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米拉·T·萨姆杜布(Mila T Samdub)
本文是对苏库马尔的《午夜的机器》及其“班加罗尔意识形态”的系统性驳斥。作者认为，其从根本上是一种对“数字黄金时代”的政治炒作。在这一过程中，以苏库马尔为代表的技术精英与印度教右翼政客结成了政治同盟。为了使印度的年轻一代相信当下转型的深远意义，“就必须塑造一个落后的、低效的过去，与先进、发达的现在形成对照”。作者认为，这种政治炒作正是“政府及其活动在班加罗尔、孟买的企业家盟友”有关“数字印度”议程的核心。苏库马尔鼓吹“技术官僚体制”，认为技术专家作出决策往往没有像政治家那样的意识形态偏好，能够为社会方案提供理性上的最优解，坚信“技术”可以远离“政治”。接着，苏库马尔以是否支持技术治理为标准，重新构建了独立后印度的历史。他将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定性为“技术怀疑论者”，认为这种“将政治凌驾于技术之上”的态度导致了印度独立后长期发展缓慢。本文作者认为，苏库马尔的以上论断是对事实的歪曲。通过广泛引用各方面研究成果，作者指出，尼赫鲁是一个主张工业化的现代主义者，其许多政策预期说是出于“科技恐怖主义”不如说是受制于独立后印度的限制性条件。此外，印度的技术管理恰恰奠基于尼赫鲁时代，特别是马哈拉诺比斯以统计技术重构了印度国家治理的模式。在批驳完苏库马尔在历史方面的谬误后，作者指出其更大的缺陷在于没有关注到技术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历史的看，技术发展不仅仅会带来善，其也有可能会为榨取性剥削体系服务。此外，技术也可能会失败，且往往是“边缘群体为之付出代价”。最后，文章对苏库马尔为代表的技术精英-新自由主义支持者能否通过与印度教右翼结盟实现其规划做了悲观的预测。尽管苏库马尔把与印度教右翼的结盟视为“将他们的设计付诸实施的必要条件”，但事实上印度教右翼追随的是自己独立的议程。尽管苏库马尔等人极力掩盖印度教右翼上台以来的许多乱象，提出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使印度走上善治之路，但他们也无法说服大多数人相信，“现在的不平等和暴力会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未来”。文章的最后，作者对“班加罗尔意识形态”的性质下了判断：其并没有克服旧技术体制的所有缺陷，而仅仅是对当下执政联盟合法性的辩护，并为一个“披着民粹主义外衣的剥削性体制”服务。南亚问题研究小组特编译此文，供大家批判参考。
图源：网络 2015年，科技行业亿万富翁南丹·尼莱卡尼（Nandan Nilekani）在与软件工程师维拉尔·沙阿(Viral Shah)合著的《重启印度：实现十亿人的愿望》一书中宣称：“政府的本质是一个平台。我们谈论的是以技术为核心对政府进行重构，从根本上重塑政府的目标、角色与履职其职能的方式”。自2009年以来，一场实现该书所构想愿景的运动正在进行，Aadhaar生物识别系统等各种数字系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即是重要例证（译者注：Aadhaar是指12位的唯一身份号码，印度公民和在申请注册日期前12个月内居住超过182天的外国居民可以根据他们的生物特征和人口统计学数据自愿获得）。现在，尼莱卡尼及其伙伴正致力于将数字系统进一步推广至医疗保健、教育等所有公共领域。此后，印度建立了无数用于身份识别、支付、医疗保健与电子商务的平台，供政府和私营公司使用。 在莫迪政府领导下，上述数字基础设施正被大规模投入使用。莫迪政府热衷于将自己描绘成一个高效的技术官僚政府，并且利用技术最大限度拓展自身权力。印度民众使用CoWIN平台注册接种新冠疫苗（译者注：CoWIN，Covid Vaccine Intelligence Network，是印政府为新冠疫苗接种登记的门户网站，由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所有并负责运营），使用Aadhaar数字身份认证系统信息开立银行账户，使用统一支付接口结算杂货费用，此外还使用大量数字系统接收各种福利计划给予的好处。作者得知，这种（往往是被动的）数字化带来了一场 “数字革命”，极大地改善了印度普通民主的生活。随着莫迪的“数字印度”计划覆盖面的扩大，传统的技术官僚形式正在被削弱。2015年，莫迪政府成立了国家转型委员会（NITI Aayog，专司改革的印度国家机构），该机构取代了印度“计划委员会”（Planning Commission）的地位，后者是后殖民时期技术官僚的栖身之所，被认为是脱离现实需求、依赖抽样调查与五年计划的过时机构。莫迪青睐的技术官僚并不是旧秩序中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或社会科学家，而是一群伪装成首席执行官的精明官僚。而通过引入班加罗尔初创公司设计的灵活数字系统，印度官僚机构本身也正逐步发生改变。旧的数据形式也正在被淘汰。自1872年以来，尽管历经战争和饥荒，印度的人口普查仍坚持每十年进行一次。然而，原定于2021年的人口普查却被一再推迟；现任政府计划在2024年底进行人口普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各种调查的结果被长期隐瞒，掩盖了有关贫困、失业和经济增长的真实数据。数据新闻记者鲁克米尼（Rukmini S）在2021年出版的《完整的数字和一半的事实》（Whole Numbers and Half Truths）一书中指出，越来越多独立收集的统计数据被行政数据取代，这让准确评估印度的经济社会状况变得异常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进行。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数据更丰富、但信息量却更少的环境中，“数字印度”的核心吸引力不在于其提高“效率”的具体证据，而在于“转型”的表面光环。由政府及其活动在班加罗尔、孟买的企业家盟友制造的光环使印度民众相信，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新印度”，甚至连街头小贩也使用电子支付。在数字印度，技术统治论（technocracy）不仅是一种治理方式，也是强有力的政治品牌宣传。这种对“数字黄金时代”的炒作从本质上是基于当下的历史情境。为了让现在精通技术的新世代确信印度正在进行一种颇具意义的转型，那么就必须塑造一个落后的、低效的过去，与先进、发达的现在形成对照。阿伦·莫汉·苏库马尔（Arun Mohan Sukumar）2019年的著作《午夜的机器：印度技术的政治历史》（Midnight's Machine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echonology in India）是迄今为止构建“落后”历史的最全面尝试。该书将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因素提炼成技术创新者在逆境中奋起前进的的“胜利故事”。考虑到苏库马尔本人一直热衷于吹捧1980年代以来的自由化浪潮，印度近代史上的“准社会主义”年代（quasi-socialist decades）在他眼中堪称噩梦。《午夜的机器》一书结合了对精英政治家的抨击、对“软印度教特性”的青睐以及对尼莱卡尼（Nandan Mohanrao Nilekani）等新时代技术官僚的称颂，是对所谓“班加罗尔意识形态”（Bangalore Ideology）的直观表达，而这种技术官僚新自由主义是“数字印度”的源泉。苏库马尔在国家、智库和私营部门之间混得风生水起，他是一个完美的“圈内人”，也是印度转型的受益者。他在由信实集团资助的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内负责网络倡议模板，该智库与莫迪政府的国家政策关系密切。此外，苏库马尔目前还是印度软件行业协会(iSPIRT)的核心义务工作者，该机构使Aadhaar面向私营企业开放，而且目前正努力将这种模式输出到世界其他地方。另外，苏库马尔还是国家转型委员会的前CEO、印度G20“协调人”（G20 Sherpa）阿米塔布·康德（Amitabh Kant）的女婿。尼基尔·梅农（Nikhil Menon）在2022年出版的《计划民主》（Planning Democracy）则提出了与苏库马尔不同的说法。梅农强调，今天由数据驱动的技术官僚制应该追溯至尼赫鲁时期对统计技术的开创性运用。在梅农看来，印度的“数据革命”（data revolution）肇始于20世纪40年代规划师马哈拉诺比斯（Prasanta Chandra Mahalanobis，印度数理统计学家）的工作，马氏创立了“印度统计研究所”并且领导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通过回顾20世纪40至60年代印度统计学与计划经济的历史，梅农认为，目前看起来前所未有、空前绝后的技术变革都可以直接追溯至历史上重大试验的源头。即使是在后殖民现代性的鼎盛时期，国家的技术官僚政策也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梅农非常敏锐地记录了由此产生的一种奇特联盟关系。例如，计划委员会的政策专家与印度苦行僧协会（Bharat Sadhu Samaj，印度教神职人员的组织）之间注定失败的合作，给当下目印度教右翼与技术官僚之间的联盟蒙上了不祥的阴影。虽然梅农的论点颇具说服力，但他夸大了20世纪50年代和当代之间的连续性，并且难以解释“数字印度”的独特创新以及莫迪治下的印度更宏观的社会经济状况。批判性地综合阅读苏库马尔、梅农，以及纳西尔·提亚布吉（Nasir Tyabji）、阿扬萨·苏布拉马尼安（Ajantha Subramanian）和纳菲斯·阿齐兹·哈桑（Nafis Aziz Hasan）等人的一系列最新著作，我们可以拼凑出一幅更完整的图景，更好地理解印度政府运用技术的方式在独立后的七十五年间的“变”与“不变”。自20世纪初起源于美国以来，“技术统治论”的核心信念便是技术以及少数技术精英应该凌驾于政治之上，为社会带来最理想的治理结果。这种“家长式”的自负成为独立后印度治理的基石，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随着数字技术通过手机、二维码和面部识别，以一种不均衡但持续的方式渗入日常生活，政府和私营企业也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民众生活。今天的技术官僚制相比以往更加普遍，也更具有“榨取性”，它促进了财富的向上聚集，同时也能够为暴力性质的政权“装点门面”。长期以来，认为技术可以凌驾于政治之上的观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苏库马尔将1947年以来的印度历史描述为一场“政治与科技的斗争”。他指责一批又一批爱管闲事的政客在印度独立后的头几十年里阻碍印度的发展。这段历史被他划分为四个具体“时代”。在最初的“天真年代”（Age of Innocence），尼赫鲁政府早期以颇具理想色彩的乐观主义确立了政治对技术的统治地位，这为以后的数个时代奠定了基调。但是，根据苏库马尔的说法，尼赫鲁对技术及其可能性的看法太过天真，最终导致全国工业化计划的宏伟愿景一败涂地。随着尼赫鲁逝世及1962年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中印度大败，对技术的“天真”认知开始让位于“怀疑”论，由此开启了一个由左倾民粹主义政府统治的时代。在苏库马尔的叙述中，政府对科技的主导在这一时期逐渐得到巩固。到20世纪80年代，民众对技术发展的渴望再也无法被压制。在这个“斗争时代”（Age of Struggle）中，精通技术的政客与官僚开始摆脱前两个时代的“怀疑”论思维，为之后“再发现时代”（Age of Rediscovery）奠定了基础。苏库马尔所描述的最后一个时代，正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这一时代始于2000年，恰逢技术服务崛起为印度经济的主导部门，印度举国全心全意拥抱技术。始终贯穿这四个时代的争论是一种技术官僚理念，即“政治干预操纵并阻碍了技术进步”。苏库马尔认为，政治操纵的主旋律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插曲。作为国家发展承诺的一部分，印度国家物理实验室的科学家将大量精力投至为平民研制太阳能炊具的工作中，而这个想法正源自政治机构。人们本希望这种设备能够在农村地区广泛应用，以此减少燃料成本、帮助克服长期困扰印度的饥荒问题。为此，该设备在国内、国际层面都得到了广泛宣传，《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尼赫鲁本人享用太阳能煮食的消息更是被各大印媒广泛宣扬。尽管受到了最高层不遗余力的政治支持，经过多年研发努力，印度科学家们还是未能生产出可以投入使用的消费者科技。由于炊具研发来自尼赫鲁的最高命令，即使印度科学家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太阳能炊具根本不可行，但仍继续在这个注定失败的项目上耗费时间。苏库马尔称，该项目失败的原因是其“试图讨好政治家并且迎合民众的情绪”，并将其称为一个“警示人们绝对不能将科学用于政治目的的故事”。这可能是一种夸张表述，但仍然发人深省。然而，在苏库马尔的笔下，这个有关太阳能炊具的偷梁换柱事件成为了对尼赫鲁时期进行彻底重估的基础性论据。苏库马尔所勾勒的尼赫鲁形象，与那位自述自己宁愿选择一个技术官僚而非四个普通官僚，并将大坝设施称为“现代印度庙宇”的总理相去甚远，苏库马尔版的尼赫鲁对“技术及其使国家实现真正现代化的能力持怀疑态度”，并且“相信若使印度人骤然接触技术的强大力量，会对技术产生严重依赖”。这并不是我们印象中所熟悉的工业化现代主义者尼赫鲁，而是一个认为人类缺乏“道德能力”对技术进行合理运用的技术恐惧症患者。苏库马尔认为，这种技术恐惧症导致尼赫鲁将印度国家资源尽数投入“本土化”“印度化”技术项目之中。他声称尼赫鲁的这一遗产在英迪拉·甘地对“适当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呼吁中得到延续，并在今天对“本土创新”（Jugaad technology）的价值化中产生共鸣。为了使民众免受技术危害，尼赫鲁致力于投入资源发展太阳能炊具等颇具雄心但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社区发展计划”，该计划旨在为农村地区工业化进行智识准备。苏库马尔写道，太阳能炊具的失败“本应促使尼赫鲁及其顾问纠正政策方向，将资源转向投入私人创新，并为印度科学界和企业界之间的合作创造良好环境”。但恰恰相反，这次失败反而使“整个印度和尼赫鲁本人的关注从'小众’技术转移至大型工业项目”。苏库马尔写道，到20世纪50年代末，“印度拥有很多涡轮机、冶金设备和采矿机械，但路上行驶的摩托车、办公室装备的空调、农场使用的拖拉机或家里的电视的数量却少之又少。除了在媒体报道中见过，大多数印度平民根本没有机会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与技术面对面。'读罢苏库马尔的文章，似乎会形成以下认知：尼赫鲁一手炮制了当时印度的国家经济政策。但这与事实相去甚远。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帕尔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经济史学家特桑卡·伊(Tirthankar Roy)和科学史学家德鲁瓦·雷纳（Dhruva Raina）等学者已经采用各种研究方法追溯还原了支撑尼赫鲁时期工业化的意识形态来源，其最早可追溯至1920年代以及1930年代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具体计划制定。但苏库马尔并没有引用这些学者的观点。此外，尽管苏库马尔热衷于呼吁私营部门创新，但私营部门是否有能力在1950年代进行创新尚且没有定论。事实上，在过去20年里，经济历史学家纳西尔·提亚布吉（Nasir Tyabji）提出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论点，即独立初期的大多数思想尚未解放的印度商人根本称不上是“有远见的资本家”，相反，他们被深深禁锢于封建主义网络之中，苏库马尔也没有引用提亚布吉的观点。在提亚布吉2015年出版的《尼赫鲁的印度锻造资本主义》（Forging Capitalism in Nehru’s India）一书中，他认为相较于投资研究开发新技术，印度商人更有兴趣利用已有的财富通过农村放贷赚“快钱”。新自由主义者对尼赫鲁主义影响下印度“失去的几十年”的哀叹，其前提假设根本脱离了印度独立初期的社会现实。后殖民国家早期对大规模工业的经济承诺，不应该被个人化地还原为“尼赫鲁的技术恐惧症”，而应该被理解为对既有经济条件的务实反应。后殖民时代早期的历史特点是外汇匮乏和国际收支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依赖外国进口制成品很有可能使印度受制于西方列强。相反，印度选择发展本土工业能力，这最终使其得以自行制造更多的消费品。换句话说，独立初期的印度政府有充分的理由将稀缺的国家资源投资于水坝和钢铁厂的建设，而非大量用于进口冰箱与摩托车。虽然苏库马尔同意存在以上条件限制，但在他对这一时期印度技术发展的具体描述中，却认为这些条件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将尼赫鲁塑造成“反技术人士”的形象，是过去几年内抨击尼赫鲁方式的“创新性升级”。这种负面形象塑造使苏库马尔得以构建起贯穿全书的“民粹主义二元对立论”，这种二元论将“技术”描述为面向消费者、站在印度人民一边的机器，而斗争的另一方则是与人民长期对立的政治和科学精英。由于缺乏新的档案研究作为论据支持，以及对既有研究的把握不全面，苏库马尔对后殖民时代早期历史的重新评估，说得好听点是“夸大其词”，说得难听点是“歪曲事实”。这并非某种孤立的错误，而是这本书体现的一种普遍模式。这本书存在诸多弊病，例如选择性引用、简单化的夸张性归纳以及对个性的过度关注。苏库马尔对解释“为什么历史会这样发展”的问题不感兴趣。相反，他巧妙地进行了责任归罪，这种写作方式直接服务于他目前的政治立场。后殖民时代的技术官僚历史通常发端于计划委员会，这个强大的机构在广泛统计调查的基础上为印度的混合经济制定五年计划。苏库马尔将写作重点置于产品消费之上，因此他对计划着墨不多。相比之下，在《计划民主》一书中，梅农通过描写该委员会最杰出的人物之一——马哈拉诺比斯，及其创立的印度统计研究所，重新梳理了计划委员会的历史。马哈拉诺比斯为政府的“进口替代”工业政策提供了基础，而这些政策正是后殖民国家的核心。这就是印度最初的技术官僚制实践。大多数关于计划的历史著作都将其理解为尼赫鲁等国大党精英为新独立印度制定发展道路的一种直接手段。根据不同立场，有人将计划视为使前殖民地贫困国家实现发展的真正承诺，有人则将其视为一种自上而下强加社会主义的粗暴尝试，又或者，如帕尔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的一个著名论点所言，计划是将马哈拉诺比斯这样未经选举的技术官僚安插进决策层，以此为精英阶层利益服务的手段。但是在所有相关叙述中，执行计划的技术——主要是统计技术——仅仅被看作一种为已经确立的政治模式提供科学尊重（scientific respectability）的手段，监督计划的技术官僚也不过是政客的附庸。通过将马哈拉诺比斯和统计学置于最重要的位置，梅农展示了统计技术如何从根本上促进政策制定。计划经济建立在梅农所说的新“数据基础设施”之上。整个国家的消费需求、资源使用以及人力机械需求都必须被计算在内，这样才能使经济变得“可操作”且“容易处理”。统计学是那个时代的“数字革命”。支撑计划经济的数据是通过一种新的计算方法收集的：马哈拉诺比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创了大规模地区随机调查。这些调查使后殖民印度能够对本国经济状况快速进行大致了解。由于这种统计需要进行复杂数据处理，印度在1955年进口了第一台数字计算机。如果翻看“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表格，人们会发现从鞋子产量，到公路建设里程，再到冶炼铁的重量，都有详细的数字记录，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梅农指出，最终统计技术主导了计划制定，印度统计研究所控制了计划委员会，马哈拉诺比斯成为了印度的国家首席计划师。他绝非政客的附庸，而是一个主要制度机构的创建者，一个政治权力掮客，甚至是一个事实上的外交官。他与美苏集团两侧的科学家与政治家建立了全球关系网络，使得印度统计研究所的工作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其中许多技术现已成为印度国家统计的标准化程序。尽管像马哈拉诺比斯这样的精英技术官僚决定了印度的资源分配方式，但他们仍宣称自己的立场完全中立。即使他们的工作支撑着整个后殖民时代的印度经济秩序，统计学家也并不承认政治。马哈拉诺比斯总是将自己视作真正的科学家，他对经济学家保持警惕，并且希望像理解物理学那般理解经济，期望得到价值中立的唯一答案。这就是为什么他经常把有关本人政治立场及其经济处方的政治意涵等问题抛在一边。所有这些都是政治性问题，马哈拉诺比斯宣告，“我只对物理学感兴趣”。这种所谓的中立发展战略在20世纪50年代被普遍接受，但第二个五年计划并未实现其从根本上促进印度经济增长的承诺，并且不得不立即缩减规模。梅农只用了短短几行文字说明这一结果——“简而言之，进口大大超过了出口”。梅农对历史的叙述止于计划作为经济行动议程被引入世界的那一刻。尽管他在该书后半部分专门讨论了国家在民众中宣传计划的尝试，但他却对印度民众的物质水平现实受到计划统计计算的真实影响却只字未提。遗憾的是，《计划民主》一书仅将内容局限于统计学、计划和政府的互动，并没有试图深入了解马哈拉诺比斯统计计划对大多数印度百姓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就像马哈拉诺比斯时代的技术官僚一样，今天印度的技术官僚制是家长式的、超然于制度（extra-institutional）且难以被追责的（unaccountable）。技术官僚的决策可以与政治分离的观念，是技术官僚制持续吸引力的根源。现代技术官僚思想可追溯至1910年代的美国，当时在社会科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带领下，一群经济学家与计划学家发起了一场后来被称为“技术官僚公司”（Technocracy Inc）的运动。他们的核心信念是，技术以及技术知识可以用来为社会争取最优结果，而免受政治动机的干扰。在今天的印度，苏库马尔便是这种思想流派的一个典型代表，尽管他并非正统。苏库马尔著作的最后一章描述了一种理想的技术官僚模式。他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官僚应该满足三个要求”：其一，坚定不移地相信技术能够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其二，在政府中担任正式角色，有权赋能科技企业发展；其三，能够获得同职业、同专业背景的同行、同事的忠诚和服从。然而，在这段历史中，进步技术主义的通常怀疑对象基本上没有出现。马哈拉诺比斯马哈拉诺比斯符合苏库马尔的要求（也许比后殖民历史中的任何人都要多），但在《午夜机器》中只值得提到三处，其中一处是与20世纪30和40年代成为迈索尔宰相（译者注：diwan of Mysore，是迈索尔王公的总理和顾问，这一职务直到1950年被废除）的土木工程师维斯瓦拉亚（M Visvesvaraya）的对比：“在这位精通数据的技术官僚面前，伟大的马哈拉诺比斯只是一个数字计算者”。萨姆·皮特罗达（Sam Pitroda）是一位从美国归国的工程师，在20世纪80年代负责将电子电话引入印度，他通常是印度计算机历史的主角，却只被提到了三次。对皮特罗达的精雕细琢使苏库马尔能够夸张地宣称：“尼莱卡尼是第一个为公共部门引导技术风险的企业家”。相反，苏库马尔把一个不太可能的三人组作为技术官僚的反面教材来颂扬：维斯瓦拉亚、尼莱卡尼和领导印度太空计划的物理学家维克拉姆·萨拉巴伊。尽管苏库马尔列出了看似客观的“要求”，但对他来说，技术专家的形象并不明晰。这三个截然不同的人唯一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精明的政治企业家，在国家和私营企业之间游刃有余，对技术和政治变革的风向有如预言家般敏感。苏库马尔理想中的技术官僚与风险投资家没什么两样——在硅谷的神话中，风险投资家拥有近乎神一样的力量，能够洞察并投资于下一件大事。苏库马尔并不避讳这种比较。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印度是一个创业公司，萨拉巴伊就是它的完美投资人”。尽管这些人背景出身优越，但苏库马尔不厌其烦地将他们刻画为引导大众对技术渴望的形象。为此，他有选择、有策略地运用了种姓、宗教和阶级的批判。（性别问题从未出现过，因为这个故事中的每个角色都是男性。）即使在苏库马尔直截了当地指出他们同时代人的精英主义，他也轻易地让自己选择的技术专家脱身。因此，他指出，核物理学家和机构建设者霍米·巴哈(HomiJ Bhabha)“利用富裕的帕西人（Parsi）网络来资助昂贵的项目”。珊蒂·斯瓦鲁普·巴特纳加尔(Shanti Swarup Bhatnagar)在20世纪40年代领导了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据苏库马尔说，他是“尼赫鲁的星期五”（注：星期五是《鲁滨逊漂流记》中主角鲁滨逊的好帮手），而克里希南则建立了国家物理实验室，他们都被描述为“出身文人家庭的高种姓男子，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有相当的财力”。苏库马尔写道，政府的科学机构由 “孟加拉士绅（Bhadralok）阶层”（译者注：巴德拉洛克，直译为绅士阶层）统治，“由S.N.玻斯（Bose）等孟加拉婆罗门主导”。【对种姓的批判并没有错，但细节却很不严谨。玻斯不是婆罗门，而是卡雅斯塔（Kayastha，“文书阶层”）。】但在描述他所选择的三人组时，苏库马尔改变了态度。萨拉巴伊（Sarabhai）是古吉拉特邦最富有的工业家之一的后代，在他的童年时代就有一个私人物理实验室供他使用，家庭网络在他的崛起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然而，当萨拉巴伊的同龄人还在“努力使技术惠及更多普通印度公民”时，这位物理学家却能切实做到这一点。苏库马尔写道，因为他能“同样轻松地跨越受过剑桥教育的科学家和商人的世界（amdavadi baniya）”。作为一个可亲的巴尼亚（译者注：商人，属于吠舍种姓），萨拉巴伊几乎听起来像一个人民的代表。他来自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译者注：印度西北与古吉拉特邦的第一大城】，在那里，商人种姓群体占主导地位。虽然苏库马尔将尼赫鲁描述为对技术怀疑论者，但他对正统的国大党领导人、印度教大斋会(Hindu Mahasabha)创始人马丹·莫汉·马拉维亚（Madan Mohan Malaviya）不乏溢美之词。马拉维亚和维斯瓦拉亚被描述为“在如今的印度还很活跃的一个思想流派的开山鼻祖，认为技术将不可避免地改善公民的生活方式”。苏库马尔写到维斯瓦拉亚的“监督指导”，他“甚至在独立后也得到了政策制定者的极大尊重”。事实上，维斯瓦拉亚是一个狂热的种姓主义者。1918年，他抗议为非婆罗门人设立保留区，还因此辞去了迈索尔宰相的职务。苏库马尔辩白道：“这是否反映了他的家长式态度或是对政治阶级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我们无从判断。”如果这种将上层种姓的委曲求全和巴尼亚的企业家精神重塑为大众情绪的做法听起来很熟悉，那是因为：这些也是今天印度教右翼所使用的民粹主义剧本中的关键修辞手法。技术在失败时最直截了当地显示出其力量，而往往是那些边缘群体为之付出代价。但失败并不适合苏库马尔的模式，除非它可以被用来抨击精英政治家。1984年的博帕尔毒气灾难是有史以来最致命的工业事故之一，但他只用了半页的篇幅来分析。同样地，对国家和公民造成破坏的环境崩溃也完全没有被提及。事实上，苏库马尔对臭名昭著的杀虫剂DDT大加赞赏，但只字不提其对环境和健康的不利影响。苏库马尔对技术塑造社会的结构形式几乎未着墨半点。他没有提到通过绿色革命巩固上层种姓农民的地位，没有提到社交媒体为增加针对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暴行提供便利，也没有提到在福利分配中实施“基本卡”（译者注：Aadhaar，印度公民的身份证件，包含12位数字和证件持有人的生物和社会识别信息）的灾难性后果，这些全都有据可查。人类学家阿詹塔·苏布拉马尼亚（Ajantha Subramand）在其2019年的《优绩的种姓》（The Caste of Merit）中，描述了工程教育和作为上层种姓机会之地的信息技术部门如何加强婆罗门秩序。当然，这完全超出了苏库马尔的视野。相反，苏库马尔关注的是他所说的技术“威力”，即有可能破坏社会凝聚力。这个想法来自于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他认为1960年代电视等技术在美国的兴起导致了社会的原子化和公民意识的消退。这种关于技术“非社会化倾向”的叙述吸引了常识性的恐惧，但却没有多少证据。当父母责备孩子们花太多时间看屏幕的时候，他们所依赖的就是这种恐惧。为了证明后殖民时代印度的这些缺陷，苏库马尔只引用了2017年一份对3500名年轻人的调查，该调查显示智能手机的使用更加普遍，但志愿服务却没有相应增加，这几乎不是经验证据的黄金标准。比起后殖民国家所追求的技术发展形式所造成的具体灾难，苏库马尔更擅长谈论对技术导致社会崩溃的不明确的担心。这很适合他。如果我们把技术及其失败看作是政治性的，那么解决它所造成的问题就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但如果把技术看成是一个神秘的个人化领域，与共同生活的事业分开，就为解决技术问题提供了神秘的空间：一批能够以稳定的方式指导社会的技术官僚占卜师。苏库马尔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技术专家比政治家更有效率或更有能力，他也不需要这样做。在苏库马尔笔下，技术官僚制成为对有抱负的中产阶级上层阶级的一种修辞呼吁，他们认为自己是政治和混乱的、等级森严的、过时的权力体系的受害者。这就是由平民党（Aam Aadmi Party）正在玩弄、印度人民党极其擅长的民粹主义政治戏剧，他们将企业家置于政治家之上，将消费品置于工业之上，将首席执行官置于规划者之上，将任人唯贤置于保留权利之上，将技术置于政治之上。从马哈拉诺比斯到尼莱卡尼的技术官僚体制，从尼赫鲁对科学计划的承诺到莫迪对数字印度的拥抱，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是如何从抽样调查的技术官僚政体变成实时数据库的？苏库马尔和梅农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这一时期的主要经济转变是1990年代后印度大规模软件服务业的崛起。记者迪尼希·夏尔马（Dinesh Sharma）在2015年出版的《外包商：印度IT革命的故事》（The Outsourcer: The Story of India’s IT Revolution）一书中详细介绍了这段历史。虽然IT行业的主导地位对印度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但对苏库马尔来说，它的主要作用是打开了长期受国家限制的印度“心理”。外包兴起后，印度人开始“赋予技术一种使命感”。他写道，到千禧年之交，世界“已经直接向印度程序员伸出了手”，而印度这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是技术和公民之间关系的调解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挺身而出”。然而，苏库马尔错过了国家本身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转变。萨姆·皮特罗达回到印度，将印度的电话从模拟切换转换为数字切换，堪称科技界的传奇，但苏库马尔基本上忽略了这一点。由远程通信发展中心（Centre for Development of Telematics）运营的电信任务，即所谓的远程通信任务，迅速改善和扩大了印度的电话规模。正如学者伊蒂·亚伯拉罕（Itty Abraham）所说，随着它的成功，“任务模式”这种新的技术发展模式逐渐揭开序幕，很快就被应用于扫盲、饮用水、免疫和油菜等领域。1988年，社会科学家哈什·赛提（Harsh Sethi）写道，这种模式“利用了我们对无能和低效机构厌恶”。换句话说，它是现在的前车之鉴，其中支撑数字印度的公私合作关系建立在透明和高效的承诺之上。与此同时，专注于20世纪50年代的梅农有意断言，“正是印度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计算机带到了次大陆，远早于其自由化的资本主义模式”。这是事实，但也是不真实的，因为计算机已经不再是马哈拉诺比斯时代的样子了。随着计算机的小型化和网络化，可以在更多的地方使用计算机，以更频繁高效地生成更多数据。印度统计研究所（ISI所）使用的主机与现在无处不在的联网设备所实现的治理形式截然不同。人类学家纳菲·阿齐兹·哈桑（Nafis Aziz Hasan）在《超载、过剩、蠕动》（Overload, Excess, Creep）一书中谈到了数据驱动的权力变化形式，该书是最近一本专注于“来自印度的互联网”的优秀书籍。根据哈桑的说法，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RDBMS，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是这一时期引入的新软件，它使数据能够通过网络从远程移动和操纵，这在规模上是前所未有的。在1984年的新计算机政策刺激进口自由化之后，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被引入印度，并于20世纪90年代在政府和私营企业中普及开来。哈桑写道，这些新的数据库技术支撑了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国家运作中的一些重大转变。从印度铁路售票系统到土地记录管理，RDBMS慢慢地改变了国家过去以纸质化办公为主的官僚机构。许多人把国家职能的私有化的兴起归功于自由化的新经济激励。而哈桑认为，现代政府治理特点在于，通过允许远距离操作数据，RDBMS让私人经营者能够承担大量政府工作，最终形成大规模的公私合作关系。也许比任何其他因素更重要的是，正是这些数据库实现了“数字印度”的幻想，即政府可以跟踪和分析任何一个实例，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块土地。RDBMS使数据的意义从抽样调查产生的关于广泛部门的综合数据转变为关于一切的细化和无处不在的数据。哈桑的大部分证据来自于对编码和部署这些基础设施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民族志访谈。这些信息员并不推销宏伟的设计，而是直言不讳地介绍了系统的故障和维持运行所需的劳动。据他们说，RDBMS的日益普及不仅增加了错误量，为保持政府记录正常运行所需的维修量也在不断上升。在网络化的RDBMS时代，地方官僚已被转化为数据输入工。如果公民曾经动员社区网络和地方压力来说服地方官僚，那么今天他们必须寻求在功能失调的政府数据库中修复和维持自己的存在。哈桑指出，等待这些修复的农民将数字化视为“一种骚扰形式，通常是身体上的骚扰，包括多次前往办公室、法院，雇用和支付律师，等待数月甚至数年才能解决他们的错误”，而这与尼莱卡尼和苏库马尔所承诺的光鲜形象相去甚远。哈桑把这描述为一种“临时的、迂回的、低级的痛苦”，相当于“缓慢的暴力”。这远远超出了土地记录的范畴，延伸到所有被数字化的治理领域，如福利、医疗保健，甚至公民身份的事实本身，如阿萨姆邦无情的国家公民登记程序中表现的那样。只要这些错误没有得到解决，许多印度人就会生活在不稳定的状态下，被剥夺了宪法所保障的利益或权利。这是“数字印度”的活动家、记者和民族志学者一而再再而三发现的现实。数据治理的新技术已经塑造了福利、权利和公民权的实践，而且几乎都是在朝恶化的方向发展。对苏库马尔来说，尼莱卡尼是这个数据库国家的救世主，一个“从寒冷中走出来的技术专家”。他写道，在自由化之后，政府似乎已经放弃了在推动技术进步上的作用，“直到尼莱卡尼介入其中”。尼莱卡尼用一个头脑灵活的首席执行官的方式来处理印度这个“巨大的、笨重的公司”。一旦基本卡制度在几年内被不择手段地推广到超过10亿印度人手中，尼莱卡尼就主张复制基本卡模式，即用一种由国家建立平台让私营公司操作的方法，来解决印度所有最困难的问题。苏库马尔写道：“尼莱卡尼培养的技术官僚制，似乎有望对印度的治理产生深远影响，”极大地调整了国家的秩序，为私营企业和创新开辟新途径。苏库马尔称这是“科拉曼加拉(Koramangala)的镀金时代”（译者注：科拉曼加拉为班加罗尔最大的社区之一。班加罗尔为印度著名的高科技制造业枢纽，又有“印度硅谷”之称），显然他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转变。他还认为，19世纪美国历史上的镀金时代，不仅是私人财富惊人积累的时期，也是国家能力增长的时期，为20世纪30年代新政时代的福利主义政策铺平了道路。对我们印度人来说，不言而喻的含义是，现在的不平等和暴力会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未来。当然，有很多证据可以反驳这种新自由主义的骗局。在RDBMS之后，基于基本卡平台的引入使得福利更加具有排他性，公民身份更加不稳定，这对印度本已薄弱的社会保障网是一个重大打击。尼莱卡尼比苏库马尔更加直白，将这称为：“涓滴效应”（trickle-up）。同时，技术官僚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联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印度的技术官僚通常宣称与进步主义和世俗主义有关。尼赫鲁希望广泛的“计划意识”（五年计划意识）甚至可以使“地方主义、社区主义、种姓主义的歪门邪道'不那么具有吸引力’” 。这并不是后来发生的历史。今天，技术主义和印度教特性（Hindutva）已经形影不离。然而，尽管表面上不可能，这对组合事实上有更长的历史渊源，梅农在他的书中更有趣的部分叙述了这一点。从1956年开始，计划部长古尔扎里拉尔·南达（Gulzarilal Nanda），一个以“牛奶、水果、煮熟的蔬菜和坚果”为生的虔诚的现代主义者，带头发起了一项新的倡议。计划委员会招募了印度的苦行僧（sadhus），目的是将计划“传播给不识字的人和数百万不熟悉习语的宗教人士”。这些圣人最初被印度教大斋会斥为“国会苦行僧”，他们自己组成了一个官方机构——“印度苦行僧社会”（Bharat Sadhu Samaj，BSS）。然而，他们最终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组织保护奶牛的集会和其他隐蔽的社区活动。梅农写道：“可能他们对支持国家比计划更感兴趣。”他们可能只是在口头上为计划服务，实际上追求自己保守的社会和宗教议程。苦行僧们作为国家仆人的生涯以灾难告终。1966年11月7日，BSS召集的一次保护奶牛的集会导致十几万名苦行僧袭击议会，并在德里市中心发生暴乱。在暴力事件中，有40人受重伤，8人死亡。到了晚上，政府宣布实行宵禁，军队上街巡逻。创立该机构的图克多吉·马哈拉吉（Tukdoji Maharaj）后来成为世界印度教大会（Vishva Hindu Parishad）的创始副主席之一。在其国家赞助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BSS参与罗摩祖地运动（Ram Janmabhoomi movement），庆贺巴布里清真寺被毁，这恰是印度教特性成为国家政治力量的标志性时刻。正如帕尔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曾经说过，“在非政治领域追求的理性战略......有产生意外情况的令人不快的习惯。”在印度，即使是一个公开的世俗和政治的技术官僚的力量，也不得不通过大众政治的范畴来掩饰种姓、社群、宗教。但是，对许多人来说，技术官僚和宗教之间的区别一开始并不明显。“对南达来说，物质和精神是不能分开的，”梅农写道，“经济发展只是国家精神复兴的一种模式。这是对经济进行抽象化的一种不同方式：像马哈拉诺比斯这样的技术官僚用统计表和投入产出表来看待经济，而南达和BSS则将经济与精神视为连续体。苏库马尔对他喜欢的技术专家之一马丹·莫汉·马尔维耶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非常关心提升和复兴他的宗教，他认为这将通过技术主导的现代化来实现。”就过去几十年来大众政治的范畴而言，技术官僚制和宗教之间的契约自1950年代以来扩大了。苏库马尔曾指出，莫迪提供了“用未来的工具来实现曾经辉煌的印度教共同体”的愿景。不幸的是，苏库马尔放弃了这一思路，并在短时间内提出，“总理已经能够维持他对技术的倡导，不受教条或意识形态的束缚。”苏库马尔甚至更进一步，认为“印度的社群暴力不再以大规模暴乱的形式出现，而是以社交媒体上局部谣言的微侵略形式出现。”在该书出版后的第二年，53人在德里东北部的社群暴力事件中被杀，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位印人党政治家在社交媒体上的仇恨言论引发的。即使把近年来司空见惯的对穆斯林的私刑说成是“微侵略”也是一种对该犯罪的轻描淡写。苏库马尔肯定也知道这一点。今天，印度教右翼是任何希望获得权力的人必须接触的中心。苏库马尔和他的英雄尼莱卡尼都不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但是，对于班加罗尔的工程师和他们在新自由主义智囊团的盟友来说，印度人民党的印度教特性政治是将他们的设计付诸实施的必要条件。作为上层种姓的印度教徒，他们不会觉得这个妥协太难接受。苏库马尔认为，莫迪毕竟只是“一个渴望理解和接受创新的技术官僚”。1995年，数字理论家理查德·巴布鲁克（Richard Barbrook）和安迪·卡梅伦（Andy Cameron）结合自由市场理想、嬉皮士的反权威主义和技术决定论，认为加利福尼亚意识形态是“即将到来的信息时代的异质正统”。在今天的印度，班加罗尔意识形态结合了反政治的民粹主义、对国家的劫持和温和的印度教特性。由于国家有能力以人民的名义进行大规模胁迫，因此国家是这一思想流派的核心。如果像梅农所说的那样，加尔各答——马哈拉诺比斯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印度统计研究所——曾经征服了德里，那么今天，在尼莱卡尼的领导下，在苏库马尔等人的宣传下，班加罗尔正在征服德里。在2023年，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印度应该如何治理的常识，为该国所有主要政治力量所认同。在《午夜机器》的发布会上，讨论该书的小组成员包括阿米塔布·康德和国会议员沙希·塔鲁尔。该书的封皮上印有现代印度杰出历史学家的光辉简介。该书在取悦印度人民党的同时，也引发了反对党国大党和其他所有介于两者之间人的无限遐想。班加罗尔意识形态为印度教右翼政客和数字资本家组成的新执政联盟的权力和特权提供了辩护。它让数字印度保留了旧技术体制的所有体制外因素和不负责任行为，同时促进了一个披着民粹主义外衣的剥削性体制。作者简介：米拉·T·萨姆杜布(Mila T Samdub)是耶鲁大学法学院信息社会项目的研究员。本文编译自《大篷车》（The Caravan）2023年3月26日文章，原标题为：The Bangalore ideology —How an amoral technocracy powers Modi’s India 原网址为：/books/amoral-technocracy-powering-modi-india-nandan-nilekani本期编辑：关云逸 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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