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工遇石工，何让之有？——论治印与治磨的区别

海涛书屋 2023-06-01 发布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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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有这样一则故事：聂松岩尝骑驴，遇一治磨者，嗔不让路，治磨者曰：“石工遇石工，何让之有？”

△ 阅微草堂笔记书影

聂松岩是清初篆刻大家张在辛的弟子，与翁方纲、纪晓岚等高官相友善。治磨者，就是凿磨、洗磨的石匠。以当代人的眼光来看，无论是篆刻家还是石匠，都是平等的劳动者，没有尊卑贵贱之分。但在等级分明的封建时代，与高官往来密切的篆刻家，地位显然要高于石匠，后者应该为前者让路。所以当石匠不让路的时候，张在辛会嗔怪他。石匠反问道：“大家都是凿石头的，我凭啥给你让路啊？”这一问在纪晓岚看来是可笑而直不可理喻的，我倒觉得它很有启发性：治印是刻石头，凿磨也是刻石头，二者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 张在辛作品

二者当然有区别。篆刻是一门艺术，而凿磨只是制作实用器的一门手艺。但须知印章脱胎于实用器，而且至今仍未超脱实用器的范围。中国印的第一个高峰在秦汉，秦汉时期制作印章的工匠，与制作石磨的工匠并无不同，都是手艺人而已。篆刻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艺术，从而与其他制作实用器的手艺区分开来，首要的原因在于文人的高度参与。只有当印章成为了文人用于抒发心性、表达理念的载体时，它们才在实用性之外又兼具了艺术性。这种艺术性，首先表现为区别性性，包括与机器相区别机器、与他人相区别、与自己相区别三个层面。

△ 石磨

与机器相区别是最容易理解的。如果一个物件能通过机器大规模生产，它显然不会被称为艺术品。初学篆刻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把自己的作品与机制工艺品区别开来，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动笔写印稿。现在有一些人喜欢用电脑生成印稿，或者在网上下载图片，打印下来之后用风油精、洗甲水渡到印面上，再行刊刻。这样的过程，是无法称为艺术创作的，而且也实在多此一举——既然已经有了电子版印稿了，又何必用手刻呢，直接用激光雕刻机去刻不好么？反过来，有些老年篆刻家臂力不济，有时会在写好印稿之后扫描成电子档，用激光机去雕刻，我认为这并不会减损其作品的艺术性。

△ 激光刻的牛角印

与他人相区别也很容易理解，但是很难做到。自文何以降的篆刻大家，莫不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或在笔，或在刀。他们会学习前人，但不会完全模仿某个人；后人也会学习他们，但同样无法完全达到他们的高度。赵之谦的“北平陶燮咸印信长寿”一印曾为人磨去，王福厂先生见到后大感可惜，遂照旧谱在原石上摹刻，力求逼肖。仔细审视，原印与摹刻作品之间的仍有不小的区别，前者气息浑朴，后者则显得静穆一些。篆刻大家之间互相摹刻尚有区别，何况各自的创作呢？

△ 左为赵之谦原作，右为王福厂摹刻

在过去的数百年间，一代又一代的篆刻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艺术风格，后人欲探索新的路径愈发困难，所以不得不求奇、求变。上世纪中叶以后，以韩天衡、马士达、石开等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篆刻家，逐步探索出了以古拙、率真、清奇为基本面目的当代印风，实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情况在互联网时代来临后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因为工稳印的审美门槛较低，受大众欢迎，遂造成了“铺天盖地陈巨来”的现象。今天这个号称“陈巨来第二”，明天那个又被吹捧为“安持老人再生”，胶胶扰扰，令人厌烦。这些人的大同小异的作品能否归为艺术品，究竟有多少艺术价值，是可以再讨论的。

△ 马士达先生作品

与自己相区别不大好理解，它指的是治印的过程受到作者的心情、印材的优劣、所处的环境等条件的影响，最终反映在作品中，使得每一方印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作者本人也无法复现。显然，这一标准在产量极高的职业篆刻家身上并不适用，而只适用于文人篆刻家群体。职业篆刻家鬻印为生，讲求效率，而且应当确保每一方作品都具备相当的质量，这是一种职业素养。文人篆刻家则不必受此拘束，印章只是他们用于抒发心性、表达理念的载体而已，所以他们可以从容地尝试各种不同的风格和路径，在不同的条件下创作出不同的作品。这种尝试的结果以失败为主，但足以传世的经典作品往往也从此中来。

△ 缶翁的印，完全做到了自己无法复制

最典型的文人篆刻家非赵之谦莫属。悲翁虽然豪语“为六百年来摹印家立一门户”，但他本身是“不欲以印传”的。在他看来，读书人的最高追求是经世致用，金石篆刻之学不过是陶冶性情的一种嗜好而已，所以一旦做了官，他的篆刻生涯也就截止了。悲翁一生治印无多，故在技术层面（尤其是刀法层面）比同时代的吴让之、钱松、徐三庚要逊色不少。白石老人说，“赵先生朱文过于柔弱”，信为的评。即便如此，赵氏在篆刻艺术史上的地位依然要远高于其他三位，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极大拓展了篆刻取法的对象，叩开了“印外求印”的大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把“抒发心性”做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