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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传》 又一份违心的检讨书  1959年8月14日，黄克诚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违心地作过一次全面检讨发言。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把他那个检讨作为会议的第33号文件发给了与会人员。 在军委扩大会议即将结束之前，黄克诚根据主席团的要求，拖着几乎被斗垮的身躯，又违心地写了一份《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书面检讨发言》交了上去，全文共26页1.8万多字。 这个书面检讨，是在八届八中全会上那个检讨的基础上写成的，内容基本上一致。但在“反党集团”、同高饶反党联盟的“关系”、红一、红三军团团结、在军委工作期间的“错误”等问题上，都比8月14日的检讨更“提高”了一步。会上强加的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例如，“是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活动是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向党进攻”;和彭德怀“形成一种如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父子关系”，“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的反党活动，成为高饶反党联盟的重要成员之一”等等。这些，在庐山会议上黄克诚是不认账的，而在这个检讨中却被迫全包揽下来了。但会上揭发他贪污黄金的问题，他始终没有承认。  黄克诚为什么这么做呢?他是效仿彭德怀“只要不违背党和人民的利益，要什么给什么”的做法，把别人的“欲加之罪”加以归纳整理，交上了事。 古人云:“登山耐侧路，踏雪耐危桥。”就是说，有志之士要胸怀一个“耐”字。 世间人情阴邪险恶，世道坎坷难行，如果没有一个“耐”字支撑，就会掉入荆棘丛生的深涧之中。黄克诚把一切“罪名”接受下来，也是用“耐”的精神来顾全大局的!他说:在庐山会议上，我“认罪很慢”，“在这次会议上还纠缠某些具体问题，思想不通，态度不好。”但经过冷静的思考，还是“耐”住了，表示“我竭诚欢迎同志们的揭发和批判”。 但是，黄克诚通过认罪检讨，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一些辩解，说出一些真相。 第一，和彭德怀的关系。黄克诚首先和在庐山会议上的检讨那样，违心地把彭德怀骂了一通，然后说:“我和彭德怀同志关系的形成开始于1931年秋天肃反的时候。彭德怀同志告诉我说，有人主张逮捕我，是他不同意才只是调动了工作;再加上后来长期在他领导下工作，关系越来越深，感情愈来愈厚。他一贯的信任我，看重我，就使我常怀感恩知己之情”，因此，对他敢说不满的话，看作是他的个性，并当作发牢骚原谅他。 “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经验主义的，因而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就有一致性。例如，对个人和组织关系，对人事问题，对待群众运动，对待生活细节和个人的生活作风，都有共同之处。……对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对1956年反冒进问题，特别1958年大跃进以来，对于生产建设指标，对于人民公社运动，对于大跃进中所发生的具体工作缺点，和由于缺点所产生的后果，都有基本一致的看法”。 会上，彭德怀也交待了他同黄克诚的关系。他说，我和黄克诚“有私人感情”，这是长期在一起工作中建立起来的;我们的“右倾”观点也常常一致，工作作风有共同之处。“我的意见遭到别人反对时，我就发火，而遭到黄克诚反对时，则比较容易重视他的意见。有的同志说，我对黄是言听计从，黄对我是唯命是从。 我和黄之间，不是每件工作上都这样，但在大部分工作上是如此。”彭德怀对黄克诚非常信任，1956年以后，彭每次外出，都让黄克诚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曾想过早点退位，让黄当国防部长。在彭德怀眼里，黄克诚忠诚耿直，实事求是，不溜须拍马，而且善于思考，深谋远虑，处事沉稳严谨，这在某些方面弥补了彭性格上的不足。同时，二人工作上配合相当默契。彭说:“黄克诚对我的错误和缺点 总是背后提出劝告，而在公开场合又替我打圆场。” 一位老干部回忆了亲自经历的这样一件事:那是1955年9月，彭德怀带领黄克诚、许光达、陈士榘、谭家述等到沿海各军区检查工作，先后到了济南、福州、广州等军区，各军区以比较高的规格热情招待，吃、住都很高档。特别是福州军区，他们到达的当天，军区给他们安排了高级住所，餐桌上摆了一些名菜。一向俭朴的彭德怀看到如此豪华，非常不满，他把脸一拉，很严厉地批评司令员叶飞: 你们把我们当成封建皇帝了，住的像皇宫，吃这么高级的菜，要花多少钱?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人民的勤务员!国家正在建设，还有许多困难，老百姓还很穷，你们忘了吗?这么铺张浪费，很不应该! 这一番批评，让叶飞等军区领导很尴尬，有点下不了台。黄克诚觉得，彭总的批评很对，但太严厉了，有些过分，于是，便开玩笑说:“我们不是封建皇帝，就住一天'皇宫’吧，享受一顿'皇宴’吧，不然就浪费了，还得另给我们做饭吃，下不为例就行了!”此话一出，气氛立刻缓和下来。许光达也说，对!对!盛情难却嘛，就此一次吧。这样，黄克诚给彭德怀打了个圆场，也给了军区领导台阶下。 和彭德怀开这样的玩笑，只有黄克诚才敢这样做。 彭德怀知道黄克诚历来以节俭而著称的，今天他既然这么说，气也消了。 从黄克诚关于和彭德怀的关系的检讨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感情是深厚的，这种感情，不论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是正常的、纯洁的，没有离开党性原则搞拉拉扯扯。黄克诚在蒙难期间用三句话精辟地概括了他和彭德怀的关系:“相待以诚，相争以理，言不及私。” 尽管如此，黄克诚还是接受了“我是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和“军事乐俱部”的主要成员之类的“罪名”。因为这是会上追逼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是中央全会的定论，不承认过不了关。 接着，他检讨了和周小舟、李锐、周惠的关系。他说:“我在湖南担任省委书记三年期间，他们三人都在湖南工作，我的右倾思想对他们有较深的影响。我到北京工作后，与周小舟仍有一些联系，他告诉我一些地方工作情况，我也向他反映自己家乡的一些情况。周小舟同志来北京开会，也来我家谈谈工作上的问题。 我们庐山开会期间的接触也是谈的一些湖南情况和毛泽东同志在湖南视察的情况，以及家乡农民的反映。”可以看出，黄克诚和他们三人的关系，是很正常的同志之间的友情和工作关系。 关于7月23日晚他们在黄克诚处议论毛泽东的问题，黄克诚在重复了庐山会议上的说明后，坦言了他当时的心情:“我内心是有斗争的，在逐渐认识到问题的严重之后，心情随之紧张，既感到问题严重，又没有勇气揭发，执迷不悟，担心揭发之后加重自己的罪过，以至迟到8月10日才被迫交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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