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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本”不孤：中國小説善本在朝鮮半島的流播 ——以《型世言》與《莽男兒》爲例 文 / 潘建國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提 要： 發現於20世紀80年代末的明刊本小説《型世言》，與近年新發現的清初刊本小説《莽男兒》，皆爲中土亡佚而幸存於朝鮮半島的中國古小説善本，而經進一步的研究搜考，兩書不僅曾在朝鮮半島傳有複本，還產生了朝鮮語譯本，可謂“孤本”不孤。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除了中國小説具有作爲朝鮮讀者漢語教材和文化讀本的通常功能之外，另有其獨特的背景因素，即與《型世言》流播相關的“道德教化的異域回應”及“朝鮮人的大明情結”，與《莽男兒》流播相關的東亞民間“老獺稚”口傳文藝基礎。 關鍵詞：《型世言》 《莽男兒》 孤本小説 朝鮮半島漢籍 一、韓藏中國古佚小説雙璧： 《型世言》與《莽男兒》 1987年9月7日上午（關於《型世言》的發現時間及細節，中韓學界頗有歧異、含混甚至誤會之處。撰寫本文時，筆者分别通過郵件和微信訪問了陳慶浩、王國良、崔溶澈教授，三位當事人均發來了相關書面材料，本段文字即據此參酌撰成，謹致謝忱），法國華裔學者陳慶浩與中國臺灣地區學者王國良，由韓國學者崔溶澈陪同，至漢城大學（今稱首爾大學）圖書館調查韓國漢文小説情況，翻閱《奎章閣圖書中國本綜合目録》（漢城大學校圖書館編印，1982）之時，陳慶浩無意中看到了書名陌生的《型世言》，他敏銳地感覺到這有可能是一部珍稀的中國小説，遂請館方提出此書。三位學者經仔細驗看，確認這是一部之前不爲人所知的明版孤本小説，存十一冊（圖1），缺失卷首總序目録插圖。當時請求拍攝了所存各冊封面頁、第一回翠娱閣主人敘、第四回翠娱閣主人敘及首半葉、第十五回首半葉等書影。調查結束後，陳慶浩委託崔溶澈向漢城大學圖書館申請複製《型世言》全書。崔溶澈後來分幾次影印了全書，並設法陸續寄往巴黎。令人遺憾的是，因忙於處理别的學術課題，以及在法國和日本搜集與《型世言》有關的研究資料，延宕了數年之後，陳慶浩才得以完成《型世言》的研究論文，並最終推動將此書影印出版。  ▴ 圖1 首爾大學圖書館奎章閣藏明刊本《型世言》 與此同時，正在撰寫博士論文《朝鮮時代中國通俗小説翻譯本研究——以樂善齋藏本爲中心》（博士論文提交時間爲1993年2月）的韓國學者朴在淵，首先發現了樂善齋藏本中的《型世言》朝鮮語譯本，繼而又在朝鮮時代英祖三十八年（1762，乾隆二十七年）“完山李氏”所撰《中國小説繪模本》“小敘”中，找到了《型世言》的文獻著録，循此線索，他進一步追蹤調查，最終在奎章閣找到了這部明刻本《型世言》。1992年6月，朴在淵在韓國《中國小説研究會報》第10號刊發《奎章閣本<型世言>》（1）一文，這是目前所知發表時間最早的《型世言》研究性論文。之後，他又在《中國小説研究會報》第11號（1992年9月）、12號（1992年11月）連載發表《奎章閣本<型世言>》之（2）（3）。 據陳慶浩稱（陳慶浩《<型世言>校注本序》，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上冊第1頁。影印本《導言》標題中的“四百多年”實爲“三百多年”之誤，至該校注本中已獲訂正），1992年，他將《型世言》文本和在巴黎發現的《型世言》插圖一起交給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影印，並爲影印本撰寫了《導言》，副標題爲《一部佚失了四百多年的短篇小説集<型世言>的發現和研究》（這篇《導言》另載于《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卷第4期，1992年12月出刊。陳慶浩還曾以筆名“暢談”在1992年12月13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型世言>的發現與研究》一文），據文末題署，《導言》撰寫於1992年6月。1992年11月，《型世言》影印本分上中下三冊正式出版，這是該小説全文的首次公開，書末附録有陳慶浩所撰《<型世言>與<别刻><三刻>各回關係對照表》及《校勘記》。影印本卷首有“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撰寫於1992年11月的《出版説明》，文中有云：“今經韓國崔溶澈教授征得奎章閣圖書館館長同意，又得法國國家圖書館授權，特將陳教授所得的《型世言》影本，及其發現原爲《型世言》插圖之《别刻》圖版等珍貴資料，再影照出版。”可知當年影印出版，獲得了韓國奎章閣圖書館館長的同意，可稱是多位東亞小説學者協作完成的成果。 1993年6月，臺灣東吴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韓國籍博士生權甯愛完成并提交博士學位論文《型世言研究》，指導教授爲金榮華，這是第一篇關於《型世言》的學位論文，論文包括“緒論”、“《型世言》的作者、評者與成書時間”、“《型世言》的插圖”、“與《型世言》相關的各書”、“《型世言》的故事考（上）”、“《型世言》的故事考（下）”、“《型世言》的詞彙和俗語”、“《型世言》所反映的明季社會”、“《型世言》的主題思想和寫作藝術”、“結論”，共10章。據其第一章《緒論》可知，權甯愛研究時參考了1992年臺灣影印本，但似乎也核對了奎章閣原藏本，文前補入了影印本殘缺而原藏本完好的四頁書影（這四頁書影分别是：《型世言》第十一回第五葉B面、第六葉A面，第三十回第十一葉B面、第十二葉A面）。 1993年7月，韓國江原大學校出版朴在淵校注整理本《型世言》，書後附録論文兩篇，其一爲朴在淵《韓國所見奎章閣藏本<型世言>及樂善齋藏朝譯本<型世言>》，此文曾收入《青河金炯秀博士華甲紀念論叢》，東國大學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收入校注本時作了改訂；其二是金榮華《<型世言>及<三刻拍案驚奇>等書考略》，文末所題撰寫時間爲1992年9月，此文另刊載于《華岡文科學報》（臺灣）總第19期（1993年7月出刊）。 臺灣影印本《型世言》出版後，陳慶浩曾將“該所送我的一百套書，寄贈世界各地的中國古代小説研究者參考，其中大半是送給大陸的學人”（陳慶浩《<型世言>校注本序》，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上冊第1頁）；朴在淵也將韓國版校注本寄贈部分中國學者，他又在《文學遺產》1993年第3期（5月15日出刊）發表《韓國所見奎章閣藏本<型世言>》，首次在中國大陸學術刊物上介紹了這一小説新文獻。正是得益於上述中韓學者的共同努力，《型世言》文本迅速回傳中國，並引發極大關注，僅1993年一年之內，中國大陸出版的各種《型世言》校點本就有10種之多。此後，各類研究論著紛至沓來。 《型世言》的發現，不但改寫了關於晚明白話短篇小説代表作的文學史敘述，即從原來的三《言》二《拍》擴增爲《言》二《拍》一《型》，它也成爲海外訪查中國佚失典籍、尤其是古佚小説的標誌性成果之一。 再來看《莽男兒》小説。2013年5月，筆者首次從書友處獲見《莽男兒》身影，即驚爲天壤間秘笈，然因書價昂貴，無力購下，僅拍攝了部分照片，心中念念不忘。2014年11月，筆者與孫遜、朴在淵教授合作編印的《朝鮮所刊中國珍本小説叢刊》出版，朴在淵來中國上海參加新書發佈會，會議期間他竭力勸説我買下《莽男兒》，受到他的鼓動和支持，2015年4月，我正式購下此書。《莽男兒》凡二十四回，清初寫刻本，已改爲朝鮮裝（圖2），原分裝八冊，今存六冊，缺失第二、第三冊（即第5-11回）。第一回首頁題“明龍子猶遺傳，古吴逸叟評纂”，這位“龍子猶”即晚明著名小説家馮夢龍，此處自屬後人假託，真正作者是“古吴逸叟”，可惜生平不詳。該書未見於任何中國或韓國的書目文獻著録，是又一部極爲珍貴的孤本中國小説（參閱潘建國《新見清初章回小説<莽男兒>考論——兼談其與<獺鏡緣><繡衣郎>傳奇之關係》，載《文學遺產》2017年第1期）。  ▴ 圖2 韓國舊藏清初刻本《莽男兒》（今藏兩靖室） 不僅如此，《莽男兒》還具有一份特殊的學術價值。早在20世紀前期，日本的朝鮮史學者今西龍、越南史學者松本信廣與中國民俗學者鍾敬文等，曾經圍繞東亞“老獺稚”故事的起源地問題，展開過一場學術論爭 。所謂“老獺稚”故事，指流傳在朝鮮半島、安南文獻以及中國民間的一個故事類型，敘述水中獺精誘惑人間女子，生下神奇小子“老獺稚”，他擁有超強的水中潛遊本領，後有風水師發現深潭水底的龍穴，老獺稚趁機將自己父親的遺骨葬入龍穴，最後成爲君王。三國所存“老獺稚”故事資料中，文本時間最早的是收録于安南《公餘捷記》（1755）中的丁先皇故事，其次是1908年從朝鮮半島咸鏡北道採録的清太祖傳説（詳參下文），最晚的則是1932年從中國江蘇灌雲地區採録的宋太祖傳説。鍾敬文《老獺稚型傳説之發生地》（1935），根據灌雲宋太祖傳説具有相對較爲原始的故事形態、故事中風水信仰乃中華民族“最具特徵的民俗信仰之一”、中國文化對於朝鮮及安南地區歷來具有輻射性影響等因素，進而推斷：“此等流布於極東三地域之同型傳説，其共同的發生地必當在於中國境內”（原載《藝風》（杭州）1934年總第2卷第12期；收入《鍾敬文民間文學論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148頁，簡稱“中國發生説”），雖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站在學術邏輯角度，“中國發生説”仍需提供一個時間更早的文獻鐵證。 這個鐵證，就是刊行于清初的中國小説《莽男兒》，敘述生活于長江中的獺精，誘姦了江邊董皮匠的女兒，生下神奇小子“董蟒兒”，可自由出入江底。風水師在鄱陽湖底發現一個龍穴，但水深無人能達，就請董蟒兒出馬，他趁機將獺精父親的遺骨葬入龍穴。董蟒兒後被販運私鹽的衆鹽商推爲首領，先是率衆抗擊前來緝私的官軍，後揭竿起義，攻城掠地，轉戰長江水系，遂驚動朝廷，遣使招安，董蟒兒奉旨跨海東征“浡泥國”（今文萊國），平定叛亂，最終受封爲浡泥國國王。很顯然，《莽男兒》的主體情節框架，乃建立在完整標準的“老獺稚”故事之上。小説編刊年代在清初，遠早于越南的《公餘捷記》，因此，它不僅可以成爲鍾敬文提出的東亞老獺稚故事“中國發生説”的關鍵證據，也爲這一場歷時近百年的東亞學術論爭畫上完美的句號（參閱潘建國《“老獺稚”故事的中國淵源及其東亞流播—以清初<莽男兒>小説<繡衣郎>傳奇爲新資料》，載《民族文學研究》2018年第3期）。 《型世言》與《莽男兒》，庶可並稱韓藏中國古佚小説雙璧。它們的次第發現，自然引發我們產生更進一步的期待：朝鮮半島還會發現新的孤本中國小説嗎？我個人覺得有希望。朝鮮時代曾留下三份中國小説書單，即完山李氏《中國小説繪模本》“小敘”（1762）、尹德熙（1685-1766）《字學歲月》、《小説經覽者》（1762），書單中所列《型世言》、《留人眼》、《人月圓》、《錦疑團》等書，皆聞所未聞，身份不明，但目前都已在韓國或中國找到了小説原書（參閱潘建國《新發現明末清初小説<留人眼>考》，載《明清小説研究》2015年第3期；潘建國《阿英藏清前期刻本<人月圓>小説考略》，載《明清小説研究》2019年第2期；朱雯《稀見清代小説<錦疑團>敘論》，載《文學遺產》2020年第6期），由此可知，上述書單著録的作品，當年在朝鮮半島大概都是實見其書的。故書單中另外若干未見作品，譬如《十二峰》、《盛唐演義》、《韓魏小史》、《涿鹿演義》、《奇團圓》、《遇奇緣》等書，將來或許也會有驚喜現身之日。 二：“孤本”不孤： 《型世言》《莽男兒》的複本和譯本 明刻本《型世言》凡十卷四十回，每卷四回，傳入朝鮮半島之後，被改爲朝鮮裝，據韓國學者金秀燕調查（金秀燕《明末商業規範小説的形成與朝鮮王的小説閱讀——以奎章閣藏本<型世言>爲中心》，載《國際漢學研究通訊》（北京大學）2019年總第19、20合期），奎章閣藏本各冊的卷回情況爲：第一冊爲卷一第1-4回，第二冊爲卷二第5-7回，第三冊爲卷二第8回卷三第9-11回，第四冊爲卷三第12回卷四第13-15回，第五冊爲卷四第16回卷五第17-19回，第六冊爲卷五第20回卷六第21-23回，第七冊爲卷六第24回卷七第25-26回，第八冊爲卷七第27-28回卷八第29回，第九冊爲卷八第30-32回，第十冊爲卷九第33-36回，第十一冊爲卷十第37-40回。除了第一、十、十一冊剛好爲完整一卷，與中國刊本的卷回劃分情形相同之外，其它八冊均有跨卷現象，換言之，這八冊冊首均非原書的分卷處。朝鮮本何以如此改裝？頗爲令人費解。這一打亂原書卷回的改裝，在流播過程中產生了一定的“後遺症”。 奎章閣藏本今存十一冊封面墨書“型世言”，下書“一”至“十一”，各冊右下側書根處，皆有墨書“共十二”，如何理解這一數字差呢？之前主要有兩種解釋，其一，現存《型世言》缺失總序（如果有的話）、目録及插圖，它作爲“卷首”單列一冊，加上正文十一冊，全套共十二冊（朴在淵《韓國所見奎章閣藏本<型世言>及樂善齋藏朝譯本<型世言>》云：“全十二冊，今存十一冊，缺首冊”，收入朴氏校注《型世言》附録，韓國江原大學校出版部1993年版，第407頁。金榮華《<型世言>及<三刻拍案驚奇>等書考略》云：“奎章閣所藏這書分裝成十一冊，每冊或四回，或三回，似非原有之裝訂，而每冊封面之右下方注明共十二冊，則是少一冊。但全書四十回並無缺失，只是沒有原書的書名頁，也不見爲全書所寫的序言和全書四十回的總目，當是另有卷首一冊失落。”文載《華岡文科學報》總第19期，1993年7月出版）。不過，這個解釋仍有不合情理處，封面墨書“一”“二”等數字，並非是書籍的卷數，而是冊數，爲何要將“卷首”（總序目録插圖）排除在書冊計數之外，造成明明是十二冊（合乎十二地支）卻仅标示至“十一”的奇怪效果。其二，确实存在第十二册，但已佚失（《奎章閣圖書中國本綜合目録》云：“所藏本中第十二冊（一冊）缺。”漢城大學圖書館1982年版，第442頁。陳慶浩《導言》云：“《奎章閣圖書中國本綜合目録》所謂'共十二冊’，實是猜度之詞。”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年影印本，上冊第3頁。實際上，《奎章閣圖書中國本綜合目録》著録的“共十二冊”，乃源自朝鮮王朝內府《隆文樓書目》所録，並非“猜度之詞”，參見下文），至於第十二冊的內容，未作説明。如果它是總序目録插圖，似有違常理，熟悉中國書籍體制的朝鮮文人，大概不至於將一部小説的總序目録插圖置於全書末冊；如果不是總序目録插圖，那麼這“第十二冊”又是什麼？從何而來？還有沒有更爲合理的第三種解釋呢？ 金秀燕首次細心地指出：奎章閣藏本現存十一冊之中，除第二、三、四冊，其它八冊封面內襯右下處，均黏貼有標有“複”字的簽條（圖3），她據此推斷： 此書傳入韓國並被重新裝訂，又在特定時期、特定機構，被重新整理貼上了該標識。另外，書的封套中貼有複本標識的和沒貼的混放在一起，可知原來不同版本的封套的裝訂和分冊情況應該是相同的，但後來因疏忽大意而混淆在一起。從印章也可知，在整理帝室圖書時，或總督府在整理書籍時，或在將藏書移至京城帝國大學圖書館之前，至少還有一個複本。既有的研究中從未提及複本，似乎發現者也未重視複本標識的情況。（金秀燕《明末商業規範小説的形成與朝鮮王的小説閱讀——以奎章閣藏本<型世言>爲中心》，載《國際漢學研究通訊》（北京大學）2019年總第19、20合期） 金秀燕關於《型世言》存在“複本”的觀察和推斷，無疑是敏銳、可信且富有啟發性的。事實上，朝鮮王朝內府藏書目《隆文樓書目》就曾著録有：“《型世言》，十二卷，第四、第十二佚。”（見張伯偉編《朝鮮時代書目叢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冊第841頁）這部藏本分爲“十二卷”，明刻本《型世言》原書爲十卷，可知所謂“十二卷”，實即十二冊，書當經過了朝鮮改裝，其十二冊的分冊情況，應是總序目録插圖爲第一冊，正文爲第二至十二冊。隆文樓藏本標明僅存十冊，缺失第四、第十二冊，也就是這部《型世言》的正文有殘缺，但目前奎章閣藏本小説正文完整無缺。凡此表明：朝鮮王室藏書中，確實存在過至少兩部同版的《型世言》。  ▴ 圖3 奎章閣藏本《型世言》粘貼“複”字簽條情形 綜合上述情況，也許還可進一步推測：現存奎章閣藏本實由兩套舊藏本拼配而成，貼有“複”字標籤的八冊，爲兩套藏本重複的，未貼標籤的三冊，爲其中一套藏本所有、另一套藏本所缺。這是人爲整理拼配的結果，而不是金秀燕文所説“因疏忽大意而混淆在一起”。 那麼，這次拼配發生在何時？仔細驗看《型世言》各冊封面，右下方均貼有白色小紙（圖4），紙上印有“支/3478/23/1”、“支/3478/23/2”……直至“支/3478/23/11”，編號相連；各冊卷首均鈐有“帝室圖書之章”藏印。據《奎章閣與書的文化史》載（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2009年版，第239頁）：1908年至1909年間，宫內府奎章閣設立圖書課，將藏于奎章閣、弘文館、集玉齋、侍講院、北漢山書庫的10萬餘冊書籍，統一命名爲“帝室圖書”，並進行整理，區分出韓國版和中國版，分别製作目録加蓋印章，《型世言》編號中的“支”，即“支那”，指中國本。大概就是在這次帝室藏書的大整理中，工作人員利用兩套殘缺不全的《型世言》藏本，進行拼配，並統一黏貼“複”字標出複本。由於缺失書首的總序及目録，整理人員當時無從知道《型世言》共計四十回，也就是説現存末冊第四十回之後是否還有內容，難以確認，但他們可以看到內府《隆文樓書目》，並從中獲知隆文樓藏本《型世言》曾有“第十二冊”的資訊，故整理人員採用了從“1”至“11”的編號方式，爲傳説中的“第十二冊”預留下一個位置。我頗懷疑，奎章閣藏本《型世言》封面整齊劃一的書名冊數的墨筆題寫，或許也是出自“帝室圖書”整理人員之手。  ▴ 圖4 《型世言》封面貼“支”字編號簽條、卷首鈐“帝室圖書之章” 當然，上述拼配推斷的前提，是兩套《型世言》藏本的分冊改裝情形完全一致，或者拼配時又重新進行了書冊的調整重裝，這其中恐怕還存在一些我們目前尚不可知的變數。但之前視爲海內孤本的《型世言》曾經存在複本，這是可以確認的。實際上，據金瑛、朴在淵論文提及（《<朱仙傳>：明代擬話本小説<型世言>的翻譯》，載《中國語文學論集》（韓國）第73號，2012年4月出版），韓國私人藏書目《海南尹氏群書目録》（成書於1927年）載録，海南尹氏也藏有一部《型世言》，則曾經流入朝鮮半島的中國明末刊本《型世言》小説，至少有三部之多，頗可令人驚訝！ 無獨有偶，另一部海內孤本小説《莽男兒》，最近竟也發現有複本存世。2021年5月，筆者再次有幸購得從韓國回流中國的《莽男兒》殘本（簡稱“乙本”），與2015年所得本（簡稱“甲本”）爲同一版本，但並非同一套書。乙本殘存二冊，已改爲朝鮮裝（圖5），封面墨書“莽男兒”，書名下另書“元”、“亨”兩字，可知此書原分裝四冊，以“元亨利貞”爲冊序。今存“元”字冊爲序文目録及第1-6回，“亨”字冊爲第7-13回，每冊浮動在6至7回之間，其書冊厚度，乙本約爲甲本的一倍有餘。最可慶幸者，甲本缺失的第5-11回，乙本恰好完整無缺，甲乙拼配，這部中國亡佚的清初小説《莽男兒》，居然二十四回具足，不能不説冥冥之中如有神佑。  ▴ 圖5 韓國舊藏清初刻本《莽男兒》乙本（今藏兩靖室） 不僅如此，《型世言》《莽男兒》還存在另一種意義上的“複本”，即朝鮮語譯本。《型世言》譯本由朴在淵在20世紀90年代初首先發現，存四冊（卷三、四、五、六，卷六尾殘），共十五篇，每篇對應於《型世言》的一回，至於原書總共翻譯了多少篇、分訂多少冊，尚不可知。此譯本原屬漢城昌德宫樂善齋舊藏，鈐“藏書閣”印，今藏韓國學中央研究院圖書館。“樂善齋”建成于朝鮮憲宗十三年（1847），爲後宫金氏居所，兼作王妃圖書館，收藏有中國小説翻譯本三十余種，包括著名的《紅樓夢》全譯本。據朴在淵研究：《型世言》譯本“屬節譯，省略和縮寫現象相當嚴重，每回開頭的開場詩和入話被省略，並且正文中的詩詞、結尾的散場詩、回後評也都被省略了，這點和《今古奇觀》譯本的翻譯情況相同，這證明樂善齋本《型世言》之朝譯較早”；“至於翻譯時間，古語和古文體相當多，朝文本中所出現的不少詞彙，與高宗二十一年（1884）前後由李鐘泰等文士所譯的中國小説比較，有明顯的不同，有些詞彙不見於高宗時所翻譯的小説，又有不少詞彙已經不用的。由此可推測此譯本是不晚於十八世紀左右譯成的。”（朴在淵《韓國所見奎章閣藏本<型世言>及樂善齋藏朝譯本<型世言>》，收入《青河金炯秀博士華甲紀念論叢》，東國大學出版社1992年9月版，修訂版收入樸在淵校注《型世言》附録，第420頁）筆者發現：《型世言》譯本在朝鮮王室藏書目《大畜館書目》（約編製于正祖中前期），曾著録有兩部，一部爲“六冊”，一部爲“落五冊”（見張伯偉編《朝鮮時代書目叢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冊第768、808頁），與今存樂善齋本均不同，説明當年它頗受讀者歡迎而被多次輾轉傳抄。 《莽男兒》小説譯本的發現，頗有戲劇性。2017年10月，筆者應邀參加韓國啟明大學主辦的“韓國學與東亞學的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我告知韓國成均館大學金榮鎮教授有關《莽男兒》小説的訊息，並請他查找韓國國內公私藏書機構是否藏有此書。回國後不久，我收到金教授郵件，稱他沒有找到新的韓國藏本，但意外地找到了一部《莽男兒》朝鮮語譯本的殘本，已提供給朴在淵教授進行研究。2017年12月16日，朴在淵發來《莽男兒》譯本書影，我則拍攝了相應的中文本書影，供他研究參考；2019年，金瑛、朴在淵發表《新見韓譯<莽男兒>抄本考論》論文（載《中國語文學論集》（韓國）第118號，2019年10月出版。本文撰寫時參考了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何智慧所譯中文版，刊載於《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25期，特致謝意），據考證：《莽男兒》譯本今藏韓國延世大學圖書館，封面墨筆題“男兒傳”,右下書根處有墨書“共五”兩字，則原書共五冊，今殘存末冊，係小説第二十回至二十四回的譯本。首頁右下端鈐“暎嬪房”藏印（圖6），乃朝鮮王朝英祖愛妃的舊藏，暎嬪（1696-1764）獲得封號時間爲1730年，如果這是暎嬪授意翻譯的，《莽男兒》翻譯時間當在1730-1764年間，如果這是暎嬪收藏的譯本，則其翻譯時間也有早於1730年的可能性。  ▴ 圖6 韓國延世大學藏《莽男兒》譯本 值得注意的是，這位“暎嬪”與《中國小説繪模本》關係密切，一説她就是卷首“序”及“小敘”的撰者“完山李氏”，撰寫時間在英祖三十八年（1762）；一説“序”及“小敘”爲她兒子思悼世子所撰。《中國小説繪模本》提及了《型世言》，卻並未記録下《莽男兒》的書名，此或許表明：暎嬪入藏《莽男兒》譯本的時間，乃在《中國小説繪模本》成書之後、暎嬪去世之前，即1763-1764年間，這也是《莽男兒》小説傳入朝鮮半島的時間下限。 三、何以不孤： 中國小説善本流播朝鮮半島的緣由 《型世言》《莽男兒》均爲中國已佚的小説善本，但它們不僅佚存于韓國，而且不止一部，還有朝鮮語譯本，其流播的廣度和深度，皆超出了我們之前的想像。那麼，孤本何以不孤？站在漢字文化圈的角度，對於日本、朝鮮半島以及越南的文人來説，中國小説文本既是學習漢語的教材，也是瞭解中國歷史文化、風俗民情和社會生活的絕佳窗口，故頗多搜購藏閱（參閱潘建國《韓國所藏中國刊本通俗小説述論》，載《大東文化研究》（韓國成均館大學）總第113期，2021年3月出版）。不過，《型世言》與《莽男兒》在朝鮮半島的流播，還涉及到以下幾個獨特的緣由： 1、道德教化的異域回應 《型世言》小説的編創宗旨是“以爲世型”（第一回回末“雨侯曰”）、“樹型今世”（第三回回首翠娱閣主人“小引”），故其主題多宣揚忠（臣）孝（子）節（婦）烈（女）義（僕）等傳統儒家倫理道德，特别是小説前半部分，教化色彩尤爲強烈，諸如第三回所敘“以妻易母”、第四回所敘“刳肝療親”等故事，更將“封建的孝節倫理強調到了讓人無法忍受的地步”（井玉貴《<型世言>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頁），這也導致《型世言》在思想層面的價值，整體上遜色於三《言》二《拍》。有意思的是，《型世言》刊行之後，未出現全書的翻刻本，卻有《幻影》《三刻拍案驚奇》（選取三十四回）《（别本）二刻拍案驚奇》（選取二十四回）等多種改題别本行世，可知在當時的小説讀者市場中，“型世”大概不如“拍案驚奇”更具文學魅力和商業賣點。金秀燕認爲“相較于宣揚道德”，《型世言》“更可能是將倫理和道德商品化的十足的商業小説”，它在中國的失傳，可以理解爲出版商對“型世”題目的捨棄（金秀燕《明末商業規範小説的形成與朝鮮王的小説閱讀——以奎章閣藏本<型世言>爲中心》，載《國際漢學研究通訊》（北京大學）2019年總第19、20合期），這一看法若置於明末清初中國小説市場背景下而論，無疑是有道理的。 但是，《型世言》在朝鮮半島的接受，卻並非緣於商業性元素，而是文本內部的道德教化，這一氣息，與朝鮮時代深受儒學影響的社會文化恰相契合。奎章閣藏本上留有朝鮮讀者的墨筆評語，集中在第一回及第十三回。第一回《烈士不背君 貞女不辱父》行間夾評，有“一段忠憤,可激千古”、“可謂傳家忠孝”、“一片丹忠, 千古不沫”、“義哉, 人也”、“節直當然”、“嚴毅剛烈”、“正直做出, 君子可讀”等批語，帶有鮮明的道德傾向，讀來似曾相識，評者身份不明，不過這是朝鮮王室的藏書，有資格閱讀並且在書葉上寫下評語的，自非王室成員莫屬；第十三回《擊豪強徒報師恩 代成獄弟脱兄難》回末，有一段評語（圖7）：“兄弟急亂，朋友救難，乃其常, 而劉嫂之勸夫代叔，誠千古罕匹聖女。愛夫之心, 女子最切，而但以義處事，可謂女史中第一人物了。淡軒評，紅荳園，燭夜激嘆。”這位“淡軒”，據金秀燕考證（金秀燕《明末商業規範小説的形成與朝鮮王的小説閱讀——以奎章閣藏本<型世言>爲中心》，載《國際漢學研究通訊》（北京大學）2019年總第19、20合期），實際上就是朝鮮純祖世子、曾經代理執政朝鮮王朝四年的“翼宗”（1809-1830，於1812年被冊封爲王世子，1827年奉純祖命代理聽政，1830年去世，其子憲宗繼位，追尊其爲翼宗），“紅荳園”是其讀書處，他對於該回小説故事渲染的“義”德褒贊有加，其“燭夜激嘆”一語，更將自己閱讀小説時的共鳴情態展露無疑，可見其對《型世言》的關注，並非僅僅出於當政者的教化考量，也夾雜著個人道德認同的成分。此外，《型世言》譯本所存十五篇譯文，有十一篇集中在《型世言》道德教化強烈的前半部分（第1-20回）；譯者還以“義士”（九篇）、“義女”（二篇）、“悖行”（二篇）、“名將”（二篇）等名目，將所譯各篇歸類排列，亦彰顯了譯者（或主持者）強化道德色彩的主觀訴求。《型世言》譯本爲樂善齋舊藏，預設讀者是朝鮮王宫內部的女性。綜上可以説，正是《型世言》的道德教化特質，吸引了朝鮮王室男女讀者的閱讀興趣，並促成代理國王“翼宗”在小説書葉上留下了親筆評語，這在整個東亞文學史上恐怕都是“史無前例”的。  ▴ 圖7 奎章閣藏本《型世言》第十三回末“淡軒”評語 2、朝鮮人的大明情結 《型世言》四十篇故事，基本上以明代社會爲背景，大部分可以找到相關的明人文獻記載，有些就是當時發生的歷史事件或社會新聞；小説敘寫的主人公如鐵鉉、王世名、唐貴梅、程濟、王原、李時勉、項忠、石璞、張佳胤、殷雲霄、沈希儀、周顛、夏原吉等，也都在《明史》有小傳。這些故事素材，究竟來自於崢霄館的徵文，還是陸氏兄弟自己的搜集，尚待研究，但側重於演繹當代性的明人明事，洵爲《型世言》小説的顯著特點。而朝鮮王朝與明代存在密切的宗藩關係，壬辰（1592）倭亂時，明廷曾派遣軍隊援朝抗日，創下所謂“再造之恩”。丁卯（1627）、丙子（1637）兩戰失利後，朝鮮雖被迫臣服于崛起的清政權，但仍奉行“尊周思明”政策（參孫衛國《朝鮮王朝“小中華”思想的核心理念及其歷史演變》，載《韓國研究論叢》2014年第2輯；孫衛國《朝鮮王朝對清觀之演變及其根源》，載《廊坊師範學院學報》2017年第3期）。甲申（1644）明亡，朝鮮更以小中華自居，佔據文化道德的制高點，對清鄙夷不屑，對故明則頗多懷想。在上述文化心理影響下，聚焦於明人明事的《型世言》，自然會在朝鮮半島受到特殊關注，對於朝鮮讀者來説，借助小説文本重溫故明往事，無疑是一種特殊的閱讀體驗。 這裏，不妨來檢視《型世言》書葉上留下的兩個細節： 其一是第十五回回首題詞下，有一行墨書“萬曆癸巳春題”，有的研究者依據《型世言》影印本或整理本，誤其爲刻本原有，進而作出錯誤考證（前引金榮華《<型世言>及<三刻拍案驚奇>等書考略》（1993）云：“《型世言》的撰寫時間是很長的，其中某些故事很早就已寫成，因爲陸雲龍在書中第十五回的題詞上自署'萬曆癸巳春題’。如果這個紀年沒有錯，則萬曆癸巳即萬曆二十一年（1593），距離可能是全書刊行的崇禎四年（1631）有三十八年之久，而從開始撰寫到成書刻印的時間，當然是還不止這些年的。”隨後，金榮華在另文《<型世言>考略補述》中糾正了自己的失誤：“今秋（1993）十月，因赴韓國大邱參加'韓中日小説文學比較研究’國際研討會，在漢城轉機，遂往漢城大學奎章閣圖書館檢閱《型世言》原書。從第十五回小序原頁的正面看，'萬曆癸巳春題’六字的墨色和序文的墨色沒有什麼差别，但是從紙背看便有所不同。刻版印刷的序文，墨透紙背，其色較濃；墨筆題寫者其色不透，顏色甚淺。'萬曆癸巳春題’六字的墨色不透紙背，可知系以墨筆在書頁題寫者，非原板之所有。”載《華岡文科學報》總第20期，1995年4月出版。吉玉萍《<型世言>再探》仍沿誤視爲原板所刻印，載《常州工學院學報》2004年第3期）。目驗原書的陳慶浩在《<型世言>研究補論》一文中指出：“此書第十五回，翠娱閣主人的《題詞》下，有'萬曆癸巳春題’一行，就是這類後人批。若干小説研究者不小心，將此批當作原本所有，因而作出《型世言》最遲在萬曆二十一年（1593）即開始撰寫的論斷。有人竟據此將陸氏兄弟的活動時間推到萬曆年間，都是不正確的。”（收入《93中國古代小説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開明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頁）然而，《型世言》刊行於崇禎四年或五年（1631-1632），怎麼可能出現“萬曆癸巳”的墨筆題識？陳慶浩未作解釋。筆者認爲或與朝鮮人的故明之思有關。明亡後，朝鮮人出於對大明的眷念，沿用大明年號，譬如“崇禎後某某年”的題署方式，在朝鮮中後期的典籍及牌匾題署中，前後持續使用了兩百餘年。“萬曆癸巳”爲萬曆二十一年（1593），正是壬辰（1592）倭亂爆發、明廷派遣軍隊援朝抗日的時間，有其特殊的歷史意義；細加辨認“萬曆癸巳春題”墨蹟，字體與刻本翠娱閣主人《題詞》非常近似，可知出於題寫者的有意模仿，蓋以此紀念性的時間節點，來表達故明之思。還有一種可能性，“萬曆癸巳”或是類似“崇禎後某某年”的特殊紀年法，指向實際的題署時間，即“萬曆癸巳”後的某個“癸巳”年，包括萬曆後一癸巳（1653，清順治十年、朝鮮孝宗四年）、萬曆後二癸巳（1713年，清康熙五十二年、朝鮮肅宗三十九年）、萬曆後三癸巳（1773年，清乾隆三十八年、朝鮮英祖四十九年）、萬曆後四癸巳（1833，清道光十三年、朝鮮純祖三十三年）及萬曆後五癸巳（1893，清光緒十九年、朝鮮李太王三十年）等五個，至於究竟是其中哪一個，尚難考定。 其二是第十七回《逃陰山運智南還 破石城抒忠靖賊》入話有云：“故即如近年五路喪師，人都説是努爾哈赤人馬驍勁，喪我的將帥，屠我士卒。後來遼廣陷沒，人都説是孫得功奸謀詭計，陷我城池。”奎章閣藏本此處將“努爾哈赤”“孫得功”（孫得功原爲明廣甯巡撫王化貞部將，後投降後金努爾哈赤。明末清初《遼海丹忠録》《鎮海春秋》《樵史通俗演義》等小説對他皆有敘及）兩個名字，皆以墨筆塗去。  ▴ 圖8 奎章閣藏本《型世言》第十七回“努爾哈赤”“孫得功”塗抹 陳慶浩曾推測：“似諱避滿洲將帥名字。如此，此書或清初仍在中國，有所諱避，後方傳入朝鮮，也未可知。”（陳慶浩《<型世言>校注本序》，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上冊第4頁）此説尚有商榷餘地：如果這是清初出於違礙而塗抹的話，本回小説中多次出現的“韃子”“虜”等其它更爲明顯的違礙語詞，卻皆未塗去；而且，如果塗抹清太祖“努爾哈赤”是一種特殊避諱的話，對貳臣“孫得功”亦同加塗抹，則殊不可解。筆者認爲：此墨筆塗抹極有可能出自朝鮮讀者之手，用意也並非避諱，而是表達某種鄙視和不屑。對於懷有深厚大明情結的朝鮮讀者來説，“努爾哈赤”與“孫得功”，皆爲明亡罪人，也是他們痛恨之人，故用墨筆塗去，而“韃子”“虜”等貶稱性語詞則均予保留。這一塗一留之間，其獨特的情感立場已清晰可見。 《型世言》中存留下來的這些墨筆批語和書葉細節，曲折而又客觀地反映了朝鮮讀者的真實心態，耐人尋味。一部中國小説，居然能夠激發出朝鮮讀者心中的道德教化回應與政治情感波瀾，據此而言，《型世言》佚存於朝鮮半島並且“孤本”不孤，其偶然之中實質又隱含著某種必然。 3、東亞民間口傳文藝基礎 如前所述，《莽男兒》小説的故事情節包含前後兩個部分：前半部分敘述獺精與人間女子夜間幽合，致其懷孕，生下“老獺稚”，此類精怪與女子夜合生子的故事，日本學者稱之爲“三輪山型”，韓國學者稱之爲“甄萱型”或“夜來者型”，它們在東亞各地實際上均有廣泛的單獨流播，其存世文本時間較早的有中國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張方》、唐張讀《宣室志·齊人曹氏子》等篇；後半部分敘述老獺稚應風水師之請，潛入水底葬骨，臨機調換，將自己父親的獺骨葬入風水龍穴，並最終成爲王者，此類故事，鍾敬文稱之爲“天子地型”，中國之外地區尚未見有單獨流播。而一個標準的東亞“老獺稚”故事，必須是上述兩個類型前後結合所形成的整體性故事，缺一不可。此類標準型“老獺稚”故事，大約在明末清初產生于中國長江流域，經由江蘇灌雲、華北、東北地區，逐漸傳入朝鮮半島，並在朝鮮半島留下了頗爲豐富的口頭遺存。 早在1908年，朝鮮人崔基南在咸鏡北道會寧地區採集到了一則完整的“老獺稚”傳説，記録本題爲《雲淵實跡（清朝發祥古跡）》，日本學者今西龍據此撰寫《朱蒙傳説及老獺稚傳説》（載《藝文》（日本東京）第6年第11號，1915年11月出版），正式提出“老獺稚”故事類型，並認爲老獺稚傳説，體現著古文獻所載高句麗始祖朱蒙傳説的原始形態，是朱蒙傳説的某種歷史變體，雖然這一推論，後來沒有被東亞學界接受，但今西龍首次對朝鮮半島流傳的“老獺稚”故事進行了學術性的搜集整理，意義不凡。除崔基南採録的《雲淵實跡》外，文中還列舉有與“老獺稚”相關的傳説資料9則：咸鏡北道慶興郡守盧鎰1912年採録的《清太祖肇基源因》《老獺稚塚》《鄭忠信之獻天子劍》3則，任教于會甯普通學校的大阪金太郎1914年採録的《清太宗汗之父努爾哈齊故事》《努爾哈齊神話》《老爾哈赤之父的傳説》3則，今西龍1914年在咸鏡北道吉州郡員警鄭禹鉉處採集的《兀良哈傳説》《滿洲帝室傳説》2則，摘自第252號《間島時報》（1913年7月出版）所載川口卯橘採録的《滿洲始祖出生故事》1則。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傳説基本上流傳於朝鮮半島東北部咸鏡北道的會寧、圖們江（一作“豆滿江”）地區，當代韓國學者任皙宰《韓國口傳説話·咸鏡北道篇》（1989）所録蔡錫官講述的《清太祖傳説》，情節與《雲淵實跡》大同小異，採集地點也在咸鏡北道慶源郡。這一地區乃清先祖發祥地，故流傳於本區域的“老獺稚”故事，多與清太祖努爾哈赤（或清太宗）的神異出身有勾連，今西龍甚至認爲“老獺稚”的朝鮮語發音（No-tal-chi）就是“努爾哈赤”的訛讀。 不妨來看一下崔基南採録的《雲淵實跡》（1908），這是目前所知採録時間最早、情節最爲豐滿的朝鮮半島版“老獺稚”故事文本，情節梗概如下：咸鏡北道會寧郡西有土豪李座首，其女未婚而孕，父怒責問，女云夜晚枕睡之間，有“四足獸”潛入閨房，與其淫合，夜來晨去，已非一日。李父命女將細絲系於獸足，天明追蹤而去，於澤底發現一隻水獺，絲系於足，遂將其打殺掩埋。李女後產下一子，名曰“老獺稚”，善潛水，如獺性。有地師察知深澤之底有“臥龍石”，若將祖先屍骨裹掛其角，子孫必發達，左角有天子之氣，右角有王侯之氣。應地師之請，老獺稚潛入澤底掛骨，他臨機調換，將自己父親的獺骨掛于左角、地師父骨掛于右角。後老獺稚請婚於鄰郡女子，女子出題測試，兩人同時小便，各穿地三寸，遂結爲夫婦，婚後連生三子，三郎即爲清太祖。爲避人耳目，闔家遷居于漢城峴。鼇城公李恒福善觀天象，預測北方將出現“大豪傑”，深感憂慮。門下勇士鄭忠信受命前往偵測，某日，他在枯井中獲得一把寶劍，刻有“天子劍”三字，鄭氏攜劍赴江北拜見清太祖，欲伺機行刺，爲國除患。但懾于太祖威武，竟將天子劍獻呈，又擔心太祖殺他滅口，騎上千里馬，奔逃七百餘里。太祖果然反悔，騎馬追殺，奈馬力不逮而罷。後清朝遣人訪查發祥古跡，欲封陵于會甯，會寧吏民爲免受其弊，皆諱言無此事，亦不敢載諸史籍，惟口耳秘傳云云。 很顯然，較之於標準版“老獺稚”故事，《雲淵實跡》所録多出了結尾部分的“天子劍”情節，這一情節類型，在越南“老獺稚”故事中也有遺存（參閱朱旭強《老獺稚型傳説的越南文本研究》，載《民俗研究》2005年第3期），卻在中國未見流傳，原因待考。朝鮮半島版“天子劍”情節的敘寫重心，在於朝方鄭忠信而非清太祖，故事藉此強調清太祖成就帝業，實乃得益于朝方所獻“天子劍”，或正透露出以中華文化自居的朝鮮，對於新興的清朝既無奈臣服又感到不屑的矛盾糾結心理。 可以説，《莽男兒》小説在朝鮮半島的流播、庋藏與翻譯，乃建立于豐厚的民間口傳文藝基礎之上，這一情形也啟示研究者：東亞漢字文化圈內部不僅存在頻密的書籍流動，也借由人員的往來接觸，持續發生著口傳文學的跨區域播散以及書面文學與口傳文學的交互影響，值得引起更多的關注和探究。 作者簡介  潘建國，别署潘酉堂，1969年出生，江蘇常熟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2009年入選教育部等六部委“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主要研究方向涉及中國古代小説、東亞漢籍、古典文獻學、印刷文化史等領域。已刊著述有《中國古代小説書目研究》（2005）、《古代小説文獻叢考》（2006）、《物質技術視域中的文學景觀：近代出版與小説研究》（2016）、《古代小説研究十大問題》（合著，2017）、《古代小説版本探考》（2020）等；主編有《朝鮮所刊珍本中國小説叢刊》（2014）、《海外所藏<西遊記>珍稀版本叢刊》（2017）等；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
（引用請參照本文原始出處） 審核：李成晴、杜以恒 編輯：隋雪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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