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大兴城亦即唐长安城[1]，既是从皇帝、百官到庶民、僧道的生活居住空间，又是帝国各项行政制度运作的舞台，这里是隋唐帝国的核心，因此，对于长安城的理解和研究，是我们研究隋唐时代许多方面的基础。
长安是隋唐帝国政治、经济、军事的中枢，盛唐时代的长安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乃至当时东西方文化的汇聚之都。但从安史之乱开始，长安成为历朝历代军阀劫掠的对象，文化时聚时灭，加上自然力的破坏，使得长安的面貌早已今非昔比，有关的典籍图书也大多散佚。唐代长安地面上的建筑大多早已不复存在，然而其昔日的荣光，仍然通过唐朝的地志、画史、碑记、寺塔记以及诗人的吟咏篇什、笔记小说的故事等等，多多少少地保留下来，可以让我们透过文献记载，去想象大唐都市的辉煌。
对于长安，我们已经拥有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比较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相关文献的整理与增
有关长安的文献，保存下来的主要有开元十年韦述撰《两京新记》残本和北宋宋敏求撰《长安志》，清人徐松以《长安志》为基础，参照其他相关文献，撰成《唐两京城坊考》，成为近人研究长安的奠基之作。在此基础上，近代以来，学者们在《两京新记》的校订、辑佚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2]；并且遵循着徐松的做法，发掘古籍文献记载、考古调查成果以及新出碑志资料，对长安宫室建筑、坊里住宅都进行了大量的增补和考订[3]。
2．都城制度及其演变的探讨
长安以其宏大的城郭、整齐的宫城与坊里设计而给人以突出的印象，学者们为了追寻这种都城建筑设计的思想来源，提出了多种说法，探讨了从《周礼·考工记》所记城郭制度以及汉魏以来北方主要王朝的都城与长安城的关系[4]，虽然迄今尚无一个统一的看法，但这无疑加深了我们对于长安城设计中折中取舍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因素的认识。学者还进一步研究了长安这种整齐划一的都城制度对于隋唐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5]，以及随着唐朝政治的发展，大明宫、兴庆宫的建立改变了长安的宫室格局，从而影响了唐朝中央的政治格局和制度变更[6]，甚至官人的宅第也逐渐从西街向东街转移，形成“东贵西富”的新格局[7]；而长安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得旧有的坊里制度不再适应新经济体制和文化需求，从而导致了坊墙的突破和侵街现象的出现[8]。
3．考古发掘的成就
对于长安城的考古发掘，为我们正确认识文献记载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并且把长安局部的研究细致到一砖一瓦。虽然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到目前为止的成果还是非常有限的，但我们已经从有关考古发掘的报告中，重新认识了唐长安城的地基、坊里的基本情况[9]，大明宫及其内部含元殿、麟德殿的建筑布局在逐步澄清[10]，长安城明德门、含光门的基址有助于推测其壮观[11]，大寺院如青龙寺、西明寺、实际寺也部分揭露出来[12]，还有西市遗址、何家村宝藏以及扶风法门寺地宫等处的发掘[13]，都为长安的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实物资料。
4. 历史地理研究的丰富成果
对于长安城及其周边地域的历史地理学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方面，大到长安城周边的环境变迁、自然山河对城市的影响、长安与各地的交通路线，小到坊里名称的变化，宫室、寺院或住宅的位置所在，都有不同层次的探讨[14]。
然而，相对于长安的重要性来说，我们对于它的研究还是非常不够的，涉及的方面也不够广泛。特别是多年来的长安研究，主要局限在历史地理、考古、都城建筑等学科范围，而没有和长安丰富的历史内涵结合起来。
笔者在研究隋唐史和敦煌学的过程中，不断在思考一个问题，即长安是兴盛的大唐帝国的首都，敦煌是唐朝丝绸之路上的边陲重镇，由于特殊的原因，敦煌藏经洞和敦煌石窟保留了丰富的文献和图像数据，引发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敦煌学研究热潮；相反，虽然有关长安的资料并不少于敦煌，但因为材料分散，又不是集中被发现，所以有关长安的研究远不如敦煌的研究那样丰富多彩，甚至也没有建立起像“敦煌学”那样的“长安学”来。然而，只要我们读一下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关于长安千福寺的记载，看一看《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关于其家藏文献文物的有关文字，我们就可以断言，敦煌资料的丰富远远不能和长安相比拟[15]。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惊叹于敦煌艺术的精美，那当年长安寺院的图画一定更加精美绝伦；如果我们说敦煌文献丰富多彩，那也只是长安寺院藏经阁或学者书斋的冰山一角。
为了追寻长安昔日的辉煌，笔者组织了《两京新记》读书班，希望借助这部开元十年的著作，部分复原盛唐长安的景象，并以此为基础，来探讨长安的社会、文化等等方面。
长安的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读书班更加强调以下几方面的研究视角。
1．打破从北到南的长安文献记载体系，注意地理、人文的空间联系。
因为自从《两京新记》以来，有关长安坊里的专书都是从北向南依次叙述的，这种叙述方式必然影响到研究者对长安的理解，使得人们常常更多地考虑南北坊里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了与东西相邻坊里的联系。其实，由于长安北面是皇宫禁苑，虽然有南墙上的三座门通向城南广阔的天地，通向终南山，乃至巴蜀湘江。但从社会生活、东西交通等诸多角度来说，从金光门到春明门和从延平门到延兴门的两条大街，对于长安的意义更加重要。即使北面被皇城隔断的部分，东西的关联也大于南北，如《两京新记》记辅兴坊金仙、玉真二女观称：“此二观南街，东当皇城之安福门，西出京城之开远门，车马往来，寔为繁会。而二观门楼、绮榭，耸对通衢，西土夷夏，自远而至者，入城遥望，窅若天中。”东西南北的道路，把一些里坊从空间上联系起来，使得坊和坊之间的一些建筑物得以归入一组，而坊里之间一些人物的交流情景也就浮现出来，这在唐代的文学作品中有生动的写照[16]。
2．从政治人物的住宅和宫室的变迁，重新审视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
过去研究发生在首都长安的政治事件的论著，很少注意事情发生的地点和与事件相关的人物所处的地理位置，陈寅恪先生曾强调玄武门的地理位置及其地势高低在玄武门之变中的重要性，是关注地理因素在政治事件中所起作用的少有的做法。其实，不论是玄武门之变还是唐朝前期历次宫廷革命，皇帝和争夺皇位的双方所处的地点，都是取胜与否的重要因素[17]。而仔细分析从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的争夺皇权的斗争各方所居住的地点，可以清楚地看出李氏家族和武、韦集团成员，是泾渭分明地分别住在宫城和皇城东西的大坊中的[18]。而唐玄宗以后不再发生皇子争夺政权的流血事件，和玄宗把皇子集中到长安城东北角的十六宅加以集中管理有密切关系[19]。
唐朝中央的职官设置和运作，更是与相关职官的衙署密切联系在一起。开元时玄宗听政于兴庆宫，天宝以后诸帝转移到大明宫起居，都对唐朝中央官僚体制和权力结构产生重大影响[20]，其中内侍省从太极宫掖庭西南角隅之地，迁徙到大明宫右银台门内唐朝中枢神经的核心地带，为中晚唐宦官专权创造了有利的地理空间[21]。从政治人物的活动地点和一些重要的官府所在地，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唐朝政治史的演进和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
3．走向社会史，对于长安进行不同小区的区分并分析研究。
前人已经总结出长安城内坊里“东贵西富、南虚北实”的特征，妹尾达彦先生对于唐朝官人从西街向东街的迁徙走向做过详细的研究，给我们以许多启发。长安是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都会，其城内范围之广阔，其与城外别墅、山林、寺院的广泛联系，构成长安城内外的不同区域特色，从社会史的角度来探讨长安城内城外这些不同区域的特点，将会使我们更加仔细地观察到长安社会的一些细部，同时也可以揭示出长安社会的一些变化情形。由于吐鲁番文书中幸存下来唐朝前期新昌坊当铺的文书，对比唐后期文人官僚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细微地观察到唐代前后期新昌坊的人文和自然景观的变化[22]。而条理分析终南山与长安城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让我们看到长安社会的一个重要侧面[23]。
4．找回《两京新记》的故事，追索唐朝长安居民的宗教、信仰以及神灵世界。
从目前保存下来的《两京新记》卷三的抄本和《太平广记》保存的一些佚文来看，《两京新记》区别于《长安志》以下记载长安坊里的著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伴随着一些著名的建筑物，不论是贵族百姓的住宅，还是官衙或寺宇，都有生动的传说故事。有些故事在后人看来荒诞不经，所以被《长安志》的作者、正统的历史学家宋敏求删削迨尽，但事实上这些故事恰恰反映了长安居民的宗教信仰，并且赋予某些建筑物以人文色彩。《长安志》以下的长安坊里研究，受宋敏求的影响至巨，今人的研究更是以考证地理位置、新增宅第为主要目的，只要见到一方墓志，即补一个宅第，甚至使父子异户，夫妻分居，我曾在课堂上戏称长安研究几成“录鬼簿”。其实，把《两京新记》散失的故事找回来，我们可以从中聆听到长安居民讲述的美妙传说，观察长安居民的神界鬼域，思索长安居民的精神境地。那些今天看来是荒诞的故事，纔是长安历史的真实；那些鬼怪传说，纔是长安的精神世界。
长安是唐朝最辉煌的佛寺道观所在，但丰富多彩的佛教、道教研究论著中，大多数是有关宗派和人物的研究，很少涉及他们所住或所学的寺院。长安的佛寺道观既是名僧高道的修习讲学之地，也是皇家、贵族、官僚、百姓供养的对象，它们和世俗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唐朝前期的几个皇帝，都和某所大的寺院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寺院有的是他原来的本宅，像唐中宗和荐福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非同一般[24]。即使是保存下来的材料十分稀少的祆教神祠，如果汇集各地祆祠的有关记载，我们也可以观察到长安祆祠的社会功能[25]。对于长安各种宗教寺宇及其相关人物的研究，必将加深我们对唐朝宗教、信仰以及宗教社会史的认识。
长安的研究充满了魅力，长安的研究也是颇有收益的。我们的读书班虽然还没有结束，但已经陆续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上面提到了从我们的研究视角出发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我们编辑这卷以“长安：社会生活空间与制度运作舞台”为题的研究专辑，为的就是集中展示长安研究的成果，我们邀请了妹尾达彦、齐东方教授赐以专文，并汇集相关的一些研究成果，如关于祭祀、台阁、陵墓的研究，我想这必将大大丰富人们对长安社会、文化的认识，推进唐代历史的研究。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我所主持的“《两京新记》读书班”的研究工作，得到北京大学“盛唐研究”计划的资助，并得到北大中古史中心的大力支持，没有这里的丰富藏书，也就无法开展这项研究工作。在编辑这卷研究专辑的过程中，得到雷闻博士和王静、毕波两位同学的大力帮助，朱玉麒教授在北大历史系做博士后研究期间，也积极参与此项研究，他也为本卷的编辑出了力，在此我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原载《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2，1-8页。）
[1]以下为行文方便，以长安城统称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
[2]周叔迦《订正〈两京新记〉》，原载《服部先生古稀祝贺纪念论文集》，1936年，503-521页；收入《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下集，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953—968页；岑仲勉《两京新记卷三残卷复原》，《史语所集刊》第9本，1947年，545—580页；收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福山敏男《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及び解说》，《美术研究》第170号，1953年，31-66页；收入《福山敏男著作集》之六《中国建筑と金石文の研究》，105—184页；平冈武夫《唐代长安和洛阳·资料篇》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30页；陈尚君《晏殊〈类要〉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23-336页。
[3]主要成果有张忱石《唐两京坊宅补遗》，《古籍整理与研究》1988年第2期，38—72页；阎文儒、阎万钧编着《两京城坊考补》，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杨鸿年《隋唐宫廷建筑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4]主要观点见那波利贞《支那首都计画史上より考察したゐ唐の长安城》，《桑原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弘文堂，1930年，1203-1269页；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二章附都城建筑，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Arthur F. Wright,“Symbolism and Function”，Journalof Asian Studies,24,1965, pp.667-679；田中淡《隋唐建筑家の设计と考证》，《中国の科学と科学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8年，209—306页；妹尾达彦，“The Urban Systems ofChang'an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D.583-907”, Historic Cities of Asia.An Introduction to Asian Cities from Antiquity to Pre--modern Times, Ed. byMuhammad Abdul Jabbar Beg, Malaysia 1986, pp.159-200；又《长安都市计划》，讲谈社，2001年；Xiong Cunrui,“Re-evaluation of the Naba-Chen Theory on the Exoticism of Daxingcheng, theFirst Sui Capital”,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35, 1987, pp.136-166；又“The Planning ofDaxingcheng, The First of the Sui Dynasty”,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37,1988, pp.43-80；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279-285页；郭湖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宫室制度沿革——兼论日本平城京的宫室制度》，山田庆儿、田中淡《中国古代科学史论（续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1年，753-805页；傅熹年《隋唐长安洛阳规划手法的探讨》，《文物》1995年第3期，48—63页。
[5]参看徐苹芳《唐代两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考古》1982年第6期，647—656页；妹尾达彦《唐代の科举制度と长安の合格礼仪》，《律令制——中国朝鲜の法と国家》，东京，1986，239-274页；又《唐长安城の仪礼空间——皇帝仪礼の舞台を中心に》，《东洋文化》第72号，1992年，1—35页；金子修一《唐の太极殿と大明宫——即位仪礼にぉけるその役割について》，《山梨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第44号，1993年，52-64页。
[6]参看佐藤武敏《唐长安の宫城にっぃて》，《江上波夫教授古稀记念论集——考古、美术篇》，东京，1976年，227—241页；松元保宣《唐后半期における延英殿の机能について》，《立命馆文学》第516号，1990年，71—115页；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构成》，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又《唐代宫廷防卫与宦官权力渊源》，朱雷主编《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45-58页；妹尾达彦《大明宫的建筑形式与唐后期的长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期，97—108页；又《中唐の社会と大明宫》，《中唐文学の视角》，东京创文社，1998年，339—356页。
[7]妹尾达彦《唐长安城の官人居住地》，《东洋史研究》第55卷第2号，1996年，35—74页。
[8]刘淑芬《中古都城坊制的崩解》，《大陆杂志》第82卷第1期，1980年，31—48页；氏着《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441—480页；史念海《唐长安城外郭城街道及坊里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1期，1—25页；氏着《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272-312页；李孝聪《唐代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以坊市制的演变为线索》，李孝聪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248—306页。
[9]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79—94页；陕西省博物馆、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钻探组《唐长安兴化坊遗址钻探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43—4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城安定坊发掘记》，《考古》1989年第4期，319—323页。
[1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马得志《1959--1960年唐大明宫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7期，341—344页；刘致平、傅熹年《麟德殿复原的初步研究》，《考古》1963年第7期，385—392页；傅熹年《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原状的探讨》，《文物》1973年第7期，30—48页；又《唐长安大明宫玄武门及重玄门复原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131—15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1995——199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3期，341—406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1期，33—39页；傅熹年《唐长安明德门原状的探讨》，《考古》1977年第6期，409—412页；又《对含元殿遗址及原状的再讨论》，《文物》1998年第4期，76—87页；马得志《唐长安皇城含光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5期，441—448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青龙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5期，322—327、321页；又《唐长安青龙寺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231—262页；又《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45—55；安家瑶《唐长安西明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唐研究》第6卷，2000年，337—352页。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发掘》，《考古》1961年第5期，248—250页；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革委会写作小组，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30—42页；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0期，1－26页。
[14]主要成果见武伯伦《古城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1-3卷，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85年；李之勤《西北史地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论文集第一辑），西安，1998年；又《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论文集第二辑），西安，1999年；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又《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15]参看荣新江《盛唐长安：物质文明闪烁之都》，《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47-53页。
[16]本卷所收朱玉麒《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即从文学作品中揭示了许多长安坊里间的人物关系。
[17]参看孙英刚《唐前期宫廷革命研究》，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7卷，2001年，263-288页。
[18]参看本卷所收孙英刚《隋唐长安的王府与王宅》和蒙曼《唐代长安的公主宅第》两文的相关部分。
[19]参看本卷所收孙英刚《隋唐长安的王府与王宅》。
[20]参看王静《唐大明宫的构造形式与中央决策部门职能的变迁》，《文史》2002年第4期，101—119页。
[21]参看王静《唐大明宫内侍省及内使诸司的位置与宦官专权》，《燕京学报》，2003待刊。
[22]王静《唐代长安新昌坊的变迁——长安社会史研究之一》，《唐研究》第7卷，2001年，229—248页。
[23]本卷所收王静《终南山与唐代长安社会》。
[24]孙英刚《长安与荆州之间：唐中宗与佛教》，荣新江主编《唐代的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125-150页。
[25]参看荣新江《北朝隋唐胡人聚落的宗教信仰与祆祠的社会功能》，《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385-4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