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不为人知的尝试苏联纪录片导演在华“解放之旅” 
东野南下部队 
东北翻身农民踊跃参军支前 
解放军义务帮助农民收割庄稼 
科帕林与助理在剪辑室工作 
苏联朋友镜头下的巍峨长城 
苏联摄制组镜头里的北平青年排练秧歌舞 ◆常立军
1949年初，苏联著名纪录片导演科伊利亚·科帕林受邀率队来华，准备拍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影片，向全世界报道这一伟大时刻。然而，由于战争尚未结束，客观条件不足，科帕林一行未能完成拍摄使命，但他们客观上为后来的中苏合作拍摄起到了探路先锋作用，尤其是他们留下的日记，成为了解中国革命史和中苏关系的宝贵史料。
匆忙受命
1948年底，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第4814-1890SS号决议，责成电影部提交拍摄有关中国解放区人民生活的纪录片的方案。次年1月，电影部向联共（布）中央报告，打算拍摄两部大型故事片和一部纪录片，“展现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和独立所做的英勇斗争”。根据计划，故事片由导演格拉西莫夫和多夫任科负责，而暂名《中国》的纪录片由科帕林担纲。很快，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给出肯定的答复。
由于纪录片拍摄相比故事片更需要“抢时间”，苏联电影部便安排科帕林一组先行赴华，到完全解放的中国东北和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改名北京）去拍摄。由于是重大的政治任务，苏方与中方密切对接，只用6天就办妥了摄制组出国手续。根据中共解放区的建议，为保证安全，科帕林一行基本待在火车上，联共（布）代表特别交代他们虚心接受中方的安排和建议，“来自中国人民民主政权代表的宝贵意见，对你们的工作至关重要”。需要强调的是，科帕林等人启程时，时值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密访西柏坡，会见中共领导人，讨论双方关系发展等最重要的问题。就事后观察，联共（布）在1949年1月就安排科帕林摄制组出发，显然是对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充满信心。
1949年2月6日，也就是米高扬结束西柏坡之行前夕，摄制组到达中国边城满洲里，受到中方热烈欢迎，陪同的中方干部向客人们介绍了东北解放区的形势。在哈尔滨、沈阳、抚顺和大连等地停留期间，科帕林向中方干部提了许多问题，仔细观看中方摄影师已拍摄的军事新闻纪录片（如辽沈战役题材纪录片）。实际上，他们途经中国东北时，情况仍比较紧张，国民党残余土匪特务十分猖獗，解放区公安系统严阵以待，一位懂俄语的女政委向科帕林说：“我们是'红色剑与盾’，会保证你们的绝对安全。”
北平形势
2月21日，摄制组抵达刚解放的北平，也就是未来的新中国首都，解放军东北野战军（3月11日后称第四野战军）官兵在前门火车站热烈迎接他们，15个军人帮苏联摄影师把器材搬到月台，然后开车送到苏联总领馆。当天，北平市长叶剑英接见他们，留守北平的苏联总领事季赫文斯基也来陪同，宾主畅谈未来人民中国的锦绣前程。晚饭后，科帕林受北平警备司令员兼政委程子华邀请，观看解放区摄制的《五一》《体育检阅1947》等纪录片，对中国革命有了更加感性的认识。
第二天，摄制组移住北京饭店，东野有关领导人设宴，请他们享用北京烤鸭。23日晚，季赫文斯基在总领馆设宴庆祝苏联红军节，叶剑英等解放军高级将领都受邀出席，宾主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成就举杯庆祝，由于这些名将都懂俄语，交流起来很顺畅，科帕林不断向东野参谋长刘亚楼询问，何时能开始拍摄，但答复是“等一等”。科帕林回忆，从迹象上看，拍摄暂时有难度，“中方领导优先考虑的是稳妥”。
24日，科帕林被请到东野指挥部，中方领导支持他们下部队拍摄，但北平乃至华北形势复杂，人民政权需要时间巩固，尤其刚接受和平改编的20万国民党军就在城郊，无法让摄制组自由拍摄，这也是先前没给正式答复的原因。但领导表示，摄制组可先访问卫戍北平的第41军，该部全程参加辽沈、平津战役，尤其121师是1月31日首批进入北平的部队，科帕林可与老指战员交流，熟悉人民军队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军事艺术。
突然通知
接下去的日子里，摄制组仍是礼节性地接触了41军，并未展开实际的电影拍摄。原因很简单，肃清散兵游勇和敌特、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打通被毁交通线，已占了卫戍部队大部分精力。于是，科帕林等人更多去参观天坛、白塔、颐和园等名胜古迹。27日傍晚，科帕林接到总领馆通知，称莫斯科指示他们立即回国，时间定在3月2日。从现有档案，并不清楚这一决定出自何人，很有可能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定，主要考虑到中方接待能力，毕竟北平马上要迎接党中央从西柏坡过来，外国电影人在北平逗留，会占用相当一部分接待保障干部资源，增添后勤负担。况且在新中国紧锣密鼓成立的大背景下，拍摄电影并非首要任务，科帕林等人下榻的北京饭店经常被安排召开重要的军事和政治会议，不方便协调。
3月2日晚，季赫文斯基到前门车站为科帕林摄制组送行，但列车发车后，夜里却悄悄返回始发站，因为铁路要优先转运等待改编的原国民党部队。列车直到3月3日凌晨才再次发车，前往中苏边境途中多次停车，其中在山海关停了5小时，到了哈尔滨停了2天，直到3月8日才到达满洲里，宣告科帕林摄制组的中国之行正式结束。
宝贵财富
受客观条件影响，纪录片没能拍成，但苏联电影人依然看到了真实的中国及其人民，并为日后《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等中苏合拍巨作打下了基础。至于科帕林等人的日记，虽然每天都有记载，但更像是随笔，内容不太连贯，且基本没有公开过，其主体部分至今躺在俄档案馆里。
从有限公开的内容看，科帕林等人以亲历者身份，目睹从中苏边境到北平的所见所闻，除了他们，迄今中苏官方文件里都找不到这次旅程的细节内容，因此这些文献尤为重要，成为深入研究中苏关系的宝贵史料。毕竟，当时很少有外国人能在中国解放区穿行，目睹这个国家从废墟上重建的最初努力，听中国亲历者讲述各种各样的故事，而且还能在北京与中共高级领导人接触交往。
科帕林一行在前往北平途中，亲眼看到许多车站建筑遭到破坏，桥梁被炸毁，工厂、住宅和军营变成“骨架”，到处是国民党军遗留的战壕工事，但就在被破坏的铁路路基上，许多解放军和百姓义务劳动，努力恢复交通。他们来华时，正值中国春节，科帕林用职业眼光发现，一路上，不少中国人身穿鲜艳的民族服装、头戴脸谱、踩着高跷、舞着龙灯、敲打着乐器，打着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标语庆祝新年。他还在别的城市发现一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细节，比如棉袄是军人和老百姓的主要过冬服装……这些苏联朋友与其说看到被战争毁坏的国家，不如说看到中国人民及其子弟兵在最短时间内恢复国民经济的不屈意志，看到中国人民蓬勃向上、建设国家的似火热情。所有这些，为我们了解当年中国大地翻天覆地的火热变化提供了一手的宝贵资料。 新民晚报2023.5.29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