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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知道朱德是我国开国元勋之一，也是十大元帅之首，却甚少有人知道他的另一个身份。 朱德是十大元帅中唯一接受过专门体育教育，并担任过体育教师的人，更是现代体育乃至当代体育的奠基人与引领者。 从青年求学时期再到红军长征时期，朱德依靠体育不仅使自己成为一代名将，还为革命队伍做出了巨大贡献。  小学体育，与守旧派斗争1907年末，朱德从成都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毕业了。 他的老师刘寿川，推荐他到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 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的前身，是官办的金栗书院。 校址座落在俯视全城的高峰——金城山的山脚下。  曾受过两年新式教育的朱德，立志要在这所学校做出一番事业。 他认为，新式学堂教出的不能是只知“之乎者也”，背四书五经的腐儒，而应当身体力行，拥有强壮体魄，这样才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抗击外国侵略者。 而此时的旧中国新旧思想交替，朱德执教的仪陇县因为地处偏僻，民风保守，守旧势力十分强大，这些先进的办学思想在当地引发了不小的风波。  先是由于守旧派的反对，新式学堂招生困难，朱德和几位老师一起，磨破了嘴皮，才招来十二个学生。 当时，守旧势力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他们说：“十二学生五教员，口尽义务心要钱；未知此事如何了，但看朱张刘李田。” “张刘李田”指的是仪陇县高等小学的其他四位老师：刘寿川、田玉如、张四维、李绍沆。 他们都是朱德在成都读书时的好友。 朱德的新式体育课也引来了守旧派更加猛烈的口诛笔伐。 他们认为学生上课穿背心短裤，有伤风化，有损体面，是“猥亵的课程”。 谣言传到县里，县里马上派人去查封学堂。 朱德和其他教师联合一些进步人士据理力争， 终于迫使县里收回成命。  学堂于是又重新开学，学生由原来的十二人，增加到七十多人。 但是，此时守旧派变本加厉，继续对小学堂进行干扰。 一向对人宽宏大量的朱德，此时也忍无可忍，组织起学生和老师与破坏教学的守旧派进行斗争。 这些守旧派乐此不疲的破坏教学活动，除了冠冕堂皇的维护封建礼教的理由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朱德本人的仇视与嫉妒。 朱德出生于一个贫穷的佃农家庭，从自己的祖父朱邦俊开始，都是当地的大地主丁邱川家的佃户。 丁邱川为人阴毒，对待佃户心狠手辣，老百姓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丁阎王”。  如今，这个穷佃户家的儿子竟然当起了老师，做起了县里最高学府的教员，还要教他们的孩子，这些自诩为上等人的地主老爷们，心里怎么能服气？ 当时，每到年节，乡绅们请客时都要宴请县小学堂的老师赴宴。 可朱德很少被邀请，即使被邀请去了，也不能和其他老师一起坐上座。 有一年的孔子诞辰，县学堂举行完“祭孔礼”之后举办宴会。 并且仿照旧礼，给每位老师赠送二斤“胙肉”。 可收到“胙肉”的老师里唯独没有朱德。 这对于当时的教育工作者来说无疑是莫大的羞辱。 不过朱德不气也不恼，笑眯眯说：“不吃那些肉，我心里还踏实些。” 在仪陇县小学教书的这一年，是青年时代朱德第一次接触真实的社会。 教育真的能救国吗？他的心中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 在这一年，他思考了许多，在当下时代，教书救不了中国！ 几番思索后，他打定主意，辞去县小学教师的职务，决定投笔从戎。  军校体育，震慑日法领事决定离开家去外面世界闯荡的朱德，从老家四川仪陇县处出发，连续走了12天的路到达成都，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去云南昆明报考陆军讲武堂。 风尘仆仆70余天，筚路蓝缕3000多里。 从成都到昆明这一路艰辛无比，金沙江两岸山高谷深，牛栏河水湍险急流，乌蒙山一带荒无人烟，大大小小的原始森林和纵深的峡谷更是险象丛生。 朱德凭借一腔热情和超人的忍耐力，硬是靠两条腿跨越千山万水，走完了这3000多里，到达昆明。  陆军讲武堂 云南陆军讲武堂诞生于清光绪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其诞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抗击英法帝国在云南的侵略。 在当时，云南陆军讲武堂与天津讲武堂，以及奉天讲武堂并称中国三大讲武堂。 民国后，又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齐名。 陆军讲武堂的许多教职老师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在日本时就是倾向革命的进步分子， 一部分还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会员。 他们的教学既教授学生军事技能，同时传播先进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思想。 青年时期的朱德就在这里迅速成长，为后来成为职业革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的学科、术科和普通学科都成绩优异，其中术科成绩尤为出众。 体操跳马、单杠动作之娴熟，令其他同学难望其项背。 而最令师生们后来津津乐道的，是朱德指挥同学操练，震慑日、法士官的故事。 1910年夏，日本和法国的领事与武官在拜谒云南总督时，提出了参观讲武堂的请求。 他们冠冕堂皇地说：“近闻贵省办了讲武堂，教官都是留日学生，采取日式训练法，学生素质极佳，因此，我们两国领事想去参观学习一番！” 可这些领事那里是真的想参观学习呢？ 这些领事的真实目的是想看看云南陆军讲武堂如何培养中国人自己的上层士官，其军事力量究竟如何。 说白了就是不怀好意的刺探虚实。  当时的云南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李根源，点名让朱德担任操典指挥。 同时要求讲武堂所有学生拿出百倍的精神训练，让这些侵略者们知道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 同学们个个群情激奋，牟足了劲，刻苦训练，希望能耀我国威，震慑这些“洋大人”。 朱德更是弹精竭虑地思考着操典的每一个动作与每一个细节。 尽可能地让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都在那些不怀好意的洋人面前，张扬出中国军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战斗风采来。 “杀！” 教场排列出整齐的方阵，所有人的动作整齐划一，笔直的宛如一条直线。 “上刺刀！” 雪亮的刺刀闪着寒光，齐刷刷的指向检阅台。 这些领事们虽不愿意相信，但是心里明白，中国虽早已被瓜分殆尽，但是中国拥有这样士气的陆军学校，将来一定会有翻身的一天。  讲武堂主体建筑模型 朱德在讲武堂的这次精彩亮相，充分展示了他在体育与军事方面独到的才华。 这次实践，使他看到了体育对于军事的重要性，为他后来在中央苏区积极倡导军事体育奠定了思想基础。 苏区体育，不生病的奇迹1928年4月，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壮大了红军队伍，但是队伍的整体素质却不容乐观。 初期的红军队伍吸收了许多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员。 不仅有一腔热情的爱国学生，还有弃商从军的资本家、不识丁的农民，甚至还有改邪归正的土匪地痞。 这些人无论是体力、能力，还是军事素养，都良莠不齐，无法与国民党的正规军相抗衡。 如何快速提高军队素质，锻造铁的红军，成为“朱毛”急需解决的难题。 朱德想起了自己在体校的经历，决定在苏区开展体育运动。  在朱德的大力倡导下，各种军事体育在红军中得到了广泛的开展。 他善于将体育和练兵相结合，采用每天出三次操、上两次理论课的“三操两讲堂”制，紧密结合战斗需要，有的放矢地开展射击、刺杀、劈刀、格斗、爬山、跳障碍、爬云梯、投手榴弹、过独木桥、跑步、爬绳、跳高、跳远、撑竿跳高、投标枪等军事体育项目。 还常常举办竞赛活动，每次赛后，还会有奖旗、奖状、手帕、军帽、铅笔、毛笔、毛巾、水壶等各类奖品。 朱德不光亲自参与战士们的训练，还与战士们同吃同劳动。 此时的朱德虽已四十多岁，又是一军之长，但在劳动方面，却从不搞特殊化。 每次出发，他总是身披斗笠，脚穿草鞋，用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竹筐跟着年轻的战士们一起担粮食。  大家看到朱军长晚上要筹划作战的大事，白天还要主动参加劳动，生怕累坏了他，便劝他不要挑粮， 朱德却总是风趣地说：“吃饭有我的份，挑粮我不参与，那我不就成了剥削阶级了？” 靠着这种乐观的体育精神，朱德身上还发生过许多不可思议的奇事。 1929年8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流行疟疾。 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病，迅速击垮了队伍中的许多战士，也夺走了许多战士的生命。 最可怕的是，这种病依靠蚊虫叮咬和不洁水源传播，在当时医疗和防疫为条件都很差的情况下，很难预防和治疗。 可朱德愣是连蚊帐都不用，正常工作生活，也没有被传染，大家都很奇怪。 就连随军的军医傅连暲院长也无法解释这一奇迹。 倒是后来朱德自己给出了答案，他说“我打了三四十年的仗，没有掉过一次队，没有坐过一次担架，这都是我在青年时代注意体育的缘故！” 加上朱德是天生的乐天派，和战士们相处总是丝毫没有架子，遇到篮球比赛，战士们不敢和他抢球，他还要佯装生气。 也正是由于朱德这些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他才能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从未生病。 农事体育，野菜也是美味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 6月25日， 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胜利会师，并举行了会师大会。 经过8个月万里征战，历尽艰难困苦，有3万人左右的红一方面军，同有8万之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都感到十分兴奋。 夹金山下一片欢腾。 6月29日，中央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的决定，拟订了《松潘战役计划》。 按照这个计划， 朱德需要带领红一方面军从懋功一带北上，攻占靠近松潘的毛儿盖。 这一路经过许多气候恶劣的山区，人迹罕至，连绵的雪山也使队伍常常找不到可以充饥的食物。 生活在这一带的藏族同胞，本就生活艰苦，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的蛊惑和欺骗，听说红军要“铲除异己”和“共产共妻”，因此，对途经这里的红军十分害怕和畏惧。 听说红军来了，藏族同胞吓得赶紧把妇女和粮食藏起来。 战士们别说是吃一顿简单的青稞面团，就是吃个半饱都困难，许多战士一天只能吃一顿饭。 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再一次发挥了自己的体育精神，在红军长征途中大搞“农事体育”。 他组建了一个找野菜小组，他亲自带领着小组到山上或原野，找出一些认识的、可以吃的野菜，挖出带回来，分类洗干净。 并且，教小战士们认识这些野菜，找到一种就记下来，最后经过大家的努力，竟然找到几十种可吃的野菜。 朱德还发挥乐观主义精神，举办“野菜展览会”。 朱德叫两个警卫员把采摘来的这些不同品种的野菜，挑好的整颗洗净，分门别类的整理好，作为标本栽到大操场一角平整好的 “野菜地” 中，让大家前来观赏。 什么车前草、 野荠菜、野芹菜、冬寒菜、黄花菜等60多种形状各异的野菜像士兵接受检阅一般，列成一排。 大家哈哈笑成一团，还亲切的把这些野菜取名为“革命菜”。 七月酷暑时节，则格、黑水、芦花一带的藏民家的青稞熟了，朱德便和战士们一起帮藏民收青稞麦，并且按价购买，解决部队粮食短缺问题。 春耕时节，眼见藏民还躲在山上不敢下来，朱德就一面动员“通司”，请他带几个人上山寻找藏族群众，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一面带领大家帮助藏民春耕，开展粮食生产运动。 那段时间里，朱德白天和大家一起种地，深夜加班处理军政要务。 在炉霍西藏的土地上，到处留下了朱德 “农事体育”的脚印。 西藏的同胞原本对红军非常害怕，眼见这些战士帮着自家春耕，虽饥寒交迫，却不擅自进门拿走一针一线，还帮着喂养好家中的牛羊，心中十分感动。 越来越多的藏民回来了，凭借着真情可鉴的 “农事休育”，红军在康北地区和藏族同胞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体育运动的有益影响，在朱德一生之中都可以看得出来。 1975年8月，距他逝世仅仅一年的时候，他还拄着拐杖，兴致勃勃地最后一次登上了北京西郊戒台寺附近的山头。 朱德一生从未生病，在红军长征如此艰苦的环境中，许多比他年轻的战士都未能抵挡高寒山区的恶劣气候，而他却安然无恙，这和他钟爱体育运动是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郑春兴主编：《朱德》，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 吴显果著：《朱德的体育生涯》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 郑春兴主编：《伟人的青少年时代 朱德》.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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