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扬 | 安禄山的破局，杨国忠的小心思

cat1208 2023-05-31 发表于广东

展开全文

文章共5678字，阅读大约需要15分钟。

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在颜杲卿就义后，唐军河北敌后战场遭受重创，史思明和蔡希德兵锋所至，很多刚刚反正的河北诸郡，如邺、广平、巨鹿、赵、上谷、博陵、文安、魏和信都又落入了叛军手中。

从兄死了，但颜真卿没有停止战斗。在极端困苦的处境下，颜真卿纵横捭阖，联合清河与博平两郡的军队，大败两万叛军，再次收复了魏郡。

此时正逢平卢将领刘正臣起兵叛燕，颜真卿为了坚定他的想法，派人渡海给他送去十多万军费，并将自己的儿子颜颇送到平卢作为人质。颜颇此时刚满十岁，但颜真卿为了平叛大局还是把他送了过去。

尽管颜真卿在河北的敌后抵抗已做得足够优异，但他毕竟是文官出身，擅长的不是亲临战阵，他在河北的成就主要是由坚忍、威望和胸襟所取得的，和指挥作战关系并不大。更何况，颜真卿只有平原一郡之地，军队除了战斗力不高的郡兵之外，都是些近乎乌合之众的新兵，面对的又是叛军名将史思明和蔡希德以及数万叛军精锐。颜真卿几乎没有可能以一隅之地扭转整个河北的战局，自保才是河北唐军最有可行性的出路。

此时，日后平定安史之乱的真正主角终于出场了：郭子仪和李光弼，世称“李郭”。郭子仪虽然名气更大，号称中兴第一名将，但相对李光弼而言，他其实更擅长知人善任和调兵遣将等战略层面的事；而李光弼则是真正的战场天才，用兵常常以少胜多，《新唐书》说他“战功推为中兴第一”。李光弼代郭子仪担任朔方节度使时，号称“营垒、士卒、麾帜无所更，而光弼一号令之，气色乃益精明云”。

天宝十五载元月，郭子仪向李隆基推举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使，还大度地分给他一万朔方精兵。次月，李光弼率领“蕃、汉步骑万余人，太原弩手三千人”从太行八陉之一的井陉口突然进入河北，几天后便杀到常山郡。常山毕竟是颜杲卿就义之地，常山三千团练兵发动兵变杀掉了留守胡兵，擒获守将安思义后举城归降李光弼。

安思义被劝降后，向李光弼献计说：“我军长途奔袭已经人困马乏，如果与史思明的骑兵猝然遭遇，恐怕胜算不大，不如移军入城以逸待劳，早做守城准备，史思明的先锋恐怕明天早晨就会杀到常山了。”

果如安思义所料，史思明闻讯常山失守后，断然放弃了已围城二十九天的饶阳郡（今河北省衡水市附近），次日清晨其前锋已至常山，史思明率主力在后，总兵力两万多人。

李光弼先用弩手击退史思明的骑兵，再趁叛军在野外吃饭时，派步骑各两千发动突袭。叛军弃甲曳兵，史思明只得率军退守九门县（今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县），与李光弼军相持。

常山大捷后，常山郡所属九县中有七县反正，归附李光弼。

但对李光弼而言，此时仍是敌强我弱。他据守常山城，与史思明军相持了四十余天。眼见无法打破战场僵局，粮道还有被切断的风险，李光弼便派信使向郭子仪紧急求援。天宝十五载四月初九，郭子仪率朔方军主力也走井陉口到达常山，与李光弼会师。合兵之后，郭李二军总兵力号称十余万。

两天后（四月十一日)，郭子仪、李光弼率军与史思明战于九门城南，史思明大败。九门之战后，史思明率残部逃往赵郡，唐军跟踪追击至赵郡，史思明只得又逃往博陵郡，才稳住了阵脚。

安禄山得知河北兵败，即命从河北逃回洛阳的大将蔡希德率步骑两万回援史思明，又命范阳守将牛廷玠调集范阳等郡郡兵万余人南下，增援史思明。史思明重整残军，与两路援军合兵五万余人，其中同罗、曳落河精骑占全军的五分之一，可见安禄山下了血本，河北不容有失。

即使总兵力已不逊于叛军，但郭子仪和李光弼还是很畏忌对方的骑兵冲击优势，尤其是号称叛军中最精锐的曳落河骑兵。因此郭子仪下令不与叛军进行野战，而是深沟高垒，同时采取疲敌战术，敌来则守，去则追击，白天耀兵扬威，夜晚骚扰敌营，叛军日夜疲于应付。

五月二十九日，郭李二人感觉敌军精疲力竭，出战时机已成熟，便下令全军出击，与史思明军大战于嘉山，大获全胜，号称斩首四万级，俘获千余人，缴获战马数千匹。史思明在溃败中坠马，披头散发光着脚，拖着断枪，晚上才狼狈逃回军营，随即退往博陵。李光弼乘胜追击，进围博陵。

嘉山大捷后，郭李二人威震河北，河北十几个郡杀掉叛军守将而归顺唐军。开战七个月以来，河北打成了拉锯战，河北已往复“反正”了几个回合，唐军势大则从唐军，叛军势大则从叛军，因此要谨慎看待正史中所谓的唐军民心所向，什么“如大旱之望云霓”之类话语，切莫较真。当然，这里并无意否认颜杲卿、颜真卿兄弟的威望和忠义。

嘉山大捷让唐军处于自开战以来的最佳战略态势：潼关拒敌于坚城下，潼关守军人数远多于与之在陕郡相持的叛军，挫败了对方的多次进攻；河北战场新败的史思明麾下只剩一支残军，且范阳至洛阳的交通线被唐军切断，家在范阳的叛军士卒人心浮动，唐军则斗志正旺；江淮战场上，在吴王李祗、张巡和鲁炅等人的狙击下，叛军裹足不前，短期内难以危及唐朝的江淮经济命脉。

安禄山则陷入了迅速输掉战争、身败名裂的深层恐惧之中，他已经开始考虑放弃都城洛阳，回撤范阳了。这并非反应过激，毕竟，郭子仪此时正在“北图范阳”。

安禄山大骂怂恿他起兵的两大谋主——高尚和严庄：“你们几年前就让我起兵，还说什么万无一失。现在潼关已经数月攻不下来，到范阳的路也被切断了，我能控制的只有汴、郑数州而已，你们说的'万全’去哪里了！我以后都不会见你们两个了。”

高尚、严庄二人被吓得很多天不敢来见安禄山，叛军上下人心惶惶。此时恰逢安禄山爱将田乾真从潼关前线回来，得知此事后规劝安禄山：“自古帝王经营大业，皆有胜败，岂能一举而成！

现在看起来我们是四面受敌，但其实唐军都是新招募的乌合之众，没有临阵经验，岂能敌我蓟北劲锐之兵，何足深忧！高尚、严庄都是追随陛下多年的开国元勋，一旦突然弃用，诸将知晓后岂不是人人自危？如果上下离心，臣真的要为陛下感到前途未卜了。”

安禄山数日以来的心结刹那间被化解，快慰地喊着田乾真的小名说：“阿浩，没有人比你更能体察我的心事。”于是他立即召唤高尚和严庄参加酒宴，据说席间还亲自唱《倾杯乐》助兴，君臣和好如初。

田乾真将安禄山濒临崩溃的心态导回了正轨，但大燕朝的战略态势的确是危机四伏。如何破局？

安禄山将目光投向了潼关。

杨国忠也将视线投向了潼关。哥舒翰大军的威慑力让他寝食难安，不反击就等同于坐以待毙。

但哥舒翰并不易对付。他手握近二十万大军，身后站着崛起中的太子李亨，还拥有李隆基的信任，杨国忠只能伺机而动。

焦灼的窥伺中，杨国忠收到了一则情报：崔乾祐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

这则情报打开了杨国忠的思路。站在杨国忠的角度，如果催促哥舒翰早日大举出关，就可以尽快击败崔乾祐，进而解除叛军对潼关的威胁，那么届时解除哥舒翰的兵权就名正言顺了——毕竟半身不遂的哥舒翰并不适合承担直捣范阳的远距离流动作战。

退一步说，即使哥舒翰率军横行河朔，这支军队也丧失了对长安和杨国忠卧榻之侧的威胁，兵谏之类的隐忧更无从说起。

对于杨国忠而言，无论是以上哪种结果，都比让哥舒翰长期耗在潼关的风险更可控。

当然，这里预设的是理性版的杨国忠，看起来甚至显得有些良善。

还有些分析预设的是非理性版的杨国忠，比如这一条，“杨国忠是估计到敌我双方实力，知道出关必败，其所以……催促哥舒翰出征，恰恰是将别人推入死亡的深渊”。

杨国忠或许没有多少忠君爱国之心，某些行径甚至可以定义为邪恶，但他绝不会愚蠢到为了除掉哥舒翰而不惜同归于尽。说同归于尽或许过了，但杨国忠不可能装作不知道，潼关失守就意味着长安不保，而长安不保则会一次性打开帝国倾覆的潘多拉魔盒：安禄山的骑兵追杀，李隆基的皇权失位，大唐的江山易主……

别忘了，杨国忠一直看不上安禄山，自他知道范阳起兵的第一天起，就偏执地认为叛军不堪一击，安禄山不日授首。也正因为这样，他才把哥舒翰和太子视作头号大敌。

杨国忠出关决战的想法得到了李隆基的大力支持，更准确地说，这事本来就是李隆基一力推动的，只是“碰巧”符合了杨国忠隐秘的政治诉求，得到了杨国忠的积极襄助。

李隆基为何如此想让哥舒翰出关决战？原因也并不复杂，他朝思暮想的不仅是平叛，更是尽快反攻，哥舒翰赴潼关上任时带的任务就是“会攻洛阳”，郭子仪出兵河北时接到的旨意也是“进取东京”。

只有尽快平叛，才能挽救李隆基日渐流失的政治威望；只有尽快平叛，才能令开天盛世恒久远；也只有尽快平叛，李隆基才能将盛世之君的神圣人设安放在苍穹之上……

李隆基比杨国忠更真诚地相信，安禄山已是四面楚歌，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潼关大军出关之日，便是叛军全面溃败之时。更何况，数月以来唐军在各大战场上的捷报频传，也可以佐证李隆基的军事乐观主义。

那么，潼关守军的真实状况如何？

从兵力来看，潼关守军号称二十万，且不说这个数字有多少水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支缺乏训练和整合的杂牌军，有新兵，有诸蕃部落兵，有从洛阳、陕郡撤下来的残兵。诚然，这支军队的战斗力要强于封常清和高仙芝两军，河西和陇右两镇的勤王之军已陆续到位，这些都是哥舒翰的老部队，调度起来也顺手；但是，这支军队的主要构成还是新招募的市井之徒，他们从军兴之初就成为唐军的最大软肋，一触即溃，一溃即散，用于守关或许还有一战之力，一旦出关野战，可能连叛军精锐骑兵随便一次正面冲击都经受不起。

更何况，哥舒翰本来就身患中风，和杨国忠的暗战又牵扯了太多精气神，已无法胜任日常军务，只得让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承光主管步兵，偏偏王思礼和李承光又互不买账，致使军中号令不一，兵无斗志。

没有人比哥舒翰更知道手中这支军队的真实战斗力。面对李隆基的催战令，他赶紧上奏：“安禄山身经百战，不可能无备而来。说陕郡只有四千老弱病残，这一定是他们主动放出的假情报，意在诱使我大军出关。此时出关，正中了他们的圈套。而且叛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我军据险防守，利在坚守。时间站在我们这边，陛下何必急于一时，再等等其他勤王之兵吧。”

郭子仪和李光弼也看到了出关决战的巨大风险，上奏陈述个中利害：“现在安禄山的主力都在宛洛一带，其他军队都交给史思明防守河北了，我军只要击破史思明，便可以端掉安禄山的范阳老巢。到时候把留在范阳的叛军家小作为人质，用来招降叛军，贼必内溃。既然有这么稳妥的取胜之策，又何必在潼关进行无谓的冒险呢？一旦潼关战败，继而长安失守，那战局就不堪设想了。”

哥舒翰、郭子仪和李光弼三人的劝诫，都拦不住李隆基、杨国忠君臣二人轻于一掷的冒险冲动。更何况，杨国忠还是私心作祟，他一定会尽全力让李隆基坚持原议。

李隆基的信使络绎不绝地来到潼关，哥舒翰就像岳飞一样，在数道金牌的压力下，最终决定出兵。

天宝十五载六月初四，哥舒翰挥泪出关。就在三天前（六月初一），他刚刚诱杀了杨国忠的亲信将领杜乾运，但无人能料到，杨国忠的反击来得如此迅速狠辣。

六月初七，唐军在灵宝西原遭遇了据险布阵的崔乾祐叛军，这里南面靠山，北临黄河，中间是一条七十里长的狭窄山道。

初八是决战日。哥舒翰的兵力配置是，王思礼率五万精锐作为先锋，十万大军紧随其后，他亲领三万人作为预备队，在黄河北岸高处击鼓助势。崔乾祐示敌以弱，不仅出战军队不足一万人，而且队列不整，三五成群，有疏有密，前后不一，唐军顿生轻敌之心。十八万唐军对战数千叛军，压倒性的兵力优势让战前还忧心忡忡的哥舒翰放松了警惕，敦促大军进入隘道向前挺进。而叛军甫一接战即望风披靡，一路逃往隘道深处。正当哥舒翰觉得胜局已定之时，叛军伏兵突然杀出，居高抛下滚木礌石，挤在隘道中的唐军无处藏身，死伤枕藉。

哥舒翰见势不妙，急令用“毡车”开路，冲击敌阵，想凭借兵力优势生生冲出一条血路。毡车是一种用毛皮包裹、由马匹牵引的战车，可以抵御箭矢。崔乾祐早已预备了后手，用数十辆草车堵在毡车的必经之路上，放火焚烧，此时又刮起东风，一时间烟尘滚滚。唐军看不清目标，只知道朝着烟雾胡乱放箭，直到太阳西沉，弩箭用尽，唐军才发现敌人不在烟雾中。

日落时分才是崔乾祐的总攻时刻。叛军精骑绕道南山，陡然从唐军背后杀出，唐军腹、背、侧三面受敌，这支以新兵为主的军队顿时分崩离析，有的人弃甲逃入山谷，有的人挤落黄河淹死，惨叫声、呼号声响彻战场，据称仅淹死的唐军就有数万。

绝望的唐军把军械捆绑在一起当作小船，以枪当桨，奋力划向黄河北岸，最终上岸的士兵仅有十之一二。

乱战之中，哥舒翰已经丧失了有效指挥的可能性，只得自己带着一百多骑兵逃往潼关。但剩下的唐军就没这么好运了，他们逃过了战死和淹死，却死在了潼关城下。潼关城外挖有三条堑壕，均宽二丈，深一丈，逃回的唐军坠落无数，深沟须臾而满，后面的人踩踏在他们的身体上才跑回潼关。战后清点残兵人数，近二十万大军，劫后余生的只有八千余人。

惨败过后，惊魂未定的哥舒翰在关西驿收拾残军，本想固守潼关，但适逢崔乾祐率军杀来，哥舒翰麾下的蕃将火拔归仁等人眼见势不可为，就劫持了哥舒翰准备归降叛军。哥舒翰愤然质问，火拔归仁回答说：“公一战损失了二十万大军，还有什么面目去见天子！公难道忘记了高仙芝和封常清的下场了吗？”当哥舒翰硬气地表示宁死不降后，火拔归仁就将哥舒翰的双脚绑在马腹上，连同其他不肯投降的将领，一起带去敌营。

直至此刻，哥舒翰的表现都是颜杲卿级的：战前极力劝阻出兵，战败后重燃斗志整军再战，被挟持后拒绝苟且偷生。但是，几天后哥舒翰被送到洛阳见到大燕雄武皇帝安禄山的那一刻，他的意志瞬间就崩溃了，或许是“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又或者是安禄山称帝后自带王者之气，总之安禄山才问了一句：“你过去一直藐视我，现今又如何呢？”哥舒翰扑通就跪倒了，伏地叩首说：“臣肉眼不识陛下，以至于此。现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东平，鲁炅在南阳，只要陛下饶臣一命，我愿写信招降他们，可一举平定这三面唐军。”安禄山大喜，当场将哥舒翰封为司空，又以叛主为由，砍了火拔归仁的头。

哥舒翰的三封招降信没有取得任何积极反馈，回信都在痛骂他不为大唐死节。安禄山大失所望，索性把丧失利用价值的哥舒翰囚禁在洛阳，弃之不理。

一年后，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在兵败弃守洛阳之前，随手杀掉了哥舒翰。这一次，哥舒翰连一个跪地乞活的机会都没有，就毫无声息地死去了。死亡是一面镜子，反射出生命在它面前做的各种姿态是如此的徒劳。

李隆基获悉哥舒翰被俘的那个深夜，他与杨玉环正在通往马嵬驿的永诀之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