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标准、扩张理论和19世纪国际社会空间  作者：Edward Keene，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博士，研究兴趣包括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思想史、国际关系的历史视角等。代表作品包括Beyond the Anarchical Society: Grotius, Colonialism and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ought: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Polity Press, 2005) 等。 来源：Edward Keene, “The Standard of 'Civilisation’, the Expansion Thesis and the 19th-century International Social Space”,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2, No. 3, 2014, pp. 651-673. 导读 英国学派的“扩张理论”（Expansion Thesis）提出当代国际社会的制度和规范起源于欧洲，并且随着殖民主义、两次世界大战、去殖民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等等历史进程扩展到全世界。虽然这一理论为当代国际秩序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但是由于其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对非西方民族能动性和对国际体系的塑造作用的否定、以及对不同文明之间多层次交流的忽视等问题，近年来不少学者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批评。本文建立在这些批评的基础上，试图从“社会空间（Social Space）”的视角重新审视19世纪的国际秩序及其在现代国际社会形成过程中扮演的作用。 作者提出了两个主要论点：首先，作者提出用“分层”的概念来代替“扩张”的概念，以此将“某个国家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加入国际社会”的问题替换为“某个国家在19世纪国际社会体系中出于何种地位和位置”，这与历史事实更加契合。其次，作者指出，我们应当以关系性为视角研究不同国家间的交流模式，而非关注“西方—非西方”的单向交流。应用关系性的视角，作者以19世纪各国间签订的国际条约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描述19世纪“国际社会空间”的模型。 扩张理论的局限性 现有的对“扩张理论”的批评主要认为英国学派学者对“某个国家何时、以何种方式进入国际社会”的过程的论述过于简单。不少学者指出，“进入”国际社会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它不仅包含十分精细的地位等级的区分，还涉及复杂的权力关系。作者认为这些批评都具有一定价值，但还没有触及核心的问题。作者认为的核心问题是19世纪国际关系的某些方面根本不能用国际社会的“扩张”的概念来理解。我们需要重新思考19世纪的国际社会是什么，而不仅仅是如何进入这个社会。同时，不同政治共同体在“扩张”过程中的经历也有着很大的区别。欧洲殖民者并没有与所有的殖民地建立起紧密的、涉及制度和规范的联系，对于一些地区仅仅停留在物质上的剥削和掠夺。在这种视角下，“扩张理论”实际上将一小部分国家的经历概括为了一种普遍性的模式。 另一个“扩张理论”的盲点在于，它将“欧洲国际社会”视为一个恒定不变的个体。但事实上，在19世纪，欧洲国际社会内部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一些规模较小的公国被并入了庞大的现代民族国家，一些帝国或王朝发生了解体等等。作者认为，“扩张”的概念无法捕捉到这些变化，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文明”国家大家庭内部的各种分化形式。 想象社会空间：从“扩张”到“分层” 作者利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构思了一个以等级秩序为基础的19世纪的国际社会空间。基于对布尔迪厄的“社会场域”（Social Field）及韦伯关于“阶级社会”（Class Society）和“地位社会”（Status Society）的分析，作者指出，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并不仅仅局限于根据个体所占有的物质数量建立的社会阶级这一种模式，而是存在着多种的社会分层模式。每一种模式都有其独有的分层逻辑，以此来确定何种权力（Weber）或何种资本（Bourdieu）在决定社会阶层上占据支配性地位，而个体对特定权力或资本的占有数量决定了这一个体在这一等级秩序中所处的地位。比如，我们今天经常以“大国（Great Power）”、“中等国家（Middle Power）”和“小国（Small Power）”来描述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阶层。在判断某个国家处于哪个阶层时，我们往往会关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外交领导力、文化和软实力等多重因素，这就体现出社会分层是一个普遍且多维度的现象。 由此，作者指出，19世纪的国际社会是一个以“文明标准（Standard of Civilisation）”为分层逻辑建立的等级社会，即西方文明由于其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和完善的政治社会体系被认为是更为“先进”、“更高等级”的文明，而尚处于农业文明或早期工业化阶段、采取封建或部落政治制度的亚非拉民族是“落后”的文明。作为先进文明，西方国家有义务“帮助”“落后文明”建立现代的政治、经济、社会体系，以便他们加入“文明国家的大家庭（Family of Civilised Nations）”。这不仅仅是一种基于物质占有的分层模式，而是一种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甚至是人种的多维度的社会分层。 在“文明标准”的影响下，欧洲国家（包括美国）由于其共有的“先进文明”特征而形成了一个处于阶级顶层的共同体；中国、日本、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非西方国家虽然存在相对“文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但是由于其并不具备欧洲“先进文明”的特征而处于比欧洲国家更低的社会阶层；广大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因为被认为不存在“文明”的制度而处于阶级的底层。在这种社会分层模式中，阶层提升的标准是成功建立以“先进文明”为模版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 绘制国际社会空间的图景：制度性和关系性的视角 由于“文明标准”实际上设置了一个非西方国家加入由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社会的门槛，不少学者会关注某一国家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加入国际社会。然而，作者认为，区分一国到底是加入了现代国际社会还是被排除在外——即划定现代国际社会在扩张过程中的边界——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同西方国家的殖民政策有很大差异，不同被殖民民族内化西方思想、建立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过程也大相径庭，因此很难确定一个标准来判断一个非西方国家到底在何时加入了国际社会。也正是这样一种“加入—排除（Inclusion-Exclusion）”的二分法导致在“扩张理论”中，非西方民族普遍被视作是被动的接受方、对全球国际社会的塑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相反，作者指出，当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接触时，他们就已经进入了一种社会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了社会规范和思想传递、身份转变和社会意义再生产。一个非西方国家加入现代国际社会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关系变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应当用一种以关系性为基础的动态的视角来看待现代国际社会的形成。这要求学者们更多关注西方与非西方的社会交往模式（Social Association），而不仅仅关注非西方民族在何时建立起了“文明标准”下的现代制度，即以“接近—疏远”的二分法取代“加入—排除”。 作者认为，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在殖民时期签署条约的数量和性质为这种“疏远—接近”的关系提供了实证数据：条约数量多则代表两国之间互动频繁，因此更可能存在制度和规范的转移和内化。在归纳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世界各国签署的超过13000份条约后，作者指出，87%的条约的签署方包含欧洲国家，这表明欧洲国家确实在19世纪主导了国际交流和欧洲国际社会的全球化。将这些条约根据签署方所处的地区分类，作者进一步提出了“密度（Density）”的概念。例如，在1890至1910年之间，欧洲国家间的条约密度数值达到了47.68，而同期欧洲与非洲国家间仅为1.34，这表明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十分“亲密”，而其与非洲国家间的关系更为疏远（见表1）。 表1. 地区条约网络的密度  文章评述： 基恩一直是当代英国学派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学者。师从马克斯主义国际关系大师罗森博格（Justin Rosenberg）的基恩更关注国际秩序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等方面，这一点也能从本文中得到体现。本文应被视作旨在理论建构和议程设定的尝试，而不是完整的研究。其价值在理论创新和对后续研究的启发。利用韦伯和布尔迪厄的理论，基恩弥补了英国学派对社会结构和阶层关注的不足。虽然英国学派以“国际社会”为核心概念，但一直都将其看作一个无政府环境下国家间主权平等的状态。基恩早在Beyond the Anarchical Society (2002)中便指出，在去殖民化之前，国际秩序至少包含两种模式：西方国家间以主权平等为基础建立的各种社会制度和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等级体系，而英国学派对后者一直缺乏研究。 本文的一个缺陷在于条约能否作为实证数据佐证关系性仍有待商榷，特别是考虑到一些条约属于战后和平协议，其能否作为签署方之间存在密切交流的证据存在疑问。通过此类大样本分析得出的潜在因果关系仍需以案例为基础的定性研究的检验。即便如此，本文所提供的理论框架对后期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邓恩（Tim Dunne）和罗伊斯-斯密特（Christian Reus-Smit）共同编纂的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2017)对“扩张理论”进行了系统化的回顾和批判，他们从关系性的视角出发将“国际社会”视为一个关于政治权力和制度的社会意义的集合，可以说是受到了基恩的影响。 译者：吴文博，国政学人编译员，剑桥大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硕士生。 审核 | 李源 排版 | 曾子晨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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