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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阅中国古代神话，我们发现华夏集团的成长壮大是在不断地同其他部族的征战中逐渐完成的。蚩尤统领的东夷集团九黎族与华夏集团炎黄联盟的涿鹿之战、三苗集团与华夏集团尧、禹、舜部落联盟之战，加速了部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使华夏集团空前发展与壮大，为华夏一汉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心理基础。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与华夏集团炎黄联盟同时代的中原东部有一个东夷集团九黎部落联盟，史称九黎，或称九黎族。“九黎，蚩尤之徒”（《国语·楚语》韦昭注），“九黎君号蚩尤是也”（《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孔安国语）。史载，蚩尤驱逐过炎帝，黄帝摄政时蚩尤有“兄弟八十一人”、或言“兄弟七十二人”“八十人”与黄帝作战。可见，九黎是炎黄时代以蚩尤为首领的东方夷人众多氏族或部落联盟集团的统称。关于九黎的活动区域，史书未见记载，但据蚩尤的活动区域我们可以推测出九黎的活动区域。《逸周书·尝麦解》载“蚩尤宇于少昊”；《路史·蚩尤传》载蚩尤“以伐空桑，逐帝（指炎帝）而居于浊鹿（即涿鹿）”；《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与蚩尤在涿鹿进行大战；《梦溪笔谈》卷三载“解州盐泽，卤色正赤，俚俗谓之'蚩尤血'”。少昊之地在今鲁西北一带，空桑在今山东境内，涿鹿在今河北境内，解州在今山西解县。据此可知，蚩尤所领导的九黎的活动地域均集中在今黄河下游地区。徐旭生先生通过对考古材料的分析研究后指出，九黎为山东、河北、河南三省接界处的一个氏族。蚩尤九黎族利用优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较早地进入农耕定居生活。黄河下游山东、河南东部一带发掘的距今6000〜4000年前左右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有大量的窖藏粟粒，此年代与分布地区正好同蚩尤九黎族生存时代和活动地域相吻合，这应该是蚩尤九黎族的农耕粟作文化遗存。《世本》载蚩尤以金作兵。《管子》亦载蚩尤受黄帝之命制作金属兵器。蚩尤领导九黎之民制作金属兵器与金属器具，提升了作战能力，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九黎族迅速强大。《国语》曰蚩尤九黎族“民神杂糅”“家为巫史”“民匮于祀”。这种宗教现象，从思想上解放了九黎之民，从行动上给人们以自由，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的强盛。九黎部落联盟通过农耕、冶金、宗教等文明行为迅速崛起，成为东夷集团继太昊、少昊部族后又一个强大的部族。至此，东方夷人区已不能满足蚩尤九黎族的发展，他们开始了向外（西）辟土拓疆的事业，于是就遭到了以炎黄联盟为首的华夏集团的反对，由此爆发了神话时代最为激烈的涿鹿之战。涿鹿之战有两次，一次是东方夷人蚩尤九黎族与华夏炎帝部落联盟的战争。文献载：时蚩尤氏强，与榆罔争王，逐榆罔。（《庄子·盗跖》释文）蚩尤乃逐帝，战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逸周书·尝麦解》）帝榆罔立诸侯……蚩尤产乱，出羊水以登九洋，以伐空桑，逐帝而居于浊鹿，兴封禅，号炎帝。（《路史·后纪四》）赤帝即炎帝，榆罔为第八代炎帝。在与黄帝进行涿鹿之战前，已十分强大的蚩尤九黎族与炎帝族在涿鹿交战以争帝位。炎帝榆罔被逐离“九隅”，蚩尤自号炎帝。另一次涿鹿之战是东方夷人蚩尤九黎族与华夏黄帝部落联盟的战争。被蚩尤打败的炎帝族向西北败退，途中在阪泉遭遇到黄帝族。于是炎帝族与黄帝族开战，黄帝“三战得其志”，征服了炎帝族，这就是阪泉之战。炎帝兵败阪泉，作为炎帝后裔的蚩尤于是率领九黎族在涿鹿之野与黄帝族展开了战争，这就是公认的涿鹿之战。袁珂先生说:“是自战国至秦汉，咸有关于黄炎斗争之传说。炎帝兵败，乃又有蚩尤崛起以与黄帝颉抗。蚩尤者，'炎帝之后'（《玉函山房辑佚书》辑《遁甲开山图》），亦言炎帝之臣也，《大荒经》谓'蚩尤作兵伐黄帝'者，盖为兵败之炎帝复仇也。”“应龙杀蚩尤与夸父者，盖夸父与蚩尤同为炎帝之裔，在黄炎斗争中，蚩尤起兵为炎帝复仇，夸父亦加入蚩尤战团，以兵败而被杀也。”“则所谓'蚩尤作兵伐黄帝'者，盖黄炎斗争，炎帝兵败，蚩尤奋起以与炎帝复仇也。”涿鹿之战是中国古代神话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争。《史记·五帝本纪》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魅，雨止，遂杀蚩尤。”涿鹿之战后，蚩尤为黄帝所杀，蚩尤所统领的九黎族从此消亡，其余部一分为三：一部分臣属于黄帝。《管子》载黄帝"得蚩尤而于明天道”，蚩尤受命冶金制兵，帮助黄帝征服各个部族。《韩非子·十过》曰：“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臣属于黄帝的蚩尤九黎族的成员，逐步融入华夏集团，成为华夏族和以后汉民族的渊源之一。一部分不愿臣属于黄帝族的“蚩尤之凶”，被“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恶者于有北”（《古今姓氏辩证》），即“投界有北”（《诗·小雅》）。邹地在今山东邹县，屠地在今山东东平县。被迁往邹屠的蚩尤部分后裔，最后也融入了华夏集团。一大部分九黎族人南徙进入江汉地区，数百年后一个新的强大部族三苗开始出现在华夏族的视野中。至此，这部分九黎族完成了从“东夷”到“南蛮”的变化，九黎族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三苗开始出现并活跃于历史舞台，并一直没有停息过同华夏族的斗争。关于九黎的南迁，文献记载几近空白，但从考古发掘中我们可以找到零星证据。考古发掘一般认为：“大汶口一龙山文化”是东夷文化遗存，分布于黄河下游地区；屈家岭一石家河文化是三苗文化遗存，分布于江汉地区。从墓葬上看，屈家岭一石家河葬式特色以仰身直肢葬多见。在屈家岭文化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二期中还发掘有鬹、盉、蛋壳黑陶杯，这明显是受了龙山文化的影响，也很可能是由于战争促进的文化传播。在石家河文化湖北房县七里河遗址中以灰黑陶为主，大汶口早期以红陶为主，晚期黑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76M1、76M19和76M0遗址中还见有拔牙习俗，男女拔牙率大致相等，皆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般是拔去上颌的两个外侧门齿。另外，还见有随葬猪下颌骨、猎头的风俗。这些习俗基本不见于典型石家河文化，而与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及后来的龙山文化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我国境内的拔牙风俗最早出现在东夷集团，在山东汶上县东贾柏村发掘的15座墓共有人骨17具，拔除侧门齿者竟有10具。大汶口文化先民继承了这种习俗直至晚期。这种习俗后来流传至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居民中，今天云、贵、川的一些少数民族仍然保留这种习俗。以房县七里河等遗址为代表的石家河文化的墓葬习俗表现出了与大溪一屈家岭文化，甚至与石家河文化江汉地区（即中心区域）的不同，而却表现出了与东夷等地大汶口一龙山文化相一致的习俗。这说明在石家河时期东夷九黎之民已进入了江汉地区，而七里河地区是其集中的聚集地。属于东夷文化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距今约5500〜4500年）的文化因素在河南也有分布。在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郑州大河村三、四期、禹县的谷水河二期、鄢陵古城等和属于仰韶向龙山过渡的谷水河三期以及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早期的孟津寺河南、偃师二里头、上蔡的十里铺等五处遗址都发现有大汶口文化的陶器。这说明中原与东夷交流频繁。另外在中原的仰韶文化墓葬遗址中还发现有随葬品和墓主拔牙、头骨变形习俗，这与大汶口文化墓葬习俗完全相同，这些人肯定是迁徙至此的东方夷人。这说明了在大汶口文化晚期有相当一部分东方夷人从山东迁到河南东部及中部生活。文献记载的蚩尤作乱、九黎南迁，正好与考古发现相一致。据考古资料推测，九黎被黄帝打败后，一部分南迁，他们沿颖水、涡河到达豫东平原，而后溯颖水及其支流贾鲁河到达豫中的平顶山、许昌、郑州等地，继而西进到达豫西的伊洛地区，而后他们又从豫西迁到鄂西北的七里河一带，形成了新的部族三苗。另外，三苗后裔苗族迁徙古歌也证明了九黎的南迁：他们的先祖居住在大河（黄河）边，首领是格蚩爷老（蚩尤）。战争中格蚩爷老被杀，余族被迫南迁到大江（长江）边。后来战争又起，他们又被迫西迁进川贵黔大山中，于是成就了苗族。南迁进入江汉地区的九黎，靠其先进的文化与农耕技术，支配领导融合了江汉地区原有的土著，形成了新的实力强大的部落联盟集团三苗。三苗，文献中又称有苗、苗民、南蛮，亦称三苗国。高诱注《淮南子·地形训》曰：“三苗，盖谓帝鸿氏之裔子浑敦，少昊氏之裔子穷奇，缙云氏之裔子饕饗，三族之苗裔，亦谓之三苗。”这种解释源于《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载的“四凶”，其解释为后人所接受。袁珂认为：“所谓三苗，相传就是帝鸿氏的后代浑敦，少昊氏的后代穷奇，缙云氏的后代饕餐。这三族人的苗裔，因为反对尧把天下让给舜，尧杀了他们的国君，他们就逃到南海来合组成一国。”把“三苗”解释为“三”族之苗裔，有望文生义之嫌。“三”应为“众多”之意，所谓三苗，是九黎南迁江汉地区后融合了众多土著氏族所形成的新的部落联盟集团的统称。关于三苗的族源，学界一般有两种观点：三苗来源于九黎；三苗原本就是居住在江汉平原的土著居民。持三苗来源于九黎的观点认为，三苗是由九黎演变而来的。其依据主要为古文献记载：三苗，九黎之后也……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国语·楚语》）苗民，即九黎之后，颛顼诛九黎，至其子称为三苗。（《尚书·吕刑》郑玄注）另郑玄、韦昭对《礼记衣疏》作注时都认为“有苗为九黎之后”。“三苗”“苗民”“有苗”为“九黎”之“后”，“三苗”复“九黎”之德，或曰“三苗之君”“习”“蚩尤”之“恶”，都是说“三苗”作为“九黎”的后裔继承了“九黎”的习性和传统。故近人梁启超在《太古三代载记》中说：“三苗九黎，一族两名。”伍新福先生亦认为：“蚩尤九黎部落集团在同炎黄华夏部落战争中遭到失败之后，其中相当一部分部落成员向南退却，在江淮、江汉和洞庭、彭蠡间形成新的部落集团'三苗国’。”另外，也有学者从音韵学的角度来说明三苗是从黎氏发展来的。《山海经·大荒北经》载“驩头生苗民，苗民釐姓”。俞伟超说因釐、黎上古音同字通，“釐姓”当即“黎姓"，故认为三苗是从黎氏发展而来的。持三苗原本就是居住在江汉平原土著居民的观点认为，九黎和三苗是中国历史上两个不同时代的两个独立的族群，九黎是距今五六千年前炎黄时代黄河下游的东夷部族，三苗是距今四千多年前尧舜禹时代江汉地区的南蛮部族，不能混为一谈。从考古发掘上看三苗文化遗存尚红重彩，与宗教活动相关的器皿多用红陶，而东夷和中原的习俗和宗教活动多以龟甲、兽骨作为通灵占卜的工具，故此有“苗民弗用灵”。“灵”当为“巫”，正是因为三苗的巫教与东夷和中原的不同才被骂“弗用灵”。习俗宗教上的差异说明了三苗原本就是存在于江汉地区的土著民。另外，禹帝时代，“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战国策·魏策二》），战败后南迁的东夷九黎之民“不起”的原因，可能是饱受战乱的九黎之民不愿再起战事，更可能是三苗九黎非同族故“不起”。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三苗和九黎不存在祖源关系，三苗就是江汉的土著。而我们认为：三苗是迁入江汉地区的九黎族后裔，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融合当地土著，逐渐形成的新部落联盟集团。九黎后裔是三苗集团中的主导与核心。首先，从考古发掘上看，分布于江汉地区的屈家岭一石家河文化被认为是三苗文化遗存，分布于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一龙山文化属于东夷文化遗存。蚩尤所处时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一石家河文化的年代与大汶口文化一龙山文化的年代大体相当，屈家岭文化晚期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这说明，当蚩尤领导九黎族在东夷生活并与炎黄战斗时，在江汉地区同时存在着未命名的土著居民，他们创造了屈家岭一石家河文化。后败退至江汉的九黎族融合当地土著居民，形成了三苗。从此九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三苗开始出现于历史舞台上。《国语》曰“三苗复九黎之德”，韦昭释为“行其凶德，如九黎之为”，《伪孔传》亦曰“三苗之君效蚩尤之恶”。其言外之意是：九黎的文化主导影响着三苗，换言之，三苗是尊崇效法九黎与蚩尤的。于是在华夏集团眼中三苗与九黎成为一丘之貉，故提起三苗之恶，必言九黎、蚩尤。而且华夏集团后裔尧、舜、禹对三苗一直打击，直至消灭。这亦可说明，三苗是以九黎后裔为核心和主导的融合土著氏族所形成的部落联盟集团。综上，涿鹿之战后，九黎败走江汉后，江汉地区恰有三苗出现，故有人认为三苗源于九黎。当东夷之九黎被黄帝消灭于华北地区后，而江汉地区始有三苗登上了历史舞台，且江汉地区与东夷地区同期考古文化上又存在着差异，故也有人认为三苗是土生土长在江汉平原上的土著居民。而我们的观点是：战败后的九黎族部分成员从东方夷人区南退至江汉地区，支配领导融合那里早已存在的土著民，形成了以九黎为核心与主导的力量强大的新的部落联盟集团三苗，这是历史事实，也符合早期民族融合的普遍形式与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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