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搜山检海：金兀术南下攻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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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术即完颜宗弼（下称宗弼），为金太祖第四子，他是金朝初年的名将，在金朝初年立下了赫赫战功，金世宗完颜雍曾经称赞说：“宗翰之后，唯宗弼一人”，元人认为此言非虚，其比较有名的战役颇多（而且世人似乎多关心其老打败仗），本文选取其著名的“渡江战役”，也就是将宋高宗赵构逼到海上的战役。此外，本文试图排除宋人的夸张渲染，从一个较为客观的角度来评价宋军对金军的实际表现。靖康之变后，北宋朝廷覆灭，在外的皇子赵构即皇帝位，成立了南宋政府，然而面对金人强大的攻势，赵构拒绝了一些积极进取的主战派（如宗泽）前往开封进取的建议，而是一路向南进发。在赵构南撤的同时，金人也在逐步南下，北中国逐步落入金人之手。建炎三年（1129）二月，完颜宗翰派兵奔袭扬州（当时赵构在扬州），此时的宋军仍无一战之力，抵抗无力，如韩世忠在沐阳战败，连夜逃跑，部下纷纷为盗，刘光世率军御敌，未渡淮而溃，赵构连忙渡江南逃，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民未渡者尚十余万，奔迸堕江而死者半之”，“金帛珠玉，积江岸如山”，“朝廷仪物，悉委弃之”，可见当时奔逃之狼狈。到了三月，爆发了“苗刘兵变”，随后在张浚、韩世忠等人的帮助下将其平定。等到形势稍微稳定，宋高宗升杭州为临安府。之后金左副元帅宗翰自东平还云中，右副元帅宗辅从滨州还燕。到了八月，宋高宗赵构担心他们再次南下，于是致书于金太宗请求议和，其又致书于左副元帅宗翰，称：“前连奉书，愿削去旧号，金珠玉帛者，大金之外府也，学士大夫者，大金之陪隶也，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无有二上矣！亦何必劳师远涉，然后为快哉？”而早在此前，宋高宗就表示自己愿意“去尊号，用正朔，比于藩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可见当时南宋条件之恶劣，对金求和之卑微。但是金人仍未放过残余的南宋政权，仍继续穷追不舍。最终造就的就是这次宗弼的渡江战役。九月时，宗弼夺取了睢阳，之后继续南下，十月二十三日攻陷寿春府，之后金人分为两路进军，意图渡江作战。在这里我们要插入一下南宋朝廷方面的安排。南宋朝廷对金人动向比较敏感，特别是赵构，他知道金人不会轻易放过他，而且凭借宋军的势力恐怕很难阻拦住金军，于是早在闰八月二十六日就离开建康府，追随的军队主要是御前右军都统制张俊、御营使司都统制辛企宗所率领的军队，而江防部队主要是杜充统领。杜充是进士出身，本是接替宗泽的开封留守，但是随后率军南撤，由于其后来的选择（后叙），史书上留下了许多对他负面的评价，但无论如何此时他还是南宋朝廷依靠的重要力量，认为他“有古名将之风”。杜充被任命为江淮宣抚使，统领行营十多万宋军留守建康（我怀疑实际能指挥得动的不过三四万人），并且还有着中书印。御前前军统制王燮（这个字左边还有一个王的边旁，下文同）作为他的后援，御前左军都统制韩世忠为浙西制置使，守镇江府，御营副使刘光世为江东宣抚使，守太平和池州，而刘光世归杜充节制。此外如御前使都统制辛企宗守吴江县，御营后军统制陈思恭守福山口，统制官王琼守常州等等……然而杜充实际上并不能完全掌控这么多的江防大军，比如韩世忠和刘光世就不服杜充（时刘光世、韩世忠各持重兵，畏杜充严峻，论说纷纭。光世又上书，言受杜充节制，有不可者六。）等到作战时这些问题就会暴露。那么，赵构要去哪里呢？当然是往后退了。赵构离开建康府后到达平江府（九月六日到达平江府），十月三日赵构从平江府出发，八日到达临安府，十七日到达越州，十一月二十八日离开越州（此时宗弼已经渡江进入建康），可见其安排之早。赵构可能对这些军人充满着不信任感，这不仅仅是苗刘兵变的影响（实际上随行的军队也发生哗变），还可能与其在扬州的经历有关，当时在前线御敌的韩世忠（金人当时已经分兵万人去扬州）“不能当”，撤退到沐阳，随后弃军而走（“世忠在沭阳，夜不安寝，与其帐下谋，夜，弃军，乘潮走盐城县，翌日，诸军方觉，遂溃去”）。刘光世又被派出去迎敌，“行都人谓光世必能御敌，而士无斗志，未至淮即溃”，如果不是赵构跑得早，那么就可能被金人俘虏了。而这次赵构没有选择相信宋军，而是提前离开前线，又让宋军方面缺乏一个有威望的统帅，守江的宋军难以齐心协力，这也是宗弼能够成功渡江的原因之一。宗弼攻占寿春之后，分兵两路，自己率领一路为东路军（西路后叙），十一月一日，宗弼的大军攻占了庐州，接着继续南下，于四日攻占了和州，已经打到长江沿线，金军于六日打算从采石（传统渡口）渡河，但是被太平知府郭伟极力抵抗，不能过江，又进攻芜湖，结果仍被顽强抵抗，一直不能成功渡江，遂趋向马家渡方向。金军于十三日攻陷了六合县，临江军，十五日攻破了真州。此时宗弼过江的战场是马家渡，此处宋军防备较为薄弱（“南岸无兵，金人舟不多，但无人迎敌，致使渡长江如蹈平地”），而且宋军作战十分软弱，后来完颜亮要渡江攻宋，问当年宗弼“何以得渡江？”就有人回答说：“梁王自马家渡过江。江之南虽有兵，望见我军即奔走。船既着岸，已无一人一骑。”不难见宋军畏敌如虎之状。十一月十七日，金兵从马家渡过江，杜充得知后连忙派遣陈淬率领岳飞、刘纲等十七名将领共三万人御敌，又让御前前军统制王燮率领所部一万三千人前往增援，意图阻拦金人渡江。宗弼与陈淬在十九日作战，“凡战十余合胜负略相当”，但是本应该支援陈淬的王燮却率领西军先遁，陈淬没有增援，独木难支，遂撤退到蒋山，而水军统制邵青率领水师想在长江中阻拦金军，结果中矢而退，之后金兵继续进攻，陈淬战死（其战死具体地点不可知），二十七日，金军攻占了建康府。杜充在此前已经慌忙出逃，渡江而北抵达真州（二十三日），之后在金人政治攻势下选择投降（本来宗弼“许以中原地封之”，但金人并没有履行承诺。）马家渡之战时，驻守镇江的韩世光并没有选择与金人硬碰硬，而是采取灵活的战术，钱穆《收复平江记》记载：“（杜充）檄镇江府韩世忠、江州刘光世应援，皆不赴。世忠已望风循海道潜去。”不管韩世忠有没有接到杜充的求助，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韩世忠不想和金人硬碰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在镇江，悉所储之资，尽装海舶，焚其城郭。既闻敌南渡，即引舟之江阴。”他认为“胡骑骁勇，其锋不可当“，于是”率步卒航海，以伺其隙”。而本来作为陈淬后援的王燮一路从徽州跑到了福建，刘光世更没有勇气与金人作战，无动于衷。因此，在击溃杜充的江防部队后，已经没有宋军能够阻拦金军。金兵肆无忌惮继续向前突击，方向是临安，目标是赵构。由于前线战败过快，“道路之人，但知溃卒为乱，不虞金人之至”，宋方广德军的官员周烈还还想着迎接溃军，在金人的进攻下广德很快被攻陷（十二月八日），周烈被杀。十一日宗弼到达临安府，当地官员仍“未知为金人”，十五日临安府破，二十四日金兵攻破越州，宗弼让金军继续追击，在会稽的东关击败宋军，渡过曹娥江，同时另一支军队攻余姚，由于金人不知地势以及为宋人虚张声势所吓唬，未敢轻进，“为之彷徨不敢进者一昼夜”，正是因为这个时间差，使得宋高宗得以登船航海，于次年正月一日泛舟于海上。在十二月二十九日，金兵追击到明州城下，与浙东制置使张俊的军队展开作战，宋军取得“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的第一处战功——明州大捷。当时金人追击到城下，宋军先战不利，之后殊死作战，最终击败金军。宋方认为是：“建炎三年十二月，兀术自杭州分兵至明州城下，浙东制置使张俊拒之，小捷”，然而这场所谓的大捷值得商榷。实际上宗弼仅仅只是派遣其先锋出发，张俊击败的也只是宗弼手下的阿里和浦卢浑，而且宗弼后来并没有亲自进攻明州，而是“分麾下兵，会攻明州，克之”（《金史》），可见张俊并没有击败“兀术”。建炎四年（1130）正月初二日，张俊和金兵再次交战，结果胜负未分，随后金军退到余姚，但是张俊考虑到金人可能请求援军（确实如此），于是假托收到宋高宗的旨意要去护卫，遂率军连忙逃跑（这也说明主帅不是宗弼，不然没有理由击败宗弼率领的主力后仍放弃城池逃跑），而张俊逃跑后“明州士民皆散”、“城中居民去者十七八”，于是连忙撤退，而得到援军补充的金军于十六日攻克了明州，赵构听说明州被攻陷，连忙继续南撤，二月二日到达温州，但是不管如何，这场战役的胜利对宋军来说意义重大（且《金史》承认战败），因此《中兴圣政龟鉴》记载说：“中兴战功自明州一捷始，敌自入中国以来，未有一人敢婴其锋，至此而军势稍张矣。”金人攻克明州后，派出水军继续追击赵构，但是未能抓到，金人以为“搜山检海已毕”，不欲继续南进，随打算北归，此为完颜宗弼过江的第一阶段结束。西线的一路并不是宗弼率领的，主要是宗弼得知隆佑太后在南昌，于是分兵偷袭，这支部队攻陷了黄州（二十五日），接着于二十六日从黄州渡江，三日方尽，而在江州一带防御且手握重兵的刘光世每天置酒高会，并未留意金人的动向，等到得知有人渡江，以为只是蕲州和黄州之间的小盗贼，派遣前军统制王德前往迎敌，因此得知了是金人而非流寇，连忙撤退，自然起不到抵御金人过江的作用了（之后介绍这一路军的进展）。金人在江西一带烧杀抢掠，十二月二十一日攻屠洪州，隆佑皇太后一路南逃躲避金人追击，幸而得免，金人又继续掠夺湖南一带，直到四月末才向北撤退，经荆门北归之时遭到宋军牛皋部的袭击，取得小胜。由于“搜山检海”却没有抓到赵构和擅长水军作战的宋军（比如韩世忠部）可能会将其后路截断，金人决定北还（也符合金人夏季不用兵的习惯），于二月三日从明州撤回临安，十三日撤兵北上。而由于金人掳掠的财物过多，因此必须沿着苏、秀的运河线北上，十八日攻破秀州，二十五日进入平江府，金人所过大多烧杀抢掠一空并且放火焚城，于三月十日攻破常州，十五日到达镇江府。宋军在三月初一日时取得一场小胜，记载是“是日，完颜宗弼去平江府，时敌之后军泊吴江县，下临太湖，石岸险狭，统制官陈思恭以兵邀之，金人舟乱不整，思恭小捷而退”，李心采纳的是“小捷”的说法，此外熊克的《中兴小历》中有着“敌过吴江，思恭以舟师邀于太湖，击败之，几获乌珠”的记载，但是并不可靠，因为这场战役时间为三月初一（《三朝北盟会编》：“三月癸卯朔，陈思恭败金人於吴江。”），此时宗弼早已离开了吴江（正如上文的二月二十五日攻陷平江，平江位置在吴江更北），更是在三月初一日连平江也离开了，则宋军击败的更可能是尾部的金军（正如李心所采纳的史料），不可能为宗弼率领的主力一事甚明。此时的韩世忠率领水军截断宗弼的北退之路，之前他避开金人锋芒，“知金人不能久，大治战舰，俟其归而击之”。他等待着机会，等到宗弼北返就可以率领水军截断其后路。三月十五日，金军北归至镇江府，此前韩世忠先降伏李选（本来是溃卒，乘着金人南下的混乱率领数千人攻陷镇江府），然后与金人对垒。韩世忠主要是利用其不擅长水战和所带辎重过多的缺陷来击败金军。虽然韩世忠仅仅有八千人，而宗弼有十多万人，但在水军方面金人实在是处于劣势，所以一直不能突破。当时宗弼在镇江，韩世忠的水师在江面上乘风用帆，往来如飞，于是宗弼张榜招揽能够击破海船之人。有福州人王某，献计金人，在船上载土，用平板铺在上面，在船板上开洞安装船桨，等到无风时，韩世忠的船无法行动，而金人反而能够运转自如。宗弼照策而行，并且使用火攻来针对性地打击韩世忠的舰队，韩世忠的船是大船，船上有兵、马、家属以及物资，在金人的攻势下节节败退，人马受惊，宗弼再用小船追击，结果宋军大败（四月二十五日）。宋军败状之惨令人惊心，《金史》称韩世忠“仅能自免”，而宋方记载韩世忠“与余军至瓜步，弃舟而陆，奔还镇江聚兵，沿江避兵之人，往往取其粮食，亦有得军储银帛者”。在击败韩世忠后，宗弼于渡江而去。此战韩世忠虽然最终战败，但是利用宋军的水师优势一时让金人束手无策，差点让金人难以北返，可谓虽败犹荣。此战之后，完颜宗弼渡江作战的第二阶段结束。宋人小胜的战役往往被人夸大，如同建康的收复。实际上金人是将建康掳掠一空之后撤退，并非为宋军逼迫而走。而直到五月十一日，金人才焚烧建康城而去，在《金史》中有“（赤盏晖）乃还，载资治通鉴版而归，大军国江宁，徙其官民北渡”。则宗弼早于四月二十五日击败宋军韩世忠所部北归，而金人的尾部于五月十一日才北上。而在金军撤退之后不仅仅是岳飞想要攻取建康，许多宋军部也跃跃欲试，而在此前后，如邵青知道建康城中的金兵数量少，想要引兵进入建康，但是他自己被牛弄伤了（挺奇怪的），于是无法实行他的计划，又有一个都团陈德，想着纠集众人杀掉金人，乘机收复建康，结果因被告发而失败。就这样，收复建康的历史使命就落到了岳飞身上。在金人北撤之际，岳飞并非无所作为，在收复建康之前，他在静安截击北归的金军，取得胜利，但是很可能并未与金人大部队交手（王曾瑜认为岳飞这段时间就是与宗弼率领的大军交手，辩护甚力，笔者实在难以接受，不予采纳。献俘记载为：“统制官岳飞献静安金人之俘，上呼入译问，得女真八人磔之，余汉儿分隶诸军。”）而之后岳飞联合通直郎、权通判建康府钱需（此人纠集了一批乡兵，在截击北撤的金军）一起收复了建康。这场战役虽然在整个战局影响不是很大（因为如果岳飞不去收复，由于金军北撤，迟早也会有人去收复），但是对于岳飞本人来说意义重大，之后岳飞随张俊降服戚方后被提拔为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这也意味着其开始参与江北的作战。江北作战之前牵制住了完颜昌的大军，在金军北归后，江北的宋军奋战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宗弼过江南下之后，本来在徐州的守臣赵立认为徐州“城孤，且粮寡”，决定率领军队和民众三万人南归，到达临淮后接到尚未投敌的杜充命令，让其去楚州，而当时金军的左监军完颜昌正在围困楚州，赵立率军杀入重围，自己中箭且仅剩数千人进入楚州（时间应在十二月），但这极大地鼓舞了楚州的士气和增强了楚州的防御力量（本来楚州打算投降，因为赵立进入后得以终止），楚州仍被完颜昌的大军围困（之后五月份时曾短暂撤退）。完颜昌的大军本来是配合宗弼大军，其在楚州被牵制多少有所减缓宋军压力。宗弼的大军携带辎重，无论是想要从运河北归，还是完颜昌从运河南下，就要经过扬州——高邮——楚州一线，而扬州城在八月初被宗弼的大军攻陷，随后又攻破了承州（即高邮），将要继续北上只有楚州挡着了。因此完颜昌抓紧围困楚州，九月十六日，经过长期间围困的楚州城被完颜昌攻陷了。虽然楚州最终被攻陷，但这场战役极大地牵制了金人的兵力，同时张浚又在西线发起攻势从而使得金人无力从东线南下。当时在西线全权负责的是张浚，本来赵构让他经营川陕，积蓄力量，三年后再准备出兵，但是此时完颜昌和完颜宗弼都在淮东，很可能在秋天再度南下，出于一种战略的考虑他决定出兵“分挠其势”。九月二十四日，张浚和金军在富平作战，而为了应对这场宋军的大规模攻势，宗弼已经调到了西线作战，从而使得东南方面的压力减轻，虽然富平之战的宋军惨败，但在战略意义上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即使在完颜宗弼被调走的情况下，完颜昌仍有渡江之意，攻破楚州后接连继续南下击败张荣，又以优势兵力逼迫岳飞放弃泰州渡江而南（十一月七日），又在十一月二十日攻破了通州，可谓来势汹汹，但到底没有能够渡江，如果宗弼仍在淮南一带，其渡江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则张浚的攻势实与南宋在东线的作战息息相关。金人也在富平之战后将战略重心向陕西方面转移，金军之前曾关于进攻宋朝发生了冲突，所谓“河北诸将欲罢陕西兵，并力南伐。”但是河东诸将反对，权臣宗翰则主张“舍江淮而专事陕”，但是在宗弼渡江战役中，仍是“分西师合于东师”来作战。而完颜娄室经营陕西，“所下城邑，旋皆归于宋”，金朝方面已有不满，而宗翰提出可以让宗弼率领两万精锐部队前往陕西方向，但是最后并未施行，而是让完颜宗辅（金太祖子）前去以重臣身份帮助。而张浚的举动让金朝方面更加注重对陕西的攻略，自然减轻了江南的压力（关于富平之战是否有助于东南战局的改善存在争议，笔者认为确实改善了东南的处境）。江北的作战以及陕西的攻势极大地缓解了南宋政权的压力，所谓“是役也，敌锐意深入，会张浚出师关陕，完颜宗弼往援之，又（赵）立以其军蔽遮江淮，故敌师亦困毙而止，议者谓立之功，虽张巡、许远不能过云”，韩世忠截断宗弼的后路、赵立的奋战以及张浚的执意进攻，使得金兵再次南下的可能性减小，这极大地有利于南宋朝廷的恢复。当然，从金朝方面也有不能继续南下的原因。比如《金史》记载的这一段：“初，宗弼自江南北还，宗翰将入朝，再议以伐宋事。宗翰坚执以为可伐。宗弼曰：'江南卑湿，今士马困惫，粮储未丰足，恐无成功。’宗翰曰：'都监务偷安尔。’”宗弼在此没有涉及到其他问题，仅仅强调江南卑湿的环境，以及军队的疲惫和后勤保障的不足，可见其客观原因。此外，金人的战争是带有掠夺性质的，他们发源于东北的苦寒之地，“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给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金史》），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金人逐渐得不偿失，进攻意愿有所减弱，即“金人侵中原，有掳掠，无战斗，计其从军之费，及回日所获数倍。自立刘豫之后，南侵淮，西侵蜀，生还者少而得不偿费，人始患之”，可见南宋方面的作战虽然往往以失败告终，所胜多为小捷且未对金人主力造成大的伤害，但仍起到了有价值的影响。而金人同时扶持了刘豫当中原的傀儡皇帝，建立伪齐政权（七月二十三日），本身就有把伪齐作为缓冲带的理由。从实际对南宋的打击来看，宗弼的南下不仅是攻城略地，将赵构赶到海上，还让许多在北方的流寇、散兵南下以及江南的群盗兴起。当时“江北荆湖诸路盗益起，大者至数万人，据有州郡，朝廷力不能制。盗所不能至者，则以土豪、溃将或摄官守之，皆羁縻而已。”何谓羁糜的实力派呢？就是南宋政府所封的诸路“镇抚使”，南宋朝廷无力控制局面，范宗尹曾直言道：“今诸郡为盗据者以十数，则藩镇之势骎骎成矣，曷若朝廷为之，使恩有所归”（意思是这些地盘本来朝廷就控制不住，不如顺势分封给他们）所谓“诸路镇抚使桑仲、李成、孔彦舟、薛庆皆起于群盗，翟兴、刘位皆土豪，李彦先、郭仲威皆溃将，吴翊、赵霖、冯长宁皆摄官，朝廷及大臣出使所除惟赵立、陈规、解潜、岳飞、范之才而已”。南宋朝廷许诺各位镇抚使得以“专制于境内”，如果立功还可以“永传于后裔”，在楚州战死的赵立和在承州战死的薛庆，以及被迫向江南转进的岳飞都是镇抚使，可见南宋朝廷一方面是对无奈事实的追认，另一方面也确实希望利用他们来遮蔽南宋朝廷（虽然很多镇抚使并不忠于南宋朝廷，比如郭仲威后来就被处死，孔彦舟投降了刘豫等）。 后来吕颐浩指出：“先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侮，今李成摧破，李允文革面，张用招安，李敦仁巳败，江淮惟张琪、邵青两寇，非久必可荡平，惟闽中之寇不一，又孔彦舟据鄂，马友据潭，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间，而邓庆、龚富剽掠南雄、英、韶诸郡，贼兵多寡不等，然闽中之寇最急，广东之寇次之。”（绍兴元年即1131年九月二十三日，以上并非全部）可见当时反对南宋政府的人员之多。如果全部举例则篇幅不够，比如桑仲乘乱占据襄阳，比如李成，他本是宋朝体制内的官员，但是随后被道士陶子思认为是“有割据之相”，逐渐生气异心，率兵进攻宿州和泗州，结果占据了宿州，后来被江、淮制置使刘光世击败，于是转去山东，之后赵构渡江后又攻陷了淮南的滁州，乘着宗弼南下之际率众赶往淮西，攻占了淮南的几个州，拥兵五六万，所谓“时李成乘金人侵略之馀，据江、淮六七州，连兵数万，有席卷东南之意，使其徒多为文书，符谶，幻惑中外，朝廷患之。”他之后被南宋朝廷派出的张俊击败，1131年五月份投靠了伪齐政权。而李允文、张用（据说“有众五万”）都是在张俊（岳飞在张俊军麾下）兵威之下选择投降。如张琪“众号五万”，被吕颐浩击败，后来被南宋朝廷抓获处死。邵青和张用本来反复无常，南宋朝廷本来不准其投降，九月时仍接受邵青的投降（其拥舟数千艘）。此外如曹成、马友的军队数量更是不可胜数，岳飞后来讨伐曹成，击斩数万人，之后南宋朝廷又“招马友、曹成之众得八万人”，这些人对南宋朝廷造成了一定的威胁。而在金人掳掠之后起来反抗的底层民众也不少，在溃败的宋军和金人抢掠之下，“自江西到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如西路金军撤出潭州后，“群盗乃大起”，孔彦舟从淮西收集溃兵，侵据荆南、鼎、澧诸郡，鼎州土豪钟相之前“等贵贱，均贫富”吸引了许多民众，乘着孔彦舟占据地盘时，乘乱而起，“鼎、澧、荆南之民响应”，其自称楚王，割据了十九个县（二月末）。而信州一带有王念经聚众数万反抗南宋朝廷，在1130年六月份才平定。民兵统领范有为率军于1131年十月率军进入建州，他之前就据建安，拥众十余万，辛企宗连年讨伐不能攻下（后来被韩世忠平定）等到绍兴二年（1132年）十一月，南宋朝廷已经将内乱平定差不多（除了杨幺），所谓“且向者邵青扰通、泰，张琪劫徽、饶，李成破江、筠，范汝为据建、剑，孔彦舟、马友、曹成等为乱于江、湖，朝廷枝梧不暇，今悉已定。”又有编连成几支军队，如“今张浚兵三万，有全装甲万副，刀枪弓箭皆备；韩世忠军四万，岳飞军二万三千，王燮军一万三千，虽不如俊之军，亦皆精锐；刘光世军四万，老弱颇众，然选之亦可得其半。又，神武中军杨沂中，后军巨师古，皆不下万人，而御前忠锐如崔增、姚端、张守忠等军亦二万。”这些部队成为后来南宋朝廷的支柱。则在宗弼过江后，金廷没有能够继续对江南用兵，反而对西北一带用兵，又将河南陕西之地分封给了没有太大实力的刘豫，使得南宋政府得以有喘息之机，从而平定内乱，建立起稳定的政权，从南宋方面来说固然是好机遇，但对金确实错过了一次机会。宗弼再来一次渡江战役，南宋会不会被打垮呢？这是一个未知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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