，在陶勇司令统帅下，时刻注视着海峡彼岸的一举一动。它是保卫上海、保卫祖国东大门的铁军。陶司令咳嗽一声，海峡彼岸都要竖起耳朵听。“军队不搞“四大＇”－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深知钢铁长城万万乱不得，对军队的“文革”作了这样的规定。 大风，大浪，冲击着东海舰队。动乱的海洋中没有平静的舰队。东海舰队所属的技工学校、工厂、医院，首先卷进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向来肃穆、庄重、安静的东海舰队司令部大院，出现嘈杂的口号声，出现横七竖八的大字报。 坐在大楼“二一三”房间里，陶勇双眉紧锁，目光紧盯着墙上那充满蓝色的海图，那随时都可能响起枪炮声的海峡。作为司令，他意识到自己肩上重担的份量，不住地喃喃自语：“部队万万不能搞“四大”。乱了部队，来了敌人怎么办？” 海图忽然动了起来，蓝色的地方掀起了波涛，陶勇记起一年多前那个难忘的子夜······ 1965年4月30日，火球般的太阳掉下天空，溶进黛色的海浪中。空中没有一丝星光，海上一片乌黑。东海舰队一千三百多吨的旗舰－南昌号，正在福建海域破浪前进。从不晕船的陶勇，正清醒地坐在旗舰指挥室里。因为明天便是“五一”节，对于军人来说，这样的日子连睡觉都必须睁一只眼睛！ 浪涛有节奏地摇晃着战舰，大海在发出均匀的鼾声。子夜之际，作战参谋革青奇疾步走进指挥室，手里拿着一份刚刚收到的电报。陶勇立即站了起来，意识到可能有“大鱼”出动。 果真，一艘蒋帮炮舰“东江号”正在悄然逼近！ 陶勇把燃着的烟头一捻，拳头砰地落在桌面上，从牙缝里蹦出了一声“打”！ 他口授电文：“命令福建基地，立即出动四艘高速炮艇，迎战敌舰。” 电报刚刚发出，陶勇又命令旗舰朝着敌舰追去，他要亲自干掉“东江号”。由于司令坐镇第一线，情况明，反应快，指挥灵，我军炮艇迅速包抄敌“东江号”。 北京得悉福建前线的战况，急急命令：旗舰不要加入战斗！ 显然，北京在为陶勇司令的安全着想－“杀鸡用不着牛刀”。  身为东海舰队司令的陶勇，依然保持着他在陆军工作时身先士卒的战斗作风。 我炮艇追上了敌舰，吐出一道道明亮的火舌。“东江号”中弹了，急忙开足马力鼠窜··· 1965年5月2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载了关于这次海战的报道： 《美制蒋匪战斗舰一艘窜入福建海域进行骚扰我海上巡逻队迎头痛击敌舰中弹累累狼狈逃窜》［新华社福建前线一日电］美制蒋匪战斗舰一艘，今天凌晨窜入我福建省北礵列岛海域进行骚扰活动。我海上巡逻分队当即予以迎头痛击。敌舰中弹累累，狼狈逃窜。 自从“上海必须大乱”的大字标语出现在街头，陶勇的神经无日不像那个难忘的午夜一般紧张。他深知，随时随地都可能重演那一幕。“反攻大陆”的叫嚣声又在海峡彼岸喊了起来。陶勇不时用锐利的目光扫视着海图。王洪文的那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红色袖章，已经戴到东海舰队所属军工厂的一些工人臂上，听说舟山基地的工人把那里的司令抓去批斗，上海的海军工人“造反派”也闹起来，要求陶勇接见，要求司令支持他们到北京上访。 “撂下手头的军工生产上北京，怎么行呢？”陶勇在1月20日晚，接见所属工厂的工人“造反派”们。硬顶软磨，“造反派”们向司令提出一项又一项要求。陶勇耐心地对他们做思想工作，说明东海舰队肩负的重任，说明部队不能搞“四大”.........一个通宵，就这么过去。 凌晨，陶勇坐着他的别克牌轿车，从东海舰队司令部驶向上海市中心静安寺附近一幢闹中取静的花园洋房。这座三层小楼，解放前是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公馆。解放后，先是谷牧住在这里，接着住入郭化若中将。1954年，这幢小洋楼分配给陶勇居住。 刚到家，陶勇便给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的家里挂电话。 “廖司令不在家！”耳机里传出这样的声音。 陶勇双眉紧皱，只得上床休息。刚刚躺下，他又掀开被子，走出卧室。他对警卫员说道：“你马上到廖司令家去一趟，问清楚他在哪里。你就用他家的电话，打到他那里，告诉他，中午到我那儿去一趟，把前几天约好的事情谈一谈······ 陶勇心中明白，廖政国大清早不在家，清楚地表明他那里“吃紧”了。陈丕显、曹获秋已经受到造反派的围攻，作为警备区司令的廖政国正忙于应付造反派。虑事甚细的陶勇，知道只有把警卫员派往廖政国家中，才能找到他。心中有事睡不安，陶勇迷迷糊糊地躺了一会儿，就起来了。警卫员来了电话，说已经找到廖司令，请他上午10点到东海舰队司令部。 陶勇一边跟孩子们一起吃早饭，一边还叫他们的绰号，挖苦那个爱睡懒觉的陶铸。此陶铸与彼陶铸，同姓同名。陶勇有8个孩子（其中一个早年天折）。1944年正月，当老大降生时，陶勇给长子取名陶冶。于是，次子也就相应命名为陶铸。后来，当姚文元的气势汹汹的长文《评陶铸的两本书》出笼之后，次子陶铸才不得不改名为陶小勇。在家里，爱开玩笑的陶勇，常常冲着陶铸开玩笑，惹得全家前合后仰。 吃罢早饭，陶勇对妻子朱岚说，今天他回家吃晚饭。他还对陶铸说，过几天有空，就陪他去打猎。 像往常一样。他钻进了别克牌车。尾灯一闪一闪，轿车驶出了小院。 谁也未曾料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去上班。他的生命，只剩下了几个小时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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