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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生死的关键：生而有死者（the mortal）存在于时间中，因此有其终结；永恒存在（the immortal）永远自身同一，永无变化，也就不在时间中，可是超越时间的永恒仅仅是概念而非实在，因此说虽在犹死，或者说，永恒存在虽是永在，但也是永死，因为绝对存在之永在是超时间的，超越了生死概念，也就无生无死，如以时间概念去看，就是永在而永死。 尽管永恒者或者绝对存在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形而上学概念，但作为一个存在论的概念却是非常奇怪的，因为超时间而无变化也就无可谈论。有意义的不朽性并非绝对永恒，而是在时间中的不朽，也就是万变与不变之合体。在人的视野里，唯有万变而不变的永在才是意义所在。因此，山水总是一体而且必须一体，有水的山才是有灵的山，才是活的山；有山的水才有曲折变化，才是有故事的水。正因为青山是活的，所以能够见证青史。 自周朝确立了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春秋战国两汉为历史思维之极盛时代，人们目睹了制度革命、社会变迁和立法，中国的历史路线基本被确定。三国魏晋之后，经历乱世与失序，社会结构的破坏与重组，各族的逐鹿战争与兴亡，生活经验不再确定，社会陷于动荡和危险，于是山水成为可信经验和本真价值的保留地，一个超越之地，成为位于社会和历史之外的世界，而山水诗与山水画也随之兴起。 山水成为了无穷性与永久性的具象隐喻，这是形而上之道的形而下化，同时又是情感的形而上化。人们借得形而上的无穷无尽时间而超越转瞬即逝的历史，于是现实和未来都不再成为存在的重负——现实和未来在无穷流逝的时间里（水的隐喻）都是过去时，在永久存在面前（山的隐喻）都是完成时。
对于山水作为社会之外的世界，理解却有深浅之分。人们寄情于山水，表层意识是脱俗，而在深层意识里却是对超越性的理解。如果仅仅把山水看作脱俗之地，那也是一种世俗理解。愤世嫉俗或怀才不遇之辈不能在俗地里脱俗，因此需要在脱俗之地隐居以自慰。 清高必须与污浊相对才能够被定位而具有意义，因此，清高的姿态正是另一种世俗，可是只要意难平就仍然是以世俗为意义指标，清高就是尚未忘俗。作为超越之地的山水却完全无所谓世俗还是脱俗之分，不在世俗和脱俗的形而下框架里，而在其之上，所以是超越的，超越之地通达的是形而上之道。 屈原遇渔父的故事便暗示了脱俗与超越之别：屈原被逐，意气难平，对渔父声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可是渔父不以为然，认为屈原无法应付浊世实为不懂超越之道：“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屈原不服，继续谈论自己之清高，渔父“不复与言”，不理他了，“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楚辞·渔父）。 屈原虽“独清独醒”，却未达到渔父之超越，因此阮籍有句：“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咏怀·第三十二）。这里的“世患”包括一切社会性的症候，世俗和脱俗都在其中，世俗和脱俗都同样未及道，仍然属于俗。 《三国演义》的开篇词典型地表达了什么是渔樵的关注重点：“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杨慎：临江仙）。其中核心意象似乎源于苏轼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以及辛弃疾之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南乡子）。 与山水有着纯粹的切身存在关系的人是渔樵。王维知道山水与渔樵的切身关系，有诗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终南别业）。“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终南山），“若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酬张少府），等等。渔樵出没于山水之间，并非为了脱俗，其实渔樵从事的正是生活所需的俗事，山水首先是渔樵的生计，然而渔樵的质朴“山水智慧”几可及道。 那么，渔樵是什么人？渔樵虽然远离名利场而出入山林江湖，却不是功成身退的范蠡张良之辈，不是隐居待沽的诸葛亮谢安之类，也不是装疯扮酷的竹林一派，更不是啸聚山林的盗寇之流，也远远不及庄子所谓的真人，更加不是得道成仙的神仙，而只是以山水为生活资源的人，是非常接地气、对自然和人生有着丰富经验而见怪不怪的人。 李泽厚在生计的意义上把渔樵识别为“劳动人民”。渔樵以山水为生计，当然是劳动人民，不过还需要进一步识别为劳动人民中的小众，有着朴素通透的智慧直观，宠辱不惊。张文江给出一个有趣的解释：“渔樵是中国的哲学家”。这是在智慧深度上去定义渔樵。渔樵之所以具有哲学的深度，张文江认为是因为渔樵之象暗喻人类文明的根基，意味着渔樵总能够从根本处去理解人类所做的一切事情。 渔樵何以能够代表文明基础？他相信有一个隐秘的谜底：发明结绳作网而用于捕兽捞鱼的的伏羲就是原始的“渔”，而发明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则是原始的“樵”。渔樵就是文明的两个最早作者，他们的创作奠定了文明的最基本条件，也就是人类获取生存所需的食物和能源的手段。从知根知底的意义上说，渔樵最能够理解人类的根本努力。 那么，既然“渔樵这个象可以推到生存根源，只要人类没有灭亡，渔樵就会存在”，所以渔樵贯通人类整个历史，既是过去，也是未来。渔樵只是代表生存手段的谜底，谜面早就随着时代而变成农业、工业、电子和生物技术了。不知道未来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是否仍然表达了渔樵的象？这是个问题，如果是的话，人工智能的食物即能源，两者合二为一，那么，或许是历史的终结，或者是人的终结。 据说渔樵闲时的主要话题是历史，于是，更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历史需要由渔樵来没完没了地谈论？渔樵谈论历史到底谈论的是什么？渔樵有什么资源或资格来谈论历史？ 当然，无论是谁谈论历史，表面必定是故事，渔樵也不例外，但渔樵不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会从历史事件被记载的描述（相当于故事）以及历史证据（考古文物、技术水平、生产能力、地理、气象之类）中去发现历史“真相”、历史变迁线索、因果关系、历史周期甚至一些颇为可疑的“历史规律”。 既然渔樵不是历史学家，那么对历史恐怕没有知识论的兴趣而无意于真相，对于渔樵来说，如果能够知道历史真相固然很好，但历史真相却不是历史思想里的要紧问题，因为构成历史的历史性要素在任何故事中都已经齐备，就是说，兴衰成败，功名富贵，得失荣辱，是非正邪，强弱尊卑，形势时机，演化变迁，循环轮转，这些历史性的结构和运行方式在未必为真的历史故事中同样具备，因此故事与历史真相在历史性上是同构的，尽管面目大为不同。 比如说，假定历史真实的曹操是个真英雄，而渔樵谈论的是作为奸雄形象的曹操，虽不如实，却不影响三国的博弈格局和兴亡之道。历史真相可以增加历史知识，却未必增加对历史性的理解，因此，缺乏史学专业知识并不妨碍渔樵“理所当然”地谈论历史之道。渔樵只是“哲学地”谈论了历史，就是说，渔樵谈论的是“历史性”而不是历史。渔樵对历史的谈论虽然“得道”，但不太可能直接讨论道。邵雍想象的“渔樵问对”多有直接论道之言，虽然精彩，却更像隐士高论，不似渔樵笑谈。 每种文化、社会或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性，即其兴衰之道和是非义理。渔樵关注的不是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是非曲直，而是作为命运的历史性，或者说历史性所解释的命运：在一种历史性之中，何者如水之逝？何者如山之固？在道的层次上，谁的得失都是得失，谁的成败都是成败。 时间本身虽然超越历史，但无人存在的时间并无意义，因此，人终究不可能借得时间的概念而超越历史，人只能守住人的意义，而人的意义只在历史中，因此人必须守住历史的意义，在此可谓历史是意义之界限。渔樵试图沟通天道与人道，通达于时间又守护历史，这又何以可能？既然能够有意义谈论的是有限的历史，又如何达到无限时间的形而上层次？ 唯一的途径是，渔樵通过无穷的话语不断谈论一切有限的生死存亡，即通过语言的无限能力而达到形而上的尺度——语言的能力是无限而且无穷的。 无穷的语言跟上了时间，而谈论的却是有限的历史，于是就使无意义的时间落入有意义的历史之中，就像无穷展开的无理数，我们所理解的意义只在其有限展开之中，所以说，在历史之外的时间无意义，而无穷的时间在有限的历史之中显示其形而上的力量。 伟大与意义是两件事情，无穷性、永恒性、绝对性是伟大的，但也是无意义的。以时间去超越历史是一种形而上幻觉，或者说，以形而上去超越形而下是一种理论幻觉；但是另一面，历史的有限意义在无穷时间中也变成无意义的，试图永远守住一种意义也是不可能的，任何意义都会消失。 这意味着一个生活悖论：在时间中一切事情都不可能有意义，因此只能在历史中去建构意义，而建构意义就必须建构超越性，否则意义无处可依，因此历史的意义必须由时间来证明。唯一的出路是建构一个既有超越性又世俗的神话，使得形而上能够具体化为形而下。这里就需要渔樵的劳动人民智慧：把高于历史的山水封为永久性的超越存在，使之成为永久性的隐喻，同时以世俗的无穷话语去谈论皆为瞬间的无常世事，而使人事具有永久意义，这样，青史就与青山同辉而获得近乎永久的意义。 把事情永远谈论下去的方式，就是渔樵的谈论方式，这是一种凭借青山而论青史的谈论方式，也是一种超越功利和自我的谈论方式，即庄子所谓的“吾丧我”方式，吾观万事之标准不再是代表一己之见的我，而代之以永久青山和无穷流水，以青山流水为尺度，则“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 于是渔樵一定要借山水以观历史，以青山去看青史，山水成为了一个纵览历史一切变化的常数尺度。山水不是历史的利益相关者，而是一切兴衰成败的无言旁观者，渔樵为之代言。渔樵站在山水的同样位置上，与山水一体，凭借山水的尺度，渔樵就有资格谈论历史，所以，对于渔樵，古今之事只是超越是非的笑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渔樵所谈论的是历史性，也即哲学化的历史，也就成为超越者，所见的历史乃是道的展开，“人间正道是沧桑”也是此意。 现在问题回到历史身上。历史当然不是用来笑谈的，其实，渔樵笑谈历史只是其“浊酒”风格，与其说是笑谈历史，还不如说是渔樵之见互为笑谈对象，因此，笑谈只是避免自己入戏，而能配得上青山的青史本身不可笑谈。历史沧桑的分量重于任何喜剧，甚至重于任何悲剧。历史虽有种种令人“有泪如倾”的故事，但历史性显示的是在喜剧和悲剧之上的超越性，那是任何人都无法左右的道。 假定渔樵能够看破历史性，就像我们知道无理数是无穷展开的，渔樵也仍然难以看破历史的下一步，正如我们无法肯定无理数的下一数。只要人有自由意志和精神，就几乎不可能总结出历史规律。历史有道而无理，恰似无理数有道而无理。 历史如《春秋》者，以微言而显大义，或如《史记》者，通古今之变而知天人之际，无论微言大义还是古今通变都与伦理学无关，而是关于何为历史之道的问题。历史之道不是道德伦理，道德伦理乃一世之共识，尤其在道德伦理尚未产生根本分歧的古代社会里，通行的道德伦理是明显之义，几乎被认为是天经地义，无人反对，故无须以微言隐之。 如果春秋之书果然有隐微之笔，恐怕也不属于伦理评价，作为共识的伦理无需隐藏，也无可隐藏。毫无疑问，历史书写总会包含伦理上的针砭奸恶，可问题是，伦理判断乃是直书显义，而历史之道，存亡变迁之道，才是历史研究试图破解的秘密，才是历史的隐义，换言之，一种历史的历史性才是历史变迁的隐义，也是渔樵看破而不说破的隐义——笑谈也许有助于不与说破。 总之，史学不是伦理学的代言人，而是文明秘密的发现者。与作为入世史学的正史不同，渔樵史学是世外史学，但不是野史。如前所述，渔樵史学以青山为尺度而观青史，意在历史性而不是历史，所见乃历史之道而超越历史恩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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