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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元分治”到“合署办公” ——唐初西州三府关系考述 赵梦涵 贞观十四年（640），高昌国覆灭，唐随即将羁縻州“西昌州”改为正州“西州”。唐在西州设置了两套军政系统：一为安西都护府，治所在交河县；一为西州州府，治所在高昌县。二者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分治”关系，一管军事，一管民政。贞观十六年（642），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南下，入寇西州。安西都护府约在此时成为西州唯一的州府级军政机构，治所也移至高昌县。显庆三年（658），为更好地经略天山以南的羁縻府州，安西都护府再次移至龟兹，唐在西州设西州都督府。西州都督府虽只治西州一州，但为配合全国形势，仍与西州州府“合署办公”，西州州府有名无实。 贞观十四年（640），高昌国覆灭后，唐廷群臣主张让高昌“依旧为国”。[1]唐设立了具有羁縻州性质的西昌州，[2]但很快将“西昌州”更为“西州”，使其成为了唐的正州。唐将西州彻底“州县化”的决策显示了将西州置于西域战略前线的决心。“西昌州”相关记载较少，仅见于《唐会要》[3]《新唐书》[4]。两处记载又将“西昌州”“西州”“安西都护府”三者的设立时间一并交代。这里其实存在着“高昌”到“西昌州”、“西昌州”到“西州”及安西都护府的设立三个问题。首先是唐平高昌的时间。卢向前提出，虽然唐廷接到侯君集平高昌的消息为八月二十八日，[5]但长安至高昌有18~20日的驿程，故平高昌的实际时间应为八月八日左右。[6]其次是“西昌州”更为“西州”的时间。吐鲁番文书《唐贞观十四年（640）西州高昌县李石住等户手实》[7]的撰写时间为九月，刘子凡提出九月西州当地应已接到将高昌改为唐之州县并推行唐制的命令。[8]最后是安西都护府的设立时间。《唐会要》载：“贞观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侯君集平高昌国，于西州置安西都护府，治交河城。”[9]综上，唐应于八月八日左右平高昌，唐廷在八月二十八日左右接到此消息并在十天内作出了设立西昌州再将西昌州改为西州的决定。而安西都护府的设立时间为九月二十二日。上述史料已揭示，贞观十四年唐在西州已建立起两套军政基础，一是安西都护府，治所在交河县；一是西州州府，治所在高昌县。[10]本文即分析唐在西州先后设立的三个州府级军政机构——西州州府、安西都护府、西州都督府间的关系，并藉此窥见唐初治理边疆的种种尝试。 安西都护府最初设在西州交河县，贞观二十二年（648）十一月迁往龟兹。[11]史籍记载安西都护府在西州期间有四位都护：乔师望（贞观十五年至贞观十六年，641～642）、郭孝恪（贞观十六年至二十二年，642～648）、柴哲威（贞观二十三年至永徽二年，649～651）、麴智湛（永徽二年至显庆三年前后[12]）。[13]郭孝恪贞观十六年（642）“行安西都护、西州刺史”。[14]这常被学界视为西州州府、安西都护府之长“一身二任”的证据。此后的柴哲威、[15]麴智湛[16]亦同。但唐代刺史的主要职责是：“掌清肃邦畿，考核官吏，宣布德化，抚和齐人，劝课农桑，敦敷五教……务知百姓之疾苦。”[17]这与都护“掌抚慰诸蕃，辑宁外寇”的职责是有区别的。如何理解郭孝恪的这种“一身二任”，柳洪亮认为安西都护府与西州刺史各有一套自己的办事机构，一负责西域军事，一负责西州日常政务。二者的驻地相离约有五十公里，在交通尚不便利的唐初，让安西都护府躬亲西州州府的事务是不可能的。[18]亦有陈国灿提出不同看法，举出了六件安西都护府治所在西州时期的吐鲁番文书，认为安西都护府可以直接下发符文给西州下辖的交河县、高昌县，并不需要西州州府来处理中间环节。二者更像是“合署办公”，西州虽有其名,实无其制。此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安西都护府西迁为止。[19]据此，刘安志提出以贞观十六年为界，西州州府与安西都护府由简单的“二元分治”走向了“合二为一”。[20] 再看西州刺史的情况。《旧唐书》载谢叔方：“历迁西、伊二州刺史……贞观末，累加银青光禄大夫。”[21]由此，谢叔方任西州刺史的时间为贞观末前。而贞观十六年九月至二十二年西州刺史为郭孝恪，贞观二十三年为柴哲威，则谢叔方任职的时间为贞观十六年九月之前。[22]综观安西都护府在西州时期的四位西州刺史：谢叔方（未详）、郭孝恪（贞观十六年九月至贞观二十二年，642～648）、柴哲威（贞观二十三年至永徽二年，649～651）、麴智湛（永徽二年至显庆三年，651～658）。其中，郭孝恪、柴哲威、麴智湛均“一身二任”，唯一存疑之处即谢叔方。刘安志着重考察了《旧唐书》中“历迁西、伊二州刺史”中“迁”的意涵。唐代都护的品级为从二品至正三品，凉州为中都督府，都督为正三品，当时的安西都护的品级应与凉州都督相当，同为正三品。州刺史为从三品到正四品下。伊州为下州，初置时期的西州品级应与伊州相当，西州刺史同为正四品下。从“历迁西、伊二州刺史”来看，谢叔方不可能担任安西都护兼西州刺史，因为由安西都护正三品以上转为伊州刺史正四品下是降职，而非“迁”。从这一意义上讲，谢叔方为首任西州刺史，但不是驻于西州的首任安西都护，首任安西都护应为乔师望。[23] 在此亦需对乔师望加以关注。《贞观年中巡抚高昌诏一首》： 刘子凡提出唐选派安西都护乔师望安抚高昌旧望正说明乔师望应为此时西州的军政首脑。[25]综上，至少贞观十六年正月后，独立行使行政职权的西州州府便不存在了，安西都护已成为西州实际上的唯一的州府级军政机构。 现将安西都护府治所在西州时期的几位首脑的任职情况制成下表：
此外，另一件常被视为贞观十六年前西州存在能够独立行使行政职权的西州州府的证据为“西州之印”：
文书跨第4～5行间钤有方形朱泥印章“西州之印”一枚。[26]刘安志将此件文书系于贞观十四年末至贞观十六年九月，理由为现出土文献中“西州之印”仅此一见。“西州之印”说明西州州府作为一个独立的地方一级行政机构存在过，在当地行使过管理之责。它与安西都护府并存，分治交河与高昌。但存在时间较短，或仅限于初唐。贞观十七年起安西都护府已接管西州州府的事务，西州州府已废置。[27] 综上，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后，唐在西州草创了两套军政系统：一是安西都护府，治所在交河县；一是西州州府，治所在高昌县。乔师望与谢叔方记载的互异，出土文献中仅一例的“西州之印”都暗示唐在平高昌之初在西州短暂地施行过一种简单的“二元分治”的管理机制。但这种“二元分治”并不能很好地统合军、民事务，可能只是一种尚未成熟的带有过渡性质的政策，因而仅存在两年左右。贞观十六年安西都护府已成为西州唯一的州府级军政机构，安西都护不仅负责西州军、民各项事务，还负责西、伊、庭三州军政事务，已成为唐在西域设立的级别最高的军政机构负责人。这既是出于处理军政事务的需要，亦是此时西域局势所要求的。 一般认为安西都护府治所最初设在交河县，在贞观十六年前或稍早移至高昌县。这或为贞观十六年安西都护府与西州州府从“二元分治”到“合二为一”的旁证。《唐会要》载：“贞观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侯君集平高昌国，于西州置安西都护府，治交河城。”[28]据此，学界一般认为安西都护府最初设在交河城。交河曾是西汉至北魏的车师国都城及郡、县治所。高昌在其后逐渐成为西州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交河与高昌一西一东，成为西州辖境内的两个中心。然为何安西都护府的治所最初设在交河县而不是高昌县？刘安志首次利用《西州图经》来考察该问题。《西州图经》载： 由此可见，由交河经他地道和白水涧道可以到达天山以北地区。刘安志提出唐在扫灭高昌后于交河城设置安西都护府，而不选择高昌县，即是为了应对西突厥势力。[30]笔者认为唐此举除应对西突厥咄陆东渐外，还有经略天山以北的处月、处密部的意义。 西突厥自贞观元年（627）“歌逻禄种多叛之”[31]以来内乱不断，“内部贵族各派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始终与西域属国或属部反抗西突厥汗国统治的活动交织在一起”。[32]但唐多采取观望态度。吴玉贵提出贞观六年（632）是唐与西域关系发生转折的重要一年。这一年有三个事件值得注意：一是唐册封泥孰为可汗（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632～634年在位），这是唐册封的第一位西突厥可汗；二是唐将“西伊州”更名为“伊州”并正式纳入唐的州县序列的范畴内；三是唐开始与焉耆交好，这引起了此前在西域贸易中占据垄断地位的高昌的不满，与之连带的，唐与高昌开始交恶。以上三个看似孤立的事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唐对待西域从消极到积极的态度转变。[33]东突厥覆灭后，唐通过与焉耆及驻地为焉耆的西突厥泥孰（632～634年在位）一系交好来达到经略西域的目的。贞观十二年（638），西部弩失毕部拥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638～646？年在位，以下简称咄陆）。唐支持的泥孰系同俄——泥孰之弟沙钵罗咥利失（634～639年在位）被降为小可汗。该年咥利失与咄陆战于伊列河（即伊犁河）。伊列河之战后，双方以伊列河为界，咥利失掌控伊列河以东，咄陆掌控伊列河以西。此后泥孰系愈发式微，咥利失甚至在穷蹙中殒命于拔汗那（即费尔干纳盆地）。咄陆在伊列河之战后不断东进，不仅控制了天山以北地区的处月、处密部，还纠合高昌攻打焉耆，甚至进一步有攻打伊吾的计划。至贞观十三年（639），西域形成了咄陆—高昌与唐—焉耆—泥孰系两方势力。由此观之，无论是破灭高昌亦或驰援焉耆，均是唐在面临西突厥咄陆持续东进局面时采取的应对之策。因此，在高昌覆灭后，唐设置安西都护府治所的首选仍是交河县，此地交通便利，有向天山以北地区行进的他地道与白水涧道，利于应对咄陆的东渐。 唐此举的第二个目的可能是经略天山以北地区的处月、处密部。西域被横亘其中的天山山脉分割成南北两部分，这使得东疆、南疆的绿洲与北疆的草原间的交界地带在整个西域交通网络中占据着非同一般的战略地位。处月、处密部便驻地于这样的交界地带上，此地同时也是咄陆所控地带与唐支持的泥孰系所控地带之间的缓冲地带。[34]因此处月、处密部也常被裹挟于西突厥两派的内乱之中，是在唐与西突厥各派系中反复摇摆的一股重要势力。早在唐进据西域不久的贞观九年（635），处月、处密部便首次向唐遣使朝贡。[35]但在伊列河大战中，处月、处密部又不得不归附势大的咄陆，并在咄陆的发遣下与高昌纠合攻打焉耆。贞观十三年，阿史那弥射率处月、处密部降唐。贞观十四年，阿史那步真闻高昌覆灭亦降唐，唐在可汗浮图城设庭州。咄陆势大后任命阿史那贺鲁为泥伏沙钵罗叶护，“统处密、处月、姑苏、歌罗禄、弩失毕五姓之众”。[36]因唐已在可汗浮图城设庭州，贺鲁退至多逻斯川[37]一带。可见贞观十四年高昌覆灭后，处月、处密部实际处于“权力真空”的状态。处月、处密部早在贞观九年就向唐示好，此后双方一直有交往。唐此时在交河县设置安西都护府不免有试图经白水涧道前往天山以北地区经略处月、处密部的意图。处月、处密部一直是唐努力争取的一股地方势力，贞观十六年郭孝恪击败咄陆后还乘机前往天山以北地区招抚处月、处密部，足见唐对于处月、处密部的重视。 刘安志通过出土文献考察了贞观十六年安西都护府治所移至高昌县这一问题。《唐贞观廿二年（648）安西都护府承敕下交河县符为处分三卫犯私罪纳课违番事》[38]表明安西都护府在贞观二十二年六月收到尚书省兵部的符文，二十几日将符文下行予交河县。而交河县收符的日期是七月五日，已超五日。可见安西都护府的治所已不在交河县。[39]此外，《册府元龟》记载郭孝恪为安西都护时“其地高昌旧都”。[40]可见在郭孝恪上任或稍早，安西都护府治所已移至高昌县。安西都护府治所为何会徙至高昌县？在唐设立西州及安西都护府的稍后，贞观十五年，唐册封泥孰之侄薄布特勤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但此举并没有为泥孰系可汗在与咄陆的颉颃中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利好。咄陆也向唐廷“遣使诣阙”，可见咄陆亦希望得到唐廷册封，但唐廷的应对举措只是“谕以敦睦之道”[41]，未对乙毗咄陆可汗加以任何册封，可见唐的态度仍是希望扶持泥孰系的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但唐的态度并没有影响咄陆在西域势大，史称其时乙毗咄陆可汗“兵众渐强，西域诸国复来归附”[42]。贞观十五年九月，唐廷还认为“北虏久服，边鄙无虞”[43]，但在北方草原，十一月，薛延陀真珠可汗叛乱；在西域，咄陆亦在贞观十五年杀死了唐册立的泥孰系的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这都是唐始料未及的。咄陆杀死沙钵罗叶护后不断穷兵黩武，“自恃其强，专擅西域”[44]，连续进犯唐在西域所设的州县，并向唐在西域的最高级别驻地——西州进犯。咄陆的入寇分为两步：第一步是遣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率处月、处密部南下侵扰伊、西、庭州，[45]此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伊州；第二步是遣处月、处密部围攻西州天山县。[46]焉耆也在此时转而与咄陆结好。[47]可见此时西州的东面、西面均遭到了咄陆的严重威胁。咄陆大举入侵，面对骤变的西域局势，唐不得不旋即将安西都护府的治所移至西州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高昌县，将西州的军务、民务“合二为一”便不难理解了。 综上，唐在西州的治理经过了从简单的“二元分治”走向“合二为一”的过程。唐起初只是设想通过扶持西突厥泥孰一系来经略西域。因此从贞观六年册封泥孰可汗到贞观十七年册封乙毗射匮可汗，唐连续册封了四任西突厥泥孰系可汗。虽然与泥孰系对立的乙毗咄陆可汗势大，但唐并未对咄陆加以任何册封，表明了此时经略西域的策略。基于唐这样的策略选择，笔者推测唐可能最初在安西都护府与西州州府的建制上选择了简单的“二元分治”。贞观十六年，乙毗咄陆可汗此后一路东进，并进一步向唐在西域的最高级别驻地——西州进犯。这使得唐不得不在西州施行将军务、民务合一的新的军政体制。 永徽元年末（650）或永徽二年初，阿史那贺鲁叛唐。唐先后进行了弓月道行军（永徽二年（651）七月至永徽四年（653）三月，击败处月、处密等部）；葱山道行军（永徽六年（655）至显庆二年（657）正月，击败鼠尼施、处月、咄陆、葛逻禄、突骑施等部）；曳咥河大战（显庆二年至三年（657～658），阿史那贺鲁覆灭）。唐在三次行军中广设羁縻府州。为更好地管控西域的广大地区，唐再次将安西都护府治所移至塔里木盆地更西一侧的龟兹，并在西州设置了西州都督府。 显庆三年后西州州府是否依然存在？安西都护府、西州州府、西州都督府三者关系又是如何的？孟彦弘提出西州都督府一府统一州，都督府统州即是统州的镇戍。[48]西州都督府统西州的军事，这一点应无疑问。文书《唐五谷时估申送尚书省案卷》[49]（总章三年，670）表明西州都督府可以直接承接尚书省下发的符文与敕书，而无需经过安西都护府。[50]《唐垂拱元年（685）西州都督府法曹下高昌县符为掩劫贼张爽等事》[51]等文书表明西州都督府可以独立处理下辖县的军事、法律等事务，无需经手安西都护府。此外，史料和出土文献中亦不见西州可以处理伊州、庭州军事的记载。可见此时西州已不再复此前安西都护府中统领伊、西、庭三州的核心地位。 史籍中几乎难以见得关于显庆三年后西州州府的记载。究竟是否存在西州州府？唐的都督府治所的设置方式同州治所的设置方式相同，州的治所一般在某个县，而都督府的治所则在某个州，这个州便被称为某都督府的治州。治所州是都督府官府的所在地，是领导属州的事务、行使各项权力的核心所在。[52]上文已述显庆三年前西州州府的治所在高昌县，而西州都督府的治所亦在高昌县。[53]这为进一步厘清西州州府在显庆三年后是否还存在的问题带来了困难。学界多通过西州官吏的官职来考察这一问题。讨论较多的是正史中多次出现的麴智湛。两《唐书》仅记麴智湛任西州刺史，未言西州都督；《唐会要》仅载西州都督，未言刺史。唯《册府元龟》：“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丁丑，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护府，以尚舍奉御天山县公麴智湛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府州刺史，往镇抚焉。”[54]除麴智湛外，李方还考察了西州的其他长官与上佐。长官中，第一类，都督兼刺史者：邓温（使持节都督西州诸军事兼西州刺史，神龙元年，705）；高广济（西州刺史、都督，开元十二至十三年，724～725）；张待宾（西州都督、天山军使西州刺史，开元二十二至二十三年，734～735）。第二类，记载互异但仍为都督兼刺史者：麴智湛，唐休璟（西州都督、西州刺史，永昌元年，689）。第三类，只称刺史或太守者：药太守（天宝十二至十三载，753～754），元载（至德年间，756～758）、李秀璋（上元元年至大历七年间，760～772）。西州的上佐方面：刘玄意（西州长史、西州都督府司马，长寿三年（693）前）、裴行俭（西州长史兼西州都督府长史，显庆二年或三年五月前，657/658）。此外出土文献中还有三处“西州长史”的记载。李方认为西州此时存在长官和上佐，可知西州州府亦是存在的。但传世史籍中难以觅得相关记载，这是因为西州州府与安西都护府是合署办公的关系。唐前期有的都督府甚至下辖数十个州。西州受全国形势所限，虽然都督府已全面取代了西州州府的工作，但在行政建制上仍不得不保留西州的建制。[55] 贞观十四年八月八日，唐收到高昌覆灭的消息，在十余天内作出了设羁縻州“西昌州”及将“西昌州”改为正州“西州”的决定。唐在西州辖境内设置了两套系统，一是安西都护府，治所在交河县；一是西州州府，治所在高昌县。二者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分治”关系，一管军事，一管民政。但在十六年正月后，西州州府便不存在了，安西都护府成为了西州唯一的州府级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不仅主管西州诸事，其长官安西都护兼西州刺史还统领伊、西、庭三州诸军事，已成为唐在西域名义上最高级别的军政首领。此外，安西都护府的治所也在贞观十六年或稍早前移至高昌县。安西都护府的治所早先设在交河县，这可能是出于应对西突厥咄陆东渐，招抚天山以北地区的处月、处密部的需要。而贞观十六年，唐一直坚持的扶持西突厥泥孰系为羁縻可汗的政策宣告失败。泥孰系可汗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被咄陆杀死。咄陆还纠合处月、处密等部从天山北部南下，入寇伊州，围攻西州天山县。在此情况下，唐命凉州都督郭孝恪为安西都护兼西州刺史，统领伊、西、庭三州诸军事。安西都护府的治所也移至西州的中心——高昌县。显庆三年，为更好地管理天山以南的羁縻府州，唐再次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安西都护府西迁后，唐在西州设立了西州都督府。为配合全国一个都督府统领多个州的总体局势，西州都督府虽只管辖西州一个州，但仍与西州州府“合署办公”。西州州府实际上有名无实，西州都督府已独立处理西州军、民各项事务。 无论是贞观十六年前尚未成型的“二元分治”，还是显庆三年后的“合署办公”，都体现了唐初在治理边疆问题上的探索。西州并非孤立存在，西州问题常与唐的整体局势、唐与西突厥各系关系等种种问题联系在一起。只有将西州问题放在西域甚至整个中亚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才能更好地探索唐在西州施行政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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