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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小小见 《纽约客》上曾有一篇文章，讲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艺术家们的生活方式时，总结是“他们或许活得不长，但都活得很浓烈”。严歌苓曾引用过这篇文章，并说，假如说生命有度——把心与身的存在状态从低到高排列成刻度，那么“瘾”就是一种超乎正常的生命度。浓烈是种“瘾”。写作，对严歌苓来说，就是一种过瘾。 另一位在文字中过瘾的写作者北岛，比严歌苓大9岁。20岁的严歌苓在中越战争前线做战地记者开始接触职业写作的时候，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的青年赵振开，在卡夫卡的《审判及其他》、萨特的《厌恶》和艾伦堡的《人·岁月·生活》里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户，他和诗人芒克创办了《今天》杂志，后者帮他起了这个使用至今的笔名“北岛”。 他们有着不少共同点。他们的青春期都充满了折腾和燃烧。1965年北岛在北京四中读高中，经历“文革”，也因“文革”中断了学业，开始写诗，又干了11年的建筑工人。严歌苓12岁就到成都当兵，在文工团的时候她与一名军官相恋，偷偷情书往来。被举报之后对方却将责任一股脑儿推到她身上，她成为众矢之的，被批斗。她是美丽、孤高的少女，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背叛。年纪轻轻就知道了绝望，知道了人性的大恶。她想过死，但仍然活了下来。再到后来，同样靠这股劲，她30岁学英语，把自己逼到极限，从零开始，竟然被美国两个艺术院校的写作系录取，最终选择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接受系统的写作训练。
创办《今天》时的芒克和北岛 他们都在这些经历中不断完成对世界和他人的理解。北岛成为那个“人人通过写诗来书写自身与时代关系”的当代文学黄金时代的领军者之一，43年前写下了著名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个愤怒又至今都击中时代灵魂的句子。 这两位写作者、知识分子有着极为相似又漫长的一次出走：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们因为各自的原因出国，又都在20多年后归来。并都深深感觉，“我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回来后，北岛做的头几件事之一，是试图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他的出生地“北京”。他写了《城门开》——用北岛的北京否认现实的北京。 而在回国后的严歌苓看来，“北京变化得很厉害”。她说，“北京让人有太多欲望，到处在起高楼，人欲横流。”也是这个原因，严歌苓很少在北京写作。但面对大洋彼岸的他乡，她又戏称自己是“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我们驮着无形的文化负载，从离开祖国海岸线的那一时刻起，就开始了永不会停驻的跋涉（一种无形的苦旅，一种即使有了土地所有权也不可能彻底消除的离情别绪），于是，我们的语言有了独特的声调、语气。” 当建筑工人11年的北岛，和从军13年的严歌苓，一个经历了“流放”，一个在美国曾作为“寄居者”边刷盘子边写小说。在时间的锤炼里，他们都保留了当年青春的倔强，也有着对共同经历过的“文革”荒诞时代的否定。在众人沉默的时代之中逆行，在万人称是的世界质疑。北岛在《履历：北岛诗选 1972 - 1988 》的序言中，依旧如同他曾经在《回答》中反复向所处时代呐喊的“我—不—相—信”。 严歌苓身上依旧保留了军队的烙印。比如三个人走在马路上，不能横着走，要竖着走成一排。“那是一个非常粗糙的集体，发现一点细腻的东西，它都会扼杀你。从人性角度来讲，我确实做了一些反思。”严歌苓的很多作品里都通过人性的挣扎来展示世界的真相。以知青群体为主题的《天浴》中，她写文秀为了回到成都，一次次将肉体献给陌生的男人。在看了她的作品后，导演陈凯歌说：“她的小说中潜在的，或是隐形的一个关于自由的概念，特别引人注目，我觉得，那就是个人自由。” 有人问严歌苓对年轻人的寄语，她回答说：“在邻居和同事或者同学的价值观成为普遍价值观的时候，别信它，别理它。” 小小见摘录了一些关于北岛的访谈，是他阔别北京多年归来后，重新谈论这个城市和这时代的。在我看来，这仍是当下这个时代最好的声音之一。 北岛：“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细节的时代” 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说过，某种独特的气味才会建起记忆的大厦（大意）。或者说，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气味是最深处的一部分。从气味转变成文字，对我来说有点儿难度。北京对我来说，这么说吧，我是家中的陌生人。 在《城门开》这本书的开篇中，我引了一首童谣：“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六丈高！／上的什么锁？／金刚大铁锁！／城门城门开不开？／不开不开！／大刀砍？也不开！／大斧砍？也不开！／好，看我一手打得城门开／哗！开了锁，开了门／大摇大摆进了城。”开篇我只引用了童谣的前一半。在我看来，开不开，从外开还是从里开，完全是两码事。序言以“我的北京”为题，也就是说记忆才是这城市的主人，而记忆恰好是从内部打开城门的。 与其说是用文字“修复”，不如说是“哀悼”。我希望读者不要误解，以为我在美化我童年青少年时代的北京，其实那是一个缓慢的毁灭过程，只不过远没有到后来这二十年的疯狂程度。或者可以说，我是即将消失的北京的最后见证人之一。我猜想，一个1990年代出生的孩子，大概认为北京就是现在这样，天经地义，一个古城只是谣传而已。其实根本不止是北京如此。前几年也去过我的祖籍湖州和绍兴，以及上海、苏州，我相信这种毁灭是全国性的。特别是绍兴，那是我头一次回老家，失望之极。哪儿还有鲁迅笔下的那种韵味儿？就连鲁迅故居都像是仿造的。我认为，不仅我这样的异乡人在自己故乡迷失了，可能大部分人都在自己故乡迷失了。 我只是希望我们从紧迫的节奏中停下来，哪怕片刻也好，反观我们的生活，看看在所谓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写此书的另一个目的，是借助文字追溯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我生命的开始，很多事都是在那时形成或被注定的。这与政治无关。从某种意义来说，政治是抽象的，我写的却非常具体。 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细节的时代。我在大学教散文写作，让学生写写他们的童年，发现几乎没人会写细节。这是非常可怕的。意识形态化、商业化和娱乐化正从人们的生活中删除细节，没有细节就没有记忆，而细节是非常个人化的，是与人的感官紧密相连的。正是属于个人的可感性细节，才会构成我们所说的历史的质感。如果说写作是唤醒记忆的过程，那么首先要唤醒的是人的各种感官。 伊斯坦布尔是一座横跨欧亚的美丽的古城。我认为帕慕克所说的忧伤与古老文明的兴衰有关，包括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的兴衰。北京和伊斯坦布尔有相似之处，首先也是一座美丽的古城，再就是与一个古老文明的兴衰息息相关。但相比之下，伊斯坦布尔保存得相当完好，而老北京却几乎荡然无存，这不是什么忧伤，而是绝望。 我认为，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被“进步”、被所谓的现代化基本上给搞疯了。这首先跟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入侵所造成的民族屈辱有关，也和革命所带来的盲目性及粗鄙化有关。北京在这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的变化，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而一座古城毁了就是毁了，是不可能重建的。现在的北京和别的亚洲大城市还有什么区别，不过是现代化博物馆中的一个新标本而已。 小时候没钱，主要靠双脚走天下，走十里二十里是常事。一个行走的城市和骑车乘车甚至开车的城市是完全不同的，充满了可感性细节。在故乡，人是有方向感的，不会迷路。再说北京是个方方正正的城市，也不容易迷路。可我前些年回去，在自己的故乡完全迷失了，连家门都找不着。 说到我的北京地图，是完全属于我个人的，带有某种私密性质。在这张地图中，首先是我家，然后是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我父母所在的单位，还有我和同伴行走的路线。这是我生命旅途的开始。我曾在《旅行记》中写道：“一个人行走的范围就是他的世界。”8岁那年我跟母亲去上海看外公，那是我头一次离开北京。这次旅行对我来说很重要，距离感让我对故乡有了新的认识，而我的北京地图也发生了变化，可大可小，小到只不过是一张更大地图上的圆圈而已。从那一刻起，我时常梦想着离开北京，走得越远越好。这愿望实现了，以致到了回不去或根本不想回的地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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