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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亨利·詹姆斯的长篇小说《一位女士的画像》，塑造了女主人公伊莎贝尔对于自身主体性的探索，呈现了她对个人自由这一概念的不断修正的过程。本文认为《一位女士的画像》分别在故事和话语两个层面建构了叙事张力：一是伊莎贝尔在故事前半段被其他角色的“物化”过程与她自身不断觉醒的意识能动性之间的张力，这使得伊莎贝尔借助自己意识的能动性，挑战了来自外部的叙事凝视和故事内部的父权制物化女性的传统，积极为自己的主体性增添社会化的维度；二是作者型叙述者的声音与伊莎贝尔自己的声音之间的张力，这为伊莎贝尔的主体性增加了伦理方面的维度，这一维度要求她成长为一个耐心细致、具有高度共情能力的观察者，使她意识到自己主体性的确立离不开对“他者”的意识、“非我”的存在进行认真的解读与思考。小说结尾处高度含混的语言风格与叙事方式，使得这两对叙事张力没有得到完全的化解，这表现了亨利·詹姆斯不向读者强加道德结论、将叙事艺术与伦理探索相结合的写作理念，也体现了他对读者基于自身的阅读经验积极探寻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的鼓励与期待。 关键词：意识 主体性 叙事张力 《一位女士的画像》 作者简介：门椿林，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研究方向为亨利·詹姆斯小说、叙事学。  伊莎贝尔在这部小说中逐渐被唤醒自我意识，一直是一个被批评家广泛讨论的主题。伊莎贝尔常被解读为詹姆斯风格的“意识中心”，《一位女士的画像》体现的艺术品隐喻和主角意识的共振关系，实际上暗指着詹姆斯自己作为小说家的文学创作理念和伊莎贝尔对艺术作品的欣赏能力的对应关系。受J·希利斯·米勒关于阅读伦理的理论框架的启发，评论家奥雷尔·博林格从“互文性”和“阅读”的角度来解读伊莎贝尔的主体性问题，她认为詹姆斯邀请读者将“阅读”视为一种伦理冒险。这种冒险有时是以悲剧的方式复制了生活经验中的主体关系本体论”。遵循利奥·贝尔萨尼的视觉与叙事美学结构理，评论家米西亚·胡西认为伊莎贝尔意识的表现形式“来源于了视觉艺术和戏剧冲突的之间的张力”，它使得伊莎贝尔的意识“非常美丽地超越了整个叙事框架”。尽管这些理解非常具有洞察力，但他们都只解释了伊莎贝尔逐渐觉醒的心理状况，却没有注意到这部小说主题/伦理意义与叙事手法的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本文试图对詹姆斯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体现的伦理关怀与叙事艺术的动态做出一些新的阐释。本文认为在这部小说中角色的意识，特别是伊莎贝尔的意识，是通过隐含作者建构的两种叙事张力而得到戏剧化的呈现的，进而突出了伊莎贝尔对主观性的追寻和探索。考虑到主体性概念在不同理论分支中的多重含义，为了方便更加具体的讨论，在本文中，“主体性”的操作性定义是由詹姆斯在这部小说的序言所提供的。在纽约版的序言中，詹姆斯着重强调了伊丽莎白的“自我性”在整部小说的重要地位： 一定要把主题的中心放在这位年轻女士属于她自己的意识上……然后你就能得到你想要得到的又有趣又美丽的一个难题。坚持把中心放在那上面；将最大的重量置于那个维度上——那个她与她自己的关系的那个维度上。 本文讨论的主体问题主要涉及自由、自我等道德伦理层面的问题，主要包括：伊莎贝尔如何不断修正自我—他者的关系，她如何给个体自由和自主性设定界限，以及在她解决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矛盾中，她遵循了什么样的原则。 本文认为，在《一位女士的画像》这部作品中，詹姆斯通过对女主人公伊莎贝尔的意识进行戏剧化地呈现，刻画了她对于主体性的抗争与追寻的过程。这样的戏剧化呈现是建立在詹姆斯所塑造的叙事张力之上的：一方面，正如女性的身体在父权制中被男性的眼光注视一样，伊莎贝尔本身以及她的意识是作为整部作品这幅“画像”的凝视中心被物化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被作者赋予了意识的力量，伊莎贝尔获得了可以观察、注视、反思其他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样的能动性挑战了故事层面的各个角色对于伊莎贝尔产生的物化凝视，也在话语层面动摇了叙述者施加给角色的叙事权威。伊莎贝尔的意识流，表现了她对自身周遭现实的感悟、感觉、观察、阐释和理解，使她不断修正在故事开头她所坚持的爱默生式的自由观，并使她意识到在社会性的交往互动中建构主体性的必要性。 此外，在呈现角色意识的时候，本部小说也构建了叙述者的声音与伊莎贝尔的声音之间的叙事张力。本文认为，通过自由间接引语引出的叙述者的声音，对于探索伊莎贝尔为主体性的追寻这一主题具有重要意义。叙事权威的存在，使得“叙述者的外部控制”和“角色的内在复杂”形成结构层面的矛盾冲突，也进一步复杂化了“伊莎贝尔被物化”与“伊莎贝尔凝视其他人的能动性”之间的叙事张力。通过将作者型的叙述者塑造成一个耐心细致的“意识观察者”的形象，詹姆斯引导读者去仔细考量伊莎贝尔的意识——而伊莎贝尔的意识也同时在考量着故事中其他角色的意识，这就便构成了J·希利斯·米勒所说的“一种关于其他人意识的一种意识”结构。这样的结构指向了伊莎贝尔主体性的“社会性”的维度。此外，在描述伊莎贝尔的意识时，詹姆斯使用了具有丰富修辞的语言，这样的一种语言特点指向了伊莎贝尔主体性的“伦理性”的维度，即伊莎贝尔通过发挥意识的主观能动性（比如积极的感知、观察和想象）来充分地尊重、欣赏和理解“他者”“非我”，避免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贬低与降低“他者”的主体性。 因而，通过此种詹姆斯式的呈现伊莎贝尔意识的叙事技巧，《一位女士的画像》突出构建了两方面的叙事张力——一个是伊莎贝尔被物化与她不断突破这种物化继而觉醒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是叙述者的声音与伊莎贝尔未经中介而自然生发出来的的自我呈现之间的张力。通过高度含混的结尾，两个方面的叙事张力都没有实现完全的化解，给读者在道德、主体选择和自由方面留下了充分的思考空间，叙事层面和伦理道德层面之间的互动被放置在了一个尽可能无休止的动态过程中，以激发读者在意识能动性和个体主体性方面不断产生丰富而有活力的思考。 进入正文分析前，还需对本文所使用的“叙事张力”这一概念进行明确。这一概念来自于美国修辞性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在著作《解读人物，解读情节》和《作为修辞的叙事》中所使用的理论框架。在这两本书中，费伦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叙事不稳定”，指的是在故事层面，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另一个是“叙事张力”，指的是在话语层面，隐含读者与叙述者在价值、信仰、观点、认知、期待方面存在的差异，或者是读者的价值判断与隐含读者/叙述者/角色的价值判断方面存在的差异。为了方便讨论，本文将伊莎贝尔受到其他角色“物化”与自己发挥意识能动性之间的“叙事不稳定”（费伦意义上的）以及叙述者声音和伊莎贝尔声音之间的双声共存但仍有差异的“叙事张力”（费伦意义上的）都统称为叙事张力。 在1908年出版的《一位女士的画像》纽约版序言中，詹姆斯提到，伊莎贝尔这个角色的产生，是建立在“封闭”与“延展”这一对矛盾之上的。伊莎贝尔首先是被作者“封闭”保护起来的，正如詹姆斯在序言中所使用的比喻一样：“（《一位女士的画像》这部小说）就像是一座方正又宽阔的房子[…]这座房子将这位年轻的女主角完全包围起来，她站于其中，茕茕孑立，完全与外面隔绝”（xii）。从詹姆斯所提供的序言中可以看出，伊莎贝尔这个角色首先是处于作者的艺术创造性的意识的中心，受到小说家的控制与束缚，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缺少自主性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这部序言中，詹姆斯也同时指出，伊莎贝尔这个角色的意识被赋予了无限延展的自由，她是“从艺术家意识的土壤生发而出”，这样的自由并不受任何其他印象的束缚，正如詹姆斯所言：“你要记住，（在写作过程中）完全依赖她自己并且只依赖于她所关心的东西，将会使得你在她身上施加行动这件事成为必需。”（xiii）也就是说，作为詹姆斯本部作品的中心角色，伊莎贝尔承担着“唯一而又微小的基石”的角色，并且承载着展现“外在的物化与内在的独立”这对矛盾冲突的核心叙事功能。所谓物化，就是伊莎贝尔在文中始终处于“被凝视”的地位，不管这样的凝视来自于其他角色、叙述者还是作者；所谓内在的独立，就是伊莎贝尔具有挣脱出这种“物化”的趋势和意识。伊莎贝尔的自我与主体性，便处于这样一个由外部的给予和对此种给予的反抗这一对动态冲突中。 上文中所论述的关于本书创作者与伊莎贝尔之间的动态关系也在《一位女士的画像》故事中得到了更为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尤其是在伊莎贝尔认识梅尔夫人之前，伊莎贝尔一直是被叙述者塑造为一位受制于其他角色“物化凝视”力量的女性，并时时刻刻面临被利用的风险和危机。在此阶段，伊莎贝尔意识的独立性始终被詹姆斯现实主义风格的语言和场景化呈现的情节描写所掩盖。换句话说，伊莎贝尔在故事前半段一直是一个“被凝视”的、带给别人视觉满足的客体。伊莎贝尔的表兄拉尔夫便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当拉尔夫向伊莎贝尔解释道他并没有对她拒绝沃伯顿爵士而感到失望时，拉尔夫说“只要能够注视着你就能够使我感到满足了”；当拉尔夫劝说父亲给伊莎贝尔留下更多的遗产的时候，拉尔夫给出的理由是：“我可能活不了几年了，但我希望我能活得足够长，看看她做了什么。”除了拉尔夫之外，古德伍德和梅尔夫人也表达过要当伊莎贝尔命运“旁观者”的想法。在古德伍德与伊莎贝尔第一次重逢的时候，古德伍德用非常强烈的语气表达过这样的想法：“还能有什么事情，是比看到你完全独立的状态、看你做任何你喜欢做的事情，更能让我高兴的呢？”同样地，在梅尔夫人与伊莎贝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梅尔夫人说：“我想看看生活会让你变成怎样的人。”所有这些角色的凝视、注视、观察和旁观，多多少少带有着寻求视觉愉悦的本质，他们将伊莎贝尔放在了被客体化的位置上。结合詹姆斯在序言中的立场，本部作品的隐含作者似乎是与这些外围角色实现了一次艺术化的“共谋”，努力将伊莎贝尔放在固定而有限的视野范围中，以求视觉方面的愉悦感和掌控客体的满足感。正如评论家米希尔·胡西所说：伊莎贝尔被凝视的位置暂时性地“将文本的重心从她和她自己的关系转移到了其他人想要占有、控制和利用她的欲望上”。 然而看似矛盾但实则不然的是，正是将伊莎贝尔放置于这样一种充满危险的被客体化的位置所产生的反作用，使得伊莎贝尔触发了自己意识的能动性，并开始为自己独立完整的主体性进行努力抗争。作者引入这样的抗争，使得本部小说在故事层面的叙事张力——其他外围角色的物化凝视与伊莎贝尔的觉醒意识之间的张力——基本成型。 具体来说，伊莎贝尔的觉醒意识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觉醒的转折点发生在第十八章，伊莎贝尔从雨后散步归来，见到了坐在钢琴边的梅尔夫人。这一个神秘人物的出现调动起了伊莎贝尔的想象力，叙述者也第一次较为细腻地刻画了伊莎贝尔用不同感官来揣摩梅尔夫人的身份。在这样的刻画之后，叙述者抛弃了表现人物感官的动词，直接开始呈现对梅尔夫人的评价： 总之，她是相处起来最令人舒适、最让人有所收获、最友好的一个人……她过于灵活，过于圆滑，过于成熟，过于极致。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她是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都一直想要成为的那种完美无瑕的社交动物……她只存在于她的社会关系中，不管这样的关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这一段心理活动的描写从两个方面展现了詹姆斯对于呈现人类意识活动作为核心叙事技巧的艺术性。一方面，这一段描写暗示着伊莎贝尔开始有意识地对周遭环境的人与事进行严肃认真的反应和思考。另一方面，通过糅合叙述者声音和伊莎贝尔的叙事声音，这一段描写并没有完全揭露出梅尔夫人的真实身份和企图，因而保留了文本悬念，维持了故事层面的叙事张力。本段中具有高度主观性的“最”字表明，第一句话来自于伊莎贝尔的价值判断；而第二句话中的“过于”则体现了叙述者对于梅尔夫人个性品质的价值判断，因为伊莎贝尔是无法在第一次与梅尔夫人的见面中就能得到这样的结论的。或者至少说，这句话是叙述者与伊莎贝尔的共声体，这样的共声现象形成了叙事中的含混，使得读者无法准确知道伊莎贝尔从何种程度上对梅尔夫人持有批判态度，进而为后面情节中梅尔夫人蒙骗伊莎贝尔做了必要的铺垫。这样模糊不清的状态也暗示着，伊莎贝尔的觉醒意识仍然在萌芽阶段，虽然她具有跳脱出被“物化”、被“客体化”枷锁的潜力，可在此阶段，她仍然是外围角色“凝视”的目标和猎物。 第四十二章中詹姆斯对伊莎贝尔整夜未眠心理活动的描写可谓是全书最具感染力的一段对于人类意识的戏剧化呈现。伊丽莎白所面对的与其他角色人际关系的危机和道德困境逼迫着她“向内看”，鼓励着她撤回到意识流的外壳下去观察现状、思考解决方案——这样的撤回并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为她躲避外在的“物化凝视”提供了一个保护性的屏障。正如评论家胡西所说，“在这些部分脱离叙事但是又被包含在叙事中的时刻，伊莎贝尔的意识成为了颠覆客体化凝视的代表性主体”。在整段描写的结尾，叙述者向读者呈现了一个非常有力的特写镜头——伊莎贝尔“站在那里，凝视着记忆中的一个画面——那个关于她丈夫和梅尔夫人不自觉地而亲密无间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画面”。这样的描写，暗示伊莎贝尔已经初步拥有了反抗外界物化凝视的意识和能力。 毛亮在解读这部小说时，也注意到了伊莎贝尔意识对于社会性的融合：“无论纯粹私人性的情感还是爱默生式的抽象自由都无法成为个体真实经验的基础……个人所拥有的一切情感和幸福也同样必须在社会形式中才能获得真实表达。”由于人类意识无限延展的特性，伊莎贝尔对于自己主体性的求索过程也不断融入了更多社会关系维度的内容。彻夜未眠的思索，暗示着伊莎贝尔逐渐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总是离不开他人的主体性的。或者说，“主体性”的存在总是建立在“互为主体性”的基础之上。在这一点上，詹姆斯的处理方式受到了美国文艺复兴时期哲学思想的影响——想要真正地认识“自我”，应该首先正确认识“非我”——自己的主体性，永远离不开对他人主体性的理解和探究。所以，伊莎贝尔逐渐理解到，个人自由的实现，总是需要在更大层面的社会互动中实现的，正如批评家克雷斯说道： 对于詹姆斯的中心角色伊莎贝尔来说，我们最明显地就能看到私人化的意识与必须被分享的意识之间的矛盾；以及向内部发展的自我与社会化了的自我之间的矛盾。对于意识的戏剧化呈现，不再是对自我、自由、选择、美、知识这些抽象概念的演习，而是对社会关系的反应。 在第四十二章的呈现中，伊莎贝尔的意识有力地将她带入了一个由社会关系组成的复杂网络中，在这个关系网中伊莎贝尔努力地寻求关于自己的清晰定位。她回忆了自己不那么理想的婚姻生活，想到了为何奥斯蒙德之前会如此吸引自己，考虑了自己如何在与沃伯顿的关系和对潘西幸福的责任之间做出平衡与抉择。更重要的是，通过伊莎贝尔私人化的意识思考，作者试图将外在的现实引入私人的思想活动中去，婚姻制度“也在情节发展所构成的压力下被检验”。通过忖度自己的社会关系，伊莎贝尔自身的主体性被放置在、被伸展到、被连接到其他人的主体性中间，私人性和公共性之间的界限也被打破。总之，随着故事的发展，“伊莎贝尔的自我与之前原本属于外部世界的元素的融合度越来越高” 在伊莎贝尔主体性吸收了社会性的维度之后，她的意识便实现了一次结构性的“僭越”，伊莎贝尔便拥有了一个能与父权制下的凝视相抗衡的视角。在第四十二章之后，她毅然决定要弄清楚沃伯顿爵士向潘西求婚的真实目的，通过仔细观察沃伯顿的动作行为，伊莎贝尔最终明白了沃伯顿的内心想法。正如詹姆斯所描述的那样：“然而在那个短暂而又极为私人的凝视中，要比他们此刻意识到的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他们之间交换。”虽然这句话依然保留着含混的语言风格，但是伊莎贝尔更为强大的视角和意识使得她摆脱了外力的束缚，并寻找到了自己为自己做决定的依据，这样的自主性让她不顾奥斯蒙德的反对，勇敢地去看望奄奄一息的拉尔夫。 总的来说，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詹姆斯将伊莎贝尔被客体化的过程与她自己逐渐觉醒的意识作为叙事张力置于文本中心，用以展现伊莎贝尔对于自我的追寻。意识无限延展的特性使得她思索自身的社会关系，也使得她自身的主体性吸收了社会性、公共性的维度。此外，这个叙事张力质疑了主体与客体之间明确而固定的界限。通过借助思想意识的主观能动性，伊莎贝尔挑战了束缚在她身上的物化凝视。在这样的挑战中，伊莎贝尔逐渐明白，主体性的构建必须要激活主观意识的潜能，并需要在私人性与社会化之间实现平衡。 除了前一部分所分析的叙事张力之外，在意识呈现方面，本部小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层面的张力——叙述者的声音、判断与角色自身的理解、认知之间的差异、矛盾。尽管《一位女士的画像》这部小说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对伊莎贝尔追寻自由精神的支持与肯定，但是詹姆斯仍然没有抛弃掉作者型叙述者的存在，正如评论家顾恩认为，“将一个角色作为唯一的透视者与完全消除掉作者型叙述者之间是有差别的，前者是詹姆斯经常使用的手法，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后者则不然”。因而，本文的后半部分将会着重分析这对矛盾冲突如何影响伊莎贝尔追寻主体性的过程。 本部小说在呈现女主人公伊莎贝尔意识活动的时候，作者型叙述者的存在使得这种呈现共同构成了一种“阅读意识”的三重结构——读者在阅读叙述者的意识，叙述者在阅读伊莎贝尔的意识，而伊莎贝尔的意识又在阅读、思考着别人的意识或者她的周遭环境。这样的一种结构的形成，反映了詹姆斯要求读者在阅读中拥有细致的关注力和极高的敏感度。此外，这种嵌套式结构也揭了示伊莎贝尔融合了社会维度的主体性——她的自我意识的形成总是离不开整个社会层面的关系网与人际结构的。而当无法判断这些意识流是直接来自于伊莎贝尔本人还是经过了叙述者的过滤时，读者便也无法完全下定结论这是伊莎贝尔真正的主观能动性，还是只是叙述者强加的一种“越俎代庖”的判断——这样的一种不确定性，将伊莎贝尔主体性的追寻过程，放置在叙述者的外部施加与未经调和的自我展现之间的叙事张力中，含混了道德困境，形成一种特殊的艺术美感。 四十二章之后，伊莎贝尔的意识在破译与解码她的社会关系方面已经有了更好的敏感度与细腻程度。但是叙述者与伊莎贝尔自己声音的共存状态，继续复杂化了伊莎贝尔对于一个可以清晰定位的主体性的探寻。比如，在第四十六章中，当沃伯顿爵士来拜访奥斯蒙德并告知他将要很快离开巴黎的时候，詹姆斯为读者描述了一个高度戏剧化又暗流涌动的场景： 突然失去的利益让他极为愤怒，但是他现在一点都不想把这种内心的怒火表现出来——一丁点都不。见到这一幕，伊莎贝尔是否暗暗窃喜，她自己是可能知道的。奇怪的是，很奇怪的是，那是种欣慰之情……他至少能够安慰自己，自己表现得完全没有受到影响，表现得看起来毫不在意，他能够戴上面具，展现出临危不惧的美。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完全抹杀掉了奥斯蒙德女儿潘西嫁给沃伯顿爵士的可能性，使得奥斯蒙德的内心陷入了极度的愤怒当中，但是碍于颜面，他还是不得不痛苦地掩饰住自己的不快。在这个情形下，詹姆斯插入了一句非常意味深长的意识描写：“奇怪的是，很奇怪的是，那是种欣慰之情。”由于这句话是以自由间接引语的形式引出的，所以这个情感判断既有可能是来自于叙述者，也有可能来自于伊莎贝尔。这两种可能性导向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暗含信息：第一种可能性（此句话来自叙述者）暗示着，对于丈夫计划的破产，伊莎贝尔暗自窃喜，并且对自己感到欣慰这一点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体现了现阶段的伊莎贝尔对于丈夫已经跳脱出之前的恐惧和完全服从的状态了；如果是第二种可能性的话，则说明伊莎贝尔对于自己生发出欣慰之情还是有一点“奇怪”之感，甚至是有些愧疚之情——她依旧仍然处于丈夫掌控的阴影之下，心理状态受到丈夫影响极大。可以说，由自由间接引语造成的这种细微差别和不稳定性，富有艺术性地展现了伊莎贝尔在婚姻状态中自主性不稳定的状态。 除了这个例子之外，詹米妮女爵夫人把梅尔夫人的计谋告诉伊莎贝尔后，当梅尔夫人与伊莎贝尔最后一次见面时，詹姆斯再次用细腻的刻画与戏剧化的方式将伊莎贝尔的意识呈现给读者，进而展现伊莎贝尔主体性的逐渐成熟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叙述者依旧存在话语中： 她像被一个使她震颤的尖锐的点触动了，她需要她意志中所有的警觉来抑制她的不安之情……她信心满满的浪潮退却了，她只能滑进港口，无力地靠着底部……伊莎贝尔把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就好像看一个又大又干净的镜子反射的画面一样。 在呈现角色的意识方面，这一段可以说是带有着典型的“詹姆斯式”风格，因为它给读者塑造了一个“我知道你知道了我已经知道了一些事情”这样一种在很多詹姆斯小说中都可以见到的意识表达结构。这一段的前两句使用了不同的感官描写，展现了梅尔夫人在看出伊莎贝尔已经知道真相之后的精神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伊莎贝尔意识活动的展现，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她对“他者”、“非我”个体的共情能力与同情能力的提高：伊莎贝尔可以感受到梅尔夫人被尖锐的点触动，可以与梅尔夫人想要抑制激动之情的想法产生共振，还可以从视觉方面将梅尔夫人受挫的自信心想象为退潮的海浪。换句话说，伊莎贝尔并没有将这次与梅尔夫人重新见面的机会当做一次获得胜利的复仇，而是努力激活了自己感受他人之感受的潜力和能力。通过这样的调动与激活，伊莎贝尔将自己意识穿越过了“自我”与“他者”的分界，使得她对自身主体性的理解增加了一层更加复杂的维度——伦理方面的维度，即伊莎贝尔开始对于其他角色的生存状态进行富有共情力的感知与思考。 除此之外，这段引文的最后一句话——“伊莎贝尔全都看到了……”重新申明了叙述者在整个话语中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就像伊莎贝尔在想象梅尔夫人的感受使用了比喻性的表达（“她信心满满的浪潮退却了”）一样，当叙述者在呈现、解读伊莎贝尔的意识时，也用了比喻性的语言：“就好像看一个又大又干净的镜子反射的画面一样”。也就是说，伊莎贝尔（作为梅尔夫人意识的观察者）和叙述者（伊莎贝尔意识的观察者）都在努力调动起自身想象力的潜能努力“阅读”其他人的想法。正如评论家劳拉·勃林格所说，“亨利·詹姆斯邀请我们把阅读看作是一种伦理冒险，这种伦理冒险再现了经验生活中主体性是一种关系型本体的理念”。顾恩也提到，这样的叙事方式具有伦理层面的重要意义，因为它体现了“对待他者意识内部复杂性的公平态度”。这种观点也在马莎·努斯鲍姆的理论和对詹姆斯作品的分析中有所体现，她认为，詹姆斯对道德哲学所作的重要贡献在于，“詹姆斯的文本是作为一个人物角色丰富的想象的结果而被呈现出来的，这些人物角色努力地像解读文本一样理解其他角色，以求不贬低他人的价值”，进而为读者提供了一种道德方面的榜样。可以说，通过对于伊莎贝尔意识的戏剧化呈现，通过艺术化地使用自由间接引语进而形成叙述者与角色自身的叙事张力，作者给了伊丽莎白主体性赋予了伦理道德维度的内容。有了这种伦理维度，伊莎贝尔成长为一位拥有了活跃意识的同时，还能够对其他角色进行耐心阅读的“读者”。换句话说，她逐渐意识到，如果想要建立自己的主体性，她必须要对他者、非我的存在应有的尊重，必须要激活意识的力量对他们进行应有的细致解读和认知。詹姆斯将伦理道德问题的探讨细腻而深刻地融入进叙事艺术当中，启人深思。 所以，当伊莎贝尔探索主体性的过程融合了上文所探讨的伦理道德维度之后，在整部小说的结尾，伊莎贝尔的意识在敏感度、想象力与共情能力方面都与故事开头相比有了很大的提升。她能够主动向她的丈夫说明“沃伯顿爵士只能将新娘引向祭坛”；当再次回到英国时，她能够十分敏锐地感受到花园庭院充满着一种“联结的氛围”；当目睹了姨妈的生活状况时，她可以遥想到，如果自己也选择像姨妈这样的生活态度的话，自己在以后将会变成“一位没有记忆的老女人”。更重要的是，当她接受古德伍德的亲吻时，她活跃的意识使她感受到： 他的吻就像是一道白色的闪电，在一闪、又一闪后停止；这样的吻是非常震撼的，就好像，当他亲上来的时候，她能够感受到在他那尖锐的男子气概下的每一件事情都不会让她开心，他的脸庞，他的形状，他的存在中的每一份具有侵略性的事实，都凸显出他强硬的身份，并与亲吻这个富有占有欲的行为融为一体。 这段描写生动地展现出了伊莎贝尔在拥有了更强烈的感受能力与更复杂的感知本领之后，如何运用自己意识的能动性对古德伍德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印象。一方面，伊莎贝尔对于意识更加驾轻就熟的把握体现了她在追求自我意识与主体性的时候，努力融合吸收社会性、伦理性维度的结果，使她不再是故事刚开始时那个处于被动位置上、被客体化的凝视对象。但在另外一方面来说，这一段引文依旧是以自由间接引语的形式出现的，叙述者声音与角色自身声音的张力，仍然使得伊莎贝尔为主体性抗争的结果处于一种模棱两可、值得商榷的状态。伊莎贝尔是从那个角度来说不喜欢古德伍德？这是她的真实想法吗？如果叙述者用另外一种更加直接的方式呈现伊莎贝尔的意识，结果还是一样的吗？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被詹姆斯故意隐去不谈，进而创造出了极大的一个探索道德困境的美学空间。正如米西亚·胡西所言，“伊莎贝尔被塑造成一个根本没有受到文本任何束缚的角色，她挑战了这部小说在形式、社会关怀方面的静态背景，并作为一种不定的、无形的、美丽的饱和形式呈现在读者前”。 在文章最后，伊莎贝尔终于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她看了看周围；她听到了些声音；随后她把手放在门闩上；她曾经并不知道往哪边转动；但她现在知道了。面前出现了一条非常直的道路。 “面前出现了一条非常直的路”——这条路也许会非常直，但是这也只是从伊莎贝尔自己的视野和角度来说的。对于他人甚至读者来说，这条路可能是蜿蜒的、曲折的甚至是无法辨认出来的。在这里，詹姆斯实际上在鼓励读者在发挥自己意识能动性和想象力的基础上充分调动自己的观察、感知，进行独立的对于伊莎贝尔决定的思考，进而不受到作者的束缚并得到自己的结论。这种“作者对文学创作的控制”与“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之间的张力，使得整部小说的富有感染力与穿透力，所以，即便在本书问世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旧在毫无厌倦、饶有兴致地探索着“伊莎贝尔为什么要巴黎”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一封写给格蕾丝·诺顿的信中，詹姆斯曾经这样描写过人类意识的力量： 意识是一种无穷的能力，虽然在很多时候它是痛苦的意识，但是在意识像海浪一样一波又一波地生长的时候，我们便可以永远不会停下去感受……意识使人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可能最好不要忽视它的力量。 《世界文学评论》通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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