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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到近现代，因为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犹太人一直都是欧洲社会歧视、憎恨和迫害的对象。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犹太人在欧洲如此“不受待见”？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1948年5月14日，大卫·本·古里安宣布坦诚说，诞生于公元1世纪的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作“脱胎于犹太教但又叛逆于犹太教”的“分支”。 为了在宗教竞争中取得优势，以便争取到更多的信徒，基督教会炮制出了一系列诋毁和攻击犹太教和犹太人的言论，这些言论不断地被增补进《新约》当中，为后来的一系列反犹主义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实际上，最早的“反犹主义”思潮，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
耶路撒冷被马其顿征服后，亚历山大大帝在当地推行了一系列“希腊化”改革——尽管在今天看来，他倡导的“同化举措”是比较温和的。可即便如此，依然有很多犹太人拒不买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欧洲境内开始出现了反犹主义思想的萌芽。 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年－前323年 ）肖像公元66年，耶路撒冷境内爆发了反抗罗马统治的大起义。4年后，罗马军队终于攻克了耶路撒冷。罗马人不仅宏伟庄严的第二圣殿被付之一炬，还将以七宝烛台为代表的圣物运往罗马。可即便如此，犹太人的抵抗一直没有停歇。
公元136年，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人问题”，罗马军队再度攻克了耶路撒冷，并将耶路撒冷城彻底摧毁。不久，罗马皇帝哈德良（76—138）下令，“所有的犹太人不得返回犹太行省和耶路撒冷”。至此，犹太人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圣城和首都，沦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流浪者”。伴随着基督教国教地位的确立，散居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不得不背负着“异教徒”和“流浪者”的双重身份谋生。随着时间的推移，针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现象，也变得愈演愈烈了起来。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所灭之后，欧洲境内相继出现了西哥特王国、法兰克王国、盎格鲁撒克逊等一系列“蛮族国家”。尽管王国之间战争不断，但传统的“反犹思想”却被完整无损地保留了下来。即便在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后（1054），无论是信仰天主教的西欧地区，还是信仰东正教的拜占庭和斯拉夫地区，针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行为，一直都是“心照不宣的共识”。在基督教的神学观念逐渐演化为欧洲各国的文化传统之后，“反犹运动”逐渐成为了一种“喜闻乐见”的社会现象。根据《圣经》中的说法，“加略人犹大因为三十个银币背叛了耶稣”。因此，“犹太人必须为耶稣之死负责”成为了基督教世界仇视犹太人的广泛共识。相传在中世纪的欧洲国家境内，在每年的复活节前夕，各地都会上演所谓的“基督殉难”剧目，旨在提醒基督徒们“不要忘记这个血仇”。待剧目结束后，义愤填膺的观众们不仅会自发集会，发表痛斥犹太人的演讲，甚至还会当众辱骂和殴打犹太人。在十字军东征（1096—1270）时期，欧洲国家对犹太人的迫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征讨伊斯兰国家之前，十字军通常会先向身边的“异教徒”犹太人开刀——他们肆意掠夺犹太人的财产，还他们的定居地夷为平地。数以万计的犹太人遭杀戮，幸免于难的人只能接受无家可归的流亡命运。 十字军东征路线图另外，因为客观存在的“教义差异”，犹太人经常会遭到基督教会的无端指控。比如很多反犹主义者认为，犹太人“宿主亵渎”、“血祭”的传统，是不能容忍的。所谓“宿主亵渎”，就是指责犹太人用行贿、偷劫等手段骗取“圣饼”后，借用自己特有的巫术和道法“予以亵渎”，旨在使之“失去神力”。至于“血祭”，则是指责犹太人为了获得“犹太礼仪”中所必须的血水，秘谋杀害以基督教男童为代表的非犹太人。但现实情况是，根据犹太教义，犹太人连带血的肉类都禁止使用。因此，“以血祭祖、祭神”的宗教仪式，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由此可见，这些针对犹太人的宗教指控，本质上就是想为迫害、驱逐和屠杀犹太人，寻找一个“合理的借口”而已。 位于耶路撒冷的哭墙，是第二圣殿护墙的仅存遗址，也是犹太教的第一圣地如果将“宗教分歧”视为犹太人与基督教社会“水火不容”的内因。那么，经济竞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视为彼此之间“水火不容”的外因。在中世纪欧洲各阶层的经济生活中，基督教徒们尽管对犹太人充满了偏见，但却离不开他们拥有的雄厚资金。因此，犹太人一度充当着令人厌恶和仇恨的“放贷者”和“吝啬鬼”形象。但需要指出的是，犹太人的“放贷者”角色，本质上依然“反犹主义”思想催生出的产物。在以土地分封为纽带的欧洲封建等级社会当中, 犹太人一直处于“局外人”的尴尬境地。他们无法在这些封建制国家中谋职，也不能服军役，甚至不具备佩戴武器的权限。因此，一些犹太人尝试投身农业。
不过，在具体的农业生产环节，犹太人同样受到了一系列的限制。首先，按照犹太教交易，犹太人不能在星期六（犹太教安息日）工作。与此同时，欧洲各国禁止犹太人在星期天（基督教礼拜日）工作。在生产力水平有限的背景下，农业生产对于时间和节令的要求极为苛刻。因此，这种带有强制意味的“双休制度”，反倒是不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其次，根据犹太教规定，“犹太人不得蓄养犹太人为农奴”。因此，他们不得不雇佣工资更高且一直供不应求的“自由人”协助劳作——坦诚说，这又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因此在进入9世纪以后，绝大多数犹太人逐渐脱离了农业，陆续成为了主要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城市居民。 中世纪的欧洲农业以手工业为例，在10—12世纪的近东和南欧地区，犹太人在印染、丝织、刺绣、金银锻造、玻璃制造等手工业领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在埃及和希腊等地，犹太人的染色和刺绣纺织品，以产品精良而驰名；在南欧地区谋生的犹太工匠，一直以技艺精湛著称，在与基督徒技工的竞争中丝毫不落下风。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国境内相继涌现了各种手工业协会。这些协会的行规非常严格，甚至要在入会之时，举行一套基督教的宣誓仪式。这就意味着，一直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的犹太工匠们，不得不接受失业的命运。中世纪的机械技术较之罗马时代有所提高，座钟是中世纪精密机械制造技术的典型代表除了手工业之外，犹太人在商业领域也有着很强的存在感。在欧洲各城镇、集市和贸易市场内，经常能看到犹太商人的身影——他们利用散居于各地的优势，成为了沟通不同国家、民族和宗教世界的联系人。但在十字军东征以后，欧洲和东方世界的贸易通道被打通了。与此同时，基督徒商人逐渐控制了地中海东部的商业贸易，犹太商人的优势迅速消失殆尽。另外，很多犹太商人的贸易范围，也被限定在本国境内，甚至一些国家干脆制定了“禁止犹太人经商”的法律，犹太商人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了。 电影《威尼斯商人》剧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犹太人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放贷业。毕竟，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以及工商业的蓬勃发展，货币成为了商业生活的刚需。根据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教义，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禁止从事放贷行业。不过，犹太教只是禁止犹太人之间借贷和取利，允许犹太人向非犹太人借贷。于是，欧洲境内出现了不少犹太裔高利贷商人的身影。对于绝大多数欧洲民众而言，犹太放贷人是个令人心生厌恶甚至是仇恨的角色——当然，今天何尝不少如此呢？于是，“犹太人是经济的攫取者”，“犹太人是没有生产能力的寄生虫”等观点，迅速成为了欧洲各阶层民众的广泛共识，比如莎士比亚笔下的犹太商人“夏洛克”，就是典型的代表。进入13世纪时，基督教会逐渐放宽了限制，允许基督徒投身至金融领域。不久，他们就在财富积累和经营范围等方面，全面赶超了犹太商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犹太高利贷迅速淹没在了银行业的浪潮之中。 电影《夏洛克商人》剧照实际上，犹太人不仅在职业发展中备受歧视和排挤，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能遭遇到勒索和敲诈的情况。首先，为了换取一个安身之所，犹太人需要向当地政府缴纳一大笔赋税。“他们得缴交名目繁多的人头税、保护税、特别税、通行税、结婚税、生产税、葬礼税甚至祈祷税以及不计其数的规费和捐赠，以换取基督徒统治者恩准居留的许可。”其次，犹太人的财产安全，并不能得到充分的保证。在法国，“犹太人经常被以各种名目起诉，判处高额罚款，或被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直到他们缴纳了巨款后，才被赐予特赦的名义再度召回。”另外，统治阶层为了拉拢人心，也会经常下令犹太商人“免除向基督徒贷款的部分利息”。另外，犹太人的财富，也是各国政府觊觎的“肥羊”。在12世纪中叶，英国规定犹太高利贷商人的每笔贷款都必须向“犹太人财政局”登记，并收取10%的手续费；犹太人遗产的1/3必须上交给国王金库。 电影《威尼斯商人》剧照前面提到，自从被罗马帝国驱逐出耶路撒冷之后，犹太人一直被视为“流浪者”。他们在政治上没有普通公民应享有的地位和权利，大多数大学也将犹太人拒之门外，使之无法跻身社会上层的文化和艺术等领域。
另外，犹太人一直将耶路撒冷视为“上帝赐给自己”的“应许之地”，当下的住所只是“寄居之地”。因此，他们和欧洲“土著”们一直存在隔阂。基于宗教、社会和安全等因素的考虑，犹太人大多选择聚族而居。可即便如此，每逢社会遭遇动荡时，犹太人都会沦为基督徒眼中的“罪恶之源”。但需要指出的是，犹太人的低染病率，主要归功于是做对了以下几点：重视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的习俗；在饮食上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与生俱来的尊重医生的传统，使得犹太人从医的比例很高，民族的医疗保健水平相应也较高；犹太人与基督徒接触很少，交叉感染的机会也就大大减少。抄本画中描绘的黑死病患者犹太人的现状，激起了欧洲各阶层民众的极度嫉恨。不久，他们发动了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事件，欧洲史料如是记录道：“1348年底，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几乎都面临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迫害，结果不是被活活烧死、打死，就是被永久驱逐。疫情的扩大，使得犹太人的命运变得愈加悲惨，自西班牙、法国南部、瑞士、日耳曼地区到巴伐利亚，约有三百余个犹太人社区被夷为平地。”有学者统计，”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遇害的犹太人合计超过二万名，日耳曼地区也有近万人被杀，波兰边境也有一万多人死于非命；至于被驱逐、遭劫掠的灾情更是无从估计。”壁画《死神的胜利》（十五世纪），现藏于巴勒莫阿巴特利斯宫基于“防范犹太人和基督徒互相来往”的需要，基督教会制定了一系列“隔离犹太人”的举措：禁止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社交、聘雇、通婚，甚至连日常交易也得透过特定的管道和手续；严格限制犹太教的发展，禁建犹太会堂，杜绝可能危及信仰的一切交流为了避免和基督徒接触，犹太人只能居住在指定区域，出门必须穿着佩戴黄色圆环、黄布条等特殊识别标志，一些国家甚至规定“犹太女子在身上必须系上铃铛，令人远远就能识别”。截至十六世纪末，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居住在被称为“隔都”的“定居区”内。定居区内狭窄偏僻，四周以高墙环绕，大门口由基督徒把守，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开关大门。值得玩味的是，尽管犹太人一直蒙受着欧洲主流社会的无死角歧视，但依然对《希伯来圣经》中的说法深信不疑——“犹太人才是上帝在万民中独选了特选子民”。因此，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依然存在着强烈的优越感——这种傲慢心态，显然是基督徒们无法容忍的。油画《犹太人的招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犹太人和欧洲主流社会的隔阂日益加深。他们在衣食住行、文化习俗、语言文字等方面的独树一帜，对犹太教的虔诚信仰，让欧洲各阶层愈发感到惶恐不安。实际上，早在13世纪开始，基督教会就以残酷的手段逮捕、拷打、囚禁和杀戮“异端分子”。于是，“异教徒”犹太人遭受了灭顶之灾。有学者统计，“在西班牙、葡萄牙异端裁判所存在的三个半世纪中，这两国就有四十万犹太人受到审讯，其中三万人被处死。”有着“德意志民族之父”美誉的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1483—1546），也曾一度建议官方“对不愿皈依新教的犹太人”采取强硬举措。用上帝视角看，近现代德国境内之所以频繁出现各种反犹主义思潮，与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电影《路德传》剧照为了生存，部分犹太人只能选择改宗。不过，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依然在私底下保持着对犹太教的虔诚信仰。对此，西班牙人一度将之蔑称为“马兰内”——在古西班牙语中，“马兰内”是'猪’的含义。在欧洲“全民反犹”的大背景下，各地的民俗传说、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所呈现出的犹太人形象，几乎都是策划阴谋、制造灾难、散播疾病的“魔鬼”：“在中世纪的民间传说和艺术作品中，犹太人有时被描写成大母猪，或是有着黑黝黝的面孔、鹰钩鼻、蜷曲的头发，浑身散发着恶臭的味道”，“在不同的木版画中，犹太人长着魔鬼的尾巴和山羊胡子，骑着一头雄山羊。”电影《威尼斯商人》剧照发生于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和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极大削弱了宗教在思想界“一家独大”的地位。因此，犹太人的社会地位有了不少改善。进入18世纪以后，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欧洲各国境内的犹太人陆续取得了平等的公民权。
另外，勤勉、热爱知识和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使得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成为了引人瞩目的科学家、艺术家、医生、律师以及银行家和企业家。简言之，近代犹太人的社会地位有了质的飞跃。不过，伴随着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的愈演愈烈，欧洲主流社会对犹太人的迫害又以一种新的“反犹主义”面目出现了——他们“以种族化、政治化”为由，大肆歧视、排挤和迫害犹太人。人们普遍认为，犹太人有着“热爱学习”的传统学界普遍认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种族主义”思潮出现于19世纪，本质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和白人优越论的衍生物，并滋生出了种族歧视理论。其中，犹太人、黑人、亚裔等多个族群均沦为了“被歧视对象”。不过，反犹主义者们一致认为，“犹太人是劣等中的劣等种族”。对此，法国学者萨特（1905—1980）在《反犹太者的画像》中如是写道：“在反犹太者看来，犹太人和基督徒所做的同样的事情，无论如何绝不相同”，对“他们（德国反犹主义者）而言，一个犹太人身体投入水中，就会把水根本弄脏。更正确地说，犹太人呼出的空气，会污染空气”。更值得深思的是，这种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反犹主义”理论，甚至存在于那些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当中。比如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是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他所发表的那些影响深远的著述，为出现于19世纪的“新”反犹主义思潮，奠定了稳定的思想基础。伏尔泰（1694—1778），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进入19世纪后半叶，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阶级冲突、经济危机和极端民主主义的滥觞，反犹主义思潮出现了“澎湃之势”。比如德国的“反犹主义者”们就言辞激烈地指出，“犹太这个种族从本质上、历史上、种族上、自然属性上就是一个能力低下、邪恶、不应与之交往、理应受到谴责或迫害的劣等民族，会破坏欧洲雅利安人种社会的纯洁”。一言概之，只要欧洲社会出现危机，几乎所有欧洲人都会下意识地认为，“危机的罪魁祸首，有且只有犹太人”。简言之，犹太人一下子成为了转嫁阶级、民族和宗教矛盾的牺牲品。被驱逐的犹太民众随着时间的推移，“反犹主义”思潮滋生出了一场政治运动。更为讽刺的是，最先宣布“给予犹太人平等公民权”的法国，也最早将“反犹主义”政治化。于是，欧洲各国境内均掀起了浩浩荡荡的反犹主义运动。在德国和奥匈帝国，“反犹主义”一度成为了国家制度。在19世纪80年代，他们效仿美国的《排华法案》，制订出了专门的排犹法——要求犹太人不准拥有土地，不准参加选举，不准进大学读书，并在旅行、求职和结婚等环节，给予了一定的限制。在沙俄，犹太人的境遇更为悲惨（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什么是俄罗斯东正教？）。在19世纪80年代，1903—1909年，1917—1921年间，沙俄境内先后出现了三次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地针对犹太人实行集体屠杀的恶性事件。在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反犹主义思潮同样盛行不衰。犹太人被视为“一切社会弊端最合适的替罪羊”；社会无论出现什么样的负面事件，“第一责任人”一定是犹太人。希特勒上台后，“反犹主义”成为了纳粹德国的“国家政策”。他们以“犹太人导致了世界特别是德国的经济困境”以及“犹太人中隐藏着共产主义分子”为由，对犹太人展开了残酷的镇压举措。1935年，所有犹太裔公务员的职务被剥夺，军队、警察和司法机关中的犹太成员被撤职。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如“一个犹太人与一个非犹太人发生性关系，被视作是犯罪”等直接针对犹太人的法律条款，纷纷粉墨登场。截至1938年，纳粹德国已经禁止犹太人从事绝大多数的职业。1938年11月9日，由纳粹党策划的“水晶之夜”事件爆发了。大量犹太人的商店和会堂被破坏，许多犹太人被殴打，犹太人的社会地位跌至谷底。1943年，被移送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波兰犹太人二战爆发后，纳粹德国推行的“反犹政策”，最终升级为了一场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数据显示，截至1945年，波兰原有350万犹太人只剩下7万余人，荷兰的14万犹太人只剩下3.5万人，罗马尼亚的65万犹太人仅剩下25万人，德国和奥地利的33万犹太人仅有4万人生还，希腊的7万多名犹太人仅1.6万人幸存，乌克兰有90万犹太人命赴黄泉，白俄罗斯的24.5万和俄罗斯的10.7万名犹太人也成为了牺牲品，捷克斯洛伐克的35.6万犹太人仅剩下1.4万。一言概之，包括100万儿童在内的合计600万欧洲犹太人死于纳粹德国之手，世界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成为了纳粹种族主义学说的牺牲品。被逮捕的犹太人总的来说，欧洲反犹主义思潮的出现，原因是极其复杂的，里面囊括了宗教、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宗教敌视、经济掠夺、社会排斥、种族歧视乃至政治灭绝举措的“量子纠缠”，使得反犹主义产生了极为恶劣的负面影响。
最后想说的是，牢记历史教训，最大限度地消除偏狭的宗教对立和种族主义偏见，加强民族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共同社会文化的和谐与发展，才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时代进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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