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5月初，在我们一篇文章的评论区，读者「纳兰雨潇」写下了她爷爷的故事，被点赞到第一位。 故事中，她勾勒了自己爷爷的一生。雨潇的爷爷是清代没落贵族，经历过霍乱、鼠疫，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同时会武术和轻功。我们十分好奇爷爷的人生故事。 几天后，在北京见到了纳兰雨潇，听她介绍了更为完整的爷爷的一生。 在她的讲述中，爷爷能文善武，读过私塾，也去现代学堂学过军事、物理、化学等；从小练武，精通流星锤和九节鞭；家传《奇门遁甲》，擅长算卦和术法......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因为会轻功，他担任过通讯兵、侦察兵，还因枪法精准，担任过狙击手。 参与东北剿匪严重冻伤，在长白山养伤十年……这是一位传奇老人的故事。在雨潇的讲述中，我们感受到中国近代百年历史在一位普通人人生中的折射。同时也被爷爷历经九死一生、见证风云变幻，仍然坚持的善良和率真感动。 以下，是纳兰雨潇的讲述。  我的爷爷吴喜文，于1924年出生、2016年逝世，他九十二年的人生里隐藏了太多秘密，我时常感觉我所得知的一切，只是他人生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爷爷七十六岁那年，因为发烧服用了过多感康，导致药物中毒性耳聋，听力严重受损，这隔绝了他和其他人大部分的交流。 那时候我才四岁，所以在我的大部分记忆里，爷爷都沉默寡言。 他每天早早起床、按时散步、给奶奶种的花浇水、在阳光下对着镜子拔胡须、在厨房磨刀磨剪子......生活日常如同每位爷爷一样。更多关于他的故事，都散在无声无息的风中。 在我亲眼所见、爷爷的讲述和其他亲人的分享中，我依稀窥见了爷爷的一生。  爷爷祖上是满清镶黄旗人，作为武将镇守锦州府（今辽宁省锦州市），世袭三品，用爷爷的话说，“出生就有俸禄，三岁就有爵位”、“最多时管几万兵马”。 锦州，古代军事要地，介于东北与华北之间。倘若守住锦州，敌人若想从东北进入华北，需要翻过从河北承德到秦皇岛大片大片的层峦叠嶂；从北方进入中原则需要跨过蒙古大沙漠。 作为军事要地的武将世家，爷爷全家无论男女都需要从小学武。 练流星锤，为避免受伤，先用榆木疙瘩做锤头，练熟后再用铁头、铅球头；练手上功夫，手练完后需用热豆浆泡、黑狗皮反复擦，以避免手受伤变形；软硬鞭子是随身携带的防身武器，家中人人会使。 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作为满人发源地的东北，八旗制度尚未消失，地方屯兵仍然存在，因此爷爷幼年仍然延续着贵族生活。 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加快侵占东三省的步伐，对锦州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轰炸。 爷爷这一大家族一百来口人，除了长房一家，也就是我太爷爷、太奶奶、爷爷以及他的兄弟姊妹逃了出来，其余均殉城。家谱这些重要的文献资料也都被焚毁。  轰炸前的锦州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一年，爷爷七岁，由于太奶奶是科尔沁的某位王爷的小女儿，他们一家便逃亡到吉林省下的边昭乡，此地原属科尔沁管辖。 他们逃跑时携带了不少金银细软，足够爷爷一家继续富裕的生活。因此爷爷不仅在私塾念过四书五经，十岁后又去现代学堂学了物理、化学、军事理论等现代学科。 太爷爷之前的纨绔子弟习气未改，仍然沉迷赌博，有时一晚会输掉好几囤粮食。囤子，东北用来储存粮食的粮仓，一囤粮食几乎能够一家人一年的口粮。 家财逐渐因为赌钱、被劫掠而败光，爷爷不得不十五六岁就开始做工。他的功夫却并没有落下，遵循祖传规矩，鸡叫即起练功，早课天天不落。这帮助爷爷在后来动荡的世道中得以生存。 相对平静的日子很快被日寇的细菌弹打破。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持溥仪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石井四郎在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建立了细菌战部队。日军将填充了炭疽菌、鼠疫菌和伤寒菌的陶瓷瓶投掷在水源地，或空投到居住地，导致大量东北人染病。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石井细菌炸弹弹壳 图片来源于网络 鼠疫发病快、致死率高，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居民一旦感染，几乎一天毙命。 村里几乎整户整户地病死，尸体需要年轻人搬去村外掩埋。搬运尸体后，年轻人一般需要带上干粮独自在山里待上五天，确定自己没有感染上鼠疫，才能回村。 不知道为啥，爷爷对鼠疫有免疫力，所以大部分的尸体都由他搬运。 他搬运的尸体里，有他的父亲。爷爷一家全都健康长寿，太爷爷直到87岁还能从山上背着一捆柴回家，但是没能扛过鼠疫。 尸体里，还有他的妻儿。他十三四岁时，与青梅竹马的表姐结婚，育有两个孩子。爷爷说，一对儿女去世时，才到他的膝盖高，“正是小孩儿最可爱的时候。”  侵华日军100细菌部队研究细菌 图片来源于网络 直到八十多岁，爷爷仍然会给青梅竹马的亡妻扫墓。他平时在家里没事做就用纸叠一些金银元宝，等到清明时一起烧给她。 这位奶奶叫田云霞，爷爷有时一边叠纸一边自言自语，他说：“云霞，云霞，你这个名字不好，田间的云雨断了，那怎么能活呢？” 或许是怀着对日寇的仇恨，或许是妻儿离世，爷爷对边昭再无留念，等鼠疫散去后，1942年，18岁的爷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开启了10年的军旅生活。  跟着共产党，爷爷参加了多次对日作战。 他回忆，战事最激烈的时候，一次冲锋下来，一个连队一百多人，能活下来的只有两三个。 爷爷从小学武，加上之前学堂里有位老师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过，教过他利用地形地物隐蔽自己，这些技能在战场很好地保护了他。 在战斗中，爷爷捡起报废机枪的钢板，把它绑在自己的胸前，宁愿负重也不肯脱下。每次冲锋，他胸前的钢板都会多好几个弹坑。 爷爷偶尔提到作战情况，他说：“小日本鬼子没什么可怕的，刺刀一捅，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  抗日战争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次三个日军拿着长长的刺刀包围了子弹用完、赤手空拳的爷爷。 刺刀一来爷爷一闪身躲过，只扎穿了衣服。他顺手抓住刺刀上的卡簧，把刺刀从枪上卸下来，一拉枪管就把这个日本兵拽到战壕沟里，回手一扎；再一闪身把另一位日军撂倒在地，跑到战壕转弯处反身伏击捅穿了最后一位日军的腹部，才得以逃出生天。 爷爷把刺刀当作战利品带回了家，刺刀大概有40厘米长，上面还刻着“三菱”的标识。 这把刺刀在很多年里一直被我家用来剁排骨、剁小鸡，贼利索。 抗战胜利前夕，日寇逃窜途中再次投放细菌弹，爷爷也因此感染霍乱。 他说当时大口大口吐黑血，一会儿冷得如在冰窖，一会儿热得仿佛在火上烤。医疗条件落后，每个人都自顾不暇，一旦生病，只能硬扛。 爷爷回忆很多事情时神色都淡淡的，唯独在讲述自己得霍乱的经历时紧皱眉头，仿佛那时的痛苦随着记忆脉络向他袭来。  爷爷留下的日军刺刀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爷爷跟随军队参与了解放战争。 2014年的五一，我们一家去了长春的南湖公园，在公园门口，爷爷仰头看了很久很久的解放纪念碑，眼中泪光闪烁，叹了口气说：“都死了啊……” 在这里他告诉了我们长春战役的故事。 1948年，国民党军队内部军心涣散、作战能力下降，在屡受人民解放军重创后，国民党转入“重点防御阶段”，与解放军做最后的抵抗。 彼时人民解放军已收复18座东北城市，将国民党压缩在长春、锦州等几个互不相连，孤立的城市里，并切断长春和沈阳的铁路线路。 长春城内约有40万人，解放军认为强攻长春较为困难，于是选择围困长春。  2014年，爷爷站在长春解放纪念碑前 1948年初春，四战四平，场面惨烈。“有个坡攻不上去，死的人太多了，当时还下小雪，那个血水融化的雪水、泥水，都没过脚面子了。” 爷爷他们淌着战友们的鲜血冲上坡，裹脚布和绑腿都被染红。 为了打国民党军队一个措手不及，血战之后解放军尚未休整，上级便下达命令夜袭长春。他们立即连夜跑步一百多公里赶赴过去，完成了保卫任务。 由于爷爷身体素质好、体重轻、又会轻功，脚程快，是所属部队中第一批抵达长春增援的士兵，因此被选作通讯兵。 长春市中心是人民大街，往东西方向走分别是朝阳区和二道区，爷爷在朝阳和二道之间来回奔波。 经过五个月的围困，长春终于解放了。 长春战役的第二年，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从解放战争胜利，到我爷爷和我奶奶结婚，中间这十年，爷爷的故事几乎都是空缺的。 直到89岁，爷爷生病住院，他以为自己命不久矣，才给我们讲述了他腹部那道长长刀疤的故事。 20世纪40年代末，爷爷参与了东北剿匪。 据1947年4月东北局统计，截至1945年12月，全东北土匪总数超过10万。 匪患最严重时，东北全境154个县竟然有三分之二以上被土匪占据，而由共产党军队控制的还不到50个县。 北洋军阀奉系首领张作霖，就是土匪头子出身。 当时东北按区开展土改，部队干部奉令回到地方加入农会，协助土改。 曾经有一回，爷爷所在的农会被几百个土匪围攻，要不是还有个枪法很准的战友和爷爷一起守住大院，“农会大院就得被土匪端了，农会干部一个也剩不下。” 土匪肆无忌惮地欺压贫苦老百姓，解放军把剿匪划为了重点工作。 东北剿匪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土匪十分顽固，不肯投降，要抗争到底。 经过长时间战斗，爷爷的枪法极准，几乎百分百中。他一个人守着一个山口，这座山的土匪就下不来。 那是冬天，据点里爷爷唯一的战友下山取补给，只留下爷爷一人留在山上。不巧的是，这么短短功夫，大雪封山了。 爷爷在自己的据点里寸步不能移动，说是据点，其实只是一个雪洞，没有水没有食物，连厚衣服也没有。他只能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东北，吃雪解渴和解饿。 雪下了一天一夜，等雪停后，爷爷的战友们赶紧上山查看爷爷的情况。 爷爷已经冻僵了，一摸连心跳和脉搏都没有了，战友们认为他没救了，但是不能把尸体留在山上，于是把他抬下了山。 只有一位姓张的战友，摸到爷爷胸口还有热气。他说：“不行，他救过我一命，我也得救他一命。”那天晚上，他用雪不停地给爷爷擦身子，奇迹般地救活了爷爷。 爷爷苏醒后，被送去了医院，因为体内肠胃被冻坏，他不得不接受手术。 那时做手术风险极大，医生水平不高，无法严格控制麻药剂量。很多病人因为麻药过量，肢体、智力都受到影响，几年才能恢复。 爷爷一咬牙，决定不打麻药。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他的胃被切掉一大半，十二指肠被完全切除了，在腹部了留下巨大的伤疤。 爷爷以前给我看过他的伤疤，不是我们现在常见的手术刀口疤痕，而是向内深深凹陷的状态。爷爷的身高仅有1米6，这道十多厘米的伤口看起来，仿佛他的腹部被一分两半，又重新缝合在一起。 因为这场手术，爷爷身体变得十分虚弱，他从前线退了下来，离开部队到了地方。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实行集体经济，爷爷在身体虚弱、无法劳作的情况下，得以住分配的房屋、吃大锅饭。 由于缺乏药品治疗和后续滋补，他的肠胃已经无法消化粮食，一度瘦到40斤。 爷爷觉得自己没救了。他决定乘火车去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等死”，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他乘火车离开的那天，相识的乡亲们都来送他，因为都觉得他不会再回来。 长白山与鸭绿江 图片来源于网络 经历家族灭亡、妻儿离世，留下满身伤痛的爷爷，此时只有三十岁出头，却已经饱经沧桑。 他讲求因果报应，认为如果保持善良，一定会有好事发生。 果然，在长白山老爷岭，与人为善的他遇到一位养蜂人。大山深处，养蜂人也孤单无聊，邀请爷爷和他同住，并每天给他蜂蜜养胃。 靠着蜂蜜，爷爷活了下来，并逐渐恢复健康。直到老年，他都经常向我们后辈强调，“蜂蜜是个好东西。” 关于长白山养伤这十年的具体经历，爷爷后来谈得很少。 这十年里，他错过了抗美援朝，但他说1953年的时候，曾亲眼见过中国士兵浩浩荡荡跨国鸭绿江，只是回来的，却很少很少。 20世纪60年代，在长白山里养伤十年后，爷爷回到了边昭，在其北边的双岗村落脚。 爷爷回边昭看望乡亲们时，当地村民十分惊讶，他们说：“没想到，老吴头又回来了！” 爷爷从部队退伍，文化水平高，还会算术，在双岗村当了工会会计。爷爷亡妻，奶奶亡夫，他们经人介绍认识了彼此。 奶奶前一段婚姻有一个女儿，在旧社会里，这被叫做“拖油瓶”，奶奶再婚十分困难。我爷爷不在乎这件事，或者说，他俩谁也没嫌弃谁。 他们可能没有培养出多少感情，只是觉得对方是还不错的人，能过日子，便结了婚。 这是当时的婚姻观。 爷爷与奶奶 爷爷和奶奶结婚，刚好是1967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开端。 因为奶奶家曾是地主，在当时被认为“成分不好”，奶奶因此失去了上大学的资格，并被下放到农场。由于爷爷是工会会计，村里没有为难过我们家。 被救下来的这位村民和他的子女们，每年过年都会来我家串门，再叙当年的“救命之恩”。 爷爷不仅会冒着风险去尽可能保护村民、扶危济困，也从来不畏强权、不怕鬼神。 以前做工会会计时，有位小领导有意为难他，指鼻子拍桌子地辱骂。爷爷一声不吭，从自己腰间抽出一把匕首，迅速往他拍在桌上的指缝里各插了一刀——大意是，如果我想动手，你的手指已经没了。 领导被吓得说不出话。 村里有惹事的小混混，有一次他们看爷爷一个瘦小的老头形单影只，就想来欺负他。爷爷当时手头没有趁手的兵器，直接把窗户上的铁棱硬扯了下来，结结实实收拾了他们一顿。 我的印象中，暮年的爷爷似乎很少发脾气。但他经常被奶奶说脾气暴躁，大概因为爷爷性子直，很少服软，据说没少吃暗亏，年轻时会对着村里的古井骂骂咧咧。 村里人每次看到，都小声嘀咕：“谁又惹老吴头生气了。”也听不懂他说的都是什么事。 现在想来，那时爷爷五十多岁，正值更年期，而他经历的那些苦痛总要有个出口。当年的水井，也许知道的比我们家人都多。 改革开放后，爷爷的故事就不那么精彩了。这句话，是褒义。 太平盛世年代，爷爷终于成为了一个普通人，他所希冀的，只剩下子女顺利。 大伯初中时成绩不好，念完初中就想出来卖鱼。爷爷不阻拦他，任由大伯初中升高中的暑假去菜市场卖鱼，甚至陪他一起去。 爷爷把稍微不新鲜的鱼偷偷丢掉。大伯起早贪黑两个月下来，竟然还亏本了。于是他打消了卖鱼的念头，老实去了学校。 爷爷注重教育，但是也尊重子女意愿，以知行合一的方式教育后辈。 如今，爸爸和大伯，都有稳定的工作。家庭生活条件好了后，爷爷又恢复了一些“贵族”的生活习惯。 他每次出门，都戴着小礼帽、平光镜，穿着白衬衫，套着民国时期少爷穿的那种马甲，外面是硬挺的大衣，裤子永远是西装裤，脚上穿着一双刷得锃亮的皮鞋。 他习惯拄一根“文明棍”，并非腿脚不利索。事实上每次我们出去散步，他都健步如飞地走在前面，时不时需要停下来等我们。 爷爷的日常打扮 2016年年末，爷爷去世的那一天，我在北京念大学，在宿舍里没征兆地开始难过，那时才懂“肝肠寸断”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我的五脏六腑都在疼，一直疼到凌晨两点。 那时，我还以为自己只是生病了。 回到家，妈妈告诉我，爷爷去世了。一对时间，刚好是我不舒服的那一天。听到消息后，我先是难以置信，后来难过充斥着全身，眼泪止不住地流，哭到心口都在痛。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爷爷还没有离开，他依然在我们家，只是话比以往更少一些罢了。 我时常做梦梦到爷爷，有一次梦到全家团圆，我当时知道是梦，依然好开心地抱着爷爷的手臂，向他分享家中最近发生的事情。 最后一次梦到爷爷，他被困在一个地方，告诉我们，不能再陪我们往前走了。我当时又焦急，又无法控制地离他越来越远。 醒来想想，爷爷被困在的地方，恰似他在高岗上的坟。 纳兰雨潇与爷爷、奶奶 爷爷离去，我只能在脑中一次一次重构他精彩又丰富的一生。 在我四五岁时，面对闯入家门想欺负老幼抢夺钱财的传销人员，爷爷掏出一把长刀逼退对方。 他在我面前只展露过两次身手，一次是全家人被锁在门外只能等爷爷回家，爷爷纵身一跃便从两米高的门上窄窗翻过，从屋里开了门，窄窗上的灰尘甚至都没有蹭掉。 一次是我让爷爷打一下爸爸给我做的弹弓，我根本还没看清他怎么出手，石子就精准地打到了10米之外的水瓶瓶口。弹弓应声而断，爷爷摇摇头：“不结实！” 他会说日语、满语，还有一点儿俄语，不过由于长时间没有使用，到了晚年也不再愿意给我们展示。 也学过奇门遁甲，懂东北的术法，还会算卦、画符、看风水、做法事等等，但他说“这些都没用”，并不让家中晚辈再学。 不过他给我们讲过很多奇闻轶事，例如他曾经被三位白衣人劫道，打架时只觉对方身手很轻，等白天一看，才发现衣服上全是黄鼠狼的脚印。 爷爷说话简略，语气平淡，但每次一谈起以前的趣事，寥寥几句，就把我们逗得捧腹大笑。 我想起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一家人去南湖公园散步，中途坐在湖心岛的石头上晒太阳，湖上有许多人泛舟。 爷爷突然给我们唱了一段戏，他耳朵听力不好，唱出来已经荒腔走板，不过仍然饶有兴致地对着我们边比划边唱。 岁月悠悠，这些都成为了过往。 爷爷再也没有入梦来。 *除了标注，其余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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