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秦时期姓氏相别，界定明确，功用不同，不得混用。故而先秦时期，“姓氏双轨”，分别使用，同时并存。秦汉以后，姓氏合一,成为定制。姓氏相别的社会功能，演变为以地望相别、区分等级的门阀制度，融入了封建宗法、社会等级、家族功业等文化内涵，也融入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各种特色，形成了兼容并包、多元一体的中华姓氏的文化体系。两千多年来虽然经历了改朝换代的风云变幻，吸纳了多次的“胡汉互化”，但姓氏合一的基本形式，世代相承，流传至今。 姓氏双轨各有功用—— “姓氏双轨”是指先秦时期，“姓”与“氏”这两个标示家族谱系的称号，并用共存而又有所区分的现象;“姓氏合一”则是秦汉以来，姓氏一体化的表述。由“姓氏双轨”到“姓氏合一，是中华姓氏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演变过程，是中华姓氏制度形成和确立的重要标志。 如前所述，“姓”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氏”产生于父系氏族社会。“因生赐姓，姓别婚姻”、“胙土命氏，氏明贵贱”，表明“姓”是血缘传承的谱系，“氏”是地域区分的标志;“姓”的功能是区别婚姻，注重血缘人伦，“氏”的功能是表明族别，强调社会政治地位。二者相辅相成，功用不同。“姓氏双轨”制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从“氏”产生之时起，“姓氏双轨”即开始运行。 如中华民族最早的人文初祖太昊伏羲氏，论其姓源是凤风姓，称其氏号则为伏羲；黄帝轩辕氏，姓源是姬姓，氏号称轩辕；炎帝神农氏，姓源是姜姓，氏号称神农；尧帝姓属姚姓，氏称伊祁；舜为妫姓，氏称有虞；大禹以姒为姓，氏称有夏；商朝以子为姓，以商为氏；周朝以姬为姓，以周为氏。及至周初分封，各诸侯国“姓”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则各自以国命氏、“姓”自“姓”“氏”自“氏”，并用共存，互不相混。只是在不同场合，使用时有所不同。比如，在政治、军事、社交、祭祀等以男姓为中心的重大场合，以“氏”出现，而谈婚论嫁缔结姻亲时，则要严格区分姓之所出，即血缘的传承系统。 由于“姓”取决于血缘，生而有姓，故终生不变，世代相承;“氏”则源出君主所赐，后天而来，可因封赏、地域的变化而一变再变。加之，“氏”的来源中，还有以爵为“氏”，以族为“氏”，以技为“氏”，以谥为“氏”，以字为“氏”，以名为“氏”等多种形式，于是出现了一姓多“氏”的现象。如周王室本为姬姓，在西周大分封中，分封同姓诸侯国达40国之多，姬姓即分支为40个新的“氏”。 又如：周初封舜帝后裔妫满于陈国，遂以陈为“氏”;妫满死后，赐号胡公，又以胡为“氏”;因舜生于姚墟，故以姚为“氏”;妫满后裔中有一支食邑于田，又以田为“氏”。于是“妫、陈、胡、姚、田”被称为“舜裔五姓”。再如鲁孝公后代展禽，因其先人字子展而得展氏，因受封于柳，而得柳氏，死后谥号惠，而得惠氏。公孙鞅因是卫国人称卫鞅，因受封于商而称商鞅，因是卫国公族之孙，也称公孙鞅。再如晋国大夫士会一生中称谓有9个：士会、随季、武子、士季随会随武子范会范武子，其中随、范为封色，士为官职，季为排行，武为谥号，会为名字。这种“姓”、“氏”并用共存的“姓氏双轨”制，历经夏、商、西周，一直延续到春秋末期发生变化。到春秋末期，战国之际，由于社会的急剧动荡，“礼乐崩毁，社会“姓氏双轨”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 首先，从“ 非土命氏氏明贵贱”的角度来看，春秋末期周天子的权威下降，已无力分封和控制诸侯，不再具备“胙土命氏”的实力，诸侯僭越称位，自立王侯者时有所闻，亡国失氏者屡见不鲜。 到春秋末期，周初分封的百余个大小诸侯，仅剩下晋、齐、秦、郑、宋、卫、鲁(、陈蔡、许曹、楚12大诸侯。进入战国时期，的又形成秦楚、齐燕韩赵魏七雄争霸的局面。长期的诸侯割据，兼并战乱，使一些世家大族因灭国或失掉封流离失所，坠命亡氏，降为庶民。而一些地位低下的士人阶层、庶民百姓则乘势而起，逐步登上政治舞台。 如商鞅、范雎苏秦、张仪，即依仗自己的才能功业，列土封候，成为新的贵族阶层，产生了新的氏族。尤其是春秋末期，随着“井田制”的破坏和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及商业贸易的发展，拥有大片土地私有权的地主阶级和新兴的商业人士，逐渐取代了由封建宗法产生的、世袭土地臣民的贵族阶层，成为社会的新贵。如春秋时鲁国人猗顿，早年是“桃则常饥，桑则常寒”，常年不得温饱的一介平民，后弃农经商，“畜牛羊于猗氏之南（今山西临猗县），十年间其息不可计，贵似王公，驰名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商业巨子，遂以发家之地猗氏为“氏”。 再如越国大夫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养”，灭掉吴国后，即挂印而去，经商于四海，成为天下巨富，后定居于帝尧之子丹朱故地一陶邱（今山东平原县），自称陶朱公，以陶朱为“氏”。在“重农抑商”、“重本轻末”的宗法社会里，因经商致富而侧身氏族之列，说明了社会风气的一大变革,“氏明贵贱”的社会功能已失去了其现实意义。 其次，从同姓不得通婚的社会礼制和伦理观念来看，“姓别婚姻”一向被世人所推崇,并以法制和礼制的双重形式世代相延,若有违犯将受重责。但是到春秋末期,由于出于同一古姓的社会集团不断地繁衍增殖，势力范围和地理分布不断扩大，同姓异氏的分支越来越多，血缘关系越来越远，同姓不婚的观念日益淡薄。加之在夫权社会里,男尊女卑的世俗观念十分盛行,买卖奴婢、陪嫁媵妾等社会风气也十分普遍,婚姻已成为具有功利性的社会交易。 尤其是一些同姓异氏的诸侯、贵族，出于政治、外交等多种需求，往往置同姓不婚的祖训于不顾，通过联姻缔亲等手段,实现自身的利益。如出自姬姓的鲁昭公即娶了同样源自姬姓的吴国女子吴孟子为妻,受到孔子的评议;晋平公也因贪图美色娶了与自己同姓的四个美女为妾。由此可见，同姓不婚这一古老礼俗的约束力已越来越薄弱，“姓别婚姻'的社会功能，也日渐减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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