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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与第三波数字革命下的产业政策  作者：Robert Wad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发展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经济增长、全球化与不平等。 来源：Robert Wade, “Industrial Policy in Response to the Middle-income Trap and the Third Wave of the Digital Revolution”, Gobal Policy, Vol. 7, No. 4, 2016, pp. 469-480. 导读 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们普遍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棘手问题，导致其迈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前景黯淡。与此同时，“第三波数字革命”通过将人们与万物接入互联网，致使这一前景更加渺茫。中等收入陷阱和第三波数字革命共同作用，导致发展中国家倾向于采取积极主动的产业政策。然而，主流经济思维往往反对采取产业政策，认为最好的产业政策就是不采取产业政策，世界银行这一类的国际发展机构是这种思维的典型。本文则旨在讨论在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重大问题，以及如何制定更好的产业政策，而不是如何制定更少的产业政策。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 在19世纪中叶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西方经济体和日本比非西方经济体的增长更快，创造了“大分流时代”。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一直到2008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比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这一现象似乎证实了全球化确实在奏效。然而，从2008年开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慢于美国。这一现象通常被理解为全球化的偏差，要想纠正这一偏差、重新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发展中国家必须满足自由市场改革这一条件。然而，这种理解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在迈向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表现的过程中面临的困难。 Gill和Kharas在《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创造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Gill & Kharas, 2007）。他们指出，在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的缺位下，东亚中等收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变缓，它们要想维持过去那种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出于资本的边际产出（marginal productivity）逐渐减少这一自然规律，基于要素积累（factor accumulation）的产业战略也将产生越来越差的结果。拉丁美洲和中东就是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例子。  Ergin绘制了东亚、东南亚、拉丁美洲在1960年至2010年的收入水平（Ergin, 2015）。如上图所示，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实现腾飞，随后是香港和韩国实现经济腾飞。这种发展趋势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可以看到对于没有实现经济腾飞的东南亚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来说，它们的发展曲线簇在了一起，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Felipe等人的研究同样表明，在1950年至2010年的60年中，日本、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都用了其中的20年，从中低收入经济体跃升为中高收入经济体；前三者更是跃升成为高收入经济体（Felipe, 2012）。相比之下，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和加勒比国家却整整40年都待在中低收入经济体行列，巴西巴西、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牙买加、巴拿马、秘鲁等国。 总而言之，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低收入经济体在持续了多年的“超快”经济增长（每年经济增长率≥6%），到达中等收入区间后，回归全球增长均值的现象。中国的“超快”经济增长于2010年打破了世界纪录，因为它在过去33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6%（1977-2010）；中国台湾地区则在过去的32年保持了“超快”经济增长（1962-1994）；韩国则在过去的29年保持了超快经济增长（1962-1991）。 中等收入陷阱·机制 作者列举了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五大机制。 第一，生产部门间的资源重新配置（inter-sectoral reallocation）和要素积累（factor accumulation）发生边际收益递减。这是因为当经济体处于低收入行列时，它往往能因为（1）廉价劳动力；（2）人员和其他资源从低产出的农业部门向高产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3）投资占GDP比重的从低到高；（4）对于复杂技术的简单模仿，而保持高经济增速。然而，当一个国家的平均收入持续上升时，这些增长来源的将会发生报酬递减。 第二，出口结构单一化。Felipe研究指出，那些需要更长时间达到中高收入经济体的中低收入经济体，其出口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往往很低。Fagerberg等人同样指出了出口结构多样化的重要性（Fagerberg, 2007）。他们发现，在一个包含众多国家的集合中，在1980年-1982年这段时间里，其出口产品集中于信息与通信技术、药品、仪器、机械等四大领域的经济体，其GDP增速比出口不集中于这些领域的经济体更高。 第三，外商所有权和“玻璃天花板”。许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制造业部门在向本地所有、本地技术发展转型的过程中，过度依赖外商所有企业、外商进口技术。这些国家在这一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就被称为“玻璃天花板”。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在实际运作中倾向于不将技术扩散给本地企业。它们更倾向于在机构内部进行生产，或者从它们自己的供应商那里进口原材料，或者指从本地企业那里进口简单材料，然后将所得利润送回国。它们将研究中心（R&D departments）就建在离市场部门很近的地方，通常是在本国总部，而不是在外国（即中等收入国家）。当本土企业尝试融入“全球”生产价值链时（说是“全球”，其实只是“地区性”的），它们往往被锁定于低附加值制造业中。 第四，投资在GDP中占比低。投资在GDP占比中的低比率既是上述所有机制的原因，也是上述所有机制的结果。下表呈现出1970年至2014年，各个地区和收入类别的投资GDP占比。中国再次因其高投资GDP占比而表现突出，或许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中国之后，依次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再次是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后者的投资GDP占比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着稳定水平。 第五，债务陷阱（the Debt Trap）。以上四个机制都是和生产相关的，而债务陷阱则不归于此类。从20世纪70年代直到今天，西方国际机构和发展经济学家督促发展中国家政府采取一种“向外国借债促进经济发展”的发展战略。然而，由于许多外债的提倡者忽略了这一战略的风险，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将借债用于消费而不是投资，或由于美联储加息，许多债务国无法偿还债务。在这种背景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它们背后的西方国家，更容易借贷款之名，推行“华盛顿共识”的一系列条件，包括国家淡化其在贸易和工业中的角色、市场自由化、市场私人化等措施。 逃离中等收入陷阱·产业政策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首先回顾了对产业政策的批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声音认为，有选择的产业政策要么是无效的，要是就是净有害的。这反映出新古典经济学联合起来围绕计划经济、受管理的贸易、广泛福利国家的敌意。然而，在第三波数字革命的浪潮下，产业政策或许是有效的。作者指出了当今广受忽视的两大问题。第一，产业政策在催生出更多创新型企业的过程中发挥着有利作用。第二，第三波数字革命不仅仅将人们连向网络，也将网络连向万物。在第三波革命中，能源、运输、教育、医疗都是受到严格管制的领域，这与第二波数字革命中脸书和谷歌的普及是不同的。因此，政府的产业政策能够帮助企业接纳第三波数字革命。由此，作者重新肯定了产业政策的价值，并列举了逃离中等债务陷阱的四种产业政策。 第一，解决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政府干预在以下几种情况是正当的：（1）市场失灵；（2）政府介入市场失灵产生的低效率少于放任市场失灵不管产生的低效率。而在第三波数字革命的背景下，存在信息外部性的问题。当一个私人企业取得项目成功、其他人可以不花任何实验成本来进行模仿时，私人企业的继续投资于实验创新上的激励就会减少。这种外部性可以为政府积极介入、承担风险提供有利理由。 第二，超越现有竞争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去产业政策的自由贸易建立于竞争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其关键理由是在于自由贸易能够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这些资源中产出最大化的物质福利收益。然而，竞争优势理论的一大假设是充分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但在没有实现充分竞争的市场中，产业政策的推出具有一定合理性，能够进一步增强该经济体的竞争优势。战后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例如日本、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都在原先竞争优势的基础上进行了远超已有水平的投资。 第三，政策工具。作者在这一部分指出发展中国家政府可以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滞后性、部分政策工具处于管制边缘这一特点，采用关税、补贴等政策工具。作者同时资本主义东亚经济体常常使用公共资助的研究开发（R&D）这一政策工具，旨在将外国技术本土化，并在本国私营部门传播。这些政策工具的特点包括：在某一时间只支持相对数量较少的经济部门；提升出口，将进口作为补充而不是替代；使用对国际竞争压力起缓冲作用的保护措施，而不是孤立国内生产者。 第四，区别附加价值链（additive value chains）和平行价值链（parallel value chains），并且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附加价值链是通过序列步骤来一步一步制造产品的价值链，不能实行同时制造；附加价值链主要应用于自然资源部门，比如可可豆、钢铁产业。平行价值链是先生产零件、再组装成最终产品的价值链；平行价值链主要应用于制造业部门。对于附加价值链，应该采取的产业政策是深化国土中上游部门和下游部门的联系。对于平行价值链，应该着力于建设组装能力、服务能力、设计和营销能力。 结论 以经济部门为目标的产业政策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逃脱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在东亚地区卓有成效。值得重复的是，新古典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不可能产出收入的向上汇聚，因为这一过程被市场、产权、政治力量所阻挡，包括那些产生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 词汇积累 中等收入陷阱 MIT/Middle Income Trap 跨国公司 MNC/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债务陷阱 Dept Trap 研究开发 R&D/Research&Development 译者：夏菲，国政学人编译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校对 | 余嘉荣 林尚沅 审核 | 李源 排版 | 郭思佳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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