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用《三国演义》谈皖南事变

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长河中，毛泽东很重视进行革命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在阅读《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对书中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毛泽东是很为关注的。这里先介绍毛泽东的一段历史佳话。

1941 年 1 月，我国历史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之后，在如何对待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问题上，共产党内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主张从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全面反击。毛泽东认为：“我们是必须制裁反动派，反击顽固派的，但我们要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任何党员都不许超过自卫原则。蒋介石既有抗战的一面，又有反共的一面，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即既有对中共实行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一面，又有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一面。

我党的方针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对他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一面，采取联合政策；对他动摇和反共一面，采取斗争和孤立的政策。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三者缺一，就要吃亏。”这是对国民党的情况作了极精辟的分析之后提出的极高明的斗争策略。

如何制裁反动派呢？这在《巨人之谜》一书中有生动的叙述：“皖南新四军军部被歼——这是蒋介石杀我们的一刀，这一刀杀得很深。许多人看了这种情形，都非常气愤，就以为抗日没有希望了，国民党都是坏人，都应该反对。我们必须指出，气愤是完全正当的，哪有看这种严重情形而不气愤的呢？但是抗日仍然是有希望的，国民党里面也不都是坏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坏蛋，对于那些敢于攻打进步军队、进步团体、进步人员的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是决不能让步的，因为这类坏蛋，已经丧尽天良，当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们还闹磨擦、闹惨案、闹分裂。不管他们心里怎样想，他们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日本和汪精卫，或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暗藏的汉奸。对于这些人，如果不加以惩罚，我们就是犯错误，就是纵容汉奸卖国贼，就是不忠实于民族抗战，就是不忠于祖国，就是纵容坏蛋来破坏统一战线，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

说到这里，毛泽东慢慢地掏出火柴，点燃手里的那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徐徐将烟喷出，烟雾飘渺，变化无穷。

在场的所有人眼光都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毛泽东吸引了。毛泽东又接着说：“但是这种给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以打击的政策，全是为了坚持抗日，全是为了保护抗日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对于那些忠心抗日的人，对于一切非投降派、非反共顽固派的人们，对于这样的国民党员，是表示好意的，是团结他们的，是尊重他们的，是愿意和他们长期合作以便把国家弄好的。谁如果不这样做，他也就违背了党的政策。”

“为什么呢？”在场的李卓然听得入了神。

毛泽东一手撑腰，一手拿烟。“事理纷繁，重在主要矛盾。你读过《三国演义》没有？”

“读过。”

“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所以当孙权数次讨荆州时，诸葛亮总是一再推诿软磨，而不硬抗，直到最后才让出荆州的部分地方。刘备不了解这一点，派了根本不执行联吴为根本、争夺荆州为要有理有节方针的关羽去驻守荆州。关羽这个人虽然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擒庞德，威震华夏，但孤傲自大，刘备封'关、张、赵、马、黄’五虎大将时，关羽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当孙权派诸葛瑾为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以结秦晋之好，共伐曹操时，关羽却勃然大怒，说：'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诸葛亮）之面，应斩汝首！再休多言’，诸葛瑾抱头鼠窜而去。孙权便攻占了荆州，孙刘联盟瓦解。刘备见关羽被杀，荆州丢失，遂起兵攻打东吴，众臣苦谏都不听，实在是因小失大。

正如赵云所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诸葛亮也上表谏止说：'臣亮等切以吴贼逞奸诡之计，致荆州有覆亡之祸；陨将星于斗牛，折天柱于楚地；此情哀痛，诚不可忘，但念迁汉鼎者，罪由曹操；移刘祚者，过非孙权。窃谓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可是刘备看完后，把表掷于地上，说：'朕意已决，无得再谏。’决意起大军东征，最终导致兵败身亡。”（扬振之等：《巨人之谜》，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0—242 页）

毛泽东的侃侃而谈和口若悬河般的宏论，特别是通过分析《三国演义》这段刘备兵败身亡的历史故事来给大家以启示，便很快统一了全党同志对皖事变的认识。

上述毛泽东谈到的刘备的失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主要矛盾。”“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所以，毛泽东认为：只有“抓着主要予盾，分清主次与轻重缓急，先曹后孙才是大局为重的上策”。

由此可见，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很注意从政策和策略的视角来分析和总结书中谈及有关的历史事件，并能用它来说明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