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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民叔（1897—1960），名复，字民叔，四川成都人。少时跟随祖父、外祖父学医，深刻钻研国学和古中医学，少年时期的医学理论主要重视明清诸家时方运用（一变）；青年时期从学于晚清经学家、蜀中大儒廖季平，在廖师的训诲下，至中年医学专宗岐黄《内经》、脏腑经络之说（二变）；后长期侨居上海行医，致力于古中医学的复兴。刘民叔曾说：“逾五十而后始跳出《内经》圈子，直溯汉魏以前《汤液》古医，以为脏腑经络、阴阳五行皆臆说也，而《汤液》治病首重辨证，而证者实也。辨病证之经过，凭证候以用药，此即为我中医理论之最高境界，亦即为我中医朴素的唯物辩证所在。”（三变） 20多岁的刘民叔在成都已经小有名气了，诊病用药胆大心细，敢用他人不敢用的药，敢治他人不能治的病，并且取得很好的效果，就诊患者逐渐增多。 刘民叔认为，本草旧例中有关阴阳配合、四气五味、七情相须相使相反相恶之说，都是后托空言。自古以来，只是遵循，但又没有证实。 为了深入研究药性配伍中的“十八反”“十九畏”，刘民叔根据病证，处方突破禁区，用药毫不避嫌“十八反”“十九畏”，如甘遂、大戟、芫花、海藻与甘草同用，人参、细辛、藜芦同用，丁香、郁金同用，半夏、贝母、白蔹、瓜蒌与川乌同用，患者服药后并无特殊反应，而且有的病情好转，有时也有显著的疗效。 1920年夏天，成都瘟疫流行，史称“庚申成都大疫”。当时的医生多沿用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和剂局方》）的处方，不加辨证，大量使用祛风解表方剂，温病反用温药，“热药下咽，阳盛则亡”。刘民叔考据经典，收集历代诸家学说和医案，力排众议，辨证论治，重用石膏为主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有的患者用了石膏十余斤而治愈。 当时华阳县令的妻子妊娠感染瘟疫，舌青唇红，刘民叔诊断为胎死腹中，处方中每天用生石膏六斤，3剂后死胎堕下，5剂而饮食安，前后共计用石膏达百余斤。一时间，刘民叔声名远播。 对此，刘民叔说：“按张仲景《伤寒论》曰白虎汤方用石膏一枚如鸡子大，重约二三两以上。后世医者以仲景用石膏为汤方名，曰白虎，遂畏之如虎蝎，如是父子师徒相传，以为金石之药不敢轻用。殊不知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原东西南北四方位神名，仲景借用以为汤方之名，原无深义；且清初温病学派之余师愚、吴又可、江笔花诸先贤皆大力使用，以愈重症。更不可以后世本草谓石膏'大辛大寒’，要知《神农本草》载石膏'味辛微寒’，岂有味辛而具大寒之性也乎？且临床对症效如桴鼓。” 刘民叔据此拟定处方，方中用生石膏二两五钱，取名为“庚申石膏解疫饮”，印成单页广告分发。有人问：“华阳县令之妻前后共用石膏百十斤始得痊愈，其典出者？”刘民叔回答说：“夫医之用药如将之用兵，而用兵之多寡当视敌之强弱以别之。昔秦始兼并五国，后将伐楚，问老师王翥须用兵多少？王翥答曰六十万。始皇以为并吞五国，每战不逾十万，讥王翥夸楚之强也，而未从，亲率二十万讨伐楚，甫临楚界，一战而败，几及全军覆灭。后再伐楚，再问王翥，王翥仍曰六十万。始皇乃重整旗鼓，领兵六十万，竟灭楚。今华阳县令妻，病疫之重，石膏亦犹秦之伐楚，用药如用兵，无此大剂量不克奏效，此之谓也。” 刘民叔在治疗瘟疫过程中不断总结提高，20年后汇编成书，取名《时疫解惑论》，议论精辟，引经据典，弥补了中医治疗烈性传染病专著的空白。其父执陈西庚老人阅读后深表赞许，附语于后，称“上十三篇专论火风交织之疾，下卷治例五十条，尤其苦口婆心之言，宜为近时对症良方”。 此时的刘民叔已然跻身于成都名医之列。刘民叔母亲康氏通医药，天性严谨，对子孙督学要求严格，白天要外出游学历练，晚上回来必须篝灯夜读。并且谆谆告诫刘民叔，为医之道，首重医德，一不准摆架子，二不准敲竹杠，三不准恶作剧，否则便是大不孝。刘民叔也牢记父母的教训，一生为医，兢兢业业，始终以此三条为准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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