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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是指14世纪至16世纪，以日本人为主体的海盗势力。他们在中国沿海地区搞掠夺活动，酿成了数百年的动荡；最夸张的时候，甚至连内陆地区都有他们的身影。对于饱受倭寇之苦的大明来说，“通倭”的罪名是很大的。一方面，明朝主要税源地江浙沪闽地区（也就是东南沿海），是倭寇袭扰的主要目的地；另一方面，明朝是神州大地多年战乱、异族反动统治多年后的第一个大一统主体民族政权——所以，反北边的俺答也好、打击海的对面的倭寇也好，其实都是某种政治正确。明朝法典规定，通敌（包括与倭寇通敌）的罪行会受到严厉惩罚，包括但不限于流放、没收财产和死刑。同时，明朝还发布过针对沿海地区居民涉及通倭的一系列法令，规定严惩与倭寇勾结的行为。总之，别说真通倭，就是穿着和服走在大街上，保不准也要被抓起来批判一番。虽然明朝洪武年间胡惟庸就曾被冠以通倭的罪名，但明代真正遭遇倭乱，还是到了嘉靖年间才开始的，史料记载嘉靖元年废除市舶司之后：“小民好乱者相率入海从倭，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矮奸细，为之乡导。于是王五峰、徐必溪、毛海峰之徒皆我华人，金冠龙袍称王，海岛攻城掠邑，莫敢谁何。浙东大坏。至是巡按御史陈九德，请置大臣兼制浙、福，乃以朱纨为都御史，巡抚浙江兼领福兴泉漳。纨任怨任劳，严禁闽浙诸通番勾引主藏者，凡只樯余艎，一切毁之。时浙人通番皆自宁波、定海出洋，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往往诸达官家为之强截良贾货物，驱令入舟。纨因上言：去外夷之盗易，去中国之盗难；去中国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难。于是，福建海道副使柯乔、都司卢镗捕获通番九十余人。纨欲禁止令行，遣旗牌督决于演武场。一时通番稍息，而巨姓诸不便者大哗，诋诬惑乱视听，讽御史周亮、给事叶镗，奏改纨为巡视。”可见，明代对于民间通倭的处罚有多严厉——《大明王朝1566》里，“不高兴”郑泌昌威胁海瑞才上了王命旗牌，嘉靖初年直接拿旗牌斩了九十多个通倭的人。的确是有真的漂洋过海来抢劫的日本人，但是东南沿海本地的高门大姓在这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户们其实非常仰赖和海的对面的人进行贸易来获取超额利润，所以在嘉靖废除掉市舶司这个“持牌国企”之后，围绕这个持牌国企吃饭的大户们跳的最厉害、闹得也最凶，以至于明朝官方不得不下大力气整治。这也没办法，和许多人在某种程度上遭到特定史观教科书上所说的“海禁、片帆不可入海”之类概念不同，明清时期绝非没有对外贸易，只是这些贸易都是要持牌罢了，清朝时期的例子我们比较熟悉，广州十三行嘛，明朝时期就有点需要深厚的历史知识了。在当年，西欧诸国也好，还是如今的美国也罢，其实都还在“吃鸡”的阶段（某种意义上明清两个大一统政权达到了古典农业大国的巅峰，而欧洲那边靠“内卷”迭代出了工业国这个新版本），因而明代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就是日韩以及东南亚地区。明朝政府与日本的室町幕府间进行的“明日贸易”（又称勘合贸易），便是开始于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当政时期。由于明朝名义上实行海禁政策防范海盗，但贸易其实并没有停止，所以为了区别被册封为“日本国王”的幕府将军（足利将军家）官方贸易船与倭寇，朝廷发行了勘合符（牌照）以示区分，这是国对国朝贡贸易的型态，限制十年一朝。后来因为足利将军家的家督之争，导致了1467年应仁之乱（日本战国时代自此开始），幕府对外的贸易权不再统一，幕府在堺港的贸易据点被细川氏所掌控。后来，细川氏慢慢被应仁之乱中崛起的山口新兴势力大内氏所凌驾，大内家还常常自行派出独立的使节团进行贸易。 此后，大内氏与细川氏之间经常因为勘合符而发生冲突。 （以下部分是冲突事件的详细过程，想速读的朋友可以从下面的红字开始看） 明武宗即位后，大内家的遣明船（勘合船）船队更是独占了正德勘合符。 1523年，西海路大名、左京兆大夫大内义兴任命谦道宗设为正使出遣明船，而细川政权当主细川高国为了对抗，便派遣南海道的足利氏管领、右京兆大夫高贡派遣鸾冈瑞佐为正使、宋素卿（朱缟）为副使，持已经失效的弘治勘合符（前任皇帝明孝宗的）出遣明船（路线上经由南海再到明朝）。明朝规划的对日朝贡贸易点是在浙江的宁波市舶司，当时大内氏的船队，先于四月二十七日抵港，而鸾冈瑞佐与宋素卿的船队则较晚到达。这时大内氏的船队尚未检验勘合，市舶司等到双方船队都到达后，才开始验证。在检验堪合符的时候，因为新符和旧符的问题已经产生争执。然而对大内氏相当不利的，是细川氏船队的副使宋素卿事先已对市舶司主管的太监赖恩行使贿赂，从而使较晚来的细川氏船队，反而可先行入港检查，使持当朝勘合符的大内氏反变成“非法”。在之后嘉宾堂上的款宴接待，赖恩又让细川氏的鸾冈瑞佐和宋素卿坐在较为尊贵的右位。手拿正牌该任皇帝勘合符的大内氏船队对此待遇十分不满，谦道宗设当时便命令自家船队人员打开东库，抢出按规定收缴保存的武器，并袭击了细川氏的船队。宋素卿等逃跑后，谦道宗设又纵火焚毁了嘉宾堂，然后率领队伍沿灵桥门外北行经东渡门至和义门外，烧毁了宋素卿的船。受贿的太监赖恩暗地里向细川氏提供助力，然而谦道宗设的势力仍然较鸾冈瑞佐的为强。鸾冈瑞佐等寡不敌众，被迫逃出宁波，之后死于谦道宗设的追杀，宋素卿等人则逃到姚江一带，到绍兴城躲避。谦道宗设追至绍兴，要求城守交出宋素卿，但不果。于是谦道宗设一路杀掠回宁波西霍山洋，最后夺船出海，扬长而去。沿途中谦道宗设杀害了不少民众以及追捕的明朝追兵。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执指挥袁班、百户刘恩被杀害。在自育王岭奔至小山浦之时，杀害了百户胡源。据清朝《明史纪事本末》一书记载，“浙中大震”，祸乱严重，对宁波民众造成极大滋扰，这才导致了明世宗决定中断贸易以示惩戒。其实说穿了，这个被后世称为“宁波之乱”的外交事件就是那个时代，日本内部因为利益分配问题而发生了巨大的内部撕裂——谁都想代表日本去和大明做生意，但大明不可能允许牌照乱发，于是没分到牌照的日本人掀了桌子，最终导致明日贸易的中断。恰逢日本国内又进入到了战国时期，无数的失地农民和下级武士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不得不出海讨生活，长期物质匮乏造成好勇斗狠的性格更是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行事风格。当时的巡按御史欧珠、镇守太监梁瑶奏闻，将宋素卿逮捕投入监中，谦道宗设夺船出海后遁入海岛，无法寻获。恰好在谦道宗设等逃亡途中，其中一船因遇风而漂至朝鲜海面，朝鲜守军擒获其中成员林望、古多罗等三十三人，当时朝鲜国王中宗李怿将这些人移送给明政府，而他们被发送到浙江，责令与宋素卿对簿公堂，揭出当时遣贡先后及符验真伪的问题，宋素卿遂被判死罪，但于嘉靖四年（1524年）二月先在狱中病故。明朝嘉靖十五年、日本天文五年（1536年），大内义隆重启贸易。明朝嘉靖三十年、日本天文二十年（1551年），在大内义隆的家臣陶晴贤谋反成功后，明日贸易转到宁波近海的双屿或是舟山群岛进行私下贸易、走私贸易，沿海豪族、官员和商人相互勾结，逐渐演变出规模庞大的走私集团，也因此开展了后期倭寇的时代。很多人觉得，既然双方都有需求，那么大家完全可以“都可以谈，有什么不能谈的”，但实际操作上不是如此。不管明日双方的统治阶级在实质上如何勾结，在古早会所里怎么听二十万两身价的歌女唱曲，面子上的事也总是要做的，不可能发生这么大事都装作没看到。更不要说，此事由日本那边的“鹰派”所主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话，对于刚刚上位不久的嘉靖来说，此事必然会变成文官集团搞政潮的借口，这是为当时还没有乾纲独断的嘉靖所不能容忍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明朝不愿意开放海禁，使得明日之间的贸易正常化从而根绝倭寇，反而要坚持某种意义上的“官营”呢？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往往会忘记现代社会比起古代社会有多么的便利，但即便这样的便利和信息通畅，地方势力和直接执行的官员都有办法以权谋私，何况古代呢？对于古代大一统政权来说，倘若不从源头上掌握税源，那么就必然造成地方势力做大乃至尾大不掉，而以古代的行政能力来说，能以官营的形式掌握税源来“开源节流”已经颇为不易了，君不见这个“宁波之乱”里，市舶司的受贿太监其实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吗？所以说，“通倭”这件事，完全是看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与否，需要你是通倭的时候你自然是通倭，不需要你是通倭的时候，你又是东南沿海地区的“纳税大户”了。-------------------- -见世界- 阿格尼与你一起，感受真实而残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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