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帝舜的姓氏，历来争议很多。虽然先秦姓氏有相混的情况，但是姓为血缘组织、氏为地缘组织的性质却不容否认。许多证据表明，帝舜属于太皞氏一族，所以其本姓为风。后来改姓姚，可能源于皋陶二女。有虞氏之“虞”，来源于帝舜远祖虞幕早年所居的虞城。探讨先秦的姓氏问题，也应当结合当时的社会形态、婚烟习俗和戎祀二事等几个方面加以考察。有一段时间，学界对于夏文化的讨论很热。随之而来，“帝舜”的问题似乎也得作重新审视。文献上关于“舜”的记载既多且杂乱.不可信的地方比比皆是。故而，顾颉刚甚至断言：“（舜的故事）是战国时最大的故事。”鉴于考古资料的稀少以及考古学文化与远古部族对应的困难，从礼俗规律上来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知道，从婚极起，经过氏族、胞族、部落、联盟到民族、国家是人类学家摩尔根揭示的古代社会递次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姓氏的源流和变化规律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活化石。目前，学者讨论“姓”与“氏”的性质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以梁启超、丁山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姓为母系时代的产物、母系血统的氏族遗迹；氏为父系成立以后的产物、父权时代的氏族组织。很显然，这种意见源于“男子称氏，妇人称姓”（见郑樵《通志·氏族略一》）说与近代氏族研究的简单嫁接。二是以吕思勉、马雍等人为代表。他们把姓当作“氏族的称号，由女系易而为男系”，而以为“氏是所以代表一姓之中的枝派”。这种意见多采纳自古以来的姓氏书，没能深入考察辨析。三是以刘师培、刘节等人为代表，他们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把姓、氏加以区分。刘师培认为：“古者氏与姓别。姓由于血统，氏由于徽识。”并且指出：“古代之所谓部落者不称国而称氏。……《左传》曰：'胙之土，而命之氏。’此氏字最古之义。土即氏也。”后来，刘节总结道：“严格地说来，姓氏有很大区别，其渊源都在古代的图腾。姓是血缘的关系，氏是地缘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杨希枚提出了姓族和氏族的严格差别，他说：“（姓和氏）分别指称先秦社会的姓族（clan or gens）和氏族（political-local group）组织；前者系具血缘世系关系的亲族集团（kinship group），后者则系邦国或采邑之类的政治区域性集团。”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比较可靠的。不过，很多时候姓、氏常常混合难分，姓变氏、氏变姓的情况也不少。所以，这样辨姓、辨氏的工作通常多要依靠远古族属的研究。我们探讨帝舜的姓氏问题将采取综合考察的方法，既依靠文献又详加考证，既信从考古材料又慎下断语，既排列姓氏谱表又重视部族樊篱，既从姓氏礼俗的规律入手又注意其灵活性。帝舜是远古传说中的五帝之一，然而甲骨、金文不载“舜”字。所以，我们主张抛弃以“舜”字求“舜”义的方法，另辟蹊径。东晋郭璞曾云：“俊亦舜字，假借字也。”（见《山海经》卷一四《大荒东经》）又云：“俊宜为喾。”（见《山海经》卷一六《大荒西经》）可见，他主张帝俊、帝舜、帝喾为一人。到近代，王国维以甲骨文作依据来论证舜即俊即喾即夔，郭沫若、卫聚贤等也持这种意见。我们认为，帝俊即帝舜是成立的。自古旧说把帝舜当成华夏族的帝王正统，但是现代史家多以为非。也有学者如谢维扬赞同旧说，他说：“按《鲁语上》，舜是黄帝的后裔，故这个部落联合体也是以华夏集团成员为主导和主体的。”我们认为，此说理由不充分。据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远古帝王的族属极不相同。现代有二族说、三族说，也有所谓五族说。其中，三族说影响最大，大体以蒙文通、徐旭生的河济（华夏）、海岱（东夷）、江汉（苗蛮）三集团为代表。我们认为，三族说大致反映了部族的分布及相互间的亲缘情况。然而在三个集团中，帝舜的归属仍有较大分歧。徐旭生、蒙文通等主张其属华夏族颛顼支，同时也指出这一支实际上与东夷族杂居。但是，自王国维说“O”字以来，持东夷说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以卫聚贤、姜亮夫为代表的殷族说盛行一时。此说仅以夏、殷两族的消长来概括远古部族的活动，似乎有比附之嫌。此外，又有舜为太皞族一说。此说较早由童书业提出，他说：“太皞即帝喾。”又说：“舜似即帝喾(帝俊）。”尔后，张树明十分肯定地说：“古史传说中的太皞氏即帝舜这一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我们认为，此说有一定的可靠性。在这个问题上，郭沫若力主帝舜为“夷人中较早融入华夏族”的说法颇给人以启发。《国语·鲁语上》有句话一直是华夏正统说的证据，即：“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甚至，有人据此而以尧为有虞氏的先祖。这句话出自周人所造谱系，离史实恐怕有距离。我们先谈谈下半句的问题。根据文例，尧舜似应为父子关系，但古史却说是翁婿、君臣关系。然而，这种翁婿关系亦当可疑。就史料而言，《山海经·中次十二经》仅提“帝之二女”，郭璞早已疑此二女并非尧之二女。从氏姓来讲，娥皇即常羲、常仪，常羲传为少皞氏挚之母；女英即女莹、女偃，女偃意为偃姓之女，偃为少皞氏之姓，故二人均属少皞氏一族。我们认为，尧以二女妻舜的故事肯定是两者的嫁接，于史无征。这样一来，尧舜之间的君臣的关系又如何解释呢。这种君臣关系，当然可以是同一部族内的，也可以是不同部族间的。我们认为，帝舜是西进的东夷族，在西进的过程中逐渐融入以帝尧为代表的华夏族，故而有种种嫁接的传说。关于帝舜的居地，一直有两种说法：一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言“冀州之人”，一是《孟子·离娄下》所言“东夷之人”。从考古学文化来讲，冀州的晋南所见龙山晚期陶寺类型属帝尧遗存更为近实，而非帝舜之遗存，故而冀州说不可靠。吕思勉又提出：“尧舜禹踪迹在兖域，固较近于实也”，自禹以后才因“水利不敌小患”而西迁。其实，尧、禹踪迹鲜有在兖域者，考古亦不见。帝舜的居地在兖域却为后世研究所证明，这点田昌五论述详尽。前些年，王树明等又进一步阐释了帝舜与豫东鲁西大汶口及以后山东龙山文化的对应关系。我们认为，这基本上反映了帝舜为东夷之人的史实。下面我们接着说《鲁语下》上半句的问题。徐旭生说：“《国语》所记有虞氏与夏后氏所禘的黄帝，殷人所禘的舜，周人所禘的喾，大约全是氏族分离的关系，与个人的血统关系无干。”事实上，《大戴礼记》中《帝系》、《五帝德》篇所载帝王世系多难说通。出土《陈侯因（上次下月）敦》据徐中舒、丁山所释，有“祖黄帝”一语，今人多把它作为帝舜属黄帝族的一个证明，其实不然。一则，陈国、田齐已归入华夏族，故“祖黄帝”完全可能出自周人之说；二则，自母系（周大姬配陈胡公妫满之后）而“祖黄帝”也有可能。至于颛顼的问题，据郭沫若考察当亦为夷人，太皞风姓之国的“颛臾”，恐与颛顼有关。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陈为颛顼之族、太皞之虚，所以颛顼与帝舜史实的混合便不是没有原因的了。按我们的认识，帝舜应属太皞氏一族，但并非该族主支。因此，他没有袭太皞号的可能，而是西迁融入了华夏族。首先，风姓太皞与偃（嬴）姓少皞为世代耦婚的部族，如姬、姜二姓一样。既然帝舜之妃为少皞之女，那么帝舜必属太皞氏。其次，可能受族内排挤而率少皞之部西迁，故而臣下以少皞族居多，比如皋陶、伯益，后来西迁的嬴姓亦在这时始居西方。第三，清人段玉裁注释“暤”（暤即皞字）时说：“古者太暤、少暤盖以德之极得称”，这与古史传说中帝舜亦以德闻是一致的。近人多主张“古民族之姓即民族之图腾”。风即凤，太皞氏的图腾当是凤鸟，这与少皞氏亦崇鸟是一致的。说“舜”者，或以为其图腾为狮，或以为母猴，与鸟相差甚远。我们认为，“舜”字先是人名，后来才成为族名。有人会问，既然帝舜为太皞氏一系，那古史为何没有风姓的记载呢？先来看看过去有关帝舜之姓的争论，大致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姚姓、妫姓之争。古人多沿习旧说而不加辨析，所以一般都是两姓兼信。比如，南宋郑樵说：“虞有二姓，曰姚，曰妫。因姚墟之生而姓姚，因妫水居而姓妫，故姚恢改姓为妫，而妫皓又改姓为姚，知姚与妫二姓可通。”（《通志·氏族略三》）也有主张前姚后妫的，比如唐代孔颖达说：“《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传》称'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自舜以下犹姓姚也。昭八年《传》曰：'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是胡公始姓妫耳。《史记》以为胡公之前已姓妫，非也。”刘节认为“虞本是姚姓”，同时他还说：“姚姓出现比较早，妫姓又稍晩”。不过，南宋邓名世对“胡公满赐姓妫”有不同的理解。其说云：“（妫）出自虞，舜生于妫汭，以水为姓……封其子满为陈侯，复赐姓妫，以奉虞帝之祀。”（见《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三《妫》）杨希枚也倾向于妫姓。后来，田昌五提出姚主妫次说，他说：“这个有虞氏中有姚姓和妫姓二支，而主支为姚姓。”而何光岳却主张由妫姓改姚姓，他说：“妫乃瞽叟之氏，传到瞽叟之子舜、象，则以妫为姓。舜别以姚为氏了。”这些说法多就“姓”论姓，或偏执一端，或折衷诸说，没有从本质上解释舜姓的史实。第二层便是有关姬姓的异说。《史记·五帝本纪》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后世自父系而推导出帝舜亦姬姓。检《国语·晋语》可知，黄帝子孙并不同姓，所以由母系所传才是史实。另外，也有可能是司马迁把姬姓的虞国与帝舜的有虞氏混淆而致。第三层是子姓、风姓的说法。王国维、郭沫若等主张帝舜就是帝喾，于是帝舜又有子姓一说。我们却认为，帝舜与殷祖关系密切但并非一体。至于风姓，如果按王树明的帝舜即太皞氏之说则可确认，但是其姚姓、妫姓诸说又如何解释呢？甲骨文里没有姚、妫二字，刘节早已指出它们都是晚起的姓，其说近是。但是，他又从金文的“姚”推导出“姚姓的虢与妫姓的虞”的结论，却与事实不符。“妫”的本字当是“為”，字形表明此字为以手牵象的意思，所以此姓应为象部落的姓。舜、象是兄弟部落，帝舜西迁可能也与兄弟相争有关。后来周尊帝舜，由于象部有功，所以赐妫姓以祀舜，于是有了舜妫姓的说法。不过，何光岳并不以为然。他强调说：“象的妫姓乃继承其父瞽叟之姓，亦是以少子身份继承其父亲的财产而承父姓。舜则是因入赘于尧而另立锅灶，自妫姓氏族中分离出去的新民族。”我们认为，何氏之语自相矛盾。一方面，以父系社会时代的根据来说象承父姓；另一方面，又以母系社会时代的根据来说招赘婚。至于旧说——帝舜因居妫汭而为妫姓，我们认为这与舜居东方的史实不合，应为后来所造之说。文献上有关帝舜的世系，比较早的记载当推《大戴礼记·帝系》篇。然而此世系自古便有怀疑，其中以清人崔述论之最精当。《帝系》篇中帝舜世系如下：“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嬌牛，嬌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按我们的分析，这个世系除了没有“虞幕”外还有四个疑点：一是有些人名不像远古时代的名字，比如敬康；二是远古帝王有这么长的世系排列仅此一个，王国维、姜亮夫对此均有怀疑；三是瞽叟当为乐官之名，不是人名；四是古书重文符号“二”易衍，才有“某生某二生某”等句式。所以，这个世系不可信，大致为舜部落归入黄帝族后的伪造。上一节已论证帝舜属太皞氏一系，那么他与上古所传的太皞氏有何关系呢？徐中舒以为舜的母族即太皞氏，这比王树明称帝舜太皞氏更为近实。众所周知，黄帝族世系里少了“虞幕”这个关键人物，而他实际上就是东夷之人。后来，其族依归太皞部而“能听协风”（见《国语-郑语》），世代为太皞部之属。元人许谦指出：“《国语》不曰'幕能帅颛顼’，《左氏》不曰'陈，颛顼之族’乎？曰'幕之出于颛顼’，《左氏》、《国语》之说固足征。”很可能，虞幕与颛顼（恐即颛臾）一直保持婚姻关系。所以，太皞氏为虞幕之后帝舜的母族；也就是说，依母系帝舜本为风姓。这样，帝舜可能因得不到太皞氏名号而西迁。按太皞、少皞的耦婚关系，帝舜娶了少皞二女，并在西迁中带上了部分偃（嬴）姓。我们怀疑，皋陶为二女之父，属少皞族。后人可能因皋陶亦帝舜之臣，与帝舜相承之圣王说不符，故以帝尧换皋陶，从而淹灭了皋陶与帝舜之间的真实关系。刘起釪指出尧与皋陶是同一人，其说有道理。我们认为，陶、姚一声之转，帝舜之后得姓为姚可能也与此有关。帝舜为有虞氏，历来文献没有异说。古书依“男子称氏”之例，故而帝舜又被称之为虞舜。然而据考，早期信史如《左传》、《国语》等没有这种称呼，战国时才有这样的说法。比如，晚出的《尧典》云“有鳏在下曰虞舜”；新近郭店出土的《唐虞之道》云“古者虞舜笃事瞽盲（饶宗颐释为'仁莫’，即虞幕）”，又云“虞舜其人也”，等等。我们认为，战国乃姓氏礼俗变乱之关键时期，“男子称氏”恐怕在远古时代并不盛行。“虞”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旧说一直有两种：一说即驺虞，史载多称其为仁兽，取“仁”义为氏，此说显然是曲解。一说即虞人，《周礼·地官》有“山虞”、“泽虞”之官，掌管树林苑囿，以职业为氏，此说亦无多少证据。近人在旧说基础上又歧出一说，以为虞即虎，属于甲骨文中的虎方，此说有简单比附之嫌。我们认为，姓氏之源均应从族属入手而且又不能单解字形，因为“氏”已脱离族名而独立。按我们的理解，有虞氏源出“虞幕”之名。帝舜自创氏族，以其最初之祖名称“氏”是说得通的。那么，“虞幕”之“虞”又作何理解呢？刘节比较早地提岀：“虞幕就是虞貊。虞人即貊人。”很显然，他把“虞”看作北方之族。同时，他又提出虞幕与黄帝妃嫫母有关的说法。其实，这些意见都缺乏说服力。我们坚持认为，“氏”不是“姓”，与图腾已经有别，应从地缘因素来考察。所以，“虞”氏当取自虞城（今河南虞城县西南），此处为虞幕早年所居之地。三代以前的“氏”多属国名，这里的国应介乎部落与城邦之间。关于有虞氏的社会形态，近代说法不一。总括而言，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早期国家，一种是氏族社会。古人不明社会形态，以所传资料和儒家正统论一直就把虞与三代并举，无疑认定有虞氏为国家。到新史学兴起，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学者开始提出父系氏族社会（父权世系）说，影响极为深远。不过，这种说法囿于考古材料之未见、理论框架之拘泥，所以并不能充分反映当时的史实。后来，尹达综合考古所得及前人意见主张“五帝大约相当于氏族社会的母系氏族这个阶段”，把有虞氏的社会形态研究又推进了一层。他的主张，是对卫聚贤的虞夏为“中国的母系时代”说的借鉴和发展。氏族社会说，除这两家以外，尚钺还提出舜是“（殷族）由母权制氏族过渡到父家长制的始祖父”的折衷说法。我们认为，氏族社会内母系到父系的过渡并不是一两个部落首领所能反映的，这个过程很长很长。前些年，随着对龙山文化晚期古城堡研究的深入，早期国家说开始流行。先是，田昌五主张有虞氏为“部落奴隶制王国”。后来，王震中把虞（颛顼、尧、舜）夏商三代称之为“中国神权政治性质的国家统治时期”，这种表述尽管新颖但其界定却不太清楚。此外，“虞”是否构成一个朝代一直也有争议。刘节认为“'虞代’就是'伯世’”、“虞代，是很长的一代”，其说以虞幕传至虞舜为一代。但是，多数人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正因为有虞氏处于从母系到父系的社会过渡形态，很容易让人把它看作和夏商周三代一样的朝代。我们认为，有虞氏属于城邦的起源阶段。侯外庐谈到周代封建时说：“周代同姓诸侯的'封建’无疑和罗马的殖民制度相似，至于异姓诸侯的'封建’，却不过是自居于盟主地位罢了。”其实，有虞氏自太皞氏而出，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东方多姓的城邦；在西迁的过程中，逐渐取得了部族盟主地位，故有所谓“帝虞”、“帝舜”的说法。城邦的初始，往往保留有母系或父系的各种制度与习俗，有虞氏便有这个特点。刘节说：“姓与氏的配合，才成为族。”这句话的确很有见地。比他早一点，徐旭生就对所谓族集团有个定性，他说：“我们所说的集团是偏重文化的，至于血统是次要的事情。”所以，族的构成实际上是血缘和地缘两者的结合。古史传说时代帝王之间的关系，既有血缘的，又有地缘的。前人的研究多数不能加以区别，自然会导致帝王世系、姓氏的相杂。古人讨论远古姓氏，因为没有引入族属的概念，故而往往混乱不堪。而近现代以来的讨论，或者笼统地讲姓氏，或者以赐姓命氏制度涵盖整个先秦，也都不是科学的方法。我们认为，先秦姓氏礼俗至少牵涉至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与社会形态相关。在氏族社会阶段，姓要比氏重要得多，部族以姓分不以氏别；到城邦起始阶段，姓的重要性减弱，氏开始成为族的替代物；到周代城邦出现，姓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平衡。古书中的“赐姓命氏”，实际上是古代城邦关系的表征。赐姓即予姓，所谓送人以图腾；命氏即名氏，所谓给所居之地以名，并非杨希枚所强调的典型封建制。一个很显著的证据，便是周代赐命之礼中并无赐姓命氏礼。相反，关于“得姓号氏”的情况倒有不少。实际上，这种“得姓”才能比较客观地反映早期部族分化的情况。比如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仅十四人，这里的“得姓”就是自成姓族。另有“号氏”，在早期也都是居某地而自号某氏。从“得姓号氏”到“赐姓命氏”的过程也反映了社会形态的递次发展。第二，与婚姻习俗相关。远古婚制，经历了族内婚、耦婚制与多族外婚几个阶段。族内婚在周代的宋国仍有孑遗，但是与姓氏发展的关系已经不大。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同姓不婚开始严格起来，族内婚受到限制。比如，《国语·晋语四》云：“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最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这句话，充分地反映了族外婚的情况。首先兴起的是耦婚制，比如姬姜二族、太皞少皞二族，这对于姓氏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帝舜之祖虞幕入太皞族，故而舜为风姓；其娶少皞族二女，故其后为姚姓。随着部族的迁徙和分化，姓氏越来越多，耦婚制度慢慢地被多族外婚所替代。古代所谓“兄弟之国”、“甥舅之国”都同婚姻习俗密切相关，自父系而言兄弟，自母系而言甥舅。第三，与戎、祀二事有关。“古之大事，惟祀与戎”。先说祀。祀与氏音通相关，丁山有专文论“示即氏字”。刘节以为：“'图腾’的氏族社会是'命姓受祀’；'职业’的宗族社会则是'命姓受氏’。”〈史记·陈杞世家》有“三恪”之说，吕思勉综合各家认为周王以虞、夏、殷三代之后为客，陈、杞、宋三国因续其祖祀，故可受氏而称有虞氏、有夏氏、有殷氏。再说戎。先贤已说生、性、性、旌实际上都是姓，远古征战多以图腾别敌我。比如，黄帝战蚩尤时，所帅各部族即以姓言之。后来，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部族迁徙的频繁，氏的重要性替代了姓，战争中又多用氏。比如，成汤灭夏时曾与各方国开战，那时就称“葛”、“（豕）韦”、“顾”等名，显然是以氏言之。总之，厘清先秦各族之姓氏，离不开相关礼俗的研究，帝舜就是一个例子。各家对某族姓氏记载的不同，往往有可能是社会形态、婚姻习俗、戎祀之事诸方面处于大变动时期的缘故。过去的学者比较倾向于疑古，现在的学者已经开始用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文献学的方法综合解释，这是令人鼓舞的。 简史专栏 上古史话 | 考古发现 | 分子人类学 | 人物志 古代神话 | 姓氏寻宗 | 农业史话 | 民俗志 说文解字 | 地理志 | 古族古国 | 气候简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