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质上来说，隋朝是亡于各种各样的内部矛盾，隋炀帝的个人行为只是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演化，最终导致了大隋的二世而亡。 先说一个事实—— 表面上看，关中是秦和隋的大本营，有重兵把守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根本原因实际上是： 关中已经在与秦和隋的长期磨合中认可了其运作的那套系统，形成了惯性。 也就是说，关东本来还没适应统一后的秦和隋给他们配置的新系统，秦始皇和隋炀帝的各种大工程就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最终到了武力相见的地步。 是呀，秦朝统一之前天下分裂了大几百年，文化、语言、文字都是独立的，统一之后，大家要想和谐生活必须得有一个长期的磨合过程才能逐渐适应。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秦始皇修筑直道、驰道都是从交通层面入手加速融合的进程。 隋朝也一样，他的基本盘是关中加关东加江南的组合：江南继承的是晋人衣冠，与北方隔绝了大几百年，关东以前是胡化的北齐王朝，而关中则是宇文泰建立的以关陇贵族为支撑的军政合一的北周王朝。 也就是说，隋朝有两大矛盾：与江南之间的矛盾、与关东之间的矛盾。表面上看是地理环境造成的，本质上还是文化的差异。 所以，统一后的隋朝虽然疆域辽阔，经济发达，但实际上基础非常脆弱，隋文帝开皇十年（590）时，南方就因为与北方的一系列摩擦最终引发了大面积的叛乱： 最后，南方问题是在杨素的武力镇压和杨广后期的抚化中才慢慢认可了大隋，但关系依然脆弱。 所以，杨广即位之初就打出了一张牌，营建东都洛阳，将洛阳作为大隋的政治中心，就是为了方便与江南交流。  图源/网络 同时，隋炀帝修建的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也是为了从交通上进一步加速南北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并不是大家所说的为了个人巡游。 怎么说呢，隋炀帝这两张牌打出去之后，关中、关东、江南这三大板块起码在交通上实现了统一，互相融合的速度只会更快。 隋炀帝接着又增加了进士科，从选官制度上入手，加速大隋庙堂的血液流动更新。 一套组合拳打出去之后，杨广已经基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完成了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情。 这个时候，杨广最需要做的就是，停下来，稳固这种历经千辛万苦才得来的局面。因为，三大版块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剩下的只需交给时间和大运河这种配套设施来消化。 而且，东都洛阳和大运河等工程也严重透支了大隋的口袋，老百姓物质和精神都疲惫到了极点，急需休养生息。 可杨广接着就打出了三征高句丽这张牌，终于导致了本就存在的矛盾的全面爆发。 大业七年（611）冬天，就在杨广为征伐高句丽做准备时，山东邹平人王薄扯起了反旗。接着，平原郡（今山东陵县）的刘霸道、河曲（今河北临西县）的张金称、清河（今河北清河县）的高士达等人纷纷起来响应王薄。 从这份名单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人的籍贯全是关东，原北齐故地的人。 大业九年（613）春天，杨广二征高丽时，又有一大部分人复制王薄的行为： 齐郡（今山东济南）人孟让、北海人（今山东青州）郭方预、河间人（今河北河间）格谦、渤海郡人（今山东阳信县）孙宣雅等人都加入了群雄逐鹿的游戏。 瞧，还是关东人。 而且，从大业九年（613）的七月份开始，江南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叛乱： 余杭人（今浙江杭州）刘元进、晋陵人（今江苏常州）管崇、东海人（今江苏连云港）彭孝才、苍梧人（今广西梧州）梁慧尚、东阳人（今浙江金华）李三儿等人在江南掀起了滔天巨浪。 这都还好，毕竟都是农民起义军，处于隋炀帝的可控范围内。 但在隋炀帝第二次东征时关陇贵族杨玄感的起兵却直接刺激了杨广敏感的神经。杨玄感等人不管是能力、经济实力、影响力都在线，杨广不得不放弃辽东挥师平叛。  图源/剧照 杨玄感等关陇贵族为什么要反杨广？ 因为杨广在加速大隋三大板块的融合时又引发了新一轮矛盾，他营建东都和增加进士科的行为都侵犯了关陇贵族的利益。 虽然杨玄感等关陇子弟事后被杨广所杀，但却掀开了大范围反对隋朝的浪潮，此后，不仅是农民起义，贵族也都站了出来和杨广唱起了反调，而且，北方大地也不再安宁： 大业十年（614）二月，扶风人唐弼起兵，自称唐王；五月，延安人刘迦论与匈奴人结盟，自称皇王...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杨广能力即使再强也基本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再加上他内心本就脆弱，在面对这种危局时直接就一头扎进了江南的温柔乡中彻底躺平。 没错，隋炀帝复制了秦朝二世而亡的剧本，将父亲杨坚交给他的一手好牌生生打成惨局，隋朝与秦朝的区别只是： 杨广是为了万世功业透支了大隋，胡亥是为了个人享受透支了大秦。  图源/剧照 结果都是，他们的个人行为进一步激发了本就存在的矛盾，终于导致局面不可收拾。 所以，不能将隋朝的灭亡简单归结到杨广身上，因为不管谁来打这张牌都会走得战战兢兢，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跌下悬崖，只是，杨广对这件事意识性不强加速了矛盾的演化。 等于说是，历史问题和杨广个人共同导致了大隋二世而亡。 历史，从来都不是表面那么简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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