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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2期P107—P108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摘自《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3期，张萍，吕佳摘 如何可信地投射国际政治信号，是关涉战略利益的重要议题。作为一种常用的外交沟通手段，信号传递有助于促进国家间意图识别，避免高成本的战略误判。 从根源上看，信号研究的学术困惑起源于信息不对称问题：当意图不可观察时，国家领导人将如何判断对方信息的可信度？作为无法直接观察的私有信息，国家意图的展示与识别需要以信号为媒介，以缓解信息不对称。国际政治的信号博弈关键在于改变对方的主观认知，通过塑造与对方预期相符的形象，让他人相信自己的承诺。那些善于操纵信号的领导人往往洞悉对方的心理期望，投其所好建立可信印象。无政府状态是一种客观不确定的环境，国家之间传递意图存在很大的困难，信号研究就更显必要。 首先，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意图识别的难度会加大，战略猜疑会更加盛行，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担忧将助推安全困境的螺旋上升。原因在于：其一，意图具有变动性。意图是一种私有信息，别人难以琢磨，而且可能随时变化。其二，承诺具有跨期性。国际合作涉及收益分配，在收益尚未兑现之前，所有的许诺都有可能是“空头支票”。从时间维度看，任何国家兑现承诺的能力与意愿都是动态发展的，虚张声势会带来承诺难题。 其次，国际关系充满操纵与欺骗行为，国家很难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究其原因，部分是源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自助的国家不得不时刻提防其他国家的欺诈行为。而且，国家的意图无法通过行为直接观察到，而只能进行推断。另外，意图转瞬即变，一国的意图很可能今天是善意的，明天却是敌意的。 信号研究的难点在于，如何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让对方相信自己的信号是可信的。现有主流文献围绕该问题，基本上分成两大流派：其一，理性主义分析路径，注重增强信号成本，导向工具性信任；其二，认知心理学分析路径，注重增强信号的意义与情感价值，导向情感性信任。总体而言，两大路径的研究议程既有差异也有共同点。下文将围绕各自的研究困惑，评析对比不同路径的贡献与得失。 理性主义研究议程与昂贵信号逻辑 为追求收益最大化，理性的行动者有动机选择性地揭露其私有信息，以塑造对手的特定印象感知，从而为信号传递方带来额外收益。然而，何种类型的信号更容易获得对方信任呢？理性主义者认为，不可撤销的、具有“锁定”效应的昂贵信号，比低成本或廉价信号更具可信度。昂贵信号分析包括观众成本、民主可信论与沉没成本等，因果机制存在诸多争议。 第一，未经检验的假设前提。观众成本理论暗示，民主国家领导人不会轻易虚张声势，民主政体具有可信度优势。实际上，民主可信论“猜想”需要更多经验实证分析，而且民主国家是否对观众成本更敏感一直存在争议。某些情况下民主国家的观众缺乏惩罚能力，而且民主国家的制度约束如果难以被非民主国家所理解，那么民主可信论也就难以成立。 第二，忽视选举周期、舆论导向与领导人能动性。民主国家的舆论可能被操纵，党派利益与利益集团都会扭曲观众成本，而观众成本则在一定选举周期中才能被激发出来。 第三，缺乏对沉没成本的时间维度分析。古典经济学对沉没成本的定义过于单一，忽视了可恢复成本，即能够在未来被抵消或回收的成本。 第四，不存在统一的观众成本逻辑。“国内观众”概念过于宽泛，民主国家的问责主体除了选民大众，还包括政治精英，都是重要的差异性信息来源。当观众分裂时，捆绑领导人双手的绳子就松了。政治生存理论将观众分为选民和获胜联盟两种类型，但是获胜联盟约束忽视了领导人的退出成本差异。退出门槛过高反而会使非民主国家领导人对观众成本更加敏感，非民主国家领导人会坚守威慑承诺，不轻易退让。此外，由于实证证据不足，有学者尖锐地指出，观众成本是一个优雅的理论构造，大多没有经验证据的支持。 认知心理学研究议程与廉价信号逻辑 认知与信念是国际互动的永恒解释变量。国际关系不仅面临信息不对称难题，也面临意图解读与误解的难题。国际政治信号互动往往包含信号传递与甄别两个不可分割的阶段，信号甄别并非理性推理，而是掺杂冷认知与热情感等多重因素。这种基于认知变量的信号分析，形成了不同于理性主义路径的认知心理学范式。 认知心理学路径补充和丰富了主流的理性主义分析，其核心发现是，错误知觉与认知偏差/偏见会干扰信号可信度。信号甄别过程往往会受到愿望思维、认知启发、类比推理等认知心理模式以及情感的影响。负面历史记忆、小集团思维和自我中心主义思维都容易强化国家对外部世界的敌意，从而扭曲信号预期。而且，认知心理学分析还容易陷入还原主义的思维陷阱，忽视广泛的社会互动关系，其逻辑局限引发了诸多争议。 首先，情感与理性并非替代关系。情感驱动的战略行为虽然从表面上看可能有悖于对利益的理性认知，但实际上冷认知与热认知都与理性关系密切。情感与理性认知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体共生的。 其次，对社会互动分析不足。传统的认知心理学具有还原主义倾向，偏好从性格特质层面分析信号决策效果。然而，认知主义没有探究主观认知所嵌入的社会互动关系，没能关注更广阔的社会情境对领导人行为的激励或约束，包括文化规范对决策的塑造。实际上，领导人的内在心理世界不是原子式孤立的，而是彼此连带的，只有嵌入社会互动关系中才有意义。 再次，没有区分认知情境差异。传统的廉价信号分析是以不见面形式进行的，而面对面廉价信号是领导人之间独特而有意义的直接沟通形式，呈现的意图信息更丰富多元。领导人是基于间接情报和书面材料了解对手，还是在直接互动中试探与观察对方，构成了不同的认知情境。现实决策者受到大量信息轰炸，心理认知机制如何捕捉这些变化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相似的心理情境却可能有不同的结果，因为信号博弈不仅取决于当下互动，还受社会环境与历史记忆约束，是一个很复杂的认知过程。 最后，忽视社会心理的规范基础。在社会互动中，诚实、欺骗与信任等要素的判断不能仅依赖后果主义逻辑，也需考虑规范主义逻辑。信号的认知逻辑受文化规范、社会惯例和历史背景约束，同一个证据可以有不同的含义解读，这取决于观察者的既有信念模式。当代民主政治并非理性冰冷的，政治情感与情绪塑造了党派极化、公众舆论和政治态度，从而影响信息处理和民主治理运作。 国际政治信号是国家行为体有意发出的、用来影响对方认知的言辞声明或政策行动，通过塑造特定印象获取利益。传递国际政治信号是缓解信息不对称及其信任困境的重要手段。理性主义路径从成本—收益角度界定了信号的三大特征:（1）可观察性，即一方承诺/威胁需要被对方观测到；（2）不可逆性或违约代价巨大；（3）收益性，传递信号与相信他人信号的根本动力在于利益。不同的是，认知心理学路径关注信号的主观可信度感知，这种视野下的信号特征有：（1）主观性，不同行为体的信念、价值观与认知偏见会导致对同一个信号的不同解读；（2）动态性，可信度受社会情境、注意力分配、情绪氛围等诸多因素影响，不同因素组合产生不同结果。 本文从学术争鸣角度以点带面地勾勒出丰富的信号理论谱系，总结了两大研究路径之间以及路径内部的学理争论，有助于理解国际政治信号理论的演进脉络与逻辑得失。即便存在明显差异与分歧，两大研究路径在研究困惑与核心议程方面依然存在共性，可总结出几点基本共识。其一，信号是显示不可观察的意图的媒介。国际政治信号的价值在于，能帮助国家推测内隐的不可观察的私有信息（意图、决心与类型等）。不论理性主义还是认知心理学研究都致力于发现信号背后的意图，这是外交互动与沟通的根本。其二，成本只是信号可信的条件之一。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是物质投入与产出比率，但社会学意义上的成本是主观心理代价。某些信号从经济学角度看是廉价的，但从社会学角度看却是昂贵的。其三，信号传递与甄别不可分割。孤立地研究信号传递与感知是片面的，信号传递者需要预测对方会如何反应，而信号接收者也要揣测信号传递背后的用意。因而洞悉信号传递与信号甄别的互动本质，离不开综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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