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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易手，意味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已很难避免。 为此，延安方面相当迅速地提出一个总体安排。 1946年5月21日，刘少奇致电各中央局：
推迟内战，以利准备，此即总体意图，而具体方针主要是两点：
也就是以局部性的打击报复，拖延时间。 1、如何延迟内战爆发？还在四平之役进行之际，黄克诚于5月12日致电延安，建议：“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军向东北调动”。“目前关内不打，关外单独坚持消耗的局势感觉绝（对）不利”。 黄克诚的意见就是，希望在关内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从而改变“关内不打，关外单独坚持”的局面。但黄克诚这个意见当时未被接受。 四平失守之后，中共总体方针是推迟内战爆发时间，同时，就具体的方针部署作出指示。 5月21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等，指示：“四平已失，为不给顽方以发动大战之借口，各地除对顽方进攻之地区例如定远、夏邑、萧县等处予以还击收复失地外，仍应保持平静，不要有所动作。” 毛泽东的主要精神也是推迟内战，而具体措施则是两手：保持平静，还击报复。电报提到的定远等几个县，分属安徽、河南、江苏，这个指示表明，中共最初的还击报复计划，是一个分散的、小规模的、战术性的。 中共在关内军力最强的地区，是山东和苏中（当时称苏中为华中）。 5月23日（梗日），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陈毅致电延安，建议：拟以一部配合华中对徐州进行运动防御，而集中三十余团围攻济南，至多一个月可以攻克。 华中指中共华中军区张鼎丞、粟裕部。陈毅的意思是，由华中军区担任阻击，而由山东军区围攻济南。 这里，陈毅提出了进攻济南的问题。5月23日正是国民党军进占长春之时，陈毅于此时提出“围攻济南”，可以确定，此议与中共退出长春有关。显然，这个意见不属于战术性的报复行动，而是继长春之后，又一重大的战略考虑。 进攻济南的建议未被延安立即接受，也未被立即否定，但延安选择还击报复的地区，则由原来的安徽数省集中到山东与苏北，并且力度也在加强。
5月28日，刘少奇指示，以陈毅的名义向军调部和徐州执行小组发出照会，要求解散枣庄伪军, “如限期到，执行小组无办法，即攻下枣庄。” 枣庄的城市规模在当时稍大于一般的小城市，攻下枣庄的决定，表明在长春易手的背景下，中共加大了报复反击的力度。 5月30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就山东的作战方针指示如下:：“
毛泽东指示先打泰安、大汶口、张店、周村、德州等地，这里的“大的”指济南，从小的打起，就是首先不打济南。 5月30日，华东局复电延安：
该电表明，中共此次行动的时间，本来安排在6月11日。 2、声东击西，进攻济南6月1日，毛泽东致电华东局，明确答复陈毅关于进攻济南的梗电。 内称:
毛泽东的想法很清楚：只有夺取济南，才能根本扭转退出长春之后的被动局面。 本来，华东局部署的行动时间是6月11日，但这个时间一再提前。担任进攻泰安、大汶口的是新四军一纵，6月6日，新四军一纵接到命令：“改7日开始攻击，务于12日完成任务。”从6月7日起，陈毅部对泰安等地相继发起进攻。 前线战报使毛泽东精神为之一振。 6月12日，毛泽东致电南京的周恩来：
所谓美怕我攻青，指美国海军陆战队此时驻防青岛。电报中的五师，指新四军五师李先念部。抗战结束之后，延安拟将该部由湖北调往华东，该部行至宣化店地区时，遇1月10日停战令下达，关内军队一概禁止移动。这样，五师在鄂豫交界的狭小地区停留下来，陷于国民党军包围之中，处境十分困难。 为此，毛提出不攻青岛、济南，以换取国民党不攻五师。 然而，中共提出的这个交换条件未被接受，为此，6月19日，毛泽这东电令陈毅：“准备夺取济南”。 如前所述，山东是中共力量最占优势的一个省份，国民党仅占有济南等少数点线，青岛则为美国海军驻地。由于1月10日停战令禁止关内军队调动，因此国民党不能向山东增兵，中共仍保持着力量上的优势。 这一次由于中共在山东的行动，蒋介石以此为由，迅速将五十四军调入青岛，七十三军调入济南。这样, 1月10日停战令关于禁止关内一切军队移动的命令，实际上失效。 6月21日，毛泽东再电陈毅：“蒋在济南增加一个军，暂难攻击”。也就是下令停止攻击济南。 由于济南未能得手，中共关于与五师李先念部的交换条件也就无法成立，6月26日，五师开始自行突围。 放弃进攻济南，意味着南京谈判的局面也将不能改变。 3、国共合谈的彻底破裂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以来，尽管两军时有冲突，但是，真正能够体现双方实力的正面较量并未发生，因此不少国民党人对于中共的战斗力究竟如何尚不知底。 四平之役的胜负，头一次将两军的战略实力展现出来，为此，根据四平的经验，蒋介石和大部分将领一致认为，无论在四平街，在本溪湖各战役，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大进步。” 据此，蒋介石的结论是：中共“并无什么多大的实力”。 7月2日上午，蒋介石亲自出面与周恩来谈话。 蒋单刀直入，提出承德、安东、胶济路和苏北四个问题，蒋说:
最后，蒋强调:
此次谈话都是蒋介石的最后摊牌。这样，以中共军队撤退区的地方行政问题为最后争执点，南京谈判形成最后的僵局。 7月2日的会谈，也是蒋介石、周恩来二人一生中最后的正式会谈。 作为这一摊牌的政治配合，7月3日，蒋介石采取了一项重大的单边行动，在未与他党协商的情况下，蒋直接向国防最高委员会提出，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大，该案当即获得通过。不与他党协商而单方面宣布召开国大，等于公开宣告与中共的政治破裂。这是围绕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而采取的相应的政治行动。 在国共关系破裂之际，召开国大其本身已没有意义，蒋介石之所以要单方面强行召开，其意图是为“剿共”战争，取得一个相对有利的政治名义。 其中的奥妙在于：
继7月3日通过召开国大的议案之后，作为整个破裂行动的一个具体步骤，接下来，蒋介石作出一项直接取消政治谈判的决定。
随着三人会议的结束，国共谈判主要的常设机构也就不存在了。 当一切政治手段用尽之后，战争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7月12日，周恩来报告延安：“苏北大战即将开始”。7月14日，苏北大战爆发之际，蒋介石以避暑为名前往庐山牯岭，实际上是避开马歇尔。 苏北大战标志着内战全面爆发。但是，由于此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不同以往，因此蒋介石亦采取了不同以往的战争方式，此即“不宣而战”。 由于是不宣而战，因此中共代表团仍然留在南京，马歇尔仍然继续他的斡旋，这种不宣而战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47年7月蒋发布“戡乱动员令”时才告结束。 4、一党制的批判怪圈国共和谈所努力的政协会议，是一次较为特殊的政治现象，它的召开基本上不是以武力的对比作为直接依据，而是以一个超强的国际背景作为依据。 从现象上看，政协会议表现为这样一个特点：
自国民党执政以来，将孙中山的国父地位神圣化，同时也将其训政学说神圣化，从而以国父的名义，作为推行一党训政的神圣依据。 杜鲁门对华声明的发表，其中的一个重要作用便在于，他以美国总统的地位，直接地公开地点了孙中山之名，并且明确要求修改一党训政。 这个中国各党派从来不能正面提出的问题，却被一位美国总统正面提了出来。这样，杜鲁门公开抹去了国民党罩在国父以及国父遗教身上的那层神圣的光环。 孙中山的光环一旦被去除，意味着一党制便再也没有政治上的藏身之地。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政协会议实际上就是一次对一党制的政治裁决。从此，国民党再也不能正面地为一党制辩护。 问题在于：对一党制的清算，实际上就是对国民党的批判。 正如唐纵所感觉的那样:
可以说，一党制一经推上被批判的地位，实际上宣告了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的衰落。 5、马歇尔调停为何失败？马歇尔是整个民国年间，出使中国的外国政治家当中，地位与声望最为显赫的一位。 由于马歇尔所具有的超强的个人地位，他的到来，为中国政治构筑了一个超强的国际背景，试图依恃这一强大的外部力量，将一系列西方民主原则移植于中国，一举改变民国的政治逻辑固有的运行轨道。 马歇尔入手解决问题的方式，看上去是一个颇为严谨的程序。 杜鲁门对华声明有三个要点：停战，政治改革，军事改革。 按照这三个要点，从1945年12月下旬至1946年2月下旬，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马歇尔一口气促成国共签署了三个协议：停战协议，政协协议，整军协议。 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以停战为前提，然后，以政治改革为先导，以军事改革为最终目标。从程序上看，这个安排可以说无懈可击。三项协议的达成，至少在理论上表明，国共之间全部重大的原则问题已经解决，强大的西方原则一举将民国的政治逻辑排斥出局。 然而，当全部原则问题解决之后，马歇尔这才开始遭遇麻烦，他再也不能朝前迈进一步，将那些原则付诸实施。因为，他再也无法解决原则之下，层出不穷的“细节”问题。 在马歇尔前后使华的几位美国人，对于国共政争都留下一个相似的看法，即国共之间的争论往往注重细节，相反，并不注重原则。 美国人大概最终也未弄明白，为什么国共往往纠缠细节，却不注重原则？ 这个问题的正确解释是，由于国共之间的原则问题并不能获得真正的解决，为此，便层出不穷地派生出各式各样的细节问题，通过细节的纠缠，从而使原则的对立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纠缠。 在这里，原则与细节已经悄然异化，原则其实是细节，细节其实是原则。因此，马歇尔几乎促使国共在所有重大原则问题上都达成了协议，然而在层出不穷的细节的纠缠之下，最后，这些原则协议又都无疾而终。 马歇尔是怀抱着他的政治理念而出使中国的。 他的一个基本设想是，把美国的两党制政体移植于中国。
马歇尔曾对周恩来说:：
这些观点马歇尔曾对许多人提及。 在这里，马歇尔把民主的核心解释为必须要有一个反对党，也就是说，他是以美国式的反对党的观念，来认识并设计中共的政治地位的。 然而，马歇尔关于在中国建立两党制和反对党的设想，其本身就难以成立。因为，在一个武装的执政党之下，没有武装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反对党”。如果有那么一个或几个非武装的反对党，其反对党的地位只能如蒋介石所说：“不能算数”。 这样，马歇尔自己给自己出了一道解不开的题：没有真正的反对党，这不符合美式民主制；而真正的反对党则必须拥有武装，这又不符合美式民主制。 这就是说，马歇尔的这道命题，其实连假设的基础都没有。 6、为何马歇尔能得到中共的谅解？1946年12月18日，马歇尔在即将离任打道回府之际，他对罗隆基作过如下谈话:
这是马歇尔对自己的调停活动及其在华地位的最终认识。 马歇尔是一位具有国际地位的政治家、军事家，一生中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但在中国这一年的经历，肯定是其最为失败的记录，并且输得干干净净。 马歇尔曾对顾维钧说过这样一句话:
基于这个态度，马歇尔的调停活动大致保持了还算公正的立场。 有鉴于此，中共对于马歇尔个人的态度始终留有余地，胡乔木说:
在同一时期先后使华的几位美国人当中，得到中共宽容的仅马歇尔一人。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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