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百年｜磁州窑考古与研究的百年历程（上）

隐隐青 2023-05-31 发布于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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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磁州窑；考古工作；研究成果；百年历程

【摘要】磁州窑是宋元时期最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窑场之一，其生产的瓷器是宋代庶民艺术的典型代表。对磁州窑从古代文献记载的发展、变化，到近代考古工作的肇兴和多年来开展的考古工作所取得的成果进行梳理可知，磁州窑在古代文献中的记载较少，且多有失公允，但其却是近代以来陶瓷考古开展较早、考古发掘较为充分的窑口之一，而且从瓷器的生产到使用等各方面的相关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磁州窑是晚唐、五代以来在中国北方地区兴起的著名的民间窑场，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中国制瓷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它具有鲜明的民窑特色，以质朴、挺拔的造型，豪放、生动的装饰驰名中外，影响深远，成为古陶瓷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磁州窑概念的界定及特点

磁州窑是指从晚唐、五代起，一直到近代，在古代磁州范围内存在的一批制瓷窑场。这些窑场在其生产的主要阶段以供应周围地区的民间日用器物为主，而不以贡御著称。当然，这不代表其在全部生产历史上都是完全以商品生产为目的。考古资料证明，在北宋后期，特别是金代和元代，磁州窑的部分产品可能是用于贡御的。到了明清时期，文献上则明确记载磁州窑有部分产品用于贡御，如明万历《大明会典》中有钧、磁二州贡瓷器的记载：“凡河南及真定府烧造，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共该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酒缸二百三十三只……”“嘉靖三十二年题准……通行解部，召商代办。如遇缺乏，止行磁州、真定烧造，免派钧州。四十二年奏准，钧州脚价邦贴，尽行除豁。”稍早的正德《大明会典》也有相关的记载：“岁造内府供用库……河南彰德府每年造瓶、坛、缸共一万七千二百八十四件，钧州每年造瓶、坛、缸共一万七千二百八十三件。”因此，分析磁州窑的特点不应以其是否是民窑为要素，而应以其独具特色的产品为准。

磁州窑的窑场均以本地出产的瓷土为制瓷原料，受本地瓷土特定品质的影响，烧成成品的胎体较粗，颜色较深，为了生产出洁白的白瓷，实现粗瓷细作的目的，磁州窑的主要产品都在胎釉之间加施一层白色化妆土。以这层化妆土为基础，磁州窑发展了丰富多彩的装饰，特点是黑白反差强烈，色彩鲜艳。因主要是供民间使用，磁州窑器物的造型和装饰艺术具有强烈的民间艺术特色。

磁州窑的主要特点是利用化妆土和胎体的呈色差别而创造出丰富的装饰技法。有学者对历年来考古发现和传世的磁州窑瓷器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指出磁州窑装饰技法多达57种。笔者也曾做过统计归纳，结果与此数字大体相合。具体来看，磁州窑的典型瓷器有如下特点：

1.化妆白瓷是磁州窑类型瓷器的基础，从窑址发掘情况看，化妆白瓷在所有产品中占了绝大多数，是磁州窑的主流产品（图一）。

2.在化妆白瓷基础上，磁州窑的窑工们发展了各种装饰技法，从类别上可以分为：①胎面装饰（包括化妆土），有划花、刻花、印花、剔花等；②胎体装饰，包括模制、模印等；③彩绘装饰，如白地黑花、白地绘划花等；④釉上装饰，如白釉绿彩、白釉酱彩、红绿彩等；⑤彩釉装饰，这里主要指低温彩釉，如绿釉、黄釉和黄绿釉等。这些装饰技法可谓是继承和发展了南北方众多窑场之所长，包罗万象，丰富多彩。

3. 磁州窑的产品种类以白釉瓷器为主，还有黑釉、棕黄釉、翠蓝釉（即通常古玩界所说的“孔雀蓝釉”）以及多种低温彩釉。磁州窑各类产品的装饰都体现出一个特点，即化妆白瓷上使用的各种装饰方法同样用于其他釉色瓷器的装饰。如宋元时期磁州窑黑釉瓷器上也采用了划、刻、剔、加彩和彩绘等装饰方法，使黑釉瓷器在汉唐以来发展的基础上有了一个飞跃性的进步，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时期。同样，白釉瓷器上的各种装饰技法也用于具有透明性的棕黄釉、绿釉、黄釉等彩釉瓷器中，突出表现了磁州窑产品装饰丰富的特色。

唐代开始，白瓷的生产出现了精细白瓷和化妆白瓷的分野，磁州窑成为化妆白瓷的代表性窑场。磁州窑以施化妆土为特色的粗瓷细作的工艺，丰富了陶瓷的装饰效果，也赋予了这些窑场极强的生命力。因此在一段历史时期内的北方地区，甚至南方的部分地区形成了一大批以化妆白瓷为主要产品的窑场。同时，磁州窑在化妆土上施加的各种装饰，尤其是由其开创的釉下彩绘、釉上彩绘和彩釉装饰，产生了黑白对比强烈，色彩鲜艳、明快生动的装饰效果。磁州窑以这种强烈的色彩反差效果为手段，采用极为自由潇洒的画风来表现民间喜闻乐见的通俗题材，形成了独有的质朴、洒脱、明快、豪放的特色，深受人们的喜爱，从而跻身于名窑之列。

二、磁州窑的历史记载

磁州窑的产品大部分是供普通民众使用的日常生活用瓷，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尤其如此，其风格和装饰特点也以民间喜见的质朴和豪放见长，属于庶民艺术的层面，因此不为士大夫阶层所赏识。宋人的一些著作中对当时一些较著名的窑口都有记载，而关于磁州窑的记载竟告阙如。

有关磁州窑的最早记述见于明洪武年间曹昭所撰的《格古要论》。清修《四库全书》所收录的《格古要论》为三卷本，卷下《古窑器论》“古磁器”条载：“古磁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好者与定相类，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低于定器，新者不足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五卷本《新刊格古要论》钞本卷四“古磁器”条载：“古磁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好者与定器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佳，高于定器，新者不足论也。”目前最为流行并广泛为人们引用的版本，是明景泰七年至天顺三年（1456—1459）王佐根据曹昭洪武二十一年（1388）修撰本校增的十三卷本《新增格古要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明天顺六年（1462）徐氏善德堂刻本为目前所见最早版本，其卷七“古磁器”条载：“古磁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好者与定器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高于定器，新者不足论也。”以上三个版本在主要内容的记载上是一致的，关键是对磁器的评价有出入。英国大维德爵士认为其所收藏的明成化年《新增格古要论》刻本为最早版本，其中“高”字很不清楚，因此以后版本中的“高”字应是“低”字的误写。然而笔者前文所引徐氏善德堂版本更早，其中的“高”字并无不清，因此应是王佐增补时将“低”字改为了“高”字。此外，《四库全书》所采版本是“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应该是比较权威的版本，所用“低”字应可信。一般来说，宋明时期对定窑的评价极高，认为磁器高于定器的可能性不大，王佐改“低”为“高”，令人不解。

另一个明代有关磁州窑的重要文献材料，是成书于嘉靖年间的《宋氏家规部》，其卷之四“窑类”条下记：“古白瓷（河南彰德府陶，比定次，亦有佳者，惟不露足质，底无滴蜜痕，其积油水处微青，亦有划花、印花）。”此后的清赏类著述和陶瓷专著大多传写《新增格古要论》的记述，内容大同小异。如清朱琰所撰《陶说》中载：“磁州窑，在河南彰德府磁州。《格古要论》：好者与定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高于定，新者不足论。”清蓝浦所撰《景德镇陶录》卷七《古窑考》“磁州窑”条载：“始磁州，昔属河南彰德府，今属北直隶广平府，称磁器者盖此。又本磁石制泥为坯陶成，所以名也。器之佳者与定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其素者价高于定，在宋代固著，今人讹以陶窑瓷器概呼为磁器，不知另有是种窑。”另，该书卷八《陶说杂编上》引《窑器肆考》：“磁、瓷字不可通。瓷乃陶之坚致者，其土埴壤；磁实石名，出古邯郸地，今磁州。州有陶以磁石制泥为坯烧成，故曰磁器。非是处陶瓷皆称磁也。闻景德镇俗概从磁字书称，余所见商侣亦多以瓷为磁，真可一噱。磁州今尚烧造。”

从以上有关磁州窑的记载可以看出，至少在清代前期（嘉庆朝以前）之前，对磁州窑的记载是不确切、不公允的，而且不乏驳杂混乱之说。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上述文献记载大多将磁州窑独具风格的产品与定窑产品相比拟，只记述了磁州窑中并非主流产品的仿定窑的划花、绣花产品，而对磁州窑最典型的产品，如白地黑花、白釉剔花等未予记载，也未提及当时非常有名的磁州窑瓷枕。这至少说明清前期以前人们对磁州窑的认识很不全面。

第二，关于磁州窑是以磁石为泥的记载纯属望文生义，毫无根据。这一记载出现较早，后世的文献力图为其做注解，如《景德镇陶录》卷十《陶录余论》曰：“磁石制泥为器，非吸铁引针之磁石，亦非烧料为磁粉之类，乃别一种石。其色光滑而白，其性埴而松，其器美而不致，实与瓷土异，惟磁州、许州有之。”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前半叶的民国时期，在吴仁敬、辛安潮著《中国陶瓷史》第九章“磁州窑”条下仍有“磁州窑以磁石制泥为坯烧成，故曰磁器”的记载。这样的误解今人已不会再出现。

第三，正是由于清代前期以前人们对磁州窑本身的特点没有正确的认识，故而从对器物的描述看，在之后的文献中许多磁州窑产品可能被称为“ 器”，如《景德镇陶录》卷七《古窑考》“平定窑”条记：“今之西窑也，自宋已陶。土黎质粗而色白微黑，器皆厚大，盆碗殊无可观。人呼之曰器，即平定州烧者。”也有归为其他窑口的情况，如《景德镇陶录》卷七《古窑考》“平阳窑”条载：“亦西窑也，平阳府所烧，唐宋皆陶，有砖窑，大而容器多，有土窑，小而容器少。土壤白，汁水欠纯，故器色无可传者。”从书中描述看，平定窑和平阳窑产品均与磁州窑产品相似，且今天两地的产品也常被称为“磁州窑系”。

然而，磁州窑之所以能够在宋金以后成为名窑，不仅仅是因为其在明清时期成为贡御的窑场，还在于其在宋金时期就已有较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民间。这可以从三方面看出：

第一，从考古材料看，至少在北宋末到金代初年，磁州境内就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窑业。当时磁州一带的窑工已将当地的窑业称为“磁窑”。邯郸彭城出土有一件白地黑花椭圆形瓷枕残件，枕面上用黑彩书写了一阕《西江月》，其中第一句为“自从轩辕之后，百灵立下磁窑于民间”（图二），这件瓷枕应是金代晚期到蒙古时期的文物，说明至少在这一时期已有“磁窑”之称，这是磁州窑“窑以州名”的最早材料。

第二，磁州窑的瓷器在宋金元时期妇孺皆知，尤以造型和纹饰繁多的瓷枕最为著名。明代传奇作家汤显祖（1550—1616）创作的《邯郸记》中有一段曲子，专门描写吕洞宾黄粱一梦所用的瓷枕：“这枕呵，不是藤穿刺绣锦编牙，好则是玉切香雕体势佳。呀!原来是磁州烧出的莹无暇，却怎生两头漏出通明罅?”《邯郸记》是根据唐代沈既济的《枕中记》改编的，《枕中记》中关于此枕的记载是“其枕青瓷，而窍其两端”。在唐代说青瓷枕，是与今天的考古发现相符合的，而《邯郸记》中的“莹无暇”自然是从“其枕青瓷”演变而来的，但却加上了“原来是磁州烧出的”的描述。事实上，磁州并不烧青瓷，而且入明以后磁州窑也极少烧瓷枕，因此，这一句的增加应完全是因为宋金元时期磁州窑的瓷枕早已名传遐迩。

第三，早在中国宋代，“磁”和“瓷”字就已通用，如《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三》：“邢州钜鹿郡……土贡：丝布、磁器、刀、文石。”

然而，由于磁州窑在宋元时期的繁荣生产，“磁器”的名声广为传扬，明代时人们反而认为“磁”与“瓷”字的混用是磁州窑产瓷很多的缘故。明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提到，“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河南磁州窑最多，故相延名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明代时人们已将磁州窑视为很重要的窑场了。

清代末年，人们对磁州窑的认识逐渐接近实际。清末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曰：“磁窑，出磁州，宋时所建……器有白釉有黑釉，有白釉黑花不等，大率仿定居多，但无泪痕，亦有划花凸花者，白釉者俨同牛乳色，黑釉中多有铁锈花，黑花之色与贴残之膏药无异。”此书中虽附会了磁州窑磁石制坯的说法，但对其釉色、彩色的描述比较贴切，尤其是记载了白地黑花和剔花（凸花）这些磁州窑的典型装饰技法。

综上，在古代的文献中，对磁州窑的评价和记录总的来说是不准确、不公允的，与磁州窑的实际地位和声望不相符。

三、近代以来对磁州窑开展的考古工作

对磁州窑的重新认识发端于20世纪初。1918 年在河北钜鹿县（今河北巨鹿县）发现了宋代的古城，其在北宋大观二年（1108）由于黄河泛滥而被埋入地下，该县宣和三年（1121）所立《三明寺妙严殿记》碑的碑文对此有所记载：“大观二年秋，河决旧堤，流行邑中，寺之所存塔与罗汉阁尔，水既东下，退淤之地高余二丈，政和五年即覆邑。”1918年，当地农民偶然挖出宋代瓷器、漆器和铁器，立即引起了学界的极大重视，古董商们也蜂拥而至，钜鹿故城内的盗挖活动盛极一时，大批精美的文物流失到了国外。在西方，许多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瓷器都明确地标出其出土于钜鹿，如芭萝女士（Barlow）、崔福斯（Dreyfus）以及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所藏的部分器物。西方学者曾对钜鹿故城出土的瓷片进行集中收集和著录，如比利时人尼尔斯·帕尔姆格林（Nils Palmgren）于1936年前往清河县和钜鹿县等地旅行，编著了《宋瓷片》一书，收录了大量瓷片，并对其釉色和制作技法进行了分析，成为国外学界判定钜鹿瓷器的重要参考资料。此书为收录钜鹿、清河出土瓷片最多的著录，代表了当时人们对钜鹿故城出土瓷器的认识。日本则专门出版了钜鹿故城出土瓷器的图录。当时的北京有不少商号以出售钜鹿出土器物而著称。1920年，天津博物院派员前往钜鹿县收集出土的文物，共得到瓷、漆、木、铁等器数百件，并于1923年对瓷器中带墨书题记和黑彩书文字的80余件器物进行了编辑整理并付梓，另有部分器物分别发表在《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 4、6、7、8、19、21、23、24、29、33、40等期上。1921年，国立北平历史博物馆也派出裘善元先生带领的考古队，在钜鹿故城的三明寺附近进行了正式发掘，清理了王姓和董姓两户人家的宅院，出土了200余件瓷器及其他文物。这项工作与安特生发掘仰韶遗址同时，并且是由当时的国立机构组织开展，影响至今，但在纪念考古百年的活动中却鲜有提及，殊为不公。今天我们来审视各种文献著录的钜鹿故城出土的器物，大体上有定窑白瓷、景德镇青白瓷、龙泉青瓷等，而最多的则是化妆白瓷，以及白地黑花、白釉划花、白釉剔花、白釉黑剔花、白釉酱彩、白釉绿彩、黑釉、铁红釉、黄绿釉等磁州窑或北方其他窑场生产的磁州窑风格的产品（图三）。

大批宋代文物的出土激发了人们探寻其产地的热情，加之20世纪初考古学工作方法在西方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西方学者在收藏古代瓷器时比较注意其来源、产地或出土地点，因此，他们开始对照钜鹿故城出土的瓷器寻找其产地。1925年，英国人赫勃逊（Robert Hobson）最早指出钜鹿故城出土的瓷器就是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磁器”，进而提出了“Tz`u Chou Type Wares”的概念，译为“磁州窑型”或“磁州窑风”，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磁州窑系。2018 年是钜鹿故城发现100周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再次对钜鹿故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了倒塌的房屋，出土了一批日用瓷器，其中大部分是磁州窑的产品（图四），进一步印证了赫勃逊的观点。

由于20世纪初钜鹿宋瓷在古董市场上大为畅销，一些人开始把目光转向了生产此类瓷器的古代窑场。他们在钜鹿县及周边地区挖出瓷器残片，拿到古董市场上出售，这样，一些淹没了数百年乃至近千年的窑址被发现，如位于漳河流域的东艾口窑、观台窑等。叶麟趾在《古今中外陶磁汇编》第四章第二节“磁州窑”条中言：“……闻宋代磁州窑之佳品，多有出自河南之安阳县者，抑或曾用其原料，该地名隘口（按：即东艾口），在镇南五十余里，现已无窑迹，常有掘出之品云。”陈万里在《调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窑址报告》中提到：“观台在以往二十年来，出过不少宋瓷，厂估都知道这么一个地方，可是有窑没窑，谁都不能肯定的。”在收集和销售宋元时期瓷器的过程中，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收藏者和研究者的影响，国内的一些学者和瓷器经营者对磁州窑的研究也日益贴近实际。如20世纪30年代郭葆昌在为赴英国展出的中国古代艺术品所做的说明《瓷器概说》中指出：“磁州窑质白，粗而燥”，“磁州窑最初亦为白泑，后更有色泑，黑花、青花以及杂彩者”。成书于民国年间的《瓷鉴》，在“磁窑真伪之分别”条记载：“磁窑黑花一种真者，其白色之光如新出之牛乳，其黑花之色如贴残之膏药。伪者其釉薄而透亮，其白色如将莜麦面与荞麦面调成稀糊贴于其上者，然其黑中亦略闪黄绿。磁窑黑釉一种真者，其釉色与贴残之膏药无异，釉中且间有铁锈花。伪造者绝无是据也。伪质之釉，其色如桐油所调之黑烟子，黑中且透有火光。”这些内容至少是在较多地接触磁州窑器物的基础上所归纳的经验之谈。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出于研究的目的，开始根据文献记载对窑址进行实地考察。如叶麟趾曾调查了一系列的窑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发现了定窑和耀州窑的遗址，并调查了邯郸市彭城镇，在此基础上对磁州窑进行了较详细的记述：“……（磁州窑）釉有白、黑、淡黄、淡黑等色，黑釉或呈铁砂色，其中多有铁锈花，此外有白地黑花者，尤属特品，又有黑地白花、黄地黑花者，尚有红、绿、黄三种彩色者。……磁州窑之特征，在乎白釉甚薄。而最滑，胎质佳者，白而细密。釉亦有纯白如牛乳者，有开片与不开片之二种。……亦有印花或划花者，墨彩花样较多，皆在釉下，亦挂白土而施釉，或利用白土层，而为雕刻，亦特色也。”这些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远比此前的那些记载翔实、准确，不仅指出了剔花（利用白土而为雕刻）、划花、印花、白地黑花等磁州窑的主要装饰技法和黄绿釉等颜色釉以及红绿彩等釉上装饰，而且指出了施化妆土这一磁州窑的基本特征。1941年，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对彭城镇进行了调查，记录了当时彭城镇的瓷器生产情况，并拍摄了照片（图五）。

1950年，故宫博物院为确定一些瓷器藏品所属的窑口，开始对见诸文献记载的窑址进行调查，在调查中发现了许多新窑址。之后，连续多年对古窑址开展调查，取得了重要成果，仅新发现的窑址就达29 处，大多是民窑，不见于文献。在新发现的很多窑址中都发现了磁州窑类型的产品，其中较为重要的收获是陈万里在1951年的调查中发现并正式报道了观台窑址和冶子窑址。陈先生明确指出：“发见所谓磁州窑瓷枕的烧造地点（在观台窑及冶子窑）。”“磁县西南乡发见冶子窑，无疑地为古代磁州窑之一。”

20世纪后半叶对磁州窑开展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漳河流域的窑址，其中又以对观台窑址所做的工作为多，而滏阳河流域彭城镇一带窑址由于大多被现代城市所压，考古工作不易开展，仅有叶麟趾、陈万里在早期进行过一些粗略的调查。直到21世纪前后，随着城市建设的开展，在漳河流域和滏阳河流域才陆续开展了一些配合基建的考古工作。

1958年，观台镇实施引漳灌溉工程，河北省文物工作队配合工程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并发表了简报，发掘工作由刘来成负责。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是北方地区对瓷窑遗址进行的最早的发掘之一，把古陶瓷研究推进到通过正式的考古发掘来进行研究的新阶段。这次发掘根据清理的地层和地层中出土的年号铜钱，将观台窑的遗存分为四期，分别为：北宋元丰年以后、宋末金初、金代和元代，并据此提出观台窑创烧于北宋后期的观点。可惜的是，此次发掘面积较小，简报撰写内容过于简单，甚至对各地层中出土器物的主要器形、器类及装饰手法的种类都没有充分说明，之后也未发表正式发掘报告。

1960—1961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配合岳城水库工程再次对观台窑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此次发掘仍由刘来成主持。由《光明日报》1962年12月18日的一则简单报道可知，此次发掘面积达2100平方米，发现了一些瓷窑和作坊遗址，出土了丰富的遗物。但迄今未见此次发掘的简报或报告发表，仅发表了出土的部分完整器物（图六）。

1964 年，故宫博物院李辉柄对观台、冶子、东艾口等3个窑址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查，发表了调查报告，同时对观台周边地区的窑址也做了一些简单的调查。这次调查获得了较丰富的材料，尤其是在东艾口窑址的一个灰坑中出土了“祥符通宝”和“天禧通宝”，有助于推断该窑址的创烧时间。

1984年，在全国文物普查中，卫本峰对河南安阳县境内北善应镇、天僖镇、北齐村等地瓷窑遗址的分布与现状进行了考察。

为了对观台窑址进行考古学分期研究，以期对磁州窑的发展阶段有一个综合、全面的认识，1987年3月至7月，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联合对观台窑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此次发掘采用了散点布方的方式，发掘面积约500平方米，发现了丰富的窑业堆积，清理了若干重要遗迹（图七），出土物十分丰富（图八）。在长期、认真整理发掘资料的基础上，对观台窑址开展了分期研究，将其生产历史分为四期七段，同时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出土瓷片进行了理化分析和研究，取得了多项成果。在发掘观台窑址的同时，考古队还对附近的观兵台窑址进行了调查，虽未发现瓷窑及作坊遗址，但了解了观兵台窑址的主要产品与观台、冶子等窑址以往调查、发掘的材料并无不同，对漳河流域窑场的研究仍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调查报告中，根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邺城工作队的调查工作成果，梳理了漳河流域各窑址的主要特征和时代。这一系列深入细致的考古工作，使我们今天对于磁州窑，特别是漳河流域生产中心的总体面貌，以及其产生、发展、繁荣和衰落的过程有了相当清晰和深入的了解。

1987年发掘观台窑以后，针对磁州窑的考古工作一直持续开展，但主要集中在滏阳河流域的彭城镇和临水镇一带。

1988年，峰峰矿区文保所配合基建工程清理了彭城镇东南二里沟窑址的一处窑炉遗迹，出土元代典型器物白釉双环纹“王”字碗、鱼藻盆、“内府”瓶和黑釉铁锈花敞口直壁碗等。

1999年，配合峰峰城区滏阳路拓展工程，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等单位对彭城盐店村遗址进行了发掘，并在彭城半壁街东侧“大庙坡”布探方2个，对已遭施工破坏的2座窑炉和1个灰坑进行了清理。此次发掘累计布探方6个，发掘总面积221平方米，共发现窑炉4座、料浆池1座和灰坑12个，出土完整或可复原器物千余件，瓷片近30万片。这是对滏阳河流域彭城镇窑址的首次发掘，通过对出土遗物的整理，可将盐店和大庙坡两地窑址分为三期，年代初步推定在金灭亡之后的蒙古国时期到清末、民国初年，为确定明清时期磁州窑烧制中心彭城镇的始烧年代提供了可靠的证据。依托盐店村遗址的考古发掘，邯郸市政府又搬迁保护了部分彭城镇保存较好的明清窑炉，建设了盐店村磁州窑遗址博物馆（图九）。

临水镇是滏阳河流域的又一处制瓷中心，是磁州窑创烧年代较早、规模较大的中心窑场之一。2002年，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和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等单位，为配合峰峰矿区临水镇三工区购物中心建设项目，对项目地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85.5平方米，另清理料池12座、灰坑27个和陶窑 1 座，发掘清理了北朝至隋和金至元两个时期的遗存。其中，北朝到隋代地层出土瓷器主要为青瓷，与宋以后的磁州窑没有工艺上的承继关系。金代以后地层中出土的瓷器以白釉和黑釉为主，还有低温黄釉、绿釉、红绿彩（图一〇）、翠蓝釉和钧釉等，均属于磁州窑的主要瓷器品种，可作为滏阳河流域磁州窑产品的代表。

2009年，庞洪奇等对峰峰矿区临水一带的古瓷窑遗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总结了这一区域的瓷器生产特点，并进行了相关研究。

2015年5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县文物保管所等为配合磁县都党乡冶子村旧村改造项目，对冶子窑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布探方10个，发掘面积296平方米，共发现窑炉、灰坑等遗迹16个（图一一），出土各种完整或可复原瓷器1万余件，各类瓷片标本近6万片。本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是发现了遗存较为丰富的10世纪的地层，丰富了对磁州窑漳河流域早期产品种类和特征的认识，弥补了1987年发掘观台窑址时早期遗存发现较少的缺憾（图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